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现象探究：城乡比较的视角

2013-03-29吴克明卢同庆

现代大学教育 2013年1期

吴克明卢同庆

摘要：近30年来农村籍大学生所占比例下降明显，这一现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主要原因在于，与城市相比，农村籍学生的升学压力更大，农村家庭教育相对成本更高，农村籍大学生就业质量却更低，以及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更偏好于交易动机而非利他动机等。提高农村籍大学生比例需要政府、学校和家庭共同努力，减轻农村籍大学生相对较高的升学压力、降低高等教育成本、提高就业质量、引导家庭和个人进行理性的教育决策。

关键词：农村籍；大学生；教育；成本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1-0022-06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高校中农村籍大学生比例明显偏低，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籍大学生的比例仅为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一比例达30%以上，这表明，近30年来，农村籍学生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下降了近一半[1]。且大量数据表明，在重点大学招收的新生中，农村籍大学生所占比例同样呈下降的趋势：据北京大学刘云杉教授统计，北京大学新生中农村籍大学生所占比例从1978-1998年间的20%-40%，下降为2000年以后的10%-15%[2]；就连一直受农村籍考生青睐的中国农业大学，农村籍新生的比例也从1999年的39%，下降到2007年的31.2%[3]。

农村籍大学生比例的下降，意味着高等教育机会在城乡间分配的不公平日益加剧，因此，这一现象引起国内许多学者的关注和探讨。张学敏通过对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调查与分析，认为高等教育成本的提高和高等教育期望收益值的降低是农村家庭做出放弃高等教育机会这一教育决策的主要原因[4]；赵学琴以河南省为例，对农村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减少的原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初中退学率高、复读生减少、出国留学增多、在高中阶段主动退学、适龄青年被迫退学等方面的原因[5]；闫纪建认为该现象的原因在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大学产业化及就业市场不公等[6]；马福凯认为原因在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大学产业化及城乡教育投入不公平等[7]；宿学敏认为原因在于大学学费上涨、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及农村教育投入不足等[8]。

以上观点对农村籍大学生比例显著减少问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不过已有研究主要从农村籍学生或其家庭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鲜有城乡的比较研究，即没有解释为什么农村籍学生会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放弃高等教育（在数量上表现为农村籍大学生比例的下降），而城市籍学生却没有呈现这种趋势。因此，有必要进行城乡比较研究，揭示出同一影响因素为何对城乡籍学生及其家庭产生不同的影响，以促使我们对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现象获得更深入的理解，从而寻找更有效的对策。

二、城乡升学压力比较与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

我国高等学校的招生是按分数择优录取的，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这只是形式上或理论上的平等。罗立祝的研究表明，以高校层次为分类标准，城市籍学生在重点大学、一般本科、专科高校中获得的入学机会分别是农村籍学生的3.1倍、1.4倍、0.67倍；以招生方式为分类标准，城市籍学生在高考招生制度中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籍学生的1.1倍，在艺术院校招生与独立学院招生中分别为3.3倍、3.4倍，在高考加分制度、自主招生制度中为7.3倍、8.2倍，在保送招生中则为17.2倍[9]。

以上数据说明，与城市籍学生相比，农村籍学生在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且各类高考招生制度不同程度地拉大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加大了农村籍学生的升学压力。

造成农村籍学生高等教育升学压力大于城市籍学生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家庭和学校教育两方面。

