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新华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在20世纪西方文学世界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在20世纪上半叶以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为标志的文学凝聚于语言的表达、寻求创作与批评的自治的实验热潮中，奥威尔以他独特书写方式显现着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另一面。与那种汲汲于文本自身的价值探求不同，奥威尔以其致力于“介入”的政治性写作的文学价值选择、反乌托邦文学图景的描绘和对极权主义的深刻揭示与批判，构建了一个独属奥威尔、却为人类社会的健全发展带来深刻启示的思想与文学世界。

一

奥威尔的政治性写作及其文学观，源自他对于时代、社会、政治的独特理解与思考，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奥威尔曾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洗过盘子，当过家庭教师，在私立学校教过书，做过书店店员，同时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这种底层生活体验使得奥威尔形成了他以后创作时那种简单而明确的价值判断方式的基础。在奥威尔看来，“当你口袋里没有一文钱时，你不得不从最不利的角度去看任何一个城市或国家，而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所有的人，在你看来似乎不是一起受苦的，就是与你为敌的。”［1］265深切的底层生活经验，培养了奥威尔敏锐的洞察力和关注普通人生存状况的写作指向。

1936年，奥威尔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曾在战役中身负重伤。正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所见所闻，促成了奥威尔摆脱政党政治立场、独立从事文学创作的基本文学观念。奥威尔曾回忆说：“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情况和我从此以后看到的左翼政党内部运行情况，使我对政治产生了厌恶。我有一阵子是独立工党党员，但是在目前这场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者注）开始时就脱离了他们，因为我认为他们是在胡说八道，他们提出的政策方针只会使希特勒做起事来更加容易一些。从感情上说，我肯定是‘左派’，但是我相信，作家只有摆脱政治标签才能保持正直。”［1］560实际上，奥维尔创作《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8）的灵感，正是来自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接触其他变种的社会主义者却遭到猜疑和排斥、想就自己所见所闻讲一些真话却遭到封杀的亲身经历。这些经验使得奥威尔逐渐对已有的社会信仰和文学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不再坚持那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最害怕的事情从来不会发生”的信念，更不愿再接受那些“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多行不义必自毙”之类的文学幻象。丰富而复杂的生活经历使得他对那些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更使他最终形成了对于极权主义政治的独特认识和深刻理解。在《文学与极权主义》（Literatureand Tota litarianism）中，奥威尔宣称：

现在是极权主义时代，它不允许，大概也不能允许个人有任何自由。提到极权主义，你就立刻会想到德国、俄国、意大利，但是我认为你必须正视这个现象将成为世界性现象的危险。显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就要告一段落……个人的经济自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个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的自由，选择工作的自由，在地球表面上来来往往的自由，也因之告终。直到最近，这种状况的含义尚没人预见到。［1］295

虽然极权主义的含义“尚没人预见到”，但是奥威尔自信自己清晰地把握到了极权主义的核心与本质。在奥威尔看来，当一个社会的结构高度人为化的时候，也就是说，当社会的统治阶级已经失去其功能、纯粹靠着武力或者欺骗固守其权力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极权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集团为了保有自己的地位，必须装扮成是一贯正确的。为此，极权国家不得不实行有组织的撒谎和欺骗，并由此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但“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有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它宣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同时它又攻击客观真理这一概念［1］296。”通过这样的手段，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它不仅不许你表达——甚至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它规定你应该怎么思想，它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它除了为你规定行为准则以外，还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1］295。”可以说，奥威尔的这种对极权主义的理解对于他的政治性写作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也为他以反极权主义和反科技僭越为主题的反乌托邦小说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正是基于自己通过实际生活中的体验和感悟而生成的政治观念，奥威尔形成了自己特色鲜明的“介入”式的文学观。他强调文学应该以积极介入的姿态去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发挥文学在人类历史与社会生活中的“中心作用”。1946年，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WhyIWrite）中曾写道：“在过去的十年里，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使政治性写作也成为一门艺术。”［2］416“使政治性写作成为一门艺术”既是奥维尔文学观的核心理念，也是他在创作实际中所追求的明确目标。

