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曹林

(海南师范大学，海南 海口 571127)

宗廷虎、李金苓二位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修辞史领域的辛勤耕耘，《中国集句史》(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2009年9月版)(以下简称“《集句史》”)是他们在汉语专题修辞史研究中取得的一项新成果。这是汉语集句修辞史研究的一部开山力作，著作将集句修辞手法史和集句文体修辞史结合起来书写，具有史论结合、系统科学、论析透彻等突出特色，该书对于集句修辞史研究和集句修辞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中国集句史》的特色

“修辞学史研究者必须具有相当的理论素养，运用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才能对史料进行深入的开掘和评析，才能分析它的多种发展形式，探寻它们的内部联系，最后从史料与史料的关系中总结出规律。”［1］(P318)修辞史的研究者亦是如此。宗廷虎、李金苓二位先生都是蜚声海内外的修辞学史和修辞史的大家，无愧为才、学、识兼长的“良史”。他们撰述的多部中国修辞学通史、专史著作，为中国的修辞学史奠定了深厚基础，而他们作为主编和主创者的五卷本《中国修辞学通史》和三卷本《中国修辞史》，更是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宗廷虎先生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修辞学理论名家。《修辞新论》、《宗廷虎修辞论集》等专著及其大量修辞学理论论文，足以证明宗先生不但是陈望道等修辞学先行者的继承者、传播者，更是推陈出新者、发扬光大者。他们对修辞史的研究，无论是其修辞观还是研究视野，都更为开放，更具现代性。二位先生深厚的学养和特殊的研究背景，为他们在《集句史》撰述中贯彻他们一贯主张和坚持的“史论结合”的写史原则提供了可能，而他们对学术焚膏继晷、精益求精、心无旁骛的求索精神也造就了《集句史》的史论结合、以点带面、系统科学等突出特色。该著作有三方面的突出特点:

特点之一：以史促论，史论结合。

在宗廷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中，编撰者总结并为评论者认可的该书的其中一个特色为“全书撰写原则:以论带史、以史促论、史论结合。”［2］(P522)我们认为这一特色也很好地贯穿于宗廷虎和李金苓先生所撰的其他修辞学史和修辞史论著中。《集句史》同样也体现了这一原则，该著的“引言”和“结语”可谓总论，其他各章各节也不乏关于集句修辞及其发展的具体论析。

“引言”部分简论了集句的定义、集句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集句产生和发展的脉络，其中认清“集句”是全著研究和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著作中，著者引述了陈望道、郑子瑜的观点，将集句归为一种引用修辞手法，并结合古人对集句的赋名和阐释，简要分析了其特点和应用。著者对集句民族文化心理基础的概述，反映了“集句”鲜明的汉民族语言文化特色;对集句发展演变脉络的说明，总结了集句滥觞、萌芽、成熟、发展、繁荣、萎缩的不同历史阶段及其主要标志。“结语”可看作一篇重要的集句修辞理论文献，该部分不但对集句和集句体源远流长、生命力顽强的动因进行了揭秘，而且探析了集句作为修辞手法以及特殊文体的至关重要的创新特性和四种主要修辞功能。

《集句史》其他各章节同样贯穿了“史论结合”的特点。一面是以大量史料和史实佐证、述说集句体从古至今在作者队伍、体裁样式、集句范围、题材选取、主题表现、集句方法、应用领域、传播载体等方面的兴衰变迁以及集句诗、词、曲、联等主要集句文体滥觞、产生、继承、发展、变化的历史追寻和再现;另一面则是通篇显现、贯穿了与一般从文学或文章学角度研究集句史者相比迥然有别的修辞学之独特视角的对集句体兴衰变迁的特征标志、内外因缘的探查和论析，对集句法在集引对象、集引方式、集引技巧、运用特点等方面发展变化的专门考察。

集句修辞史研究是一项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程，现有的集句修辞理论非常有限和薄弱，只有少数论者有所涉及但又语焉不详。在此背景下的集句修辞史研究，首先需要做的是立足于史料、史实，从已有的修辞实践中去归纳总结，丰富提升现有的集句修辞理论。“以论带史，以史促论”，《集句史》自始至终都在践行这一原则，这也是这部开创之作的“成功之匙”。

