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萍 都文娟

(济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0732)

长期以来马克·吐温在美国文学史上一直被视为幽默作家的典型代表，的确，他的早期作品，迥异于 “文雅传统”，幽默风趣，塑造了一系列游离于社会边缘的“他者”主人公，如哈克贝利·芬和汤姆·索亚，极尽能事地讽刺挖苦宗教道德伦理观，热情颂扬“民主”、“自由”和“平等”，通过这些作品，呈现给读者一个乐观积极的年轻人形象；但是得出这一结论的研究者们，忽视了他创作后期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悲观阴郁，与前期作品大相径庭，这些作品尖酸刻薄，讽刺贪婪自私的人性，诘问“目的论”，质疑“存在”、“自我”和“意义”，给读者留下悲观的虚无主义的印象。与马克·吐温几乎同时代的亨利·亚当斯，在其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中，表达了面对日趋纷繁复杂的世界时一种不知所措的迷惘和彻底绝望, 这一相似的心路历程从侧面说明马克·吐温思想的历时性变迁在其所处的时代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帕灵顿曾指出在19世纪末的美国，“生活中的分解和重组”“令人惊异”。①[美]沃侬·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 陈永国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 941页。马克·吐温生于1835年，死于1910年，他所生活的这一时代，正是欧美工业革命急剧发展的时期，相应地，社会道德、社会价值观甚至哲学观也发生着快速而且深刻的变迁，而这些“分解”和“重组”正是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悖论性的具体体现。

现代是指中世纪结束，从文艺复兴开始经由启蒙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现代性是与这一历史时期关系密切的一个概念，指这一时期所具有的思想文化特征，包含着社会进步，笃信科技，推崇理性、自由和行动等文化内涵。 同时现代性蕴含一种内在的悖论性：一方面，如前所述，它追求革新，“现代性反叛传统的标准化机能；现代性依靠的是反叛所有标准的东西的经验”②J Habermas.“Modernity: an incomplete project”，In H.Foster(ed.):The anti-Aesthetic，Washington: Port Townsend,1983，pp.3-4.；另一方面它执着地追求“绝对真实”或“最终真实”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它虚构了一个“中心”，然而这个中心又没有任何规定性，不可阐释,信奉“一个上帝，一条法则，一个元素，而整个造化物，都朝着一个遥远的事件前行”。可是1900年左右新科学迅猛发展，实证主义颠覆了没有任何规定性的“中心”或“上帝”，世界变得不可把握，超越感官的宇宙只能当作不可认识的东西去认识，这带来一系列包含统一与混乱、意义与虚无等关系的难题。马克·吐温所处历史语境恰是这一过渡期，其前后期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变迁折射出作者本人在这一历史巨变中的本体体会。“任何一个艺术形式的出现和基本形成，总是和历史的变革、时代的发展需求密切相关的。”③刘建军：《文艺复兴与现代西方长篇小说艺术的兴起》，《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本文以马克·吐温早期作品《哈克贝利·芬历险记》(The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和晚期作品《44号——神秘的陌生人》(No.44,TheMysteriousStranger)[注]以下《哈克尔贝里·芬历险记》简称《哈克》，《44号——神秘的陌生人》简称《44号》。为例，以审美属性、道德价值和哲学基础为基本维度，解析马克·吐温的思想变迁与现代性的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

