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袁伟华（1978-），男，江西分宜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

学院博士生。

（南开大学，天津300071）摘要：国际体系指在一定结构中体系构成单位通

过互动构建的共同体，国际体系并非亘古不变，而技术革新推动着国际体系

的变迁。技术革新构建新行为体并重新分配了不同类型行为体之间的权力，

尤其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中功不可没；技术革新提供了行为体之间互动

的能力，刺激了行为体强化互动的动机；技术革新改变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权

力分配，进而塑造国际结构。

关键词：技术革新；国际体系；民族国家；国际结构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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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我们正处于两个时代，一个是信息技术革命高速发展的时代，另一个是

冷战后国际体系大变革的时代。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天下的国际体系并没

有形成，世界到底是单极、多极还是霸权体制并没有定论。在技术加速发展

和国际体系大变革的时代，思虑技术革新和国际体系的关系正当其时。本文

分析技术革新如何对国际体系的变迁产生影响：首先梳理国际体系变迁的几

种代表性观点；其次分析技术革新在不同类型国际体系行为体之间权力分配

变化的作用；再次探讨国际体系构成单位之间的互动；最后指出技术革新对

于国家之间实力地位分配有重要影响。

一、导论处于国际体系快速变化的时刻，我们不免追问所处国际体系的未来

，是历史的延续，还是创造一段新的历史？即国际体系是历史的重复还是不

断的演进，这一追问涉及国际体系变迁的重大问题。关于国际体系的变迁，

新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可以改变的只有结构，即不同单位之间的权力

分配，但是无法改变无政府状态下的单位自助特性[1]（pp8889）。新现

实主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观点导致了学术界的普遍不满，毕竟无法将其理论

置于历史长河中进行验证，而只能局限于一段不长的历史时期，因此无法避

免其理论遭受严重挑战[2]。新自由主义尽管不赞同新现实主义的论点，但是

认为国际体系的变化体现于制度变迁。而国际制度变迁的动力存在四种解释

模式：即权力、经济进程、问题领域、国际组织等四个方面，它们与相互依

赖共同解释国际制度变迁[3]（pp1719）。建构主义则强调正是国际社会

从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不断演进，导致了国际体系的重大变

化[4]（pp246251）。三大主流理论都忽视了国际体系中构成单位的变化

，而考克斯提出，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力量，可以推动一个国家的形态发生变

化，同时国家形态的变化一旦普遍化，必将引起世界秩序的变化[5]。考夫曼

则提出四种力量变化都可以推动国际体系的变迁：第一，由无政府状态推动

的自助行为；第二，经济相互依赖；第三，单位身份的原则；第四，行政能

力，或称为社会技术[6]。不过，一切解释皆无视技术因素在国际体系变化中

的作用。在冷战行将结束之际，詹姆斯·罗斯瑙提出当今时代进入后国际政

治，主要源于新技术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影响[7]（p3）。希里拉指

出，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国际互动能力的提升，扩大了国际体系的规模和范围

[8]（pp58）。技术革新对于国际体系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影响的层次和

互动能力，而是对于国际体系的全面影响，包括单位、互动能力和结构的变

化，技术因素在其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何为国际体系？罗伯特·吉尔平强调国际体系由构成体系单位的特性决定。

他指出：“国际体系的特性大体上由行为体的类型所决定：城市国家、帝国

、民族国家等等。”[9]（p.26）后来他进一步提出单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支配

了体系[10]。赫德利·布尔则强调体系中构成单位的互动，提出国际体系指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间有足够的交往，而且一个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决策

产生足够的影响，从而促成某种行为，这些互动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即是国际

体系[11]（p.11）。巴里·布赞则将国际体系定义为“一套在结构中互动单

位”[12]（p.202）。后来他进一步确立了国际体系的标准。比如互动程度、互

动类型、互动规模以及构成互动的单位、甚至包含体系和单位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探讨[13]（pp.90111）。布赞实际上用五千年的历史洞穿了现实主义关

