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泉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101)

近20年来，日本侵华时期北方沦陷区最重要的女作家梅娘(1917—2013)，已经成为关注度较高的学术研究对象。①详见拙文《从文80 载的梅娘和成为研究对象的梅娘》，将刊《上海大学学报》。在梅娘研究中，有一些对梅娘及梅娘的文学意义加以质疑的议题。对这些议题择要加以辨析，有助于在方法的层面上深化沦陷区文学乃至殖民地文化研究。

一、当下梅娘评价中的焦点问题举隅

(一)作家的历史记忆问题:关于“南玲北梅”说

2006年，《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说，早有学者对“南玲北梅”说法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对此，“从事研究者只要稍下功夫，并不难考。可惜，学者理性的声音，淹没在商业化的炒作里”②刘琼:《从“南玲北梅”说起(文艺点评)》，《人民日报》2006年3月17 日第14 版。。该文所提质疑文章系指止庵2005年岁末的两篇文章。③止庵:《关于“南玲北梅”》，《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30 日;《“南玲北梅”之我见》，《文汇报》2005年12月24 日。其实，早在1998年，我已在学术刊物上提出:“1942年，评选‘南玲北梅’的最起码的条件还不具备。”这篇题为《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史实辩证问题》的文章，同时还辨析了其他一些值得商榷的陈述，其中有一些，至今学界、媒体还不曾注意。之所以对梅娘自述文章中的“史实方面的错误和疏漏”加以辨析，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沦陷区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学，曾经引起过诸多误解，并且至今也没有完全消除。这样，及时对这些史实误差加以考察和分析，无疑是沦陷区文学研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④张泉:《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史实辩证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文章结论如下:

在历史研究中，口述历史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以其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所描述的活的历史，的确大大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是对当时物化为文字和遗迹的历史研究材料的补充。然而，由于受客观环境的制约，以及叙述者主体条件的限制，记忆的失实、失误和变形是很难杜绝的，特别是在对年代较为久远的历史作回溯的时候。因此，在重视口述历史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尽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用其它的史料作参照，对口述历史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从而使它能够真正成为确凿可信的历史见证，保证其史料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忆录的属性与口述历史接近。上面列举的一些失实之处，或直接出自回忆录，或多少受到当事者回忆的影响。因此，在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乃至文学史研究中，在如何看待和利用回忆文字方面，也应当作如是观。

正是基于以原始材料为主要依据的原则，我通常不使用“南玲北梅”说。偶尔因行文的便利需要提及时，我会加上“据说”二字，以示此说还未得到实证。但这并不表示，将两人作比较没有意义。

北方沦陷区，指当时中国的8 个省，在日本统治的40年到8年不等的期间，涌现出一大批中国作家，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梅娘。上海沦陷区，虽然被日本全境占领的时间不足4年，中国文艺活动依旧繁盛，尤以张爱玲影响最大。在我后来评介“南玲北梅”讨论的文章中，又作了如下补充:

在对史实作判断时，往往说“有”易，说“无”难。我曾将北京沦陷期的几十种刊物从头到尾逐页翻过，未发现“南玲北梅”的说法。

抗战时期北京的报纸我未及逐页翻阅，无法断言是否进行过“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当时的人或现在的人虚构出“南玲北梅”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不过，如果从张爱玲、梅娘的作品当时在南北沦陷区文坛上的实际影响来看，从她们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定位来看，此说基本上没有离谱。比如，由中国现代文学馆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代表作”书系(华夏出版社，1998—2000) ，收入了爵青、梅娘、袁犀、关永吉、张爱玲、予且六位沦陷区作家的专集，其中，只有梅娘、张爱玲是女性。

后来，有硕士论文在梳理了有关争论之后，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不管是出于书商的炒作也好，还是作者的误记也罢，这都说明在南北沦陷区，张爱玲和梅娘确实以自己的作品征服了很多读者。”①韩辉:《沦陷区背景下的“南玲北梅”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5页。并仍以“南玲北梅”为题，对张爱玲、梅娘作比较。

讨论至此，如果还是局限于现有材料，很难再有推进。现在需要做的，是寻找或等待1943 至1945年期间的相关史料。比如，我就在那时北京期刊的“文坛简讯”中，见过“北查南徐”的提法。“查”即查显琳(1920—2007)，曾因“色情”文学蜚声沦陷文坛，后被迫投笔从戎:1942年逃离北京入西安战时干部训练团学员班第8期，1944年赴成都入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炮科第20期，两岸隔绝时期为台湾军界、外交界要员。“徐”即徐讠于(1908—1980)，抗战时期居上海，1942年赴成都，后在香港高校任教。

(二)殖民地文学文本在恢复国家主权后的修订问题

2004年，赵月华的硕士论文《历史重建中的迷失——沦陷区作家梅娘研究》②赵月华:《历史重建中的迷失——沦陷区作家梅娘研究》，硕士论文，清华大学，2004。特别是其中的第3 章，总结了“去殖民化”修改的方式，如调整情节、重置背景、重塑人物、转变身份意涵以及转换与隐藏情感等。同名论文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将《蟹》的1941年首发本、《傍晚的喜剧》的1940年选本与1997年的修订本、《侨民》的1941年首发本与1998年的修订本，加以详细的比对，令人信服地率先指出，梅娘复出后的自传文字，致力于个人历史记忆的再营造，同时，复出后再版她的沦陷区小说时，作了“纯净化”的处理，将流露出民族国家认同上的迷惑、动摇的部分加以删改，“简化殖民地社会的多重矛盾、刻意彰显日本侵略者罪恶”。这是重塑个人历史的去殖民化过滤，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真相。并特别指出，《侨民》修改本是“最大的败笔”:“通篇行文情感不断胡乱切换，形成一个庞杂而混沌的情感‘旋涡’，令读者如堕五里雾。”(第58页)