从家庭方面来讲，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占有状况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三个标尺。家庭占有资本的存量将直接影响下一代的教育机会与成就：第一，经济资本的影响，郭丛斌等指出，父母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意味着他们有较为雄厚的经济支付能力，能够为其子女提供充足、优质的教育，使其子女在各级教育机会获得的竞争中抢占先机[10]26。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是农村居民的3倍多。其中农村居民的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类支出为2442.5亿元，大大低于城镇居民的9046.9亿元，且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为8.47%，低于城镇居民的9.80%[11]。以上数据表明，农村籍学生家庭的经济资本低于城市籍学生家庭，进而制约了他们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最终会对其子女的入学机会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二，社会资本的影响，杨东平指出，家庭的社会资本是影响子女入学机会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为社会资本越高的家庭，通过动用熟人关系使子女进入拥有优质教育资源学校的比例会越大。[12]一般而言，与城市籍学生家庭相比，农村籍学生家庭的社会资本是较低的，那么，其动用熟人关系使子女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是较小的，这也是造成城乡入学机会不均等的因素之一。第三，文化资本的影响，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社会各阶级和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气质以及文化背景的总和。一般来说，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父母，通常会更加重视子女接受教育的状况，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和家庭文化氛围，使子女养成较好的学习习惯等，进而使其子女能够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郭丛斌、闵维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的数据显示，2007年乡村人口文盲率高达9.48%，城镇为4.30%，乡村文盲率是城镇地区的2.2倍[10]27 。其次，城镇各种受教育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大学及以上占12.53%，高中占19.21%，初中占36.69%，小学占21.72%；乡村各种受教育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大学及以上占1.01%，高中占7.24%，初中占38.63%，小学占36.42%[13]。可见，城乡居民文化程度差异明显。因此，与城市籍学生相比，家庭文化资本较少的农村籍学生的入学机会将偏少。

从学校教育方面来讲，存在三种因素导致农村籍学生升学压力大于城市籍学生。第一，城乡教育资源不均等，由于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经济落后于城市经济，再加上教育投入长期呈现重城市轻农村的取向，从而导致农村教育在教育经费和师资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普通小学和普通初中在生均预算内经费支出、事业性经费支出和基建支出方面均低于城市地区；不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农村地区专任教师学历为本科及以上者所占比例均低于县镇和城市，而专任教师学历为高中及以下者所占比例则均高于县镇和城市，也就是说学历较高的优质教师资源较多地集中在了县镇和城市，农村地区缺少优质的教师资源。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等，严重影响了农村籍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与城市籍学生相比，他们要想在竞争激烈的高考中取得与城市籍学生一样升学机会的难度要高出许多。第二，教材的城市化倾向，教材是学校课程的主要承载形式，而我国的教材又存在严重的城市化倾向，这种倾向体现为在价值预设上以城市文化为主导、在设计理念上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参照、在教材内容上反映城市生活的价值取向、在教材内容呈现方式上表现为农村籍学生完全陌生的普通话与书面语这两种符号系统、在教学形式上有诸多农村地区无法满足的博物馆参观和图书馆查找资料等形式、在评价考核上有较多的以城市为背景的热门话题或时代话题，这样使得与城市籍学生相比，农村籍学生在学校中的学习处于一种文化上的弱势，增加了其学习的难度，从而不利于其取得学业的成功。[14]第三，考选制度的隐性不公，在高考招生制度方面，自主招生、保送生、自主命题、加分等制度因不同程度地受到权力、经济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均对城市优势阶层有利；在高考内容方面，不论是“3+X”，还是“小综合”、“大综合”等考试科目设置，均强调能力和素质的考查，应用型、综合型和能力型题目越来越多，这对那些缺乏优秀师资、缺乏教学设备和条件的农村籍学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15]。正如刘海峰所说：“在过去偏重考察知识面和记忆力的情形下，刻苦攻读记诵不辍也可能取得高分。而当高考日益侧重于考测能力的时候，应该承认勤奋刻苦的因素在高考成绩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下降，而受教育的条件和环境所起的作用有所上升。”[16]

综上所述，与城市籍学生相比，农村籍学生由于在家庭资本存量和学校教育的种种政策中均处于不利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增加了他们的升学压力，考取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难度更大，导致一部分农村籍学生放弃了高等教育（即高考弃考现象），从而降低了农村籍大学生所占比例。

三、城乡家庭高等教育相对成本比较与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

高等教育成本可以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由于城乡家庭收入差距的客观存在，城乡家庭对于相同高等教育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所以本文将采用家庭教育相对成本这一概念，对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的承受能力进行对比衡量。

对于个人而言，高等教育的显性成本主要为学杂费和生活费。据统计，我国高校生均学费已经从1995年的800元左右上升到了如今的5000元左右[17]。由于城乡家庭生活条件的不同，城乡大学生生活费的差异较大，所以本文忽略生活费，将高等教育学费作为衡量高等教育显性成本的指标。