于国际体系国家中心的假设，为分析国际体系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由此可见，国际体系指在一定结构中体系构成单位通过互动构建的共同体。

它由三部分组成：构成体系的单位，单位之间的互动，结构。尽管有学者强

调研究进程，但是一般而言，进程通常定义为单位之间互动，尤其是这些互

动中持久或一再出现的模式。进程关注单位在互动能力和结构的限定之内彼

此事实上如何互动，尤其关注互动的动态中持久或一再出现的模式[12]

（p.205）。本文所指的互动包含互动能力和模式，但不着意于对于模式的探讨

，一种互动只要经历不断的重复就可以称为模式。

本文所探讨的技术革新是指“物质性技术”，通常专注于物质、信息的生产

与传输，并不包含社会组织管理技术。当然，技术革新并不等于新技术的出

现，在人类历史当中，新技术的出现并非罕见。但翻开世界科技史，惟有重

大技术革新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才会书写浓重一笔。故而，只有产生了重

大社会影响的技术革新才会在人类历史中留下较深的痕迹，为世人所铭记。

毋庸置疑，技术本身包含科学因素，不过，科学必须通过技术的应用才能对

社会发挥作用。本文所研究技术革新对于国际体系变迁的影响主要侧重于技

术革新对于国际体系构成单位、互动以及结构的影响。换言之，本文只做单

向度的考察，这一单向度的考察并不否认社会进程亦会对技术革新产生重要

影响。必须承认，技术本身兼具政治属性。其形成往往取决于社会、市场的

认同度和接受度，技术革新本身是科学推力和市场拉力的共同作用[14]。但

是，本文出于研究路径清晰所需，只做单向度考察。

二、技术革新与国际体系单位如果将国际关系局限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则

未免陷入现实主义的窠臼，不仅使得国际关系的研究裹足不前，而且也与历

史发现相违背。历史地看，国际体系从来都是多种行为体共存，其中亦不乏

某些行为体历史使命的终结，同时又有新的行为体应运而生。但总体来说，

任何时期都是多种行为体并存的时代。在多种行为体共存的时代，技术并非

没有偏爱。从一个工具性视角，新技术可以赋予或剥夺如国家、集团、阶级

、制度等社会行为体的权力[15]。

在前现代，人类社会的群体特性已经存在，但是缺乏现代交通、通讯手段，

所以无法创建现代民族国家。就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而言，中世纪的欧洲，

权威中心是多层次的，并非只有一个，而是多个。神圣罗马帝国、教皇、诸

侯国、自治庄园、城市国家等，权力彼此交织、区分不易。在权力争夺的历

史进程中，技术革新迅速改变了力量对比，并朝着越来越有利于民族国家的

进程发展。火药在军事上的广泛运用，击碎城堡的偏安一隅，促进了欧洲民

族国家的联合[16]（pp.79101）。在炮火的轰击下，原来林立于欧洲的各公

国、诸侯国、城市国家、大小庄园纷纷分崩离析，要么以其为中心建构民族

国家、要么被纳入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中。对许多小的行为体而言，火药技

术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福音，而是历史使命的终结。即便是强大的神圣罗马帝

国和基督教也面临巨大冲击，不得不走上转型之路。

当然神圣罗马帝国、基督教、民族国家以及其他众多行为体竞争的历史画卷

波澜壮阔，同时亦是血雨腥风，彼时欧洲战争此起彼伏。君主为了征集战争

所需费用，不得不将其国内的支持阶层从地主贵族阶层转向了更加富有的资

产阶级，这不仅提高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而且使得资产阶级要求国家保

护其利益亦顺理成章，成就了专制君主与资本主义早期的一段蜜月时期[17]

