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安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科系，湖北十堰 442002)

一、郧阳抚治暂设阶段与“第一次治乱时期”(天顺八年底至成化十五年)

明廷于“天顺八年十一月癸丑(1464年12月3日)，升工部员外郎刘子鐘为湖广布政司左参议，专抚治荆、襄、汉阳流民。”［1］85“成化元年三月癸丑(1465年4月1日)，以河南布政司王恕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治南阳、荆、襄三府流民。”［1］463不久，对流民进行的安抚因镇压起义而暂时中断。成化元年，刘通、石龙领导的第一次荆襄流民起义，直至成化二年(1466)9月才被朝廷镇压。成化六年(1470)十一月，这里又爆发了以李原(绰号李胡子)、小王洪、王彪等人为首领的第二次荆襄流民起义，其声势更加浩大。明政府采取了严厉的军事镇压，并以项忠为主，执行强行驱逐流民出山的高压政策。第一次起义被镇压后，朝廷继续委派高级官员处理流民事宜。“成化三年八月庚子(1467年9月5日)调浙江按察司副使严淦于湖广抚荆襄流民。”［1］88“成化四年三月戊辰(1468年3月21日)，改户部左侍郎杨璿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治荆襄等处流民。”［1］471据上分析，其一，这一时期，明廷希望沿袭以往因事而设“巡抚”的做法解决流民问题，不过该地不足一省之大，却跨四省之地，且无独立建制，故名义上不好以“巡抚”委派，权宜名为“抚治”(从任命刘子鐘、严淦时的原官职身份可见)。所辖区域有抚治“荆、襄、汉阳”，抚治“南阳、荆、襄”，抚治“荆襄”等，但终未明确界定而统以“荆襄”概称之。这都体现了临时而设的特点;其二，明廷还坚持封禁政策，没有在此建一新的府州进行管理的设想，而是考虑在现存行政建制内，通过抚治官来协调地方官员，解决流民问题。甚至于“成化十二年三月丁卯(1476年 4月 17日)，申荆襄等处流民入山之禁。”［1］478根据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记载:“(成化七年)十一月，荆、襄、南阳流贼平，进总督军务项忠右都御史，敕留抚治。”“(成化八年)五月，都御史项忠乞致仕，慰留之，召还院。”［2］347此后约四年内，罢置抚治官。直到成化十二年五月(1476年6月)，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原杰往荆襄等处抚治流民，并开设郧阳府。安置“流民之数，户凡一十一万三干三百一十七，口四十三万八干六百四十四”［1］481。

成化十三年六月丙申(1477年7月10日)，原杰离郧，卒于南阳驿舍［1］1370。其离任时荐“吴道宏自代”的建议朝廷并没有实行，而是于成化十三年七月戊辰(1477年8月11日)，敕巡抚湖广左副都御史刘敷兼治郧阳地方［1］96。同年十月癸卯(1477年11月14日)，“敕巡抚河南右副都御史李衍兼理郧阳地方，刘敷仍专巡抚湖广。监察御史王浚等言:‘近命巡抚湖广都御史刘敷兼治郧阳，地广民多，恐难遍历，请简命大臣一员专理郧阳。’事下户部，议衍在河南，于郧阳为近，可令兼理之。制可。”［1］97“成化十三年闰二月丁巳(1477年4月2日)，命监察御史吴道宏往郧阳府抚安人民……”［1］96成化十五年三月丙子(1479年4月11日)，吴道宏任满二年将去，仍未被任命为抚治，因“官民累奏留之”，才命其继续以监察御史的身份“仍旧巡按抚治地方。”［1］99

