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维瞻

(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南京 210093)

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很难将物质因素与国际变迁结合起来，很难用物质因素发生的变化来解释国际关系的变迁。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既有的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就会发现，那些能够解释变迁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观念因素的视角之上的。本文试图对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给以部分解释。首先，本文以社会科学中的“基础范式”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已有的国际关系变迁理论的规律。然后，本文将会分析以观念因素解释国际关系变迁的不足，以及导致以物质因素解释变迁的困难的原因，并将指出以物质因素解释变迁的必要性。本文特别强调构建新理论的关键是能否找到合适的解释物质因素变化的维度。在列举新近的几个试图以物质因素解释变迁的理论之后，本文特别强调这个转向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国际关系变迁相关理论的规律

本文对国际关系变迁理论中的规律的分析，需以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作为分析工具，旨在寻找国际关系理论中各“基础范式”之间彼此可能存在的联系。

1. 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

唐世平认为，整个社会科学中其实只有11个基础范式，它们分别为物质主义、观念主义、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生物进化决定论、社会化、反社会化、冲突范式、和谐范式、社会系统范式和社会进化范式，各种学派或理论实际上是基础范式经过组合后得出的结果。*Shiping Tang, “Foundational Paradigms of Social Science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11,41(2), pp.211-217, p.237.一个学派的理解能力，主要取决于这个学派能够有机地整合基石性范式的能力。但只要一个学派忽略了那些拥有本体论优先性的基石性范式，这一学派就注定是有严重缺陷的。*Shiping Tang, “Foundational Paradigms of Social Science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11,41(2), pp.211-217, p.237.

2. 依赖于观念主义范式的国际关系变迁理论

笔者经分析发现，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一个并不绝对的规律，即物质主义范式往往与冲突范式及静态的或循环的理论相联系，而观念主义范式、社会化范式往往与和谐范式及变迁理论相联系。当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中的物质主义范式比观念主义范式拥有更多的本体论比重时(亦即物质主义范式比观念主义范式拥有更多的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时)[注]两种力量在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取决于这两种力量在本体论上的比重，而非取决于这两种力量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详见Shiping Tang, “Foundational Paradigms of Social Sciences”, pp.214-215.，它更多地强调国际政治中的冲突与循环，并且缺乏时间维度；而当一个学派中的观念主义范式比物质主义范式拥有更多的本体论比重时(亦即观念主义范式比物质主义范式拥有更多的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时)，或者越采纳社会化范式时，则往往越表现出乐观的、变迁的或进化的特点。[注]笔者并不是说国际政治中的冲突与循环都是由物质因素导致的，也不是说变迁与进步都是由观念因素导致的。好像只有借助于观念因素才能解释国际关系的变化。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回顾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这里是以各个理论中的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范式二者在本体论上的比重(也包括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作为分类标准而进行回顾。

1. 纯粹的物质范式与纯粹的观念范式

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各个分支，基本上可以说都是纯粹的物质主义范式的理论。新现实主义的学者所理解的国际政治无非都是新旧权力分配的交替，即国际体系永远是一轮又一轮冲突的循环。新现实主义所论述的“变迁”并不涉及国际关系在时间上的质的改变，只不过是国际体系中不同的权力结构的转换，或不稳定状态与稳定状态之间的转换。[注]“转换”与本文所讨论的“变迁”不能算作一个范畴。权力结构的“转换”无法给出不稳定状态与稳定状态之间的变化机制。国际制度、国际规范都依然依赖于权力结构的最终支撑。[注]Oran Yong,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9,43(3), pp.351-353.或者说国际制度只能延缓权力结构变化的作用，但最终无法改变权力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注]Stephen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355-368.国际体系的变化最终还是取决于物质权力结构的变化。

2. 基本纯粹的观念主义范式的国际关系理论

还有一部分理论特别强调观念的作用，而物质因素则受到极其明显的忽视或贬低。这类理论主要有四种：自由理想主义、英国学派、自由建构主义和过程建构主义。早期的自由理想主义强调以好的规范为指导来建立国际组织。理想主义都认为规范可以脱离权力而单独发挥作用，[注]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eter Katzenstein, Robert Keohane and Stephen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A Special Issu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9, pp.249-251.将变迁完全依赖于观念因素，贬低利益、权力等物质因素。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也都是纯观念主义范式的，而且越到后来观念主义越强，和谐范式特征强于冲突范式，并且常体现西方中心论中的进化或进步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建构主义，严格地讲应该是“自由建构主义”(liberal constructivism)，就本体论的比重来讲，它是纯粹的观念主义范式与社会化范式的结合，非常善于解释变迁。此外，秦亚青教授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模式，是中国学者非常重要的创新之一。过程建构主义的取向是社会性过程理论，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发展，[注]Yaqing Qin, “Relationality and Processual Construction: Bringing Chinese Ideas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9,3(3), pp.5-20.也基本符合笔者总结的上述规律。