家庭高等教育相对显性成本的计算公式：

其中，CR为家庭高等教育相对显性成本；T为当年高校学费标准；YP为各类家庭人均收入；NF为家庭平均人口数，家庭人口数采用全国平均指标，即城市为3.15人，农村为4.25人[18]。

经计算，如表1所示，从横向对比来看，2010年农村家庭高等教育相对显性成本为19.88%，比城市家庭的8.31%高出11.57个百分点；且从纵向对比来看，农村家庭高等教育相对显性成本由1995年的11.93%上涨到2010年的19.88%，上涨了7.95个百分点，对于城市家庭来说则由1995年的5.93%上涨为8.31%，上涨了2.38个百分点，低于农村家庭7.95个百分点的涨幅。

以上数据说明，对于同一标准的高等教育学费，农村家庭的支付能力远远低于城市家庭，且高等教育学费的增长，对农村家庭的影响要大于对城市家庭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与城市家庭相比，一部分农村家庭会因不能支付学费而放弃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这也是导致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个人而言，高等教育隐性成本主要为机会成本，即因接受高等教育而放弃工作所可能带来的最大收益。套用家庭高等教育相对显性成本的计算公式，我们可以得出家庭高等教育相对机会成本的计算公式：

其中，CR0为家庭高等教育相对机会成本；C0为年机会成本，限于高中生的学历较低，所从事的工作一般为较低层次的工作，类似于农民工的工作，所以本文把农民工的工资作为衡量高等教育机会成本的指标，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是1417元，换算成年收入大约是17000元[19]；YP为各类家庭人均收入，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20]；NF为家庭平均人口数，家庭人口数采用全国平均指标，即城市为3.15人，农村为4.25人。

由此计算出，农村家庭高等教育相对机会成本为77.62%，城市家庭为31.42%，即如果不接受高等教育，农村籍学生一年可以挣得整个家庭年收入的77.62%，而城市籍学生仅为31.42%。也就是说，与城市籍学生及其家庭相比，农村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本更大，他们更易因此而放弃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从而造成农村籍大学生比例的下降。

四、城乡大学生就业质量比较与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接受高等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其投资需求主要受投资收益率的影响，收益率越高，高等教育投资需求就越强，影响投资收益率的主要因素是大学生就业质量（包括就业率、收入、工作稳定性、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等方面，其中，就业收入是最主要的指标）。就业质量越高，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就越高。然而，许多研究数据表明，城乡大学毕业生在就业质量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数据显示，在不同家庭阶层的2008届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农民工家庭与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家庭的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是最低的，其中来自农民工家庭者与来自企业经理人员家庭者的平均月收入相差近500元之多[21]。在2009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弱势群体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低收入的就业全漂族、低收入的就业半漂族、失业半漂族中分别占54%、52%和34%[22]。

可见，城乡户籍大学生就业质量客观存在差异，农村籍大学生就业质量明显低于城市籍大学生。大量研究表明，在大学生就业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起着作用。因此，决定大学毕业生工资收入的因素，从微观层面来讲，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农村籍大学生与城市籍大学生相比，都接受完高等教育，他们的人力资本拥有量基本是一样的，但是拥有的社会资本存在差异。

姜继红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是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其作用主要表现为帮助收集、筛选信息和协助推荐就业。并且，她指出大学毕业生就业时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有三类：一是来自社会的制度性关系（如学校组织及组织成员）的社会支持；二是来自非制度性关系（如老师、朋友）的社会支持；三是来自生源地的社会关系（如血缘、地缘、业缘）的社会支持[23]。

与城市籍大学生相比，农村籍大学生在第一和第二类的社会资本拥有量上的差异并不明显，但在第三类社会资本的拥有量上存在显著差异。这是因为农村籍大学生在生源地的社会关系较为集中在农村，其父母和亲友主要从事着农业或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作，这就会使得农村籍大学生的生源地社会关系，一方面会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或缺乏在正规部门的工作经验不能为其提供收集和筛选就业信息的帮助，另一方面会因为缺乏与正规部门的社会联系不能为其提供协助推荐就业的帮助。而城市籍大学生生源地的社会关系要远远优于农村籍大学生，他们可以获得来自生源地社会关系较多的就业支持，进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好职位的概率要大大高于农村籍大学生。