2007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岸阳子教授专题探讨《侨民》新版修改本的论文，被译成中文发表。她侧重叙事结构和语言:“用今天的观点改写成的《侨民》，不仅失去了原作所拥有的真实性和在极限状况下产生的语言张力，也失去了作为同是‘侨民’的作者那抑郁的情感，变成了单纯的饶舌。所以我认为改写后的作品远远不如原作。”③［日］岸阳子:《论梅娘的短篇小说侨民》，收入《抗战文化研究》第1 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159页。

作品再版时加以修改，是文学传播史中的一种常态化的流程，版本考察因而也就得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专题。不过，当对象是殖民地作家的时候，重心会更多偏向政治层面。上述两文难能可贵之处是，在批评了显而易见的修订问题之后，不是机械地贴上政治标签，而是进一步探讨其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

比如，《历史重建中的迷失——沦陷区作家梅娘研究》分析了两种可能及原因:在“经历过一次次政治运动的严酷打击”之后，梅娘“决心将真相永远封存，而重建起另一种历史记忆”;“她的记忆已经在漫长的苦难经历中扭曲变形”。结论是:“梅娘在文学生涯中也难免有应时之言、应时之作，显露出动摇与倾斜的面向，然而她的小说主体，还是表现了坚持与反抗，尤其是定居北京以前的作品。在日本殖民的严酷统治下，这是很不容易的。”“殖民地作家，被压迫民族的一分子，在前途难见分晓的时刻出现迷茫、困惑甚至动摇，这才是真实的梅娘。在时代转变之际，梅娘不必隐藏、否定自己!我们也可透过阅读她的作品，回顾国土沦陷的时代，从而反省沦陷区人民复杂的精神历程。”

岸阳子指出，梅娘殖民期的虚构作品“向‘性歧视主义(Gender Ideology)’断然发出了抗议;对所谓‘母性’进行了冷峻尖锐的解剖。她对作为构成男权文化装置而存在的性差(Sexuality)的凝视等更包含着关系到人类存在根源的重要质疑。这些就今天来看也不失其新意”。她的结论是:

梅娘的作品里可以说没有一篇是媚日的，任何一篇都没有必要加以修改。

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梅娘明智地认准了“自己想说的是什么?”“现在能说的是什么?”并且竭尽全力地倾诉了。可以说她的作品通过对比“爱国抗日”更深层次的人类存在根源的凝视，获得了不朽的价值。

有的沦陷区文学研究不是这样。而是通过寻找殖民地文学中与当年宗主国用语相近的语词，来否定特定区域/时代的殖民地代表作家，进而消解殖民地原住民文学。沿着这种趋向，其结果往往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顺水推舟地返回到中国开放以前的沦陷区没有文学或只有“汉奸文学”的纯净年代:梅娘修改旧作的行为，“说明了殖民地文学在文学史上‘无史’或过分被拔高”①王劲松、蒋承勇:《历史记忆与解殖叙事:重回梅娘作品版本的历史现场》，《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依这样的寻章摘句的方式和举一反三的逻辑，不但中国沦陷区文学，而且近代世界三百年殖民语境中的各殖民地文学的历史，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而目前已经获得的文学史叙述并不是这样:从世界文学史中的殖民地文学，到中华民国文学史中的沦陷区文学，错综复杂，丰富多彩，已经被普遍接受。不过，就中国而言，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现代文学地图还远没有达到共时均衡的状态，日本统治区文学非但没有“过分被拔高”，反而还有相当大的介绍和评价的空间。道理很简单:“……以中国现代文学30年而论，如果将日本占领区面积乘以沦陷时间，沦陷区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当然，文学史不是地域/时段平均值的汇集。但广袤的沦陷区的文学是如此的独特，如果接纳了它却没有最基本的篇幅作保证，文学史所展现的文学历史地图，就很难实现共时文学生态基本均衡，就很难真实还原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文学的历史。”②张泉:《试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如何填补空白——沦陷区文学纳入文学史的演化形态及所存在的问题》，《文艺争鸣》2009年第11期。

在这里，只能在《历史记忆与解殖叙事:重回梅娘作品版本的历史现场》一文洋洋洒洒的众多评判中，例举一个解读“意象”影射含义的例子，分析其方式和逻辑上的失当。《蟹》初版末尾，中学生玲决定离开自己的黑暗的大家族，去关内读书。当这位忧郁的少女看到落日时，受到了鼓舞:

大的红的将落的太阳给她一个温暖的感觉。她看着它一点点地沉没，终于不见。但她并没有感伤，她知道她明天还要来，更光明，更伟大。

她想起追太阳的人的故事，她一向是佩服那坚定的志愿的。她想她也要去追太阳，她要把自己的生活看作太阳，她要去追赶它，她明白它是不会反来就她的。③梅娘:《蟹(完)》，《华文大阪每日》7 卷第12期总76 号(1941年12月15 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昭和十六年，第49页。

