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健／文

2013年11月13日晚，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宣誓就任澳新一届联邦众议员的第二天，向议会发表动情的告别演说，以“是时候回报家人”为由，宣布辞去众议员席位，退出澳政坛。陆克文在演说中回顾了其从政经历，表示将花更多时间陪家人，日后可能从事慈善、国际组织、促进中国与西方沟通等工作。他预祝阿博特总理领导的联盟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新政府执政顺利，表示坚信工党新领袖肖顿将带领该党推进改革、重掌政权。

阿博特肯定陆克文2008年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就“被偷走的一代”公开向土著人道歉、营造族群和谐的历史功绩。但作为长期以来的政坛对手，阿博特再次抨击陆克文任总理期间的其他内外政策，表示联盟党政府不会为陆克文安排工作。肖顿赞许并感谢陆克文为工党所做的贡献，认为陆克文不会有兴趣重返政坛。与陆克文在党内纷争多年的前总理吉拉德则通过其个人微博（推特）向陆克文及其家人表达“最良好的祝愿”。陆克文为何选择此时隐退，陆隐退后的澳大利亚工党走向如何，引起各方关注。

陆克文为何隐退？

第一，形势所迫，知所进退。从2013年6月26日在工党领袖选举中获胜、重任总理到9月7日大选失利，陆克文的第二任总理生涯只有两个多月。工党请他出山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挽救工党岌岌可危的选情，尽可能多地保住议席，避免在大选中一败涂地。工党虽在大选中败北，但获得众议院55个议席，比2010年大选减少17个议席，低于选前外界预测的20多席，这一结果证明了陆克文的人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工党“保存了战斗力”。败选当晚陆克文就表示不会参加工党新领袖的选举。

随着10月中旬工党选举原教育部长兼劳资关系部长肖顿为新领袖并组建新的影子内阁团队（陆克文不在其中），工党开始进入大选后恢复调整，由执政党向反对党转变的新阶段。此外，陆克文在第二度任总理期间制定的新的工党领袖选举规则使得在下次大选前，工党临阵换帅的可能性大为降低，2013年6月陆克文选前重新出山的一幕将很难重演。陆克文继续以后排议员身份留在议会，形同坐三年“冷板凳”，在下届大选前将很难有所作为。即使陆克文发挥作用的空间已很有限，工党内仍有一部分议员把陆克文视为不稳定因素。此前，反对党参议院领袖兼影阁国防部长康罗伊等人就公开要求陆克文辞去议员，彻底退出政坛。从这个意义上讲，陆克文的隐退既是主动选择，也是形势所迫、无奈之举，侧面反映了澳大利亚政坛和工党政治生态的波诡云谲。

第二，起落浮沉，并非偶然。从2010年6月遭到时任工党副领袖、政府副总理吉拉德“逼宫”下台，到2012年2月宣布辞去外长职务、挑战吉拉德总理地位失败；从2013年6月重新出任总理，到11月先就任议员再宣布退出政坛，陆克文在澳大利亚政坛屡次掀起戏剧性风波。是什么原因造成陆克文的政治生涯短短几年间数度大起大落？这恐怕要从澳大利亚政体与工党政治生态上寻求解释。

2013年11月13日晚，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宣布辞去众议员席位，退出澳政坛。图为2010年5月11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左）与时任澳副总理吉拉德在堪培拉出席议会会议的资料照片。

澳大利亚实行典型的英联邦议会制政体，政府由众议院多数党或政党联盟组成，总理由众议院多数党或政党联盟领袖出任。党领袖由议会党团单独或议会党团与普通党员共同选出，并非由选民直选。这一制度设计决定了党领袖/总理人选受民意影响，但主要由“党意”决定。澳大利亚内阁依赖集体决策，内阁成员更多是总理的“同僚”而不是下属，因此在党内游刃有余、受到拥戴是坐稳党领袖乃至总理交椅的重要前提。

澳大利亚工党是个百年老党，早在建党初期，工党内部就存在左中右三派，工党与工会始终紧密联系。时至今日，党内各派、党与各工会的关系错综复杂。陆克文走的是“非典型”工党领袖成长之路，他出身外交官，没有工会背景，虽然形象清新，对民众富有亲和力，擅长运用媒体，但作为工党领袖和政府总理，陆克文面临“人气旺、人脉弱”的困境，较难适应澳大利亚政党政治生态，相反，一定程度上更适合以个人魅力制胜、借助大众传媒开展政治营销的美式总统竞选。因此，工党在对待陆克文的态度上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既十分倚重陆克文的民意支持率以提振工党选情，又极力规避陆克文的政策失误带来的风险，同时对陆克文的工作作风难以容忍。

陆克文给工党留下何遗产？

澳大利亚工党成就了陆克文。15年间，陆克文六度当选议员，历任影阁外交部长、反对党领袖，两度出任总理，其间当过外长。陆克文不算长的政治生涯虽历经“坎坷”，但总体“辉煌”，足以令澳大利亚多数政治家羡慕。陆克文也成就了澳大利亚工党。他固然因与吉拉德的“领袖之争”为党内团结埋下隐患，提出的碳税、矿产资源租赁税等政策受到争议，但作为澳大利亚工党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主要代表性人物，陆克文毫无疑问在该党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是与吉拉德共同带领工党获得宝贵的六年执政权。工党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成立最早、人数最多、有丰富执政经验的政党，但在霍克—基廷时期（1983—1996）连续13年执政之后，工党从1996年起连续11年在野，人才青黄不接，缺乏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领袖人物。陆克文2006年8月与工会出身的吉拉德联袂出任工党正、副领袖。由于领袖组合广受欢迎，竞选策略得当，工党一举赢得2007年11月大选，成功逆转长期在野颓势，获得宝贵的执政权。2010年大选中，时任总理吉拉德争取到绿党和独立议员的支持，在议席未过半情况下保住了工党执政权。六年的联邦执政，工党面临颇多争议，但在激烈竞争中实现了核心领导层更替，一大批议员经历了部长职务的锻炼，积累了执政经验，为工党未来东山再起做了重要的经验和人才准备。