一

审美属性作为艺术作品特有的性质，其创新性本身具有现代性的革新性。正如伯曼所言，现代性首先是在“审美批判领域力求证明自己的”[注][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页。。这种审美颠覆性在《哈克》的写作风格中有着生动具体的体现。19世纪中期的美国文学界依然秉承传统的艺术观，以爱默生、朗费罗、豪威尔斯等为代表人物的“文雅风格”在文学和生活方面起绝对的主导作用。这些当时的文学泰斗们主张“文学的第一条戒律是缄默，文学属于书房和起居室，因此必须遵循起居室的规矩”；“必须高雅、纯洁、崇高，这样，它才能体面庄重”[注][美]沃侬·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 陈永国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29 页。。儿童文学更是奉这一原则为圭臬，行为温良恭让、语言高雅纯洁的主人公主宰着当时的儿童文学。与当时的文学主流相反，马克·吐温的成名作《跳蛙》和《苦行记》等，语言滑稽，主人公多为赌徒和矿工等社会边缘人物，故事更是离奇荒诞，与主流风格格格不入；他的代表作《汤姆·索亚历险记》语言风趣，主人公汤姆是一个逃学、打架、惹是生非的坏小子；而出版于1886年的《哈克》文风更加大胆，文中大量出现俚语和南方土语，主人公则是一个睡在破桶里的流浪儿童，他不仅拒绝道格拉斯寡妇的收养和教化，还与逃亡的奴隶为伍，所以这部作品招致的批评和指责最为激烈，被认为“粗野下流”，“教人扯谎，鼓励偷窃”，而且“文法错误，语言不纯”。然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哈克》所体现出的这种文体特征，以艺术审美方面的革新性和创造性，对文学艺术界的保守和传统力量提出有力挑战，而对方所表现出的不安恰恰折射出这一现代审美特征的颠覆性。

对基督教信仰的质疑和人文主义道德伦理的构建是现代性对传统道德伦理的颠覆。幼年的马克·吐温曾是个“加尔文主义者”[注]Tom Quirk. Mark Twain and Human Nature. Columbia: Univ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7，p.17.，加尔文主义以相信原罪和强调地狱之火而闻名，但到其文学创作初期，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已成为他主要的思想基础，“我不相信《圣经》。它有悖于我的理性。”[注]Tom Quirk. Mark Twain and Human Nature. Columbia: Univ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7，p.11.基于这一思想特征，马克·吐温形成自己理性的、自主的和历史的、不再囿于宗教或世俗外部权威的道德伦理判断。尽管在《哈克》卷首《通令》中马克·吐温声明“任何人如企图从中寻找道德寓意，就将把他放逐”[注][美]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许汝祉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但是《哈克》对道德伦理的关注却不容置疑，并以多种方式给予展现。首先，哈克主动选择成为传统社会的局外人，以示对传统的抵抗。道格拉斯寡妇收养了哈克，并向他灌输“文明规定”，但她的“一本正经”让哈克“受不了”，他伺机重新回到原来安身的大木桶，穿上破衣烂衫，感到“好不自由，好不逍遥自在”。[注][美]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许汝祉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当华珍小姐指出他和汤姆的行为会使他们上不了天堂时，哈克“满心欢喜”，因为这样可以和汤姆一起享受“自由自在”。由原来被排除于主流文化之外，到拒绝接受文明教化，哈克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主动拒绝，这种积极的质疑甚至对抗，使哈克较汤姆而言，具有了理性自觉的现代性。主动游离于正统社会之外，既是正统社会的局外人，又是传统道德的质疑者和颠覆者。其次，河上生活与岸上生活及哈克的理性与其他人的盲从之间的对比，彰显了现代性思想：河上生活是流动、不定的、开放的，岸上生活则是固定的、传统的和保守的，哈克偶然回到岸上做短暂停留，再回到河上继续向前，使得保守与开放、顽固与自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比更加鲜明。

