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志科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近年来，在文学领域大名鼎鼎的伊格尔顿在形而上学领域颇多建树，甚至与新无神论者辩论上帝是否存在，出版了《神圣的恐怖》(2005)、《理性、信仰与革命：对上帝争论的反思》(2009)、《论邪恶》(2010)等一系列著作。国内有学者因此提出：伊格尔顿在2000年之后明确地出现了“神学转向”①耿幼壮：《编者絮语：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神学》，《基督教文化学刊》2010年第2期。，自20世纪末起，他着力于“推动伦理学、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融合”②柴焰：《抵抗后现代主义与保卫马克思》，《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对中国学者来说，如何在特定的语境中理解伊格尔顿的思想演变历程？如果说，学术研究中的科学理念与形而上探讨中的信仰诉求是一对并置的范畴，那么，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怎样拿捏？本文试图通过“科学”和“距离”这两个关键词来回答上述疑问。

一、“理论之后”的理论

自《理论之后》发表以来，伊格尔顿开始“热衷”罪恶、宗教、伦理、死亡、信仰等形而上问题，有学者指出，在本著问世前后，伊格尔顿“开始重新回到基督教神学传统，其早年论述中曾经涉及的一些神学论题再度出现”③耿幼壮：《编者絮语：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神学》，《基督教文化学刊》2010年第2期。，他在2012年接受《牛津人评论》④参见Alexander Barker, Alex Niven. An Interview with Terry Eagleton.The Oxonian Review.2012.Issue 19.4http://www.oxonianreview.org/wp/an-interview-with-terry-eagleton/采访时说：将左派政治(马克思主义)和宗教(天主教)问题结合在一起，是自己学术生涯的主要议题，只不过最近它们才浮出水面，而在此前的“阿尔都塞阶段”，这些问题仅仅是一股潜流。在2009年出版的《批评家的任务》中他承认，《理论之后》前后部分的断裂——前半部分讲文化理论，后半部分讲真理、道德、死亡和爱等等——并不意味着自己研究重心的转移，“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这些话题根本就没有远离过我”⑤Terry Eagleton, Matthew Beaumont.The task of critic,London and NewYork: Verso,2009,pp.269-270.。这说明，所谓的“神学转向”并非字面意义上的“转移”，而是一种回归或者循环。

众所周知，自希利斯·米勒2001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以来，国内学界曾就“文学终结”和“理论终结”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大家对“理论终结”的看法主要源自理论“过剩”：理论什么都关注，就是越来越远离文学，所以理论终结是理所当然的。而“理论之后”的“后”(after)字很容易被理解为某一阶段的终结，于是，这两个话题在字面上自然而然被糅合到一起。但这其实是把“理论”理解成了文学的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的结果，余虹先生早已就此问题作过解答，他认为“过剩的”理论是现代形态的理论，是反思性的理论，理论的过剩是理论生产和运用上的过度，是不断寻找界限同时拆除界限的反思。[注]余虹：《理论过剩与现代思想的命运》，《文艺研究》2005年第11期。因此不论“理论”、“法国理论”，还是“大理论”，其话语形式在不断反思的原则指引下呈现出的自我增殖、自我复制的绵延态势，正是理论逐渐远离文学并自成体系的“病根”。

进一步看，《理论之后》在中国语境中产生的持久影响还在于“该书关注的问题与书名所涉及的主题背道而驰”，“《理论之后》是作为理论的实践者和捍卫者的伊格尔顿与作为理论的良知和谴责者的伊格尔顿之间的对话”[注][英]戴卫·洛奇：《向这一切说再见》，《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1期。，戴卫·洛奇发现了关键问题所在，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首先需要澄清的正是捍卫理论和谴责理论二者间的关系。

伊格尔顿谴责的“理论”特指由文学理论扩张而来的文化理论，是一个比“文化理论”外延更广的属概念——盛宁先生指出伊格尔顿的“理论”不只是通常所指的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高深理论”(high theory)，还包括由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少数族裔主义等掺和在一起的整个“文化研究”阶段；[注]盛宁：《“理论热”的消退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出路》，《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而在文学研究泛化和文化研究兴起的今天，“理论”二字同时涵盖了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注]王晓群：《理论的现状与未来》，《外国文学》2004年第6期。——伊格尔顿对文化理论的批判在于后者已经剑走偏锋，他希望“理论”关注的重点能从日常生活、大众文化转移到“政治”上来，他在《理论之后》的前言中明确表示：“正统的文化理论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足够敏锐的问题，以适应我们政治局势的要求，我将努力阐述其原因并提出补救的措施”[注][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页。，所以其开篇第一章就以“遗忘的政治”作为标题。