（p.29）。同时为了有效征税，各国君主先后组建财政部，为战争后勤服务，

并且将其征税工作深入统治内的各个地方，尤其是边界和边远地区。那些曾

经远离喧嚣的地方，也感受到了“皇恩浩荡”。这不仅彰显了主权权威，也

加强了边远地区的民族国家认同。当然，火药技术提供给战场犀利的武器并

没有就此使欧洲走向统一，相反使得几百年来欧洲统一的美梦灰飞烟灭。因

为人们头脑中的统一基督教世界的热情已经开始退却，这又源于传播技术对

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印刷术的改进使得欧洲语言开始分裂，传统的拉丁文成为学识和身份的象征

，为各国贵族独享。而各国地方方言，即民族语言则不登大雅之堂。但是随

着印刷术的发展，局限于拉丁文的印刷所带来的只是少量的读者，可资本主

义的逐利进程推动了民族语言印刷读物的涌现，这些作品甫一出版迅即拥有

大量拥趸。这些市场受到语言的限制并促进了专为特定市场服务的、本土书

面语言的标准化。不久，这种标准化就得到了国王的支持。他们把本土语言

印刷品作为国家的语言[18]（p.41）。与此同时，以民族语言印刷的报纸开始

出现，这些报纸由于其读者的局限，所以其关注和售卖的主要区域也限制在

民族语言区域内，而这又培养了一种情感的转移。对于使用同样语言人群的

命运加以特殊关注并更具有休戚相关的情怀。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增强，为

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甚至绘图技术也不失时机地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贡献力量。传统地图并非

泾渭分明的国家边界，往往是一座城堡、一片森林、一条河流，一言蔽之，

传统边界往往是模糊的片。然而现代绘图技术开始强调线性的边界和地理区

划，国家之间的边界开始用线来表示，尽管地图上的线在实际中可能仍然是

模糊的[19]。但是当这样的地图摆在决策者的桌上、印在学校的教材中、挂

在百姓的墙上，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区分是何等清晰明了，此图无声胜有声，

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了一种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意识。

欧洲国际体系从此进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时代。随着欧洲各国君主纷纷效仿

，技术革命快速社会化，各国君主在治国之策上也都相互借鉴。这样，发生

在15-16世纪的军事技术革命对欧洲专制君主国的崛起有着重要作用。建立

在采邑基础之上的中世纪国家，不得不让位于现代民族国家。于是“有感于

民族主义崇高的道义立场与深切的情感投入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政府、殖

民组织与各种利益集团及个人都开始有意识地占领并试图垄断民族主义的话

语阵地。各欧洲古老王室也都顺应潮流，竞相上演一幕幕对所统治民族认祖

归宗、争当民族利益代言人与民族主义运动旗手的历史话剧”[20]（p.101）。

诸侯国、神圣罗马帝国、基督教曾经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在技术的冲击下发

生了巨大的改变，神圣罗马帝国不得不向民族国家转型，而教皇则放弃了统

一基督教世界的雄心，并且向民族国家屈服和达成和解，潜心于人类精神关

怀。可以说，早期的技术革新正是推动国家主权发展的利器。这一历史竞争

的画卷并不是民族国家取代了国际关系中的一切，而是它取得了优势地位的

开始。不过，现代民族国家所依赖的主权概念，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也不

断受到限制[21]。

当今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尽管是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

计算机、因特网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为标志的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技术革命居功

至伟，为分散于世界各地的公民、公民组织及其网络参与国际政治提供了必

要而高效的途径和手段，有利于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更加迅速地组织起来。

这一信息技术手段不仅仅服务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而且刺激了更多人利

用这一信息工具建构全球公民社会。传统上，政府一直担心信息的流动并试

图进行控制[22]（p.114）。但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国家意欲控制信息

的流动日益困难。

信息通讯技术成本的降低已经使得信息广泛传播并且去权威化[23]，极大地

增加了公司、利益组织、社会运动、跨国网络、个人的影响力。顺着这一思

路，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可能是国家权威的挑战者[24]（p.376）。随着计算机和