《历史记忆与解殖叙事:重回梅娘作品版本的历史现场》注意到，美国学者耿德华著作《被冷落的缪斯》对于这一个段落的解释是:“日本宣传人员总是把朝阳作为他们国家的象征，而梅娘却选择落日来象征希望。因此，她的这种做法，如果不是实际上抵制日本人的宣传主题和信条的话，至少是一种明显的冷淡或不敏感。”还注意到:《梅娘:她的史境和她的作品世界》一文也认为，这些描写“进一步说明了小说作者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并对两说一并加以质疑:“研究日据时期文学，应放在‘殖民与被殖民’的基本关系和历史文化语境中解读，单纯的文本字面理解只能断章取义。如果研究者注意到90年代以后，在修订版中这段描写被作家断然删除，就不会臆断40年代在日本大阪发表的这篇小说具有反日倾向了。”证据是:60 多年前的满洲曾被日本人称之为“红色夕阳的满洲”，梅娘对于落日的描写“符合日伪当局推崇的精神向度，反映了作家对日本殖民文化价值取向的认同”。换成白话，意思是，仅一句“大的红的将落的太阳”就可以判定:《蟹》的作者对日本殖民的认可，已经升华到精神意识的境界。①现在否定《蟹》时，实在没有必要再特别强调“40年代在日本大阪发表的这篇小说”。梁山丁的小说《残缺者》与梅娘的《蟹》一样，也是“40年代在日本大阪发表的”，但早已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4 集，短篇小说卷2，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并且，编者不加隐晦地在小说结尾处标明:“原载《华文每日》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第十卷第五期”(第465页)。而后，《残缺者》又作为中方作品收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47·中国卷7》(刘白羽总主编，重庆出版社，1994)。作品的好与坏，实在与在哪儿发表没有干系。

此说难以成立。

首先，《被冷落的缪斯》一书、《梅娘:她的史境和她的作品世界》一文，并没有断言“落日”就是抗日。所以耿德华在1980年用的是“抵制”、“冷淡或不敏感”，留有余地。在因全盘否定而对沦陷区文学一无所知的漫长阶段，千方百计找寻与“抗日”的关联，是特定禁锢岁月的时代必然。这就难免牵强附会、矫枉过正。历史阶段是不能超越的。

其次，梅娘在1980年代以后才有机会再版《蟹》等旧作，而耿德华的著作成书于中国与世隔绝的1970年代末，那时，还没有梅娘的修改文本，肯定无从比对。据我的初步统计，中篇小说《蟹》在1941年首发后，至少被重新发表过13 次，有12 次发生在20 世纪90年代以后。其中，至少有3 个版本是原样刊出的，包括现在一直在用不同的书名加印的《梅娘代表作》(1998)。可以推测，当下未经“整容”的原始文本的存世量和流通量，远远超过修改本。因此，历史并没有被“遮蔽”的可能。②目前，在准备编辑《梅娘全集》，估计有10 至11 卷。我的原则是:能够找到的署名作品，悉数收入;一律选首发文本;注释逐一纪录每个版本的修改情况;附录大幅度修改本的全文。岁月如梭——永不停歇地追求跨越式的高速发展，已然是当下世界谁也无法改变的终极目标。在这个转瞬即逝的时尚文化消费时代，保持原貌的沦陷区代表作家的全集，或许是少数能够留存些许殖民地形象和想象记忆的方式之一。再次，“红色夕阳的满洲”与“太阳是大和民族的图腾”，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前者旨在昭示肥美的东北大平原一望无际，不是殖民地“日伪当局推崇的精神向度”，不反映小说作者的“日本殖民文化价值取向”。实情是，为了加快建设落后的满洲殖民地，宗主国日本在其帝国主义势力高涨期，刻意在日本国内营造满洲浪漫的异国情调，目的是吸引日本贫苦农民移民满洲。其方式是，通过照片形塑满洲想象，包括“红色夕阳与地平线”、“滚滚流动的松花江与茂密的大兴安岭”、“在广阔原野奔驰的特急火车”、“充满俄罗斯抒情的哈尔滨街道”、“甘粕正彦、溥仪、李香兰”等。③见［日］西原和海的文章，转引自李文卿:《共荣的想象:帝国日本与大东亚文学圈1937—1945》，博士论文，台北:政治大学，2008年，第225页。所谓“红色夕阳的满洲”，只是众多满洲乌托邦形象之一，其宣教的对象是宗主国民众，也包括纳入日本版图的朝鲜、台湾人，不是大陆殖民地人民，在沦陷区的原始文献中，我至今还未见到这个方面的殖民宣传。一般来说，凡是纳入殖民宣传的内容，在沦陷区会是铺天盖地的，以便广为人知。《历史记忆与解殖叙事:重回梅娘作品版本的历史现场》一文同样也只是在日本书籍的中文译本中才找到这个短语的。④出自［日］满洲国史编篡刊行会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满洲国史·总论》，内部发行，1990，第12页。

现在来看，《蟹》中的玲，时值志学之年，她对于“大的红的将落的太阳”的感触，更像是少女励志。小说的基调也与殖民者建设满洲的勃发激情相反，是压抑的、低沉的、灰暗的——这是在给“满洲浪漫”抹黑。此外，“红色夕阳”想象所要促成的迁徙方向，是奔赴满洲，是扎根满洲，是建设满洲东亚新乐园。而玲心目中的移动路线是离开满洲去关内——恰与“红色夕阳”所鼓吹的方向背道而驰。

最后，旧作修改与我挂名选编的《梅娘小说散文选》(1997)有关，有必要交代一下背景。该书的缘起，是素昧平生的资深编辑先找到我，不是梅娘“不甘寂寞”。原本打算选用首发文本。我倒是没有想到过历史是否会被“遮蔽”这样的大问题，只觉得，沦陷区文学研究刚刚起步，查找长期被封存的原始资料不易。那时候，沦陷区资料搜集会占去近八成的工作日，和现在不一样。但出版社对该书的定位不是研究资料，而是畅销书。编书和著作还不一样，更要尊重编审和版权所有者。这样，我所能做的，就是坚持在那些修改过的文本的后面，注上“经修订”三字，为少数有心人作提示。书稿到了编审那里，他们通常也会根据“风向”作一些“技术性的”处理，以规避可能——只是他们猜测可能——会遇到的麻烦。⑤记得交了书稿后，我便去康奈尔大学访学，没有看过校样，所以，不知有多少不合事宜的“错”，是出版社发现的。相信编审们会更加小心，因为他们不可能个个都谙熟沦陷区。