迟迟不命吴道宏为抚治和以两省巡抚兼理，说明朝廷认为既然在流民区新设立了郧阳府，加上一省巡抚兼理，以现有各州府的力量应该能处理好境内流民、治安等事，因此没有再设抚治的必要了。这样的考虑虽不无道理，但是一省巡抚兼理难以发挥专职的抚治具有的整体协调功能。巡抚兼理暴露出的问题，使朝廷最终改变了摇摆态度，“成化十五年五月甲子(1479年5月29日)，升监察史吴道宏为大理寺右少卿，抚治郧阳等处流民。时分守湖广行都司太监韦贵奏:‘乞量升道宏京职，付以便宜之命，抚治郧阳等处。’吏部覆奏，以为‘荆襄流民为患日久，近命都御史原杰于此抚治，始郡县其地，设行都司以控制之。杰卒，乃命巡抚湖广、河南都御史刘敷、李衍同管，然地方隔远，有事猝难会同。御史吴道宏巡按其地，军民累次保留，但其历任未及两考，请为裁处。’上曰:‘河南、湖广巡抚官既难兼管郧阳等处流民，吴道宏升大理寺右少卿，令尽心提督抚治。’”［1］100故《郧台志·建置》言:“十五年，始升吴公大理寺少卿，代杰，寻迁右佥都御史，开府郧阳，抚治遂为定制。”［3］13

在郧阳抚治的探索与暂设时期，朝廷的认识和举措也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不取消封禁，不增设地方州府，而比照过去暂设巡抚官员;二是取消封禁，设立新府、行都司，取消抚治官由一省巡抚兼理;最后是继续设置抚治官，与郧阳府、湖广行都司三位一体，实施各项管理职能，彻底解决流民和治安问题。暂设时期的15年中，先后有8位官员受命抚治荆襄等地。防范与镇压流民起义、如何安置流民在受命官员的职责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从吴道宏于原杰之后继任“抚治郧阳”起，是郧阳抚治进入定设或制度化阶段的一个开端，此后郧阳抚治设于正德二年，随刘瑾取消全国巡抚官而罢置，正德五年(1510年)复置;又于万历九年四月己未(1581年5月28日)罢置，但很快于万历十一年正月壬午(1583年2月20日)复置，进入清朝罢设一次——康熙三年(1664年)四月罢，十五年(1676年)五月复设，最终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初裁撤，在逾两百年的时间里，总体上保持了设置的连续性。这一阶段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又可以细分为第二次治乱时期，和平发展时期，第三次治乱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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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郧阳抚治定设阶段之“第二次治乱时期”(成化十五年至嘉靖九年)

1.流民问题及其治理

(1)整顿吏治，督促各级官员尽职尽责。“成化十五年十一月丙午(1480年1月6日)，提督抚治郧阳等处大理寺右少卿吴道宏等奏:‘荆襄虽称流民渊薮，其来实自河南。今河南右参政蔡志、佥事董龄皆任抚民之寄，不亲诣其地以尽职业，致流民冒禁，成群潜入荆襄居住。宜治二人罪以为居官自图安逸者之戒。’上曰:‘……其各令治罪如律。’”［1］481成化十八年四月，吴道宏等上奏:“自去冬以来，河南、陕西、山西、北直隶流民扶老携幼入荆襄境内，潜奔入山。原其所自，皆由各该官司不能安养招抚使之安生乐业，而所经军堡巡司又不加盘诘，以致日积月累，危害益滋，其贻祸又将有如前日者。乞加严禁，用戒不虞。”事下户部，以为宜行各受灾之省各级官员，并规定“若所招过千名者免问罪停薪，仍加之劝劳，五百者停其俸，三百以下者提问。必须尽数招回，方许支俸管事。”［1］481

(2)积极应对灾荒，安置流民。弘治年间的头八年，是灾害频发时期，抚治官员能够未雨绸缪，提前做好有关准备。如“弘治元年十二月甲午(1489年1月6日)，抚治郧阳都御史郑时奏:‘郧阳、荆、襄三府流民啸聚，恐生他患，乞将各府起运南京粮米留五万石，及布政司官库银拨支五万两备用。’户部覆议。从之。”［1］483

