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网站2月20日文章，原题：“非典”暴发如何改变中国内地 回忆起10年前的情景，北京的吴勇仿佛仍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消毒剂味道。那时，首都笼罩在“非典”的阴影之下。上班路上，公交车上的司机、售票员和乘客都戴着口罩。街上空荡荡的，车辆很少，就连王府井这样繁华的商业街也空无一人。 2003年2月，广东省公布发现305例“非典”病例，并有5人死亡。3月底，世卫组织宣布北京为“非典疫区”。4月下旬，国务院才成立国家级应急工作小组，以应对“非典”蔓延。 200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成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工作小组。2006年1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发布。2006年，国务院设立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并于次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表示：“‘非典的一个重大影响是使应对突发事件成为政府的一项常设职能，现在政府在应对危机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他举例说，2008年南方雪灾和汶川地震之后，政府都做出迅速反应。汶川地震发生5小时后，温家宝总理就抵达灾区。 此外，信息的传递畅通和透明也被认为是能让政府掌握主动、控制灾害的有力工具。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非典让我们懂得，危机能否得到妥善处理，透明度至关重要。信息发布上的任何延迟都会造成负面影响。”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获得通过是信息透明的一大突破。 “非典”期间，北京由于没有及时公开真实疫情而遭到多国政府以及世卫组织的批评。其后，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建立了良好合作。汶川地震发生后，多个国际救援组织和慈善团体迅速得到准许，对灾区实施救助。 与此同时，“非典”危机也催生了问责制度。2003年4月，时任中国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因处理危机不力被解职。此后，频频有各级政府官员因为各种丑闻落马。“非典”留下的最重要遗产是公共医疗系统的升级。从2003年底到2006年，中央政府注资257亿元人民币改善医疗设施，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及传染病。2006年，卫生部宣布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基本建立，传染病疫情直报系统覆盖全国95%的县级医疗机构。▲（作者庄屏卉，田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