日据时期的中国作家，包括台湾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在几十年后终于有机会重新出版他们的殖民期作品的时候，只要还健在，大多会亲自以各种方式对一些旧作进行处理或解说，以淡化现在看来不合时宜的部分，凸显或加强抗日爱国的内容。比如，1943年，杨逵(1906—1985)奉命在台中、台北、彰化主导演出了苏联话剧《怒吼吧，中国!》。由于台湾早在1937年就已经废止了中文，演出使用日语。当代学者对它有多种评价。

第一种评价:“编译演出饱含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剧目《怒吼吧，中国》，在台湾新戏剧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写于日据时代的《怒吼吧，中国!》借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来影射日本军阀的丑态”。(刘登翰，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白尘、董健，南京大学教授)

第二种评价:运用“常见的通俗剧的手法:突显被压迫者的悲苦，夸张‘恶者’的嘴脸，再以虚无的‘打倒打倒英美帝国主义’、‘大东亚民族解放万岁’口号，显示参战必死决心，目的只有一个:宣扬军国主义。”(石光生，台北艺术大学教授)

均为两岸权威戏剧专家，但在殖民/反殖民的政治立场层面上，双方的观点缘何如此大相径庭?仅从材料源来看，我揣度，原因可能是，前者采信杨逵1980年代以后的中文资料和译成中文的文本(《宝刀集》，1881;《杨逵全集》，1998)，后者以1944年台湾文库选收的《吼えろ支那》(杨逵改编，台北:兴盛出版社)日语改编本为准。

还有第三种评价:“以当时殖民地台湾的环境，以及杨逵逆来顺受、却又坚忍不拔的一贯作风，也很难说他在配合日本‘演出’时，没有民族精神，或如锺肇政、尾崎秀树(1928—1999)所谓‘像杨逵这样的作家’、‘神通广大’，不因‘皇民化’而苦恼，反而能把批评锋头指向统治者。”①以上均参见张泉:《殖民语境的变迁与文本意义的建构——以苏联话剧〈怒吼吧，中国!〉的历时/共时流动为中心》，台湾大学“历史、记忆、再现:2012 NTU 剧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2年10月20 日－21 日。特别是该文第三节“‘隐藏的剧本’:二战时期的殖民地寓言(1942－1945)”中的“南京《怒吼吧，中国!》(1943)系统:武汉、台湾”部分。第三种观点，出自对《怒吼吧，中国!》的世界传播史有精到研究的台北艺术大学教授邱坤良。

以上各家，各有所据，大可不分高下。

在我看来，伟大作家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的里程碑式的“道德勇气和所指出的方向”，也在于他身上所融涵的常人没有的丰富历史信息，后者有助于我们后来者触摸到历史的复杂性与动态性，慎言我们能够、甚至已经回到了“历史现场”。杨逵深受环境制约的多重面向，以及对于杨逵的多元评价，让这朵“压不扁的玫瑰花”作为人的而不是神的血肉之躯更加丰满，丝毫无损他的历史定位:台湾新文学“成熟期”与“战争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走出沦陷区。其他地区、其他时代的作家，如果有机会再版旧作，也会作各种各样的修订，我同样都乐观其成，将其中的大幅度修改本看作一个新的文本。因为时代变了，社会制度变了，是在另一个迥异的文学场域中重新书写，修改本自然也就成了事实上的“另一个”文本，反映他当下的识见、情怀。修改本对作家研究乃至文学史书写大有裨益:藉由新旧对比，可以窥见政体变更和时尚转换的影响，不但不会“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历史原貌”，反而彰显了具象历史的复杂性，有助于接近实际上不可能返回的“历史原貌”。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文学文本的每一版本的最终样貌，包括是不是“迎合当下主导意识形态”，在许多时候，不是一方就能说了算的，而是文学场域中的各权利方面——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博弈的结果。因此，“修改”问题，我更倾向于把它当作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指责的目标;只归咎于文学场域系统中的主要责任者作者，至少会是不全面的。

(三)如何进行沦陷区文学的比较研究

比较是最自由的研究方式之一。有蛛丝马迹的，可以做影响研究;毫无关联的，那就做平行研究。但当比较的对象涉及殖民地、主题又是是否直抒抗日胸臆的时候，就需要设置限定条件了。否则，比较将毫无意义。

《历史记忆与解殖叙事:重回梅娘作品版本的历史现场》一文称，在日据时期发表的《蟹》中，小翠是被三叔霸占的，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男权社会和阶级压迫”。而在新中国的修改本中，“小翠的结局却另有所指”，从而把矛头转向“一个日本鬼子官”。半个世纪后的这个改动，“完全背离了作家创作初衷和现实感受，以迎合当下主导意识形态的姿态进行解殖民化的处理”。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封建男权社会和阶级压迫”普遍存在，包括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也包括前朝后代;《蟹》的新版修改本，只是把1941年在日本大阪不能表达的意思，在90年代的北京表达出来了;说修改是“迎合当下主导意识形态”，这有可能是事实，但这样的修改不一定与“解殖民化”有关，因为反抗“封建男权社会和阶级压迫”不是殖民。

该文之所以坚持《蟹》的“解殖民化的处理”说，是基于如下的先验观念:“在异族侵略下的土地上，首选的叙事话语应该是“外部”的民族矛盾，而不是“内部”的男权压迫。”这就有些难为置身于日本统治区的中国民众了:在殖民者的枪刺前面，直接表现殖民与被殖民矛盾的空间，是异常狭小的。公开表达抗日的文学，沦陷区有，只是不会多。①参见张泉:《反抗军事入侵与抵制文化殖民——抗战时期北京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但作为一家之说，这个观念虽说脱离了沦陷区的言说语境，但仍没有问题。问题出在随后信手拈来的比较案例上:

北满左翼女作家萧红的《生死场》即为这种情感的民族主义的最好的阐释。《生死场》前三分之二的描写都定位于“内部”的性别对立，通过“年轮转了”日本鬼子的到来，掀开了这片令人窒息的大地上撕心裂肺的民族呼号。在民族的生死关头，从前的男女之间永无休止的怨恨和对立变成了“钢脊向天空中一划”的气冲云霄的悲壮。尽管《生死场》有前后内容出现“断裂”的痕迹，但由于这后三分之一内容的重量，它所起到的情感煽动性使这部小说在意义生成的层面上成为抗战文学的一面旗帜。

中篇小说《生死场》分为17 个部分，前10 部分主要反映东北中国人的阶级矛盾、性别冲突。第11 部分一句“年盘转动了”，便过渡到抗日，转而主要描写日本殖民者的罪恶、东北民众的抗争事迹。也就是说，作品的主题发生了“断裂”，陡然转向殖民与被殖民之间的民族矛盾。

对于萧红(1911—1942)来说，1934年6月是个关节点:之前，她是“满洲国”作家，之后，成为中华民国作家。小说的原名为《麦场》，前10 部分很可能是在“满洲国”哈尔滨写的，并且前两部分已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上连载(1934年4月20 日至5月17 日);第11 至第17 部分是在青岛完成的。②彭放主编:《黑龙江文学通史》第2 卷，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原来，萧红能够从小说的第11 部分开始转向抗日，是因为她的身体发生位移，已经置身于可以言说抗日的祖国了。1935年12月，在鲁迅等文学大家的倾力帮助下，书名从《麦场》改为《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自费印行。

在“抗日”与否的问题上将《生死场》与《蟹》作比较时，至少需注意两点。如果《生死场》一书是在日本占领区出版的，萧红本人也在场，那么，无疑是与《蟹》对比的绝佳对象。但是，拿只有在中华民国才有可能“气冲云霄”的“抗战文学”，来要求言说语境截然不同的日本占领区的小说，这样的比较是不对等的。这是其一。不妨再做一个不规范的类比。萧红从不可以用小说表现抗日的地方，到了可以表现的地方，便毫不犹豫地把中国人内部的阶级矛盾描写，转变为外部的即日本与中国的民族矛盾描写。由此，《生死场》耀升为“抗战文学的一面旗帜”。梅娘到了可以表现抗日的年代，在修改《蟹》时，主题作了类似的移动，却成了“背离了作家创作初衷和现实感受，以迎合当下主导意识形态的姿态进行解殖民化的处理”的证据。显然，评价二者的标准是不一致的。

(四)缘何殖民地作家能够纳入文学经典

有论者认为，国内外的梅娘解读，存在两种偏颇:一是，突出梅娘作品的社会政治意义，高度评价具有“大众走向”、揭露宗法制封建家庭的作品，热衷于发掘其中批判现实、渴望光明的细节;二是，“从是否体现女性意识出发，试图剥离时代社会环境对女性写作的束缚，而专注作品中与战争、政治、家国大义无涉的自觉的女性意识的探讨。”进而提出:“分析梅娘的女性书写，并不能够脱离对时代与社会背景的考察。”③赵月华:《历史重建中的迷失——沦陷区作家梅娘研究》，硕士论文，清华大学，2004。

在此基础上，有论者进一步强调文学操作的作用:梅娘作为“作家重新书写的‘身份’与学术界的呼应形成了互动。无论是作家有意识的隐晦，还是研究者对其作品女性意识的过多关注，都有效地掩盖了梅娘作品深层的殖民化政治内涵。”④王劲松、蒋承勇:《历史记忆与解殖叙事:重回梅娘作品版本的历史现场》，《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作为文学场域的构成要素，亲朋的背景、留日经历和精通日语、作家本人的隐晦、研究者的过度关注、有意掩饰作品的社会背景，当然会在文学生产、流通、接受的某个环节上起作用，甚至举足轻重。但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作品自身的品格。

文学是表现时代生活、书写个人历史的一种特殊方式。梅娘所使用的体裁多种多样，不同创作阶段的主题、题材和风格有所不同，叙事也有前后抵牾和不实之处。其作品形式上的以及内容上的这些迁移和变化，既反映出个人与时代之间长达80年的互动、迁就，也纪录了天翻地覆的政体更迭、波谲云诡的世事变迁，是主观/客观、个体/环境乃至精神/物质、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对立统一的留痕或回声。梅娘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民国文学经典，其先决条件恰恰是，它们是殖民地的文学文本。在这里，价值判断已不是唯一:无论准确与否、正确与否，无论写实还是想象、下意识还是有意识，均在书写历史。

放进历史长河，接受情形又有所变化。就文学本体而言，随着时代的转换、岁月的流逝，投射在文学作品中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意义与作用，会渐行渐远。像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世之作一样，在浩如烟海的沦陷区文学中，梅娘的作品有幸能够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最为主要的不是作品中的政体投影，也不是其中的殖民地伤痕，而是她的代表作以她独到的方式深刻地表现了特定时空中的人和一般人性，从而能够跨越社会、政治、政体、阶级、种族而为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们重新阅读。这才是为什么在漫漫50年之后，梅娘等沦陷区作家最终还是纳入了文学史的更为基础的原因。

(五)沦陷区的普适文明规范的是与非

毛泽东在1939年特定语境中的那句名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60、7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风骤雨里，一度成为判断人间一切是非的“最高指示”。“文革”后，这组两个“凡是”成为笑柄。而实际上，它不过以极端的方式，放大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语境中形成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在如何看待沦陷区的普适文明规则方面，某些推论方式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凡是”的影子。比如:

梅娘于1944年8月在北京的一次《中日女性座谈会》上说:“时代的贤妻良母，不外是作妻作母亲的人具有时代意识，使家庭生活和所处的时代进展的步骤—致。”有论者认为，这句话表明，梅娘对日本殖民当局“极力倡导具有家庭价值和父权制的儒学家庭主义”的思想，“领悟得十分清楚”，并在她1943年7月发表的小说《动手术之前》里，“不失时机地掺入了当局所倡导的殖民化的贤妻良母主义和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①王劲松、蒋承勇:《历史记忆与解殖叙事:重回梅娘作品版本的历史现场》，《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这一结论事关殖民与否，需要证据确凿。我怀疑，仅凭梅娘1944年8月的这句话，仅凭她1943年7月的这篇小说，是否就能够证明1943年7月的小说在图解1944年8月说的话，在创造性地领会、贯彻、落实日本殖民当局的“贤妻良母主义和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我看来，这样的叙述方式至少存在时序的问题、孤证的问题。就我的目力所及，在北京沦陷区，“贤妻良母”并没有进入殖民当局的主流殖民策略叙述。不去管它。这里只说“贤妻良母”。

在进入文明期后，人类社会逐渐形成一套维系社会生活运转的基本准则，这些准则是普适的，没有这些准则，生存环境将变为垃圾场，社会生活秩序将混乱、崩溃，在殖民期也不例外。比如，在沦陷区，“贤妻良母”同样是有助于老百姓家庭生活稳定和谐的要素。但由于某些沦陷区的某些统治者提倡过“贤妻良母”，“贤妻良母”便被认定是殖民者用来巩固殖民统治的殖民政策。于是，生活在沦陷区的原住民作家乃至民众，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反对“贤妻良母”，提倡恶妻恶母。否则，就是殖民，是助纣为虐。

这样的推定看似荒诞，可某些全盘否定沦陷区文学的观点，有的时候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逻辑。所谓“色情”，也是一例。在常见的否定沦陷区文学的理由中，总是少不了“色情”:日伪殖民当局支持色情，“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热衷于写男女情爱、人性之善恶、搞色情文学;②陈辽:《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艺报》2000年1月11 日。梅娘受到“华北沦陷区色情和性爱小说甚嚣尘上”的影响，在小说《动手术之前》里“用大量笔墨描绘女主人公的浪漫之夜”③王劲松、蒋承勇:《历史记忆与解殖叙事:重回梅娘作品版本的历史现场》，《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这样的判断，这样的逻辑关系，是局外人的想象。首先，“色情文学”不等同于“颓废”、“反动”。作为文学题材之一的色情文学，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即使是在沦陷区，也与是否“附敌附伪”的政治立场无关。其次，无论是依据当时的还是现在的标准来看，张爱玲的作品、梅娘的《动手术之前》，都无从归入“色情文学”之列。再次，只要通读一下沦陷区的主要书刊就会发现，殖民当局不支持色情。事实上，一直处在战争状态的“满洲国”、华北伪政权，需要营造有利于殖民地建设的高昂向上的氛围，非但不支持色情，反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压制了“色情文学”，最严厉的时候，连婚恋题材小说都限制发表。④参见张泉:《中国沦陷区文学的内容与性质之辩——试析几篇“商榷”文章中的史实差错》，收入张泉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史料与研究》第1 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不过，由于我们现在一直都在“扫黄”，那么，遥想当年的敌人日本殖民当局，他们一定会鼓吹和肯定“色情文学”，再套用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就被表述为:沦陷区中国作家的“色情”小说“在殖民主义确认和再生产的文化编码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色情文学”不是殖民地文化的特殊规定性，纠结于殖民地的作品是否“色情文学”，实际上与确认作家附逆与否的关系不大。因为，作为社会毒瘤的“色情”泛滥，殃及国计民生，在任何社会都会受到限制，在殖民地社会也一样。至于是否限制得了，能够限制到什么程度，以及限制的策略，则是另外的问题。

殖民是侵略，是种族灭绝。即使殖民者在杀戮、掠夺的同时，带来了现代化、高位文化，以及在文教领域延续普适文明规则，殖民地人民也要把入侵者赶出去，恢复或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①对于马克思有关论述的研究情况，参见郑家馨:《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研究》，《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但是，殖民期的现代化、高位文化、普适文明规则本身，不等同于殖民及殖民统制，无论是在殖民期还是在殖民统治被推翻以后，都不是批判的对象，更不是摒弃的对象。比如，伪满时期一所小学的《朝读歌》唱道:“小鸟枝头鸣，/朝阳冉冉升，/将书包收拾，/欣然向校庭。/老师见我笑盈盈，/我对老师一鞠躬，/全校同学勤学习，/楼上楼下传遍了读书声。/切莫把光阴消磨在贪睡中，/早起读书快乐无穷，/一寸光阴一寸金。”②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吟唱的。2012年，在一次鲁迅研究国际研讨会结束时的晚宴上，这位学者在不得不出节目时站起来说:“刚才捷克朋友唱的苏联歌曲，唱得非常好。我也曾学过好多，但革命歌曲全忘了，一句也不记得。我只会我在伪满时期上小学时唱的《朝读歌》。”接着，浑厚、沧桑的男中音响起来，一首从小铭刻在心的儿歌，让全场动容。其普适的文明内涵，早已超越了“满洲国”。当然，硬要坚持“朝阳”象征日本军国主义、校歌旨在奴化东北儿童，再质疑那时什么家庭的子弟才能够上殖民者办的学校，也是想象历史的方式之一。

在非物质实体领域是这样，在物质实体领域也是这样。比如，北京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问题。日本统治时期的“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曾出台一部城市规划草案(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其中，有将旧皇城划为名胜区，只能建宫殿、图书馆、医院、公园等规定。日据8年间，草案一直在实施，实质性地改变了北京的城市格局。有当代学者认为，尽管是殖民期的产物，但该草案有关城市产业布局、功能分区的设想，至今仍有参考意义。③参见孙冬虎、王均:《八年沦陷时期的北平城市规划及其实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期。这都说明，列宁有关人类文化遗产继承问题的论述，同样适用于殖民地时期。