在岸上生活与河上生活、传统习惯与现代思维之间的对比中，马克·吐温反思了美国文化中所存在的几个重要文化现象并完成了对传统习惯的批判与现代思维的构建。首先是种族问题。小说以不同人物对黑奴的不同态度，探讨了黑奴问题。岸上的人包括华珍小姐和道格拉斯寡妇，都认为黑奴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买卖，甚至可以随意处死；而哈克对吉姆的态度由最初的鄙视戏弄，逐渐发展为尊重，他认为吉姆具有理性、应有尊严，并且经过理性权衡，最终决定不向华珍小姐告发他，并帮助他获得自由。其次是“世族仇杀”现象。格伦基福特和道歇佛逊家族的人们表面看来温文尔雅、热情好客而且信仰宗教，却基于传统复仇观念为不明确的原因相互屠杀。哈克偶然间遇到这些人，浑浑噩噩地参与到他们的血腥屠杀中，并看到他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通过哈克的震惊、悲痛和茫然，马克·吐温鞭挞着基于传统观念的非理性和盲目。另外，路遇“国王”和“公爵”的经历使岸上生活的非理性特征得到更全面更深刻的揭露。“国王”扮作忏悔教徒骗得大量的钱财，并和“公爵”一起借莎士比亚之名，以富有煽动性的虚假广告骗得大量观众。在这些过程中，盲信的教徒、盲从的乌合之众和所有受限于宗教和世俗的人，善恶不分，良莠不辨，与之相比，哈克帮助吉姆获得自由，批判“世族仇杀”，揭露了“国王”和“公爵”的骗局，正是理性的表现。哈克沿密西西比河的历险和对自由追求的过程，正是他通过自我探索对外界和自我进行了解，荡涤传统的、宗教的、保守的、为上帝和传统负责的存在模式，并确立为理性和人本身负责的现代性存在模式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一个质疑反抗的过程又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在颠覆传统观念的同时，构建了理性主体性的基础和中心地位，撇清了对自由、平等、博爱等形而上原则的追求。正如《哈克》专家普列乞特认为的那样，“赫克的童年，乃是一种新的文化的童年”[注][美]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许汝祉译， 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艺术审美和道德伦理的转变，必然与哲学基础的变迁相联系。哈克沿密西西比河历险的过程，是一种积极地与历史和传统决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澄清真相、维护正义和公平的努力，就其本质而言,体现着一种全视的、无偏见的、静态的终极观、稳定的自我意识和自明的真理观。这一思想体现了这一时期马克·吐温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想，他相信“存在”具有“基础”和“目的”，假定一切东西都是可知的，自然有终极意图，并且理性可以揭示事物的本质或隐秘原因，理性可以追求永远为真的“意义”。这一思想基础会带来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任，坚信通过理性可以认识自我和世界，并造成对社会总体进步过度乐观的认识，对“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和整个宇宙”[注][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第421页。。马克·吐温在《哈克》中体现出审美、道德和哲学观念相对传统的革新性，同时又不放弃稳定统一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沉浸在一种乐观的本体体会中。但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那样，认为科学和理性能够加强人类对自然力的控制，还能加深人们对世界、自身、道德进步、制度的公正甚至人类的幸福的理解是“一种奢望”[注]J Habermas.“Modernity: an incomplete project”，In H.Foster(ed.): The anti-Aesthetic，Washington: Port Townsend,1983，p.97.。这种“奢望”的破灭往往会导致强烈的幻灭感和虚无主义后果，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马克·吐温的后期作品中，悲观情绪逐渐取代了乐观色彩。