《理论之后》一书中的“理论”在伊格尔顿看来是一种反思或反省，余虹先生的解释是贴切的，因为人文科学如果还想继续生存，“停下脚步反省自己的目的和担当的责任就至关重要”，理论就是“批评性的自我反省”，“诞生于我们被迫对我们正在从事的活动有了新的自我意识之时”[注][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7页。。自我反省没有尽头，理论的进程更是绵绵不绝的，纵观当代最重要“理论家”之一的伊格尔顿的学术历程，其研究重心从文学到文化，从小说到戏剧，从革命到政治，从意识形态到伦理学，也从侧面回应并验证了这一点。

对伊格尔顿来说，理论反思的对象首先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罗蒂和费什等“反理论”家们认为文化(而不是上帝或者自然)是世界的基础，“文化是一整套自发的习惯，扎根之深，我们甚至都无法检验它们”[注][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8页。——这些反理论家们认为，用理论去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整套信仰是不可能的，就像拔起头发让自己脱离地球一样——但伊格尔顿针锋相对地反驳了这种想法，他认为事物的“文化化”应当被质疑，并不能因为我们生活在文化当中就无法对其进行理性检验，“对我们的处境进行批判性反思，正是我们处境的一部分”，“反躬自省对我们就像宇宙空间弯曲或像海浪有曲线一样自然，它不需要我们跳出自己的皮囊”。[注][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9页。所以，当反理论家们认为理论的功能类似于人们给自己的信仰与生活方式找理由时，伊格尔顿却认为，对于文化的批判就是文化理论，就是对信仰、生活方式乃至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批判或反思就等同于理论。这便回到了伊格尔顿最擅长的理论领地：意识形态研究。如果承认理论是批评性的自我反省，是对常识、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反思，那么，在伊格尔顿心目中“理论之后”就是通过对“文化理论”的警醒来实现对政治的召唤和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后现代主义思潮裹挟下的文化理论只不过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政治退却”[注]方珏：《走出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学、日常生活甚至理论当中所隐藏着的、看上去无需也无法质疑的意识形态正是伊格尔顿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研究对象。

二、意识形态与“断裂”后的科学

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文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他至少有《批评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导论》和《审美意识形态》三本专著用于阐述这个既复杂又睿智的术语。借鉴阿尔都塞的定义，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权力结构对个人思考和体验方式的影响过程与结果，是“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是一种被视为理所当然或者视而不见的无意识中的思维方式，而由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某种关于世界的意识形态观念”[注][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对伊格尔顿而言，研究文学艺术的文学和美学理论终究还是在研究意识形态。

文学中的政治是伊格尔顿老生常谈的话题，在《理论之后》一书中伊格尔顿强调：“艺术和文学包含着大量与现实政治体制难以和谐一致的观点和经验”，“艺术和文学提出了生活质量的问题”，“艺术鼓励你想象和期望”[注][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9页。，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是左派政治，这些既面对现实又设想未来的艺术观念说明伊格尔顿在强调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浸入”特征之时，还念念不忘文学“乌托邦”的超越特征——根据曼海姆的说法，“乌托邦”是一种和社会状态不协调的、能够转化为行动、并动摇现有秩序的思想状态[注][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188页。——如此看来，《理论之后》对文化理论既批判又期待的悖论就变得很好解释，因为“乌托邦”和文学、文化理论秉承同一种逻辑：乌托邦来自现实又超越现实，文学来自意识形态又反思意识形态，文化理论观照日常生活又拔高日常生活，这三个范畴都是某种反思式的、进退自如的参与，这才是伊氏心目当中的“政治”，他的革命性政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保持距离的前提下批判意识形态。