(3)强化社会管理职能，健全户籍制度。弘治十八年到正德年间的灾荒，严重性比之以往更甚。弘治十八年四月戊寅(1505年5月26日)，起复刑部侍郎何鉴兼都院左佥都御史处置荆襄等处流民［1］487。正德元年三月辛丑(1506年4月14日)，何鉴“清查过荆、襄、南阳、汉中等处流民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余户，七十三万九干六百余口。其愿附籍者，请各给户由，收入版籍;愿还乡者，量宽赋役;……”奏议获准［1］488。十一月，时任郧阳抚治孙需奏:“续清出荆、襄、郧阳、南阳、汉中、西安、商、洛等府州县流民一十一万八干九百七十一户，愿附籍者九万二干三百七十户。”数字显示了这一次流民治理规模、数量和困难之大，都是以前不可比的。

经过持续的努力，郧阳抚治对辖区“五府一州”的环境、人口、治安等，有了充分的了解与掌控。自成化年间开始的持续几十年的大规模处置流民的工作基本结束，此后郧阳抚治的工作集中体现在平动乱、保平安上。

2.保证社会安定及其主要事件

鉴于历史教训，郧阳抚治对辖区的社会稳定十分重视。“成化二十年五月己丑(1484年5月27日)，兵部请……令抚治郧阳都御史等官安辑流民，禁捕盗贼。上命移文谕之。”［1］482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孙应鳌，曾于隆庆元年(1567)十月、万历元年(1573)六月两度出任郧阳抚治，他对此前辖区内的较大的事件有如下概括:“唐、邓盗起，流毒汉南，是以有成化乙巳(二十一年，1485)之变;竹山寇野王刚作乱于洪平，是以有弘治庚戌(三年，1490)之变;何淮作乱于宜城，是以有弘治庚申(十三年，1500)之变;蓝、鄢盗起，襄、汉之贼皆云集响应，是以有正德庚午(五年，1510)之变;廖时贵、喻思俸作乱于褒斜，是以有正德癸酉(八年，1513)之变;徐学作乱于均州武当山后，是以有嘉靖癸未(二年，1523)之变;杨文正作乱于商南、南郑，是以有嘉靖己丑(八年，1529)之变;郭仲才作乱于竹溪、平利，杀死主簿张文英，是以有嘉靖己亥(十八年，1539)之变;田世爵、张万友等作乱于凤县，是以有嘉靖甲子(四十三年，1564)之变;河南矿贼桂佳等越境犯襄阳、枣阳、随州，匡悟车、刘孟湖等作乱于西乡、洋县、石泉、汉阴，刘本川等作乱于紫阳，杀死典史高洪，是以有嘉靖丙寅(四十五年，1566)之变;常自良行劫双沟、樊城，杀死巡检穆文深，汤济民突入保康，杀死知县张士勋，是以有隆庆丁卯(元年，1567)之变。”［3］127

正德五年(1510)至正德九年(1514)的蓝鄢之乱，事件涉及人物众多，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社会影响之大都超过成化年两次荆襄流民起义。由于事件发生于正德五年(1510)初的四川境内，全国的巡抚官(郧阳抚治)尚未恢复，故朝廷命“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洪钟总制湖广郧阳及陕西、河南、四川等处军务。”［1］149正德五年八月巡抚官复置，十月，方有刑部右侍郎李士实以都察院右都御史身份任郧阳抚治，加上蓝鄢之乱的时间、地域主要在四川、陕西境内，故李士实及后来的刘琬、张淳、王宪等几任郧阳抚治在平息行动中处于辅助地位，直至正德九年(1514)二月，持续五年的动乱终于平息。此后至嘉靖九年的十多年间，辖区内还有几次社会动荡，都很快平息。在这36年的跨度中，先后有35位官员担任郧阳抚治。

三、郧阳抚治定设阶段之“和平发展时期”(嘉靖十年至崇祯六年)