通讯革命继续，非政府组织将更能组织穿越国家边界的大规模活动。1994年1

月，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叛乱爆发第一枪的几小时内，人权活动家在因特网

发布了大量信息。世界性媒体聚焦恰帕斯，随着人权活动家涌入这一地区，

严格限制了墨西哥政府的反应。同时，卫星图像帮助人权非政府组织回答诸

如多少人需要帮助，他们在哪里和他们正以哪种方式行进，当地地理和资源

如何，这些可能影响帮助努力的因素。卫星技术不仅帮助人权非政府组织形

成自己的解救行动，也可以帮助他们对政策决策者、公众和支持者发布问题

的严重性和范围。

面对当今众多全球问题，各种非政府组织、非盈利部门积极参与全球事务，

并大力宣扬自己的主张，它们在当今的国际治理之中倡导自己的主张，并对

民族国家施加影响，起到议程设置的重要作用。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

会，非政府组织确立了最初的谈判目标，要求达成协议控制温室气体，远远

走在政府的前面，倡议了会议的大多数结构和内容，并游说和发动公众压力

来迫使通过一个协定，事实上当谈判开始，没有一个国家构想其他可能。众

多国际事务仅仅寄希望于国家恐怕难以得到有效的治理，国际治理机构开始

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国际通讯联盟已成为联合国机构，管理国

家之间通讯、调节收音机频率、卫星轨道和手机发射系统，并确立了许多重

要的通讯标准。

科学技术发展限制的可能不仅是国家政府的行为，而且将使得整个国家、甚

至人类社会面临危险。全球化保证了新技术的不停传播，在不久的将来无法

避免核武器落入“世界末日”邪教、无政府主义组织和恐怖组织手中，其目

标不仅在于摧毁标志性建筑、劫持民航飞机、袭击火车站或宗教圣殿，而且

在于制造大范围的恐慌，造成政治、经济混乱局面。更有甚者，信息技术的

发展使得传统的恐怖武器进一步泛化，增加了未来恐怖主义在键盘上的巨大

危害，可能比炸弹的危害大得多[25]（p.282）。

三、技术革新提升体系互动能力技术革新提升了国际体系单位之间的互动能

力，扩大了国际体系行为体互动的范围，甚至刺激了人类扩大互动的雄心。

互动能力关注技术影响国际体系行为体进行彼此沟通的能力，包括技术和社

会因素。构成国际体系行为体互动能力的技术是指那些形成国际政治时间和

空间的环境，它们表达的问题，诸如行为体到达地球一个或任何一个地方的

速度，多重要或多少人通过何种方式，以多大代价，多快速度，多远进行交

流？治理的政治空间有多大，通过何种政治实体进行？这样的技术尽管属于

行为体，但特性是体系的[8]（p.26）。

属于国际体系的技术革新可以改变人类交往范围，有利于人类联合。在原始

社会中，在驾驭了马之后，交往速度变得更快、活动范围更广。这种变化不

仅仅提供了部落交流的基础，而且大大推动了部落的联合，部落不再局限于

原始的一个很小的狩猎单位，这种联系迅速扩大了部落的范围，甚至可以组

建一支规模较大的军队从事战争，发展到后来突破了部落的限制，甚至建立

起了游牧帝国。于是早期范围狭小的部落关系进而演化为帝国之间的关系。

更为重大的体系性技术革新始于近代西方，借由蒸汽船的发明，河流、海洋

对这种体系技术是开放的，时间和距离被缩短，世界开始真正形成为一个整

体。如果说航海技术的发展将世界联成一个整体，但是这种联系是有局限的

，航海技术的发展并未提供深入亚非大陆内地的条件。在铁路建设狂潮之后

，整个世界的重要地区都被铁路网所辐射。此外，医药技术的发展使得欧洲

对亚洲帝国和非洲内地的征服成为可能，而电报的发明以及应用于跨洋通讯强

化欧洲对殖民地的管理[26]（pp810，163）。可以说，国际体系真正超

出欧洲范围。在欧洲之外，新的交通通讯工具将先前分裂领域联系起来，有

助于欧洲的政治控制，将世界各地纳入欧洲设计和统治的全球体系。

当今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更为方便和迅速。以互联网技

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深刻而全面地刷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由于因特网的发展缩短了时空距离，各国之间的物理距离已不再是重要参数