不过，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化成为生活和思维方式，和它保持距离并反思可能是个十分大胆的“狂想”，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反理论家们所指出的诸如文化、生活方式、信仰等等，这些范畴和意识形态一样都时刻处于潜意识状态中，作为一种隐而不显但却可能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底层结构”，后者对每个主体都有重大影响。在《理论之后》发表前，伊格尔顿已经认为“意识形态批判和精神分析一样都专注于意义和强制力交叉的地方”，“梦和意识形态都是双重的文本，是符号和权力的结合”，“如果说梦想通过符号化的伪装来隐匿其无意识动机，那么意识形态也与此相同”[注]Terry Eagleton, Ideology: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York: Verso, 1991, p.134.，潜意识、意识形态、梦甚至文本都是异质同构的事物，它们应该可以放到同一个水平面上去审视，那么，是否存在一种能够同时探究意识形态和文学的“科学”便成了伊格尔顿优先思考的问题。

文学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陷入了结构主义思潮中，作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思考模式，结构主义思维尝试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解决人文社会科学当中的问题，比如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雅各布森的语言学研究、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研究、拉康的心理学研究、巴特的符号学研究……结构主义者们假定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尚未被掌握的外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也应当运用科学的方法去揭示那些隐藏着的、属于“潜意识”、尚未掌握的东西，所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去发现事物的底层决定性结构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巨大诱惑。雄心勃勃的理论家们还假定：人类思维当中那些被想象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在历史中形成并固化了下来，这些看似自然而然形成的观念及其背后的人为建构过程可以通过某种“科学”的方法来揭示其本质。

上世纪70年代的伊格尔顿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对文学研究的“科学性”情有独衷，“由于文学作品‘属于’意识形态，它们也能成为这样的科学分析的对象”，“科学的批评应该寻找出使文学作品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又与它保持距离的原则。”[注][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在2009年出版的《理性、信仰与革命》一书中，伊格尔顿依然认为：“科学、宗教和政治是自己关注的三个课题”[注]Terry Eagleton，Reason, Faith, and Revolution: Reflections on the God Debat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在此书中，他用了大量篇幅讨论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而阿尔都塞的认识论学说曾强调意识形态和科学的二元对立，他亦对“科学”二字一往情深，阿尔都塞在1967年曾为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学员开设哲学课，自然科学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有学者甚至指出，他的“基本方案就是建构一门避免意识形态染指的科学”[注][法]弗朗多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在阿尔都塞看来，理论有“科学的”(scientific)和“意识形态的”(ideological)之分，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理论是反经验主义的，理论所要加工的概念、事实由其他实践(比如经验或技术的实践)提供；同时，理论又是自反性的，科学的理论(即理论实践)“总是同它史前时期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划清界限”[注][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页。，阿氏将这种划清界限的过程称为“认识论断裂”，断裂的结果就是意识形态被揭露和真正科学的创建。如此看来，伊格尔顿不仅深受阿尔都塞的影响，更在结构主义思潮的裹挟下尝试将文学理论变成一种科学，后者可以被视为某种和先前的文学理论发生“认识论断裂”的结果。

按伊格尔顿的设想，如果原有的文学理论已“沉沦”成为一种“虚假的”或者“不科学”的意识形态，那么，全新的、“科学的”文学理论就应当与其“断裂”——断裂1：文学是意识形态的表达/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注]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78, p.64.；断裂2：文学理论是评价性的，凭借事先预设的标准去评价/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标准，这些评价标准的立足点背后是否有明确并且公正的政治立场值得怀疑；断裂3：文学研究是经验主义的，研究文学就应当与其融为一体/科学的文学研究应当和文本保持适当距离，且不断地反思后者。伊格尔顿期待的显然是“断裂”之后的结果：用“生产”的范式去反思文学，用哲学去反思现存的文学理论，用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去反思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这些都说明伊格尔顿几乎全盘接受了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说。如果承认伊格尔顿的科学取向，那么他构想的“科学的文学理论”就类似于阿尔都塞所说的“科学的理论实践”，他所批判的“意识形态的文学理论”就类似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科学的理论(Scientific theory)和意识形态的理论(Ideological theory)之间存在着某种“认识论断裂”。

三、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距离”

阿尔都塞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科学，它产生于“认识论断裂”之后，其断裂前的形态是意识形态，科学能够发现自己“史前时期的”形态是部分或全部谬误，它虽由意识形态转化而来，但和后者是对立关系。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艺术等精神生产是一个和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并列的概念，“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首先、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沿着这个逻辑，伊格尔顿继续把文学艺术看作“社会实践”或者“社会生产的形式”，意识形态不是阶级的表达(expression)，文学文本也不是意识形态的表达，以戏剧为例，舞台、演技等剧场工具会把作为原材料的文本转化(transform)成为特定的产品，[注]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78, p.65.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他还提出一个“文本科学(a science of text)”的概念，希望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从意识形态转化成为文学文本的过程中，文学生产究竟起了哪些作用。显然，此处的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也是对立关系。