1.人民安居乐业与社会环境的稳定

“嘉靖十年五月甲辰(1531年6月5日)，户部覆:‘郧阳巡抚潘旦奏，请敕湖广、河南、陕西布政司管册官，及今大造黄册之期，按行郡县督率有司清查流逋之民，或应附籍，或应发遣。逃亡者，开除旧册;添报者，补添虚户。务严示晓谕，遵照律例施行。’报可。”［1］489应该在此前后已经建立健全了辖区的户籍制度。伴随着社会逐步走向稳定，郧阳抚治辖区进入一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这里的“和平”是相对治乱时期的说法。辑录《明实录》、《郧台志·宦迹》记载的这一百年间出现的动乱事件，嘉靖十年至嘉靖四十五年出现六次，隆庆年间出现两次，万历年间出现两次(其中一次为万历十五年(1587)冬十月的郧阳兵变)。平均每十年出现一次社会动荡，从嘉靖以后，频率逐渐降低。事件都是发生在较小范围，很快得到解决，没有造成大范围的社会动荡。万历朝四十八年之间，如果考虑郧阳兵变的特殊性质，几乎没有发生来自社会底层的动乱事件。社会承平已久，导致万历九年(1581)四月撤销郧阳抚治［1］32。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考虑到“郧阳叛乱之区……巡抚必不可缺”，朝廷又同意复设郧阳巡抚［1］34。

2.经济与文化建设有长足发展

以郧阳府为例，在安置流民，保障地方平安的基础上，郧阳抚治重视农业和水利建设、城市和水陆交通建设，大力发展教育与文化事业等:

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数据，嘉靖至万历年间，基本保持了正德七年十一万多人口的水平)，所开发的土地面积也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三十二万多亩，而赋税只提高了百分之十二。郧阳抚治领导和推进郧阳府的水利建设成就十分突出。修建、重修了多处蓄水灌溉工程，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二·水利志》记载湘鄂西山区陂塘堰水利灌溉工程共205处，鄂西北就有64处，占30%多。这佐证了一些学者的观点:明朝时，对整个湘、鄂西山区的开发，就是先由鄂西北开始的，自此至明末，鄂西北的经济水平在西部山区当属最高。

郧阳府经多次修建，至嘉靖末年已规制完备，城内的街道、集市、祠堂、庙坛以及府县各部门井然有序。坚固的外城与城防使其在明末战乱中，成为唯一未被农民军攻破的府城;以郧阳府为中心修筑了四条大道，分别通往汉中、西安、南阳、四川保宁、夔州。弘治年间，郧阳抚治沈晖“于襄樊往来要津造浮梁八十艘，以便涉者，民甚德之。”［1］1379

从原杰开始，郧阳抚治十分注重教育与文化事业。如郧阳府学建立后，进行了多次重修，其中嘉靖三十五年(1556)，抚治章焕又“改拓郧学风水”，经后任吴桂芳完工，“其区画布置，悉出心计，更厘定其祭器、乐器”［3］597。此前于正德十年(1515)，知府王震在府治北创立了五贤书院。嘉靖二十六年(1547)，抚治于湛又建郧山书院。康熙《湖广郧阳府志补》所载清人汪阗《亟表先贤》记曰:万历三十五年(1607)，抚治黄纪贤等人建龙门书院，“招郧、荆、襄、汉中、南阳多士肄业其中，一时人才最盛。”“……其文教最著，同于黄公者，得江南歙县汪公道昆，字伯玉，隆庆庚午(四年，1570)抚治郧阳，以奖励人才为先，一时家传户诵，公实启之。有太函集行世。江南太仓王公世贞，字元美，万历甲戌(1574)抚治郧阳，购书数百卷，辟清美堂贮其中，以诱后进。有四部稿史料著书行世。……(徐学谟)有文集百余卷，见钱牧斋诗选小序。”“郧志创于正德之初(1506年)，甚荒略，公(徐学谟，万历四年至五年任郧阳抚治)聘周绍稷纂修，因为改观。”［3］673现存万历六年(1578)刻本。嘉靖二十六年(1547)，郧阳抚治叶照主持编修《郧台志略》。万历十五年(1587)十一月至万历十七年(1589)十月裴应章抚治郧阳，在《郧台志略》的基础上，主持编修《郧台志》，万历十八年修成，留下了一部研究明朝督抚制度和社会经济状况的珍贵历史文献。

在这103年的时间里，先后有63位郧阳抚治官员在任，人数之多为各阶段之最。由于他们的努力，使郧阳府成为这一时期鄂豫川陕毗邻地的区域性中心，带动、促进了辖区内其它府州的社会发展。