，传统的“距离”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27]（p.41）。通过网络触角将全球空

间转化为活动舞台，突破了传统的人类社会时空天堑，拓展并活跃了社会内

部横向联系，淡化甚至挑战既有的社会价值与身份认同等形式。由于远距离

交通的便利和价格的下降、人类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对人类跨出国门的

束缚不断松弛。各国人民之间不仅仅在互联网上交流，而且通过亲临远处而

彼此交流思想、信息、物品等。人类社会联系的更加普遍和活跃，时空范围

在信息和交通技术面前迅速缩小，以致全球公民社会和地球村的论点反复出

现，这一结论尽管尚存争论，但是也反映了全球联系加速和深化的趋势。

技术与社会因素密切相关，不仅仅提供了国际体系互动的能力，满足人类社

会既存的需求，甚至刺激了人类社会更大的需求。技术向来具有社会意义，

甚至是符号意义。在近代早期的殖民时期，航海技术不仅仅是为了航海，而

是被赋予了探求国家富强之路的重大使命。今天各国对于新技术的认识，也

不仅仅是物质意义，而是将新技术上升为一种社会符号。今日朝鲜着力于发

展核武器，并非仅仅追求核武器的杀伤力，而是将核武器上升为一种符号、

一个标志，意味着朝鲜大国战略的重要步骤，提升其国际地位，提高外交交

涉能力和空间的手段[28]。国人对于发展航母的呼声和要求，不仅仅看重航

母对中国维护利益的效用，而且认为航母作为一个大型武器平台，还是一张

大国的“脸面”[29]。

技术发展往往刺激了人类对一些新战略因素的重视。19世纪电报事业的成功

重新发现了一些孤零无人小岛的价值，由于其在铺设电缆中可以作为重要的

中转站、维修站、补给站，被大国纷纷占领。同时，作为当时电报事业最发

达的国家，英国的电报线成为日益增长的烦恼，因为有的线路穿越非英国领

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是出于政治原因铺设缺乏经济价值的远距离电缆

；二是将电缆通过的领土置于自身的控制之下。英国为了建立与印度的通讯

，一条伦敦与加尔各答之间的电报线路必须经过一段伊朗和土耳其长期存在

争端的领土。于是英国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向双方施加压力最终促成电

报线路的铺设[30]。而英国东方联合公司（Eastern Associated Company）

积极支持将埃及变成直接统治的殖民地，理由是亚历山大港在全球通讯网络

中的重要位置，可以服务于英国海军舰队，以便军事指挥官与伦敦直接联系

[31]（p.100）。而铁路事业的建设也刺激了德国利用陆地新交通技术与英国的

海上霸权相抗衡。因为，铁路建设可以改变德国作为一个传统陆权国家战略

不利的地位，“位于欧陆中央的德国可以获得权力”[32]。铁路技术的发展

刺激了德国的战略雄心，1888年，德国准备在土耳其境内修建一条连接欧洲

，穿越小亚细亚半岛，最后到达波斯湾的铁路。这条铁路如果建成，将对德

国产生极大的政治优势，当然其他列强亦明了德国的雄心，在他们的联合绞

杀下，德国的野心才没有得逞。

此外，技术革新大大拓展了国际体系互动的内容。在航海技术发展之后，东

西方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但其内容主要是殖民掠夺，建立在西方对非西方

的剥夺之上。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开始改变对非西方殖民的方式，由早期赤

裸裸的掠夺转向了殖民统治，由血腥暴力转向经济掠夺。而在欧洲内部的大

国之间，在二战以前，国际关系总的内容比较清晰，基本上呈现的是战争与

和平的交替。二战后国际经济交往和技术交流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美国在二战后推动的对外援助，利用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服务于美国的全