所以，与城市籍大学生相比而言，农村籍大学生因为缺乏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就业质量和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较低，导致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需求减弱，在高额的教育成本面前，甚至主动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例如农村高中生被大学录取后的“弃学”现象），这也是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的一个现实原因。

五、城乡教育投资动机比较与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

作为一种重要而成本高昂的人力资本投资，个人接受高等教育需要家庭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必然受到家庭教育投资动机的影响，不同的教育投资动机会产生不同的教育决策。

从父母与子女之间教育投资与回报关系角度，可以将家庭教育投资动机分为两类：交易动机和利他动机。交易动机是指父母早期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为了未来从子女那里获得回报，这种回报可能是金钱方面或者服务性方面的回报。利他动机是指父母早期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在利他行为的促使下完成的，父母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补偿子女挣钱的不公平性或者帮助过得不太幸福的子女等，而不是由交易目的所促使的[24]。

张辉研究表明，中低收入的家庭教育投资由于受到流动性约束而倾向于交易动机，高收入家庭教育投资不受流动性约束，倾向于利他动机[25]。

相应地，一般来说，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远远低于城市家庭，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由于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倾向于交易动机，即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以交易为目的，做出的教育决策是基于子女受教育的成本和将来能给自己带来收益的综合分析。也就是说，农村家庭更容易受高等教育成本提高或经济收益下降的影响，而减少高等教育投资，即做出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决策。

相反，城市家庭因为有较高的收入保障，其家庭的教育投资不受流动性约束，倾向于利他动机，即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以利他为目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更为看重教育给子女带来的收益，如消费性收益、健康收益、教育的跨代收益等，因而城市家庭较少地因为教育成本或经济收益的变动而放弃高等教育，甚至为了使子女有更好的前途，城市家庭会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目标，从而使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成为一种防御性支出。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教育投资动机的不同，在如今高等教育显性成本和机会成本日趋上升而经济收益（毕业生工资水平）显著降低的情况下，农村家庭更可能趋向于减少或停止对子女进行高等教育投资，从而造成农村籍大学生比例的下降。

六、解决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问题的对策

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现象将对社会产生许多不利后果，例如，导致农村青年人力资本存量的相对降低，阻碍其向上流动，从而扩大代际间城乡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需要从政府、学校以及家庭三个层面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以缓解这一现象。

首先，从政府层面来讲，在教育投入方面，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城乡教育资源之间的差距；在教材编写方面，应尽量避免城市化倾向，把农村籍学生学习与生活的实际情况考虑在内；在高校招生方面，应利用招生政策对农村籍学生给予照顾，如加分或开辟招生通道等，以保证更多优秀的农村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在高校收费方面，应对农村籍学生给予照顾，并完善助学贷款政策，削减高校学费对农村籍学生入学机会的制约作用；在劳动力就业市场方面，应对其进行规范与整治，减少社会资本运作的空间，保证农村籍大学生的就业公平。

其次，从学校层面来讲，一方面在招生时要为农村籍学生提供相对公平的入学机会，如在择校过程中落实公平、公开和透明的原则，减少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另一方面，在教育指导时要加强对农村在校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帮助他们全面认识弃学打工之路的利与弊，削弱弃学打工同辈群体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在就业指导方面，给予农村籍大学生更多的关注，为其提供更多的指导与帮助，以提升其就业质量。

最后，从家庭层面来讲，在物质方面，应通过多种途径引导农民脱贫致富，提高家庭收入，缩小城乡贫富差异，并加强对农村家庭教育贷款的帮扶力度，减少流动性约束对教育决策的消极影响；在精神方面，应做好农村基础教育的普及工作，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并大力宣扬教育的价值，使农村居民全面理解教育的意义所在，使其认识到教育不仅有经济收益，还有非经济收益，且非经济收益对学生及其家庭的影响更为长远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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