二

《44号》是马克·吐温的绝笔之作，大概于1897年开始创作，到1910年他去世时终未定稿，留给后人三个未完版本，各版本的故事情节不尽相同，但其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基本一致，本文将以情节较为复杂的《44号——神秘的陌生人》为例，解析马克·吐温晚年思想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因为这本小说在中国并不是很知名，所以有必要对小说的故事梗概做下说明：小说以15世纪末奥地利的一座印刷厂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名叫“44号”的魔鬼化身为一个孤苦伶仃的少年，穿越时空来到一个位于古堡的印刷场，与小说的叙述者 “我”即奥古斯特·费得尼(August Feldner)成为好友的故事。首先，“44号”带“我”穿越时空，揭露了鲁道夫牧师的丑恶面目——这个满口仁义道德、对别人指手画脚的人，实际上是个恩将仇报的伪君子。后来，“44号”给“我”做了一个替身，使两个“我”同时存在：一个“我”仍是可怜的小印刷工，贫乏劳累，默默无闻，另一个“我”则春风得意，和自己的梦中情人谈情说爱。“44号”还赋予“我”洞悉人心的能力，既可以看见别人人前的表现，也可以窥视他们人后的思想，这让他悲哀地发现大多数人都是那么冷酷、自私和贪婪。《44号》作为马克·吐温后期的代表作，具有明显的隐喻特征，无论情节和时空背景的设置、还是人物安排和主题的延伸都为揭示作者悲观的本体体会服务。而这一本体体会与当时现代性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性的革新性形成对自己曾经追求的审美、伦理道德及哲学基础的质疑，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具体体现为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以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以及意识流等极端的艺术表现形式，摒弃逻辑化、规范化的理性思维模式，导致对任何客观真理和客观规律的怀疑，并造成不可知论和悲观主义。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马克·吐温的晚年陷入“极度悲观的痛苦和哲学上的宇宙机械论”[注]Hyatt Howe Waggoner. “Science in the Thought of Mark Twain”, in On Mark Twai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1。这种机械决定论思想按照因果律的原则接触、推理和观察，按决定论关照现象之间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否认任何指导原则、目的和计划，认为世界是不可知和偶然的，受盲目而且恶意的意志统治，“自然中没有对任何生物温和的，仁慈的，友好的东西，除了反复无常，而且自然对所有生命都极度地厌恶，不可靠，充满敌意”[注]John C Gerber. Mark Twain.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1988,p.150.。基于这一思想基础，马克·吐温认为人是“决定论的囚徒”，由训练塑造而成，无论是身体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是机器，没有“自由意志”，“选择”只是假象，人与动物的差别只是效率的不同。虽然《44号》叙事简洁，情节连贯，表现出相对保守的传统文本意识，但其对理性的有限性、认识的主观性和意义的相对性的反思却与这种发生了变化的现代思想内涵息息相通。

小说中“44号”自由穿梭于历史、现代与未来之间，甚至化身为几个人，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这种僭越时空的能力，体现着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即世界的“构造性”。现代哲学认为人的先验认识能力(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并不是客观现实，具有整合性和主观性，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是在先验认识能力的构架内对感性认识材料的理解和认识，只是一定框架内的特定认识，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相，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人其实在“构造”现实世界。这一思想在小说的很多方面中，都有所体现。首先，宗教是虚构的。“44号”通过揭露神父鲁道夫如何受惠于人，又如何恩将仇报揭示宗教的“虚伪”本质。鲁道夫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其实却是蛇蝎心肠，通过他，马克·吐温以具体的形象解释基督教的虚伪和欺骗性，从而揭示以上帝为核心的宗教只是用心险恶的杜撰，却要蒙在鼓里的可怜的人虔诚而又愚蠢地去崇拜他。其次，“来生”、“时间”、“世界”，甚至“生活本身”都只是幻像，只是思想创造物，“这些东西纯粹是幼稚的胡言乱语，是一种未曾意识到其本身荒唐的想象力所愚蠢的创造出来的玩意儿……总之，他们是一场梦，而你就是这场梦的创者。”同时“人的头脑创造不出任何东西，他只不过是观察外部的事物，把它们在头脑中加以综合罢了，——也就是把一些观察到的东西放在一起，而后作出判断”[注][美]马克·吐温:《神秘的陌生人》，曾胡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再次，对认识主体的整体性、自在性和稳定性提出反抗。“44号”告诉“我”，“自我”其实是“日常的自我”和“梦中的自我”的组合体，前者只知道干活儿，后者只对谈情说爱、冒险游逛感兴趣。“44号”通过魔力赋予“梦中的自我”肉体，使“日常的我”和“梦中的我”各具形体，我行我素，解决了一些问题，也造成了一些麻烦。这种分裂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不同，理性与非理性并列存在，不分伯仲，此消彼长，理性并不能实现对非理性的控制。这与传统哲学包括前期现代性思想存在本质的差别，无论传统哲学还是前期现代性思想都认为“自我”作为认识主体，是坚不可摧的实体，其理性构成认识的基础和核心。而“44号”则揭示“自我”“不过是一种观念——一种在渺然空虚的永恒中游荡的飘忽不定的观念，一种毫无价值的观念，一种没有归宿的观念”[注][美]马克·吐温:《神秘的陌生人》，曾胡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其本质只不过是一个虚构出来让我们相信能够稳定地支撑着我们生活的东西。这样，通过《44号》马克·吐温质疑了一系列形而上学“实体”的自在性和稳定性，并对观念对客体反映的自明性和合法性提出诘问，这不仅仅会使理性暴露出根本的有限性，而且会暴露世界的“不可知性”，造成虚无主义后果。在小说的结尾处，“44号”将要绝尘而去时，告诉“我”：“除了茫茫虚空以外，一切都是不存在的——连你也在内！”[注][美]马克·吐温:《神秘的陌生人》，曾胡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如果说《哈克》所体现的前期现代性思想认为思维可以达到对存在的认识，并以此为出发点寻找终极，追求真理；那么“44号”的人间之行是终极的解构和真理的消解之旅，揭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既定的和唯一的，存在也没有目的和方向，终极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强加于世界的心理寄托。哈克身上所体现出的，对 “自由”、“平等”、“民主”、“道德”、“公正”、“基础”、“权威”等形而上学概念孜孜以求的积极态度，在《44号》中消解在虚无和混乱之中。这一无序、无目的的碎片世界使马克·吐温的存在失去基本的精神依托，使其与生俱来的终极关怀无以寄托，从而陷入一种虚无主义的存在焦虑。