然而在伊格尔顿这里，“科学”并非我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以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为指导原则的“科学”，这一点对于理解伊格尔顿的学术思想变化异常重要。

根据威廉斯的考察，英语中的“科学”(Science)源于拉丁文的“知识”(Knowledge)[注]参考[英]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22-427页。，最初与“艺术”(Art)通用。后来“科学”有了“理论性”的含义，而“艺术”侧重指实用性的知识。到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Science)把神学和形而上学排除在外，专指实验性质的自然科学，尽管其他学科也有理论和方法，但“科学”专门用来指那些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具有所谓客观性的的学科。德语中的“科学”(Wissenschaft，如马克思所使用的)和法语中的“科学”(Science，如阿尔都塞所使用的)一样，都比英语中的“科学”具有更宽泛的意义，指代“系统的知识”和“有条理的学问”，这种含义和英语传统的经验科学形成了明显对比。

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旗帜鲜明地对经验主义嗤之以鼻，“认为只有当理论用以说明艺术作品时该理论才有价值”，“除非思考直接与行动相连，否则它就毫无价值”，这些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被他痛斥为“市侩实用主义”[注][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4页。，因为经验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理论必须与实践直接相结合——可见，伊格尔顿的“科学”必然不能理解为英语中的Science，而是和他一直感兴趣的阿尔都塞、马舍雷或者本雅明、布莱希特的母语直接相关。马舍雷认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过程，文学文本虽受制于意识形态，却能加工意识形态并呈现甚至揭露之，文学理论是“科学”，是一种“知识”[注]马舍雷认为批评(即文学理论)有两种，一种被视为提升品位的鉴赏，另一种则被视为关于“文学生产的科学”的知识，显然他倾向于后一种批评。参见Pierre 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London, Henley and Boston: Routledge&Kegan Paul, 1978, pp.3-4.。将文学视为生产而不是反映，将意识形态视为原料而不是镜子，这是以阿尔都塞、马舍雷、伊格尔顿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一贯承认的前提，一方面他们和马克思一样都相信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通过“科学的方法”考察文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反思或批判意识形态的捷径，但是“科学的方法”究竟是什么？

皮埃尔·马舍雷曾说过，文学批评“并非是对其对象的模仿或者复制，而是要在认知及其对象之间保持距离，科学如果要用某种话语表达，这种话语必然不同于研究对象”[注]Pierre 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London, Henley and Boston: Routledge&Kegan Paul, 1978, p.7.；伊格尔顿则不止在一处反复提及：文学批评“在它自身和对象之间造成了一种决定性的断裂，把自己和批评对象拉开了距离，其目的是产生一种关于批评的新的知识”[注]Terry Eagleton, Against the Grain.London: Verso, 1986,p.10.，“文学批评可以变成一种批评中的批评：它的任务主要不是进行解释或评价说明，而是从一个较远的距离考察这种说明的逻辑，分析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做的时候用哪些规则和模式”[注][英]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由是观之，马舍雷和伊格尔顿所提到的“距离”就是“科学”和自己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距离，是理论现状和理论预设之间的距离，是先入之见和评价标准之间的距离，是常识和反思常识之间的距离。以文学为例，科学的文学理论不仅要与文学文本中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并审视它，还要和“史前时期的”理论文本中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并审视它——第一种距离，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通过反思大众文化来实现，第二种距离，他通过对文化理论的反思来实现。

文学的话语(文学作品)和批评的话语(文学理论)是两套不同的话语形式，马舍雷曾将之比作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区别：文学是研究对象，而理论是研究领域。正是由于文学艺术不是被镜像复制出来的，而是在加工原料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那么，原料加工和成品产出之间必然要经历一段时空转换过程，如果能认识到并认清这个过程就可以实现阿尔都塞所设想的“认识论断裂”，所以，不停地反思文学生产和文学理论生产正是伊格尔顿所一直追求的“文学的科学”或“文本科学”，也是阿尔都塞一直强调的大写的“理论”。故而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总结道：“人们需要的是理论之外的理论”，“理论是一种顺势疗法，利用反思以便我们能超越它”[注][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0页。，“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也就是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注][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13页。“之外”、“超越”、“反省”……这样的词汇都说明，理论既要和自己的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又要时刻关注对象究竟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还要自己生产出一系列关于研究对象的科学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正是大写的“理论”被实用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以及反理论者们批评为“自说自话”的根本原因。

