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永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督导与评估中心，陕西 西安 710119)

曲江本是一处天然水池，秦汉时是宜春苑、乐游苑的一部分，帝王打猎、巡游在此休憩，建有离宫别馆。隋朝辟建为芙蓉苑，占据国都大兴城东南隅并延袤至城外。曲江在芙蓉苑内，因为水盛芙蓉多，也称芙蓉池。唐承隋制，在大兴城基础上建唐长安城，另辟曲江为风光旖旎的游赏胜地，从芙蓉苑中分出，普通百姓可以前往。芙蓉苑的另外部分，四周设有围墙，与曲江隔开，帝王专属。当我们以今日视角回望唐朝，不难发现，唐曲江园林应该是以曲江池为中心，由一组名胜景观组成，包括有曲江池、杏园、芙蓉苑、慈恩寺 (大雁塔)、乐游园、青龙寺等，位于唐长安城东南隅，连接成片，形成一个范围广大，内容丰富，皇族、百官、进士、僧侣和百姓聚集游览的园林区。

一.唐曲江园林名胜

1.曲江池

曲江池是以水景著称的，烟水明媚，翠柳成林，花草铺锦，一派水乡风光，为长安城增添诗情画意，引无数诗人流连忘返。利用曲池浩阔的水体养殖生物，栽培植物，水中鱼翔浅底，水面蒲苇丛生，尤其是成片的莲花染红了夏日的曲江水面，构成了曲江的一大景致。大文学家韩愈特别喜爱曲江之荷花，青葱的荷叶，怒放的莲花，掩映着平如明镜的池水，“曲江千顷秋波净，平铺红云盖明镜”［1］，很是壮观。曲江是以柳树成排成行分布著称的。曲池边的柳多垂柳，李商隐《垂柳》诗曰:“聘婷小苑中，婀娜曲池东。朝佩皆垂地，仙衣尽带风。”“曲江水满花千树”等等。我们从唐代诗人的笔下，可以欣赏到曲江池的绮丽风光！

2.杏园

杏园位于唐长安城通善坊，在曲江池西岩，与慈恩寺相对，并紧靠寺的南边，所以也称南园。杏园面积相当可观，徐松《唐两京城坊考》通善坊只列有杏园一处建筑，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认为杏园占据了通善坊一坊之地。杏园当然是以“杏”为主景，也因此而得名。每年春日，花开满杏园，大片的杏林争艳吐芳，引来蝶飞蜂舞，风景异常奇丽。杏园是唐朝新科进士举行“探花宴”的场所，杏花被称为春风及第之花。唐人喜爱杏花，对杏花寄予了深厚的感情。白居易有《杏园花落时招钱员外同醉》:“花园欲去去应迟，正是风吹狼籍时。近西数树犹堪醉，半落春风半在枝。”

3.芙蓉苑

芙蓉苑位于曲江池南岸，紧靠长安外郭城，周围筑有高高的苑墙。苑北墙也是唐长安外郭城，沿墙筑有紫云楼，既是芙蓉苑的大门，又是皇帝登高远眺、俯视曲江的所在。由于芙蓉苑与城北的皇家禁苑相比要小得多，而且地处城南，所以又叫小苑或者南苑，属皇家的御园。唐玄宗为了能随时到芙蓉苑游赏而不被外人所知，还特地沿郭城东壁修筑了由兴庆宫南通芙蓉苑的夹城。

4.慈恩寺

慈恩寺位于唐长安城晋昌坊东部，共十余院落，其名称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全唐诗》、《唐两京城坊考》等文献中可以考出，有翻经院、上书房、慈恩塔院、太真院、三藏院等十三院之多，还有东楼、戏场等。其中慈恩塔院即保存至今的慈恩寺院，在整个唐大慈恩寺的西部，中有塔，就是今天的大雁塔，玄类法师居住的翻经院在塔东侧。大慈恩寺南临黄渠支渠，是林泉形胜之地，园林景致绝佳。寺中栽培的牡丹、凌霄花、菊花非常有名。加上随处可见的青草，绿柳、翠竹、红柿、古柏，使慈恩寺整个寺院无处不幽，无景不美。