球战略目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为人类活动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

核技术的发展导致了限制核武器的活动，从而使核裁军的谈判、中程导弹条

约的签订、核不扩散条约的签订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航天技术的发展

使得外层空间的利用问题成为国际治理的重要内容；海洋开发技术的发展导

致了关于200海里经济区、大陆架的划分标准的问题的争执；环境污染、生态

危机引发的环境保护问题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迅速成为全球事件；人权保护

问题在互联网上的讨论也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国际体系的互动内

容随着技术革新的不断推进而丰富。

四、技术革新与国际结构必须承认，随着近代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确立了

优势地位以来，迄今为止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就国家之

间的实力地位而言，技术革新直接影响各国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升降[33]

（p.36）。由于技术革新在世界范围的发生并不同步，所以各国之间的实力

地位不断变化，总体而言，率先在技术革新领域取得优势的国家，往往加速

了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上升，反之，在技术革新上处于落后地位的国

家往往导致其实力地位的下降。换言之，技术革新改变了国际体系中的结构

因素。

工业革命开始之前，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标准往往是人口和土地，在冷兵器

时代，人多势众往往是成立的，但是技术的发展迅速改变了国家实力与人口

之间的等式。第一次科技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其主要标志是蒸汽

机的广泛应用。当时的英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有利的条件，这使得这次科技

革命于19世纪40年代首先在英国完成。英国从而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迅速

崛起，以“世界工厂”闻名于世，以“日不落帝国”载入史册。英国作为工

业革命的引领者，其最先受益。“在1760年到1830年期间，英国在世界制造

业生产的份额从1.9%上升到9.5%；在此后的30年中，这一数字又上升到了

19.9%。在1860年前后，英国达到了极盛时期，此时它生产了全世界铁的53%

、煤和褐煤的50%，并且几乎消费了全球原棉产量的一半。英国以仅占全世界

2%，欧洲10%的人口，却拥有几乎相当于全世界潜力的40%～60%的现代工业

能力，并且独占全世界商业的1/5，制成品贸易的2/5以及世界商船吨位的1/3

。”[34]（p.151）工业革命在英国的成功对欧美各国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各国

纷纷效法英国，进行科技革命。

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内燃机和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

。老牌大国的工业设备经历了百年之后正在不断落后，但是依赖于对殖民地

市场的垄断使得其失去了技术更新的动力。大英帝国世界工厂的地位逐渐丧

失，缓慢走向了衰落之路，而新兴工业强国，德国和美国正在崛起。在19世

纪中期完成统一大业的德国，及时抓住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迅速

成长为欧洲大陆的首要强国，也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铁路让德国从

战略上看到了在欧洲大陆摆脱东西夹击的希望，这为德国的大国之路奠定了

强烈的信心。为此，德国调整了战略重心，利用铁路所带来的交通便利，制

定了闪电战，以期改变战略不利地位。正是在德国崛起的冲击之下，欧洲传

统秩序不断调整，各大国纵横捭阖、在利益冲突与纠葛中不断进行力量重组

，世界形势也随之变化莫测。

欧美大国之间的你追我赶不仅使得欧美之间的国家实力地位不断变化，而且

使得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更加凸显。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在两个方面不同于

其前身：它的范围和遗产。在1800年，欧洲占有或控制了地球表面陆地的35%

，187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67%，1914年超过84%的世界陆地区域在欧洲统治

之下。仅仅英帝国在1800年已经非常庞大，拥有1500万平方英里陆地和两千

万人口，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陆地增加了7倍，人口增加了20倍[26]（p.3）