阿尔都塞曾指出：“我们大家都从一个不由我们选择的出发点出发，为了看到和认识这个出发点，我们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先脱离开这个出发点，这种努力就是我们所要从事的哲学工作”[注][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2页。——研究文学就必须跳出文学，而研究文学还必须研究意识形态，所以伊格尔顿必须找一种能脱离意识形态束缚的视角去反思意识形态。

参考阿尔都塞对科学和意识形态做过的区分，参考马舍雷对文学和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机制研究，伊格尔顿看上去似乎“皈依”了底层决定论的结构主义，因为后者既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又强调研究结论的本质主义特征，更强调研究客体和研究主体之间的距离；而詹姆逊曾表示：结构主义的总体方法可以理解为“对上层建筑的研究”或者“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注][美]詹姆逊：《语言的牢笼》，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结构主义者们“都承认在符号系统本身之外有一种最基本的存在，这种存在，不管它是否可被认识，起着符号系统的最后参照物的作用”[注][美]詹姆逊：《语言的牢笼》，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所以，研究文学这种符号系统，最终走向研究意识形态是水到渠成的，意识形态就是那个参照物，而结构主义对于底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区分、它所追求的保持距离的“科学性”，都刚好满足了伊格尔顿反思型理论的“距离”隐喻要求。

阿尔都塞认为结构主义是“科学家们的‘哲学’”[注][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38页。，科学家们十分注重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之间的距离。但我们知道，科学家们并不认为作为观察者的自己有意识形态偏见，实证主义科学又会假设一些无需检验的大前提，因此伊格尔顿显然不是一位结构主义或者实证主义式的“科学家”，他在《理论之后》一书中强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基要主义者”[注][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91页。，每个基础问题都有一个更深的基础，自然科学问题、文学问题都是有基础的，而意识形态研究就是理论研究的基础，理论家们和科学家们一样都有意识形态偏见，理论就应当研究这种无需或者无法置疑的偏见。当我们理解了“科学”二字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含义，就能够解释伊格尔顿数十年来的学术焦点转换历程。

伊格尔顿始终在做各种“拉开距离”、“变化焦距”式的努力，因为归根到底，“理论重视的是无法思考的事物，而不是可以思考的事物”[注][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0页。，既然无法“思考”，才要想尽办法去思考，否则，“没有这样的自我监控，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本不可能生存下来”[注][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9页。。最终，伊格尔顿谈论文学问题、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反思我们的生存境遇，他在《理论之后》中所做的种种努力正是和现状保持距离的各种尝试：让贴身的文化和乌托邦的文学保持距离，让科学化的文学理论和意识形态化的文学保持距离，让突出政治平等与差异性的理论和沉迷于生活世界的文化保持距离……这一系列的距离可以视作伊格尔顿对本雅明“审美距离”、布莱希特“间离效果”以及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的理论回应。

四、结语

“意识形态”最初在法国思想家特拉西那里的含义是“研究观念的科学”，他希望人们可以像理解身体那样理解心灵，而在伊格尔顿这里，意识形态、文学艺术、政治、文化这些范畴虽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可它们同时又都具有物质属性，具有“再生产”的功能，于是在《理论之后》一书中，伊格尔顿从文化理论入手去反思文化、文学、理论的实质都是在反思具有“生产”功能的意识形态，这是研究伊格尔顿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必经之路。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站在“客观的位置”上，伊格尔顿却认为，既然文学是在加工意识形态原料，又能生产意识形态产品，那么这二者之间就必然是相互“污染”的关系。在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作理论上的区分，是伊格尔顿在其“阿尔都塞阶段”进行的大胆尝试，也是伊格尔顿数十年来始终关注“科学”二字的理由之一。

正如谭好哲先生所指出的，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对后文化理论时代人类依然面对的真理、道德、邪恶、死亡、宗教与革命等全球性问题的强调，是极其富有问题意识和强烈现实针对性的”[注]谭好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问题与方法——一个基于问题意识的历史反思和创新展望》，《文史哲》2012年第5期。，本文从国内学术研究现状的问题出发，通过梳理“科学”和“距离”这两个关键词，试图把握伊格尔顿的学术思路演变，希望能引起马克思主义文学、文化、美学界的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