二是总体上确立了工党内外政策框架，在促进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国际地位方面作出贡献。陆克文首任总理后推行一系列“新政”，其经济、社会、外交政策总体框架基本为吉拉德政府沿袭，其主要特点是：经济政策上，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扩大财政开支，确保澳大利亚经济成功避免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出现衰退和大规模失业，推进澳大利亚产业多元化，维护经济稳定增长势头，加强国家宽带网络等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澳大利亚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社会政策上，围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目标，公开就“被偷走的一代”向土著人道歉，营造族群和谐，改革教育制度和全国医保体系，增加对教育、医疗的投入。环境政策上，将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作为执政重点，签署《京都议定书》，履行节能减排国际义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领域的国际合作。外交政策上，坚持以“澳美同盟关系、融入亚洲和多边合作”为三大支柱，主张开展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外交，推动二十国集团（G20）成为国际经济治理主要机制，成功当选2013年至2014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提升澳大利亚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话语权。

三是推动工党改革取得一定进展。澳大利亚工党一直存在党领袖选举频繁、不民主的问题，议会党团成员垄断党领袖选举权、普通党员在党领袖人选上缺乏话语权、工党能够在执政期间以党内程序更换“民选”总理等问题饱受诟病。陆克文本人也因这一选举制度栽过跟头。2013年7月，重新出任总理不久的陆克文推动议会党团通过了他提出的工党领袖选举规则“民主化”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工党领袖改由工党党员和议会党团共同选出，双方各有50%的投票权。如党领袖带领工党赢得大选，组建政府后将一直担任党领袖，直至完成任期。如大选失败，工党将自动进入更换领袖的投票阶段。如果领袖辞职或应其要求，或75%以上议员联名上书，也马上进入党内投票阶段。领袖候选人必须得到至少20%的议员提名。这一改革基本上大大降低了工党领袖“意外”更替的可能性，对工党产生深远影响。陆克文表示，这是工党新一轮改革的第一步，将赋予工党普通党员更多权力，使得工党更具活力，以适应现代、多元的澳大利亚社会。

工党开启“后陆克文时代”？

针对陆克文的隐退，有媒体评论，工党议员再也不必每天猜测谁挺陆、谁挺吉了。陆克文的隐退，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从实质意义上看，陆克文离开议会和退居后排议员对工党政治生态和政策的影响并没有太大差别。但就象征意义而论，陆克文的隐退意味着澳大利亚工党正式向“陆克文—吉拉德时代”告别（吉拉德已经随着卸任总理和不参加众议员竞选退出政坛），在心理上给工党打开了愈合伤痕、重新出发的机会之门。

这个机会之门的钥匙掌握在新领袖肖顿手中，澳大利亚工党能否开启一个真正的“后陆克文时代”，取决于以肖顿为首的新影阁团队能否放开手脚，重塑团结、规划发展战略、扭转形象，从而带领工党走出本届大选失败的低谷，当好反对党，并再次问鼎执政权。摆在肖顿和工党新领导层面前的挑战并不轻松。

一是能否重塑党内团结。工党执政六年来，内斗不止，两次更换领袖，导致失误连连，工党遍体鳞伤，最终遭到选民“惩罚”。党内不团结是导致工党丢掉政权，“自己打败自己”的最主要原因。肖顿本人也在领袖更迭过程中扮演了幕后操盘手角色。无论是为弥补“过失”，还是作为领袖的责任，重塑工党团结都是肖顿面临的第一要务。

二是能否完善政策纲领，对阿博特政府形成有效制衡，扩大工党影响。联盟党在2013年的大选中一举拿下众议院150个议席中的90席，成为强势政府，并宣称将不惜重新大选以废除碳税、矿产资源租赁税等工党政府“政治遗产”，总理阿博特提出的废除碳税法案已经获得众议院通过。根据陆克文为工党做出的改革，肖顿有望完成三年任期，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没有后顾之忧。肖顿有必要带领工党调整心态，尽快完成从执政党到反对党的转变，一方面认真梳理过去六年执政得失和经验教训，联合绿党等力阻联盟党有关法案在参议院过关，捍卫前工党政府政绩；另一方面处理好政策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重新规划工党未来发展方向，提出有竞争力的政策主张，积极争取中间选民支持，为三年后大选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能否树立工党及其领袖的新形象。形象不佳是工党最大的负资产。澳大利亚选民普遍对工党抱有内斗不休、政策摇摆不定甚至个别人腐败的负面印象，这在2013年的大选中得到充分印证。在10月的工党新领袖选举中，有近六成的基层党员不支持肖顿，反映了肖顿在普通党员乃至公众中形象有待提升。在带领工党重塑团结、规划方向的基础上，能否在避免“为反对而反对”，在澳大利亚选民心中树立一个团结、进步、建设性的工党形象，一个务实、亲民、有朝气的工党领袖形象，将是工党未来重整旗鼓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