。西方的富有和发展恰恰是建立在对东方的剥削和压迫基础上，西方繁华富

有的背后是整个世界力量的支撑。“在过去两个世纪西方大量的人类进步潮

流，不能与发现新的到达亚洲的海洋路线相分离，通过贸易带来了财富；不

能与新世界的发现相分离，使得培育大量新的、肥沃区域，开发大量新矿产

资源，引进新交通、通讯与权力工具成为可能。”[35]（p.152）

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以原子能、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和电

子计算机的发明为标志，对国际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作为这次科技

革命的发源地，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当二战结束之际，昔日繁荣强盛的欧洲

已经满目疮痍，远离炮火的美国本土却受益于战争而愈显繁华。苏联是在第

二次工业革命后期发展起来的欧洲强国，在世界大战中成长为世界强国。尽

管苏联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损失，但在军事实力上却得到了加强，政治威望

也因为战争得以空前提高，尤其苏联是唯一可以在军事技术上与美国分庭抗

礼的国家。两个超级大国在核武器上的领先和优势地位导致了一段两极时代

，担心核武器使用又让美苏两国忧虑他们之间任何的军事冲突，以免失去控

制，因此，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关系呈现相互依赖的特性。核力量的建设

非常重要地推动了两极的出现[36]（pp.4953）。同时，核技术改变了大国之

间的均势，大国可以通过国内的努力实现国际均势[37]（p.16）。美苏之间的

竞争不仅仅局限于核技术领域，还包括航天技术的发展。苏联1957年10月4日

发射人造卫星后，爱德华·特纳大声疾呼美国已经失去一场比珍珠港更重要

和巨大的战争[38]。

尽管有人提出新通讯技术改变人们对共同体的认知[39]，但是这种认知体现

了位于中心国家的技术霸权，它并非建立在世界各国平等的基础之上。在既

定的国际结构中，位于国际政治权力中心的往往是在通讯技术领域拥有优势

的国家。这种优势不仅仅反映了它在世界通讯技术的领先地位，而且它在世

界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换言之，貌似中立的通讯技术实质上呈

现的是强势一端发号施令、弱势一端被动接受信息且话语权完全沦丧的二级

结构状况。就通讯技术本身的发展而言，严重依赖一个或少数几个中心国家

技术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技术依赖所构造的权力结构关系并不隐晦

，技术的跨国传播已经折射了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

处于信息化浪潮之中的当代国际格局正进行着深刻地塑造，单极体系成为冷

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冷战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终结，美国作为

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维护胜利果实，巩固自身地位及影响，在冷战结束不

久即宣布建立“世界新秩序”。在整合西方联盟的基础上，美国着力填补苏

联崩溃后遗留下来的地缘政治真空，根据自身利益与战略需要，对既存的国

际组织与制度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形下要么加以改造、要么加以调整、要么

加以强化、要么干脆弃之不用。从当前及今后相当时期内国际体系的总体趋

势来看，美国在经济、军事、国际影响力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在国际

体系构建以及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上发挥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无论是

老牌强国，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尽管与美国在观念、制度、利益方面有诸多

分歧，但无法与美国抗衡的实力差距决定了他们至多只能实施某种程度的软

制衡。

五、结论今天，我们正处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新的时代，个

人、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空前活跃，并且在当今的

国际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然而，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是否衰

微尚存争议，但无法忽视多种行为体并存的局面。尽管障碍仍存（无论是语

言还是政治因素），人类之间史无前例地利用信息技术在全球之间沟通。信

息技术是否会赋予非国家行为体超越民族国家的权力，从而在国际体系中占

据主导仍有待观察。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无疑具有独占鳌头的优势，

其在信息技术发展上笑傲群雄也体现了美国在当前国际结构中的地位。未来

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否仍然支撑美国的战略优势，美国是否会重蹈英国二百年

前的覆辙仍未有定论。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国际结构

仍将进行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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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责任编辑：段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