三

从《哈克》到《44号》，由意义到虚无，由乐观到悲观，马克·吐温的思想变迁折射着现代性吸纳的一整套难题。波德莱尔有句名言“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注][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这一论断概括性地指出现代性蕴含的悖论性统一。一方面，现代性蕴含着一个永恒的决裂与破碎的过程、一种求新求变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现代性却要在流变、混沌、无序、没有既定方向的世界中寻找统一、一致、绝对和确定性。而现代性在对统一、一致、绝对和确定性的追求,对混乱、差异和矛盾的排斥过程中，导致对科学理性和绝对真理的教条式确信，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一种新的教条性。在《哈克》中，体现为在理性、逻辑的基础上反抗传统的审美、道德和哲学观，对终极和真理孜孜以求。但是现在性蕴含的革新性不仅要与先前任何历史条件决裂，对自己的过去，也持批判和审视的态度，现代性的内在悖论性，使其自身在发展过程中成为被质疑和批判的对象，因为“完全现代的生活是反现代的”[注][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页。。现代主义走向现代性的反面，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注][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页。换言之，“启蒙与科学知识相关，在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关系中，启蒙一开始用人类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祛除了神话的愚昧，但是当启蒙具有了足够的权力之后，人类却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的状态。”[注]马欣：《文化、启蒙与理性——论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理论》，《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究其本质，这种痛苦或焦虑的根本原因是后期现代性揭示了一个不可知的、没有既定方向和目的的盲目和无序世界，却仍在传统的“思”与“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运作，截然划分和对立感性世界和超感世界。这种二元模式预设一个没有任何规定性、而且不受质询、自在自为的自明 “中心”，这一思维模式使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伦理与实际需要分离，赋予这种二元对立模式中的前者以中心地位，并藉此作出对历史和经验的判断。这样必然导致一种“四顾茫然，心无所依”的思想后果，因为，一方面，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知识局限在观念、关系和精神存在物的范围以内，并形成对规律、定理和理性的崇拜和盲从，当客体、事实或者实际需要已经发生变化，即“在”已经发生变化，如果“思”却仍然固定不迁，那么必然失去其解释力、指导力和对精神的慰藉能力。另一方面，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真理与谬误、意义与虚无、统一与混乱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既对立又相互依存，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二元因素中，前者的确立需要一个“异己”的存在，对意义、统一和真理的廓清需要对虚无、混乱和谬误的控制和贬抑。而现实存在的变化使“意义”和“统一”消解，从而危及真理的稳定性时，虚无、混乱和谬误等作为二元系统中的另一极彰显出来，造成恐慌的蔓延，因为基于这样的思维模式，如果意义、统一和真理消解，那么世界必定弥漫着文化、意义、政治、伦理、正义，甚至“自我”的碎片。《44号》中体现出来的痛苦，正是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马克·吐温面对不稳定的、缺乏确定性的世界却又无处寻找慰藉而产生的存在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