5.青龙寺

青龙寺位于延兴门大街北侧的新昌坊，占全坊面积的四分之一，在坊内十字街东南隅，东面紧靠长安城墙。青龙寺位于乐游原顶至南坡一带，北枕高原，寺内松柏参天，柿红竹翠，环境优美。朱庆余《题青龙寺》诗详细描述了寺院的景致:“寺好因岗势，登临值夕阳。青山当佛阁，红叶满僧廊。竹色连平地，虫声在上方。最怜东面静，为近楚城墙”。

二.唐曲江园林文化活动

古都唐长安是一座华丽的城市，其中，曲江池一带尤以风景绮丽著称，是唐代规模最大的公共园林，也是长安一带最著名的风景区。因此，曲江不仅成为皇室贵族游宴的首选，京城百官、文人雅士以及平民百姓都乐在其中，流连忘返，他们共同抒写了一幅唐曲江园林文化活动的盛景。

皇帝游幸、百官宴饮造就了唐曲江园林文化活动的盛貌。唐朝初年，太宗李世民很喜欢到芙蓉苑游玩。唐中宗、唐睿宗在位时，已经开始了春日游幸芙蓉苑的活动，并且有宠臣、学士待宴。到了唐玄宗时代，皇帝游幸芙蓉苑与曲江万民胜游都达到了鼎盛阶段。新旧《唐书》中皇帝“赐宴曲江亭”的记载非常多，每年都有相对固定的游赏活动。二月一日中和节，皇帝驾幸芙蓉苑，欣赏早春之景;三月三日上巳节是曲江胜游的高潮，皇帝此时登临芙蓉苑紫云楼，观百官、万民同乐之景;四月一日樱桃宴也多在芙蓉苑内举行。百官宴饮曲江亭也是每年例行的一个重大节日活动，规模庞大，内容丰富，赐酒赠乐，赋诗作文，君臣欢娱。“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如。欲问神仙在何处，紫云楼阁向空虚。”赵璜的《曲江上巳》既描述了上巳节曲江游宴的盛况，又歌颂了紫云楼上与臣民同乐的皇帝。在封建时代，皇帝天子是全民的第一偶像，皇帝百官是民间时尚的引领者。皇帝游幸、百官宴饮无疑造就了唐都长安的节俗文化，也大大促进了曲江园林文化氛围的形成。

新科进士、文人雅士拓展了唐曲江园林文化活动的内涵。知识分子是曲江园林文化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在唐代士人眼里，曲江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在徜徉春光的人群里，每年的新科进士们是曲江园林中最闹腾的一群。盛唐以来，新科进士都要例行游乐曲江。据《唐摭言》载，进士及第后，都有游览曲江、举行宴会等一系列活动，主要有参加杏园探花宴，月登阁打球宴，雁塔题名，曲江流饮等文化活动。“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这是刘沧《及第后游曲江》的自白。文人雅士也陶醉在如画的曲江盛景中，享受着热闹的游宴盛况，赋诗作文并传播天下，不断丰富和开拓了曲江园林文化内涵，《全唐诗》收录有关曲江的诗有300多首。

市民百姓让唐曲江园林文化活动立体而生动。由于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富强，唐代是中国节日节俗的转折时期，从禁忌、迷信、攘除的神秘气氛中解放出来，转变为娱乐型、礼仪型，成为真正的佳节良辰，由求生存平安为目的转变为赏玩娱乐享受生活。林宽的“曲江初碧草初青，万毂千蹄匝岸行。”描写了曲江春景引发长安百姓倾城出游的盛况。“士女车骑，充溢山川，林薄光华，晒连城阙”。［2］曲江是唐都长安市民进行寒食、清明节俗活动的理想场所。薛能《寒食日曲江》:“曲水池边青草岸，春风林下落花杯。都门此日是寒食，人去看多身独来。”慈恩雁塔居于京师长安的最高处，四望宽敞，靠近曲江，因而成为重阳节登临游赏的最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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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第597卷，欧阳詹《曲江池记》

［2］王定保.唐摭言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彭定求.全唐诗 ［C］.北京:中华书局，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