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义

常言说，水火无情，所以古往今来，我国对水患相当重视，防汛治水，成了我国历朝历代每到汛期必做的工作。

夏朝以前，我国对治水就非常重视了，大禹就是因为治理黄河水患有功，舜才在自己在位33年后，把天子之位禅让给他。《禹贡》一书，详细地记录了大禹治水的整个过程，“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周朝，我国设置了司空一职，专门防治水灾水患；秦汉魏晋时期，也相继设置了都水使者、都水台和都水监等水官；隋唐明清之际，由都水尚书、总督河道和河道侍郎专司水政；民国初期，水政不振，二十三年（1934年），才开始设水利委员长和水利部长等职。

这些水官上任后，大都能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为治水事业做出了贡献。《国语·鲁语》记载说，冥某为夏朝水官，忠于职守，为防汛而殉身水府。西汉时期的召信臣，曾任南阳水官，成绩显著，被人称为“召父”。宋人沈立，尝为京西北转运使，都水方兴六塔河，立请止修五股河及漳河，分杀水势后采摭黄河事迹及古今利病而纂成《河防通议》一书，此书为后世多次刊印，以资借鉴。明代的海瑞，防汛中“布袍绶带，冒雨冲风，往来于荒村野水之间”，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颂。清乾隆时期的郭大昌，受到水官们重用，“每事取决，依为左右手”，郭大昌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黄河溃口抢险中，一次节约白银三十万两，既拯国家于水火，又解民众于倒悬，可喜可贺。

水官的称职与否，关系到防汛的成败，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在水官的任命上，历朝历代的政府都是慎之又慎的。《管子·度地篇》中说，“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令习水者为吏”。管子主张要选拔通晓水性的人担任水官。有勇于献身的好官，也有碌碌无为、不负责任的庸官，明代的潘季驯虽曾四度总督河道，但也曾两次被罢免；民国时期的汉口市长何葆华因1931年发大水时误工渎职被记大过，但当时的湖北省水利局长陈克明，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因“防水不力”被治罪，后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