特点之二：纵横捭阖，系统科学。

《集句史》采取纵横交织的网络结构，创建了一个科学而实用的集句修辞史系统。纵向以时代先后变化为经，横向以集句发展创新为纬，这种经纬体系既体现时序更移，又反映文体变化，使集句体和集句法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和丰富内容均得到系统而完整的呈现。二位先生将集句修辞发展分为萌芽期、建立发展期、继承期、发展期、繁荣期、缓进期 (原文为“在缓行中局部取得进展期”)等六个阶段，分别对应春秋至魏晋、宋代、金元、明、清和近现代。每一时期均从集句文体和集句方法两个方面描述变化，揭示特点。在每个阶段，都能找到代表这一时期集句体发展的重要历史事件:萌芽期产生了集句四言诗;产生发展期新增了集句五、七言诗和集句词;继承期出现了专题集句诗词;发展期诞生了集句曲，集句诗词曲也开始应用于戏剧、小说等其它文体中;繁荣期迎来了集句诗词曲等各种集句体全面繁荣的局面;缓进期则呈现出集句体整体萎缩、局部有所进展的总体趋势。同时，每一时期，也都能找到集句法的特点及其成熟和变化的轨迹:萌芽期，集句的方法是集引经书、全篇集句、有所截取或变化;产生发展期，集句方法的特点是“宽松、灵活多样”;继承期，集句与比喻、映衬、拟人等其他手法相结合用于表现专门对象和主题;发展期，集句词的集句方法是“以集引原句为主”，“形式多样，比较灵活”，集句曲出现“集诗句与常言”和仅在“结尾集句法”;繁荣期，集句诗的表现技巧多样创新，集句与顶真、连环、回文、辘轳等手法兼用，集句词的集句方法“与宋代、明代相比，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自撰词和调整词序、切割或截取等方法大大减少;缓进期，集句方法的变化主要出现在集句诗中，一是“从单句集句到整联集句”的突破，一是出现集句用于新诗中。《集句史》创建的这一论说系统，将集句体和集句法的演变融为一体，时序分明，间架清晰，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实用性。

特点之三：以点显面，论析透彻。

《集句史》采取概况说明和重点分析、线索勾勒和专书 (专卷)介绍相结合的写作体例，以点显面，论析透彻。集句发展至今2000多年，历史久远，作品丰富，怎样在有限的篇幅中力求既体现集句发展的全貌和脉络，又抓住重点、突显特色，这对撰述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集句史》作者针对集句体呈现的集句对象、集句朝代、集句题材、集句主题、集句方法等总体集中兼具多元变化的特点，在各章中除了贯穿说述发展的主线索，从总体加以介绍和梳理外，同时对各个时期集句的重点作品、专书设立专节或专题进行专门介绍和分析，显示了良好的全局驾驭能力和材料处置功底。如萌芽期专论傅咸《七经诗》的诗例和特点。宋代分列了集专人诗句的文天祥《文信公集杜诗》、集专代诗句的李龏集唐《剪绡集》、集多代诗句的释绍嵩《江浙纪行集句》、专题集句的李龏集梅专书《梅花衲》和史铸集菊专书《百菊集谱》、《百菊集谱补遗》;金元代专列了郭豫亨《梅花字字香》等。专书、专卷中部分重点作品的举例和分析，相当于一个个个案的举证，与一般性的介绍论述之间形成互证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达到了以点显面、以点带面，论析全面而透彻的功效。

二、《中国集句史》的贡献

集句是一种修辞手法，集句体是一种诗文体裁或篇章类型，集句修辞因此至少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集句修辞手法和集句文体修辞(或集句篇章修辞)，集句修辞史也至少应该包括这两部分内容的演变史，即集句修辞手法史和集句体 (集句文体或集句篇章)修辞史。宗廷虎、李金苓二位先生的《中国集句史》顺应集句和集句体相生相伴的关系，成功地将集句修辞手法史和集句文体修辞史结合起来书写，在集句修辞史研究中具有开创之功。鉴于以往对于集句修辞的研究基础几近空白的实际，该著无论在集句修辞史的研究抑或集句修辞理论的研究方面，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开创意义和借鉴作用。

贡献之一:对集句和集句修辞重要性的认识，有助于改变以往人们存在的偏见和误区。集句虽然有别于原创，但也是一种创造，“以往的不少评论，对这类第二性的创造否定过多，对其积极的方面肯定不够。”［3］(P376—377)在辞格大家庭中，集句“可能是古往今来最受非议的”。《集句史》认为应该给予集句恰如其分的正确评价。正如作品指出的，汉语的集句充满华夏民族的特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句在整个修辞手法或文体修辞系统中虽然仅占据很小的比重，但却独具特色和价值。“集句是集引前人成句进而重组成新作品的一种修辞手法，绝不是信手拈来杂乱拼凑的百家衣、大拼盘。因此，它对集引者的要求很高，最起码有两点:一是必须博学强识，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化素养、文学功底，还要非常娴熟和精通原作者的诗词作品;二是必须具有按照各种不同文体的规范程式，驾驭原作者的成句重新组成新作品的能力和才智。”［3］(P372—391)运用集句的过程就是一个发挥能动性进行再创造的过程。历代集句作品的成功和《集句史》的问世，也足以证明集句修辞和集句修辞研究的重要意义。