四、郧阳抚治定设阶段之“第三次治乱时期”(崇祯六年至康熙十九年)

自崇祯六年(1633)底起，明末农民起义波及郧阳，此后各路起义军在郧阳山区与川、陕、河南接壤地带或进或出，与官军战事不断。郧阳抚治辖区延续一百多年的和平时代宣告终结，郧阳抚治进入以战事频繁更替的特殊阶段。崇祯六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又自清顺治二年(1645)至康熙十九年(1680)，总共49年，20任抚治(蒋允仪属重复计入1人次)。这一时期的社会动荡由明朝内部战争，变成内外战争并存，并出现了朝代更迭，其战事的多边性、复杂性与时间的漫长都与前两次的动乱不可同日而语。

1.明末郧阳抚治的更替概况

《明史·蒋允仪传》记:崇祯六年(1633)冬，张献忠率农民农民军进入鄂西北，攻占郧西、上津、房县、保康等。郧抚蒋允仪“兵少不能御，上章乞援且请罪。……责允仪陈状，已而并逮允仪下狱戍边，而以卢象升代。”［6］660同时，明廷派兵部侍郎陈奇瑜总领湖广、河南、陕西、山西、四川五省军务。

《明史·卢象升传》记:“明年(崇祯七年)，贼入楚，陷郧阳六县，命象升以右佥都御史代蒋允仪抚治郧阳，时蜀寇返楚者驻郧之黄龙滩，象升与总督陈奇瑜分道夹击……八年(1635)五月，擢象升右副都御史代唐耳军为湖广巡抚。八月命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兼湖广巡抚总督洪承畴办西北，象升办东南，寻解巡抚任，进兵部侍郎加督山西陕西军务……”［6］733，郧阳抚治为宋祖舜(上任具体时间不详)。

《国榷》记:“(崇祯九年三月)甲戌(1636年5月4日)，抚治郧阳右佥都御史宋祖舜削籍，祖舜轻寇，追之失利，亡其符印。”［2］321《清史列传·苗胙土》记:“崇祯九年四月，擢佥都御史，抚治郧阳。时流贼出没楚、豫……胙土遣使招降，为贼所绐。兵部尚书杨嗣昌劾论革职”［2］289。

十一月，苗胙土被罢官，“(崇祯十年正月)己酉(1637年2月3日)……陈良训为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2］321

崇祯十年(1637)四月，御史余应桂升为湖广巡抚，粤督熊文灿总理军务，驻扎郧阳，主张对农民军以招抚为主。“(崇祯十年十二月)乙巳(1638年1月25日)，戴东旻为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初，兵部欲裁郧抚，兵部给事中凌义渠争之。”［2］322

崇祯十一年(1638)至崇祯十二年(1639)，十三家农民军先后接受招降。“(十二年四月)癸巳(1639年5月8日)，抚治郧阳右佥都御史戴东旻免。”“甲午(5．9)……王鳌永为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2］322

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再举义旗，各地义军闻风再起。在川、楚之界流动作战。崇祯皇帝下令逮捕督军熊文灿，任命大学士杨嗣昌代之。《清史列传·王鳌永传》记:“后嗣昌败，授鳌永户部右侍郎。”［2］290“(崇祯十三年四月)戊寅(1640 年 6 月 16日)，袁继咸为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2］322《明史·袁继咸传》记:“十二年……督师杨嗣昌以其知兵，引参军事。明年四月擢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未一年，襄阳陷，被逮，戍贵州。”［6］771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占领洛阳。二月，张献忠部出川，智取襄阳。三月，袁继咸被逮问，其后王永祚为郧阳抚治。《明史·高斗枢传》记:“十四年六月，(高斗枢)进按察使移守郧阳。……抚治王永祚以襄阳急，移师镇之。……自十五年冬，抚治王永祚被逮，连命李乾德、郭景昌代之，路绝不能至。中朝谓郧已陷，不复设抚治。十六年夏，斗枢上请兵疏，始知郧存……乃擢启元右佥都御史任之”［6］733。徐启元原为郧阳知府，其升任前后，与高斗枢、游击王光恩保住了郧阳府城未被农民军攻破。

