□朱学东

我们为什么输不起？

这实在是一个奇怪而又现实的问题。

竞争比赛有赢就有输，实在正常不过。不过，看看我们四周，看看我们的舆论，便可知晓，现实生活并非如此。一旦竞争中落败，输掉的不仅是比赛，还可能有尊严和人生，从此直不起腰，挺不起胸，抬不起头来。一辈子生活在失败的阴影下，在我们看到的几乎大多数行业，输不起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现实和公众的共识。

这才是问题的吊诡之处。

中国人曾经是输得起放得下的人。

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上达高贤，下至黎民，莫不以为然。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了后世文人的一种可以效仿追随的生活样式。于是，李白不愿意走时人通行的应试之路，欲以才华文名入仕，终不见容于权贵，遂自我放逐于山水江湖，留下诸多不羁名篇，为世代传诵。

无论是陶渊明还是李白一辈，不容于庙堂，还有海阔天空可去。那种雍容倜傥的生活和气度，在紧张窄逼的社会里是养不成的。养育它们，除了文脉的传承滋养，更需要有退让腾挪转身的空间。

晚清以降，中国一直处在内忧外患中，封建大国已临末路。当时的有识之士，从各个层面展开了救亡图存之路。严复译介《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此深入人心。后来这句文气的表述，又被更容易为大众接受的表达“落后就要挨打”取代。从此，“落后就要挨打”所蕴含的价值判断，一直成为这个国家几乎人人认同的主流价值，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奉此为圭臬。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穷怕了的国人，对于物质财富的积聚充满了渴求。功利主义价值观像秋风般扫过大地，把残存的理想主义一扫而走，传统的义利观彻底边缘化。

在我们周围，许多成功人士，无论其是如何成功的，但一旦成功，其掌握的物质财富、政商力量以及话语权，却是实实在在的。这种成功，经由大众媒介包装传播，灌输给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

功利主义并非罪过，但当丛林法则弥漫，人人都相信，方法并不重要，只有成功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时候，功利主义可怕的一面才显现出来。

这些年中国社会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但发展过程中资源要素配置的不均衡性也是有目共睹的。在现有传统的经济结构里，存量资源固定且有限，争逐必然是一场“零和游戏”，社会资源和机会越来越向强者成功者和大都市积聚，其他地方和企业以及个体成长的空间越来越窄逼，有人撑死，有人饿死，马太效应被制度和人为强化。

这种状况下，自然谁都输不起。

伴随资源和机会越来越向大都市强者成功者积聚，开放性和流动性萎缩了，传导到社会领域，我们看到社会原有的流动性日趋减弱，社会结构越来越固化，不同阶层之间的围墙日益增高。个体改变现状越来越艰难。

结果是，仿佛背后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流动只能在既有的固定轨道中实现，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一旦被挤落下桥，再无翻身机会。因此一次失败，常常意味着失去的不只是一次机会，更可能是失去未来的机会和空间。所以，在这一过程，竞争之惨烈，世所罕见，因为谁也经不起失败。

无路可退，于是，人们只能一辈子小心翼翼地呵护打赢的战果，一场场艰苦地打下去，彻底被输不起所奴役，再也找不到生活的乐趣。

个人如此选择，也是他的自由，倘若公众普遍如此选择，虽然能造就社会一时之繁荣，却也因个体活力的丧失，而必将失去社会的未来。这是社会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