二、关于殖民地文学研究法的一种构想

沦陷区文学是殖民体制下的文学。中国作家参与日伪活动的报道，以及符合、迎合、支持殖民及殖民宣传纲领的署名文稿，是沦陷区文学场域有别于国统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体制特征。对于这一点没有足够认识的当代研究者，在发现研究对象的这类言行时，往往会感到吃惊或不解。比如:看到梅娘1945年的《4月29 日对日本广播——为日本女性祝福》，感到意外:就“这篇文章文本本身看，作家此时国家认同上发生的倾斜——倾向侵略者、殖民者一方是极其清楚的。”④赵月华:《历史重建中的迷失——沦陷区作家梅娘研究》，硕士论文，清华大学，2004。在1938年《大同报》的《文艺专页》上，读到梁山丁的一首粉饰诗后，十分惊讶:“这首诗歌颂了伪满洲国的一座‘新型监狱’，对统治者的镇压进行了美化和赞扬。”⑤蒋蕾:《精神抵抗: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的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博士论文，吉林大学，2008。

其实，这样的现象在日本统治区普遍存在。以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二期常设展览《中国现当代文学展》“沦陷区文学”板块为例，入选作家中，与日伪当局所谓“有染”的除梅娘外，还有上海的张爱玲、苏青、予且、关露，“满洲国”的爵青、山丁、袁犀，台湾的张我军、杨逵等。早在1994年，我就罗列过他们居京期间与日伪“有染”的言行。比如:

袁犀。1942年，受伪华北作协的派遣，去济南沦陷区视察当地的治安强化运动，返回后，“为感谢皇军赫赫战果，自动愿尽枪后国民之诚，将治运视察旅费金提出一百元，献金与北支派遣”军;1943年，作为满日文学视察团的成员，前往正在召开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东京，正是在这届大会上，他的长篇小说《贝壳》获得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赏，是华北沦陷区的第一位获奖者。

山丁。任伪华北作家协会小说部门主任委员，多次参加官方组织的座谈会、招待会，担任一些征文活动的评委;出席了1944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者年会及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梅娘。1944年，领取了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赏，并在1945年宣布用它设立梅娘氏奖金，征求短篇小说。

张我军。介入筹组沦陷区统一文学团体的活动;1942年、1943年，两度去日本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并以代表身份发表短评《击灭英美文学》①张我军:《击灭英美文学》，收入“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华北)代表鳞爪集”专辑，《中国文学》1944年第1期。查各种版次的《张我军全集》，似乎均未收该文。这有违全集的编辑规范。其实，完全没有必要避讳。，附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官方的宣传套语。(以上见《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

这些都有原始文献支持，抹不掉。可他们又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同样撼不动。如何面对这种对立反差?

近30年来，在沦陷区文学艰难纳入当代文学场域的缓慢进程中，如果发现某位作家有政治组织背景，或有权威人士愿意出面作证，其“附逆”言行将不再被质疑。前者如关露。她任职日本驻南京伪政权大使馆和日本驻华海军报道部出资创办的《女声》杂志社，1943年赴东京出席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战后得知，她是中共成员。还有汪伪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处长、国民新闻社社长穆时英。1970年代披露，他是国民党“中统”派遣人员。②见稽康裔:《邻笛山阳——悼念一位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香港《掌故》月刊，1973年10月。后者如陶晶孙。1944年在南京召开的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他高居大会副议长之位，《鲁迅全集》曾注明他在“抗战期间堕落为汉奸”③《鲁迅全集》第1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1页。。1992年5月8 日，夏衍在给研究者的回信中说:“他与潘汉年很早就相识，抗战开始后，上海沦陷，我和潘汉年一同到香港去，潘汉年曾告诉我，他们的人都安排好了，只有陶晶孙留下来，因为他的夫人是日本人。当时他的行动是受播汉年领导的。”④见刘平:《陶晶孙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由于此信，陶晶孙得以平反出书。

这样的作家是特例，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我们讨论的是一般状况。在殖民体制下，文学活动、政论文附和或者迎合时政是常态，其背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来说，个别文章和言行不应影响作家在文学上的总体评价。而虚构文学作品大多是超脱的，像在其他社会体制中的情形一样。因而，在殖民统治结束后，其中的优秀之作能够纳入民族国家的文学谱系，如前文所列与殖民当局“有染”作家的作品。

两个“凡是”能够说明某些表象，仍无法解释纳入殖民体制的作家缘何也能纳入中国文学经典的问题。为把二者统一起来，需要细化沦陷区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过程发生的。在世界殖民史上，中国被殖民的情况与众不同。关注文学与外部殖民因素的关联，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沦陷区文学多维殖民语境评价系统，或许有助于还原复杂多样的日本占领区文学样貌，及其在民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及意义。⑤参见张泉:《殖民/区域: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维度——以日本占领华北时期的北京台湾人作家群为例》，《文艺争鸣》2011年第9期;《深化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东亚场域中共时的殖民体制差异/历时的时代转换维度》，《上海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其扩展为四个维度。这里，再次引入四个与殖民、殖民语境相关的宏观维度。

