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唐代契约中保人的身份

2013-03-06张琦

黑龙江史志 2013年9期

关键词：入籍吐鲁番契约

张琦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710065）

一、保人的概念

1.保人是契约的担保人

保人是指在契约中，为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履行约定提供担保的人；是契约第三方主体（中人）的称谓之一。在一份契约中保人不只一人，私契中的保人一般两、三人，官契中五人为保，他们在契约中是起到担保人作用的一个群体。

2.保人是契约格式中的一项

保人是契约格式中的重要组成项目，位于契约尾部的署名部分，“保人”这个词开始出现是在唐初期契约文书中，使得契约署名部分的格式明显区别于高昌王国后期的契约。由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多有残损和遗失，根据笔者以可见的资料所进行的调查来看，“保人”一词出现在契约中的时间为公元660年前后。

3.保人是契约成立的关键。

唐初立西州后，当地的乡规民约中有要求：没有保人则契约无法成立。同时，保人的人数直接决定着契约的性质，如果人数不够五人，那么只能立私契。例如《唐咸亨四年（公元六七三年）西州前庭府杜隊正買駝契》[1]，契约正文第6行“待保未集，且立私契；保人集，別市契。”字面意思是：因保人未能全数到场，只有两人，一是都护人，一是同乡人康莫遮。所以暂且立私契，等保人全数集合，再申请立市契。

虽然文书中未说明“保人集”是指多少位保人到场，但根据仅有的两篇官契中的保人人数来推测，人数必须到五人才可立官契。《唐律疏议》“诸保任不如所任”条：“【疏】议曰：保任之人，皆相委悉。……有五人同保一事，此即先共谋计，须以造意为首，余为徒坐。”[2]笔者认为，在唐代的习惯法中，无论是对交易的担保，还是对其他罪行的保任，人数都应为五人。

二、保人的身份情况

对于保人的身份，笔者主要以籍贯的角度来论述：

1.本地汉族百姓担任保人

吐鲁番盆地是多民族混居地区，从高昌王国到唐西州时期，汉族人是主要居住人口。笔者收集到的契约文书中，大部分保人皆为高昌本地汉族百姓。例如:

《唐乾封元年（公元六六六年）郑海石举银钱契》[3]

（前省略）

12保人宁大乡张海欢

13保人崇化乡张欢相

14知见人张欢德

保人姓名前有其籍贯，张海欢为宁大乡人，张欢相为崇化人，据《元和郡县图志》卷40记载：“西州，交河，安西都护……贞观十四年设高昌县，取旧高昌国为名也。”[4]而《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中的记录：“确知的高昌县乡名已有十一个。”[5]又据《唐西州高昌县宁大等乡名籍》[6]知，宁大乡、崇化乡皆为高昌县管辖。所以，张海欢、张欢相都是户籍为高昌县的本地居民。

2.入籍成为本地百姓的粟特人担任保人

吐鲁番地区的粟特人分为入籍与未入籍两类，入籍的粟特人在此地聚居生活。他们与本地汉族百姓一样，“拥有田亩，担负调薪、租酒、酢酒、上马、供鞍等各种税收或封建义务。”[7]一般来高昌地区行商的外来粟特人，往往邀请入籍本地的粟特人为其交易作担保人。

3.未入籍的粟特人担任保人

作为以商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粟特人，吐鲁番出土买卖契约中占有重要位置。本地粟特百姓在立契时也会请未入籍的胡商担任保人。

下面以吐鲁番出土汉文买卖契约为例，对上述两种情况加以分析。笔者收集的吐鲁番买卖契约中，涉及唐西州时期后保人问题的私契共8篇，根据调查，5篇契约存有保人署名部分，但多有缺失。同时，胡人也有入籍和未入籍之分，本文只能以明确标注有族别者为例加以论述。

如43号文书《唐開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石染典買馬契》[8]中记载，有保人三位，分别是：“保人西州百姓石早寒年五十”、“保人興胡羅世郍（那）年”、“保人興胡安逹漢年五”。石早寒为西州人，仅是百姓，无官职，前文已说明，石姓是粟特人昭武九姓之一，同时又是入籍的粟特人，他同买主石染典皆为已经入籍的西州百姓，而石染典在当地的身份是“游击将军”[9]。羅世郍（那）与安逹漢同为兴胡，是未入籍的粟特人。由此可见，未入籍的粟特人可以在契约中当保人，并且是为入籍的粟特人担保。

4.旅居高昌但籍贯、族别不明者担任保人

除胡人能当保人的情况外，还有“行客”、“寄住”等特殊身份者，这类人群无法判断其族别。在两篇市券中有这样的记载，同时买卖官契已经有严格的契约格式，其中的保人情况是相对完整的，保人的的姓名前一般有籍贯、族别、社会职位等情况，如表所示。

第41号文书《唐開元十九年（公元七三一）唐榮買婢市券》[10]的5 名保人中有4 位是已经入籍高昌县的粟特人，他们已经是高昌本地百姓，第4 位保人康萨登，身份是寄住人。42 号文书《唐開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二年）薛十五娘買婢市券》[11]中的保人赵九思、许文简、张义贞3人皆为行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