这一时期的郧阳抚治不是独立主事，而是在朝廷委派的军政大员(如陈奇瑜、熊文灿、杨嗣昌等)统筹下，与湖广巡抚(王梦尹、余应桂、方孔炤等)、总兵官(如陈洪范)、左良玉等共同参与。在纷乱复杂的时局中，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战事失利而被罢黜，这也是明朝郧阳抚治最命运多舛的一段时期。

2.清朝郧阳抚治概况

清顺治元年(1644)4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清军入关，李自成率军南撤。次年于湖北通山九宫山被害。李过、李来亨等率部先退至湖南澧州，后自黔东走入巴东、秭归，在川东、鄂西屯田垦荒，据险而守。与刘体纯、郝摇旗、袁宗第组成了“夔东十三家”。他们袭郧、襄，下荆州，取施州，攻巫山。顺治十六年(1659)，由长江水路，攻击重庆，楚、蜀震动。康熙元年十一月开始，至康熙三年(1664)五月，清朝出重兵连续进攻农民军，“十三家”失败，明末农民军在川陕鄂长达三十余年的斗争亦全部结束。

《清史列传·徐起元》记:“顺治二年(1645)二月……起(启)元遣光恩戮襄阳贼众，复均州、光华、谷城、南漳，备舟济大兵，投诚。以王光恩署总兵官，起元仍以原官视事。”［2］289明清之交，徐启元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特殊人物，他既是明朝最后一位郧阳抚治，又是清朝第一位郧阳抚治，并由于守郧、归顺之功，终生得到清廷的优待。

清《世祖实录》记:“顺治二年(1645)七月，刑部右侍郎潘士良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等处，提督军务。”“顺治三年二月乙未(1646年4月3日)……郧阳抚治潘士良以才力不及免官。”［2］452

“顺治四年(1647)三月，巡抚赵兆麟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官兵与在川鄂陕边界坚持战斗的农民军展开拉锯战。顺治十年(1653)正月，郧抚赵兆麟“以病乞归，允之。”［2］453其在任 5 年 8 个月，为清朝抚治中最长者。

“顺治十年正月庚寅(1653年2月20日)，补原任登莱巡抚朱国柱仍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提督军务。”顺治十一年正月甲午(1654年2月19日)，朱国柱因“贼围竹山蒋家寨，竟未遣兵援剿”，被劾。二月“解任回京调理”［2］453－454。

“顺治十一年正月乙酉(1654年2月10日)，江西饶南九江道参议胡全才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提督军务。”十三年(1656)冬十月，胡全才在任卒［2］453－454。其间“十三年明桂王所置总兵李企晟入郧阳与郝摇旗等合，全才遣诸将朱光祚等密捕之，执企晟，旋擢湖广总督，卒官。”［7］1055

“顺治十四年(1657)，(张尚)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顺治十七年(1660)，(白秉贞)以都御史抚治郧阳。”［3］598“康熙元年(1662)二月，升郧阳抚治白秉贞为山西总督。己巳(1662年4月13日)，以顺天府尹王来任为郧阳抚治。”夔东十三家失败后，“康熙三年四月戊申(1664年5月11日)，裁郧阳抚治缺。”(清《圣祖实录》)［2］455

康熙十二年(1673)冬，吴三桂叛清。十三年(1674)二月，襄阳总兵官杨来嘉、副将洪福等以城举事响应。“康熙十五年五月(1676)，议政王大臣等议:逆贼杨来嘉等盘踞郧阳，不时窃发，请复设郧阳抚治以资控制，命以原任河道总督杨懋勋为郧阳抚治，设标营如巡抚例。”［2］456这也是明清两朝的最后一任郧阳抚治。

杨来嘉、洪福被平息后，“康熙十八年四月丙寅(1679年5月11日)，命郧阳抚治杨懋勋升补四川总督，仍驻郧阳，俟恢复四川之日赴任。”“康熙十九年(1680)二月，以四川平定，裁郧阳抚治缺。”［2］457至此，跨越明清两个朝代，历时217年的郧阳抚治及其特殊区划的历史终于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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