在奥威尔看来，文学写作有四个动机：纯粹的利己主义、审美的热情、历史感、政治目的。关于“政治目的”，奥威尔所阐释的是它“最广泛的含义”，也就是“想让世界朝着某个方向发展，想要改变其他人对自己正为之奋斗的那个社会的看法”［2］412－413。在《作家与利维坦》（Writers andthe Leviathan）中，奥威尔提出，政治侵入文学领域，是总归要发生的事。这是因为，当我们面对世界上大量的不公和苦难而产生一种内疚感和负罪感时，我们不再可能对生活持有纯审美的态度。因此，奥维尔绝不因审美与艺术的缘由而回避自己的政治倾向，并且认为在一个政治风云变换的时代，没有哪一个作家可以在自己的创作中保持超然独立而远离政治，没有哪一本书可以摆脱“政治偏见”。即使有人说艺术跟政治无关，这种看法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态度［2］412－413。所以，奥威尔明确表示，身处“我们这样的时代”，如果还以为自己能避开政治方面的话题，纯属无稽之谈。在《艺术和宣传的界限》（The Frontiers of Artand Propaganda）中，奥威尔写道：

在一个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打得死去活来的世界里，任何有思想的人都要选择站在哪一边，而且他的感情不仅必然会表现在他的写作中，而且表现在他对文学的判断上。文学必然有了政治性，因为任何别的东西都会造成思想上的不诚实。［1］292

为此，奥威尔在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的基本指向和定位，体现了作为作家的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在奥威尔看来，作家对于自己所面对的社会与时代问题不回避、不放弃，直面现实，直陈其事，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的神圣职责。如果一个作家只能以华丽的形式技巧去掩饰自己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躲避与恐惧，那么他的创作必然会成为速朽的东西。奥维尔对此始终怀有警惕之心，他曾这样反思自己的创作：“回头去看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所写的东西，无一例外地都毫无生气，都成了华而不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矫揉造作的形容词，总之，都是废话。”［2］417

不过，尽管奥威尔强调文学创作无可回避的政治倾向性，他也并未全然放弃对于审美与艺术的坚守，而是积极寻求政治与审美和艺术的完美结合。奥维尔明确强调：“假如在写一本书的时候，或者为杂志写一篇长文章的时候，我不能同时得到一种审美的体验，那我就不会去写它。”［2］416这样一种创作追求，使得奥威尔在创作中不断寻求形式上的实验与创新，而《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则是这种实验与创新的优秀成果。文学创作上的成功，使得奥威尔更为自信地认识到：“你越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你就越能够一方面积极地参加政治斗争，一方面保持自己审美和思想方面的独立性不受损害。”［2］415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虽然奥威尔一直在强调文学的政治倾向性和文学对社会与时代的积极介入，但他认为“信奉任何政治教条，都跟诚实的文学不相容”［2］443，明确反对作家对于政党政治不加分辨的简单依附，强调作家的自主定位、自我选择和自由、诚实的写作，强调作为公民的写作者应当是政治上的一个独立者，他最高的品质就是“真诚”，特别是政治观念上的真诚。透过奥威尔的文字，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真诚”这个词在奥威尔思想与创作中的分量，可以看到他对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真实描绘和他对于这种生活的真诚思考。在他的思想空间中所包含的每一个重大问题——社会正义、自由理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极权主义的危害、知识分子的堕落和自我欺骗——都仍然与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息息相关。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文学创作界和评论界长期争论并为之纠结的问题。高明的理论家们总是强调文学与政治无关，其实当他们这样表达时，所寻求的却是一种独立写作、独立表达、自由书写自己的政治观念、自由选择自己的书写方式的政治权利。因此，所谓文学独立于政治，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无涉，而是在表达一种政治理想：那就是摆脱各种外来的与内在的控制与压迫，进行文学写作上自由的自我选择。可以说，奥威尔的文学观是这种基本理念的最好诠释。

