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国亮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14世纪以来西方城市的发展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导向性的事件，城市发展导向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导向了全球化。各民族的历史确实是该民族自己创造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在虚无的基础上凭空地创造的，而是在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在开放的条件下与其他民族与文明进行各种各样的交往的情势之下进行的。城市化也概莫能外。所以，在中国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源于19世纪沿海口岸的开埠以后。

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确实也有自己的城市起源和城市发展，但是并没有产生与工业化紧密相连的城市化。从世界工业化的历史来看，具有自治权的城市的兴起与独立的商业资本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马克思在分析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时，十分强调城市与商业资本的作用。在西欧封建社会，自10世纪后期兴起的城市是作为封建体制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在西欧封建社会城市里居住着大批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还有许多从封建领地里逃跑出来的农奴。这种城市的发展及随后出现的“城市公社革命”，逐渐使西欧的城市成为工业化发展的摇篮。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与西欧截然不同，它是官僚政治与商品经济构成的二元结构城市。这种城市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集中地，又是专制政权机构的所在地。由于官僚政治和商品经济共生于城市社区内，两者之间的彼此交往，造成了商品经济的官僚化和官僚政治的商品化。商品经济的官僚化表现为政治权力对商品经济的强有力干预，官商阶层的出现，价值规律的扭曲，而官僚政治的商品化导致钱权交易，贪污贿赂等的腐败。在这样的城市中，工业化的发育成长举步维艰。

中国特色不是在封闭状态下的中国特色，而是在开放状态之下、全球背景之中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不可能离开世界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在城市化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不然就会将中国的城市化引向歧途。之所以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源于19世纪沿海口岸的开埠以后，是因为当时沿海口岸兴起的租界城市具有城市化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包含的基本元素就是现代城市制度中的民主体制、自由人格、契约精神、科学理性、人文关怀、现代意识和公共财政。西方殖民者在沿海口岸建立租界城市的侵略本质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但是其所引进的现代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历史事实。而且，在开放状态下中国文明一方面能够坚决地反对侵略，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能够学习、吸取、扬弃和在新的环境之下弘扬这种现代城市制度中的现代性，同样也是不争的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我们今天需要总结经验的是，不要在倒掉西方殖民主义洗澡水的同时，将人类文明的现代性婴儿一起倒掉。当前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展开的城市化，首先要抓住现代城市化的本质特制，即现代性与现代城市制度。这个本质特征就是起源于古希腊城邦的历史遗产，形成于西欧城市公社革命后出现的城市制度，发展于世界工业化过程中渐至成熟的现代城市制度。

古希腊城邦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公民为主体，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不论是何种类型，其最高权力属于公民集体，公民集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雅典城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其公民集体是城邦的核心，城邦由公民管理。公民参政的形式有公民大会、议会和行政官员。正是由于城邦制度的生命力，到了11世纪，意大利城邦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的复兴引人注目，开文艺复兴之先河，其对现代社会进步意义重大。

考察城市化与研究经济问题一样，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视域进行理解与解读。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可以通过逻辑的方法推导出来，而更为重要的路径则是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所谓的实践经验，就不仅仅是我们今天从事于城市化的实践而来的经验，也应当包括历史的经验和国外的经验。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我们纵看历史，农业文明从乡村开始，而工业文明则从城市开始。因此，城市化离不开工业化，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现代社会一对孪生姐妹。而现代社会则离不开她的种子——现代性。

爆发于11世纪末，延续到13世纪的“城市公社革命”，其重大意义在于城市取得了自治权，成为“自由城市”，由此确立了城市制度。城市制度是城市化的灵魂。首先，“自治城市”取得选举市政官员、市长和设立城市法庭的权利。所有的市政官员是从市民中选出的、有任期的地方长官，他们受到市民的监督。其次，城市自由和自治的取得，同时使公民取得了自由平等的权利。正如亨利·皮特纳所说的：“市民阶级最不可少的需要就是个人自由，没有自由，那就是说没有行动、营业与销售货物的权利，这是奴隶所不能享有的权利，没有自由，贸易就无法进行。他们要求自由，仅仅是为了获得自由以后的利益。”人身自由的同时带来了土地自由，城市居民以自由的条件持有土地。因为城市内土地的性质改变了，所以土地自由签发不可避免。土地变成了建筑的地面。地面上迅速盖满了鳞次栉比的房屋，土地的价值随着房屋的增多而逐步提高。因此房屋的主人获得了建房所占用的土地的所有权，旧的领地的土地由此变成了自由地产及自由租地。而在居住与迁徙自由方面，城市形成了一种习惯：农奴逃进城，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取得自由人的身份，原来的领主也不能迫使他回到农奴的地位。所以德国的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此外，在司法独立的体制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形成的三要素是市场、契约、市民权利。这三要素的形成和发展与城市壮大的历史进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取消各种优待和特权的市场法获得承认，所以市场法加速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最后，“自由城市”出现了公共财政。其财政收入包括：城市公共土地出租的租金；属于城市所有的店铺、商栈、货栈等的出租费用；对出入城市商品的征税；对城市居民财产的征税。而其财政开支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城防开支，诸如建筑城墙、购置武器、供养或雇佣军队等。二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开支，这个工作由一个市政会来负责。公共财政与高效率的市政管理相结合，形成了城市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的局面，这一局面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而进一步推动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由此形成了一个现代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所以，正如法国经济史学家奇波拉所说，“新城市中心的兴起和成长代表着西方历史上一个革命的转折点——它给予西方历史独一无二的和奇特的个性。一切后来的发展，包括工业革命和它的产物，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代的城市发展。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城市化进程已经验证和渐臻完善了城市公社革命以后形成的城市制度及其现代性。这一系列的现代性正是今天我国深入城市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以史为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但是今天的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研究中国的城市化，往往从功利主义原则出发，就事论事，偏好静态分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中国城市化的严肃研究被淹没在发展房地产的喧嚣之中。而历史昭示我们，中国今天的城市化不仅仅是造城运动，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城市化，而更为需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城市化。所以，中国城市化的唯一出路在于改革。马克思在研究俄国农村公社制度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也曾经用了七十多年的时间，用革命的名义企图跨越这个峡谷。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这或许就是跨越的代价，一个文明体可以跨越某些社会形态，但是不能跨越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尤其不能跨越具有社会发展导向的现代性。所以，必要的补课，或者说对旧制度的改革则是不可避免的。以此观之，目前中国城市化的当务之急就是全力推进改革，告别旧制度，追求现代性。这个艰巨的任务已经历史性地落在现代政府的肩上。真正的问题是政府对城市化的推动不够有力，尤其是缺乏城市化过程中的现代性导入和现代城市制度的建设。

现代城市制度建设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加快城市的民主体制建设，建立民选的城市政府，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缩小政府权力，同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置于全民的监督之下，摒弃钱权交易，严禁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其次，政府必须保障市民自由权利，实行司法独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在城市化过程中市民应该具有迁徙与居住的自由，为此政府必须取消目前的户籍制度。再次，为了建设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体制，政府必须保障公民的买卖自由和监督契约的履行。最后，要发挥城市的正面功能，为工业化服务，就需要政府提供一系列作为公共产品的城市基础设施。我们为什么要给政府缴纳土地出让金，为什么要给政府交税，就是为了要求政府提供高效率的公共产品。如果吏治腐败，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效率低下，城市就会出现种种的问题，比如，房价高趋，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治安不良。城市的功能得不到正常的发挥，就会影响到工业化的效率。所以，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要有一个廉洁的高效的政府，要提高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