第一个维度，世界范围内的体制殖民/新殖民/后殖民三个殖民阶段历时演化维度。实施领土占领的体制殖民阶段，从15 至16 世纪欧洲人的世界地理发现，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持续近300年。在这个阶段，中国与其他许多被殖民国家的不同之处是:始于世界体制殖民的后半期(1840年);局部被殖民;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逐步成为中国最大的和唯一的殖民者。新殖民阶段，从1945年至1970年代。政治独立后的新兴国家领导人发现，西方列强通过军事基地、跨国公司、和平队等方式，继续对原殖民地国家实施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是一种新的殖民形式，需要加以警惕、批判和反抗。在这个阶段，中国大陆在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中与西方隔绝，未受“新殖民”的影响，没有介入其中。后殖民阶段，从1970年代以后。在新的世界体系中，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及文化产业，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源于西方学界的“东方主义”学说，与现代、后现代理论结合，试图通过揭示西学谱系里的东方学真相，探寻西方的思想文化以及艺术的价值与传统，在全球居于主导地位的现状和根源。由此，引发了以“文化霸权”批判为指标之一的“后学”热潮。在这个阶段，中国大陆实施“开放”，逐渐全方位进入世界一体化，置身西方文化霸权、文化批判潮流。梳理这一维度旨在提示，随着殖民阶段的转换，体制殖民期作家以及后来的殖民地文学研究者，在再建体制殖民期的文学记忆、文学想象和文学阐释时，他们的立场和视角在不同阶段会发生变动和漂移。中国的独特之处是，经过20 多年“独立自主”的新型国家建设和意识形态改造，消除了殖民地的遗迹。而在许多原殖民地国家，仅就宗主国语言而言，至今仍是官方语言或流通语言。西方的后殖民理论，所描述和依据的对象，是长时期全境被殖民国家的经验。在讨论中国沦陷区文学时，盲目套用“解殖”、“内部殖民”、“自内殖民”、“自内解殖”、“解殖处理”、“后殖民”等外来术语，于事无补，且平添含混。提升中国殖民地文学研究的水准，不是引进西方现成的“东方主义”，而是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构建一套适于中国半殖民地经验的“后殖民”话语。①《历史记忆与解殖叙事:重回梅娘作品版本的历史现场》一文称:“日军侵华时期中国沦陷区出现的殖民化现象，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殖民化成为一种文化记忆烙印在受殖主体无意识深处，使民族主体意识不能得到应有的位置。”这样的看法，正是照搬西方后殖民论述、无视中国在殖民阶段转换中所搬演的独特角色的结果。退一步说，该文所批判的梅娘添加抗日内容之举，不正是表明她转向或放大“民族主体意识”?何来在半个世纪的与世隔绝和思想改造后，“殖民化成为一种文化记忆烙印在受殖主体无意识深处”?

第二个维度，七七事变造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战前/战时/战后三个阶段的历时转换维度。以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和1945年抗战胜利造成的这一历时转换，对于日本占领区文化/文学环境的影响尤为显著。殖民把内地日本占领区的新文学传统切断，直露的抗日文学不再，出现了北京梅娘、吴兴华，上海张爱玲、杨绛等一大批“异数”作家。但言说语境截然不同的战时沦陷区文学并非昙花一现。尘封多年之后，他们陆续纳入民族国家文学谱系，各以其不可替代的新质，丰富了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

第三个维度，中国全国抗战时期国统区/共产党抗日民主根据地/沦陷区三大区划间的共时体制差异维度。1938年10月27 日武汉全境沦陷，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三大独立区划，反抗殖民的军事、政治、文化形态，呈现多样性。对于中国沦陷区民众来说，国家认同实体中华民国一直存在，大大增加了日本殖民统治的难度。共时并存的国统区、民主根据地、沦陷区三大区域文学，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所特有的文学现象。在区域重要性上，沦陷区文学与其他区域没有区别，但由于言说语境迥异，在评价标准的政治内容方面，应当承认和正视差异，而不是以一个区划的政治标准来全盘否定另一个区划。

第四个维度，日据时期殖民地台湾/“满洲国”/沦陷区三种统治模式间的共时殖民体制差异维度。1895年、1931年、1937年，日本殖民者分别在中国筹建三种殖民模式:台湾、关东州等纳入日本本土的割据模式;另立新国家的东北“满洲国”模式;僭越国民政府的内地伪政权模式。体制殖民期的军事占领，血与火的殖民/反殖民对抗，规约着殖民地文化，是决定殖民地文学基本面貌的要素。殖民地、“满洲国”和沦陷区三种相互隔绝的模式之间，殖民内容和统治力度存在着差异性，即，文化统制的强度，依次递减，直接意义上的抗日文学表达的空间，依次递增，造成各地文学样貌的不同。在日据区域内的跨文化/跨域流动，促成各地文学场域的重组。三种殖民体制间的这一差异维度，是中国殖民地文学研究、特别是各沦陷区区域比较研究的结构性背景，也是各地文学评价政治标准差异化的依据之一。②参见张泉:《殖民语境中文学的民族国家立场问题——关于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中国文学中的亲日文学》，《汕头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体制殖民阶段的“殖民”，是殖民者的政府行为，有整套的国家机器在维持运转。在世界殖民史上，各殖民地被殖民的时间长短不一，治理形态复杂多样，各国原住民就是在特定的殖民语境中一代代繁衍生息的。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文学，文学也随着一代代人延续。

在中国，除日据50年的台湾外，殖民地文学没有超过一代就结束。梅娘沦陷期大约12年间的虚构文学作品不是“殖民”，不是为虎作伥，而是一介少女的殖民地生存体验或感知。这个少女恰巧生在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大家庭，得以认识了各色人等，得以游走于不同类型的殖民地及宗主国之间，在阅历和观念上具备了新文学创作的条件，作品也就能够反映出殖民地一部分人的生活，以及殖民统治带来的影响。

在评介殖民期的梅娘，以及而后梅娘的文学道路和梅娘研究史时，将上述四个与殖民、殖民语境相关的宏观维度作为背景加以具体考量，或许有助于设身处地:在更为宽阔的视野中阐释研究对象，辩证地认识其文学活动中的殖民地痕迹，也有助于在民国史里构建更为客观的殖民地的文学想象和文学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