三

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奥威尔的创作具有超乎寻常的现实感和问题意识。对社会、时代、政治，特别是对极权主义的深刻理解与把握，“介入式”的文学观和对政治性写作的艺术追求，使得奥威尔的小说创作表现出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并内在地包含着对于启蒙现代性的批判性思考。

这种以个体感受、体验和思考为前提的政治性文学写作的第一个代表作，是发表于1939年的《上来喘口气》（Coming up for Air）。尽管奥维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缅甸岁月》（Burmese Days，1934）、《去维冈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都已表露出奥威尔政治性文学写作的卓越才能，但《上来喘口气》则标志着奥威尔社会政治小说创作的成熟。在这部带有突出个人色彩的作品中所表达政治与社会批判是普遍意义上的，奥威尔敏锐地看到了在启蒙现代性的高歌猛进中垄断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病：商业化泛滥、拜金主义横行、社会价值准则沦陷、人的信仰体系崩溃，从而凸显了现代性乌托邦所面临的危机，形成了《上来喘口气》鲜明的现代性反思色彩。

相对于《上来喘口气》《动物农场》有着更为明确的现实政治指向。这部作品是在“比以前更加清楚地了解苏联神话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消极影响”后创作的，虽然它源自对于前苏联转变成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不满，其现实批判的锋芒直指前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但奥威尔的用意显然不限于此，因为他提醒读者注意“必须记住，英国并不是完全民主的。它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极大的阶级特权和极大的贫富悬殊”。更为重要的是，奥威尔认为前苏联变异的社会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振兴社会主义，打破苏联神话是必要的”［3］6。很显然，正如《动物农场》的中译者傅惟慈所言，“《动物农场》讲的正是一个概括化的革命异化历程，目的是叫人民提高警惕，防止在革命的名义下出现的极权主义”［3］4。从现在的评论视野来看，这部以动物寓言的方式创作的小说已经具有了初步的反乌托邦小说色彩，是奥威尔反乌托邦小说代表作《一九八四》的创作前奏。

创作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时的奥威尔已经由对于前苏联的政治变局损害社会主义发展的担忧进一步延伸开来，开始对人类社会的现实状况与未来发展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思考，其中隐含着对于自由、民主、解放、科学技术等启蒙现代性价值指标的更为深刻的反思。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以卓越的想象力为我们描绘了极权社会的恐怖图景，为我们呈现了达到权力政治巅峰状态的极权主义的政治统治术。对于可能出现的未来极权社会的精当描述，表达了奥威尔对于当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根本问题的深入思考。在他看来，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时，政治上的极权主义思潮已经发生并逐渐变成了一种普遍性的存在，高度集中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加剧了极权政治产生的可能性，不断被各种政治权力加以利用的现代科学技术则强化了对人的思想与行动的控制和对人的自由的剥夺。在日益强大的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各种严密的政治监控已经侵入人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思想和情感失去了应有的自由，人在自己的现实存在中感到危机四伏，由启蒙理性所许诺的人幸福与解放已日渐变得遥不可及——这一切，都在《一九八四》中获得了形象化的书写与表达。

综上所述，奥威尔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他对极权主义的独特体认、他致力于政治性写作的文学观念、他构建的具有鲜明政治批判特性的文学图景，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奥威尔的思想与文学世界。奥威尔在其创作中表达了对于现代人类社会政治演进前景的一种忧虑和反思，其中折射着深刻的现代性反思精神。可以说，奥威尔书写着政治的文学，表达着文学的政治。在这文学与政治的变奏中，彰显的正是富于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建构自身危机的忧虑与对于救赎之路的探求。

［1］乔治·奥威尔．奥威尔文集［M］．董乐山，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2］乔治·奥威尔．文学与政治［M］．李存捧，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M］．傅惟慈，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