贡献之二:在集句修辞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根本性突破。关于集句的言论，自集句体出现就没有中断过，但大都是零散的、片断的，都算不上集句修辞的专门研究，以至集句修辞的基础理论建构都未能完成。《集句史》继承了前人有关集句的认识，并加以完善提升，初步建立起了集句修辞的理论框架。陈望道、郑子瑜等将集句定位于引用，《集句史》接受了这一观点，但又进一步指出“集句是引用辞格发展到极致的现象，它是引用的延伸和发展。”“它既具有引用的特性，但又与引用有较大的不同。”［3］(P397)历代诗论、词论、文论等也留下了关于集句的一些真知灼见，《集句史》对其加以甄别、吸收和扬弃，从而形成了关于集句修辞的系统认识。书中从形式、功能、基础、创新等方面对集句性质、特点和规律的评述以及大量集句作品的列举和分析，充分显示了集句和引用相比的共性和差异，从而基本确立了一个到目前为止唯一的集句修辞理论体系。关于“集句的特色”，著中指出:“是在‘贯穿出入诸家’的基础上，对语料‘遍考精取’，根据创作者新的主题需要，通过‘诸体俱化’，最后‘悉为吾用’、 ‘姿态横出’、 ‘自成一家’”，“只要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事态毕出’，就能成为佳作。”［3］(P365—366)关于集句的要求，著中萃取、评述了前人有代表性的相关论说，如“自成一家”、“安顿得宜”、“借事以相发明”、“对偶亲切过于本诗”等，并结合徐士俊提出的“集句有六难，属对一也，协韵二也，不失粘三也，切题意四也，情思联续五也，句句精美六也。”总结道:“前三难是集句形式上的要求。第四、第五难是内容上的要求，句句精美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著中特别指出集句的灵魂是“能动创新”“对集引者要求很高”“既要受前人成品的制约，又要受各种文体规范的制约”。关于集句的主要功能，该著总结为抒情言志、记述历史、审美、娱乐等四类，并以作品为证做了具体的阐释。难能可贵的是，《集句史》还对集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进行了探究，指出集句和引用具有相同的社会需要和“权威崇拜”的心理基础，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圣贤权威崇拜观念是集句形成的根本动因，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深厚丰饶的文化底蕴和文学遗产是集句传承发展的不竭源泉，而宋代崇尚创新和我国传统人才培养的独特模式则成为集句兴盛和绵延的有力推手。

贡献之三:为同类、相关修辞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迪。集句修辞史属于专题修辞史，既有一般专题修辞史研究的共性，更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共性在于集句语料和集句评论的丰富多样性及其分布的广泛性，由此也决定了修辞史研究的难度。《集句史》对此的应对策略是可资借鉴的:以点带面，选取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性语料藉以反映史实、印证史实;以史促论，萃取有代表性的评点和论说以提升史论。这些在前文我们总结评述的《集句史》的三个特色中都有体现。

而集句修辞史研究的特殊性至少有两点突出表现:一是存在先天不足，缺乏可以凭依的成熟的集句修辞理论系统;二是集句修辞史的内容组成具有复杂性，无论是集句修辞手法抑或集句文体修辞，都经历了丰富多样的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的发展演变。《集句史》对此的做法是:一是对集句修辞的内涵和外延首先做出基本定位，不纠缠争议，也不带过多的框框，而是在修辞现象史和修辞评论史相结合的撰述中用事实去说话;二是以集句文体修辞史 (其中又取集句诗修辞为重点)为主导，将集句修辞手法史融入其中。这样，既梳理、论析了集句作品和集句修辞法的演变发展史，又总结、评述了历代文学理论、修辞理论以及集句评论对集句发展的促进，从而较好地保证了这部集句修辞史在内容方面的相对完整和全面。这种宽容而务实的处置方式，我们认为是草创阶段的修辞史可资借鉴的一种方略。

［1］宗廷虎.宗廷虎修辞论集［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3.

［2］宗廷虎主编.20世纪中国修辞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宗廷虎，李金苓.中国集句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