3. 介于前两种理论特点之间的国际关系理论

还有一部分理论介于上述两种理论特征之间，即物质主义、观念主义在本体论比重上均占据重要分量的中性理论。这类理论主要有四种：古典现实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以及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认为它们是中性理论，是因为尽管这些理论中的观念因素大多是物质因素的附属，但恰恰是其中的观念因素使其理论体现了变迁的性质。这些理论既包含了冲突也孕育了和谐，既体现了循环也暗含了变迁。

(1) 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古典现实主义强调物质、观念两种因素的结合，寻求两种力量的平衡。其理论主要关注于现实，但也包含对变迁的讨论。它不完全是静态的理论，带有鲜明的历史视角并憧憬未来。从总的世界观上看，古典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在冲突中寻找维持和平的办法，冲突是永恒的，但和谐也不是完全没有存在的可能。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的理论坚持了弱物质主义的特点，而且明显包含了观念主义范式与社会化范式。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和平不能仅仅靠权力的均势来保证，观念能使和平更为可靠，国际道德和国际舆论能够制约权力。[注]罗伯特·休厄特(Robert Schuett)的观点与笔者较为接近，可详见Robert Schuett, “Peace Through Transformation? Political Realism and the Progressivism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1,25(2), pp.185-203.

(2)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大体是冲突的，但绝不是静止的、循环的，它具有很强的历史维度以及历史进化论的性质。大致地说，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上述规律不完全相符，它是物质主义范式理论中的一个特例，它从生产力角度解释国内发展和国际变迁。它强调生产力、经济等物质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强调政治的冲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冲突范式为主，同时兼具和谐范式，但和谐仅存在于阶级内部。[注]Shiping Tang, “Foundational Paradigms of Social Sciences”, p.233.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兼具物质主义、观念主义两大范式，而它不仅关注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循环与周期，也强调从现存的、冲突的国际政治到理想的、和谐的国际政治的进化，因此也属于前面所说的中性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国际秩序变革中主观革命的作用。

(3) 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可以分为两大支柱：相互依赖、国际制度。相互依赖理论是一个以物质主义范式占主要比重的理论，尽管观念会对相互依赖的形成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中的相互依赖理论，是前面所述的规律的一个例外，也是长期以来少有的能够将物质主义范式与变迁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基欧汉曾列举了几个可能导致和平变迁的重要因素，即相互依赖、政府功能、信息、国际制度和规制等等。[注]Robert Koe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9-30.国际制度发挥作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国际制度的形成以及它对国家行为的作用，实际上是前者而非后者更明显地体现了国际变迁。就国际制度的形成过程来说，这是一个明显体现变迁的过程。国际制度又是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是对相互依赖的反应，这一过程中，物质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新自由制度主义主要关注的却是国际制度形成后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物质的作用，也有观念的作用。物质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相互依赖的深化、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及国际制度通过改变理性国家的偏好进而改变国家的行为。而观念的作用则主要体现为从国际制度中产生的国际规范与准则对国家行为的约束，但新自由主义者对此并没有太多的研究兴趣。新自由主义者的理论中并未体现出太多的对国际制度形成后的国际变迁的研究。大体上说，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性的，它以国际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及其对行为体的作用来解释国际政治中的变迁，认为国家间有可能通过国际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实现国际进步。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变迁的解释，既有物质上的因素，也有观念上的因素。

(4) 防御性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理论中对国际问题看法比较乐观的一支，其内部包括很多学者提出的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尽管安全两难存在，但并不一定导致冲突或战争，而导致这一乐观结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观念因素和国内政治因素。防御性现实主义学者都看到了国际关系的变迁，并且能够对此给以一定的解释。概括地说，防御性现实主义解释国际变迁的方法有两种：一种仍然是从观念因素寻找导致国际变迁的原因。[注]例如，查理斯·格拉泽认为，无政府结构中，在导致国家选择某种战略的原因中，观念变量同物质变量一样重要。详见Charles Glaser,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Logic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阐述了发展中国家是如何融入国际政治体系并纳入自由民主国家领导的世界的。Jack Snyder, Power and Progres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ransition, Oxford: Routledge, 2012 (forthcoming).尽管这种理论仍然是以观念来解释变迁，但它们要比纯观念主义范式的理论以及前几种中性理论相对要好。因为它们讨论国际政治的基点是物质性的利益，而非观念上的身份、认同，其理论根基较为稳固。另一种则是从物质因素方面寻找原因，即物质因素的制约机制或者进化机制，请读者见本文第五部分。

三、对已有部分国际关系变迁理论的反思

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一些批判理论，都将对国际关系变迁的解释依赖于观念主义范式。这就导致了此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问题，要么很难解释变迁，要么带有偏见地将西方价值作为国际关系变迁的终点。正是基于上述问题，才有了近些年来关于变迁研究的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仍然以观念因素解释变迁，主要是通过心理学路径。第二个方向也是以非物质因素解释变迁，但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而构建非西方特色的理论。第三个方向是国际变迁研究的物质主义范式转向，主要从物质因素自身的变化机理来解释变迁，并结合部分观念因素，这就可以尽最大可能避免上面所说的四个问题。

1. 物质主义范式为何难以解释变迁

物质主义范式之所以难以与变迁相联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物质因素和物质主义范式本身的特点所致，二是由国际关系理论科学化与简约化的结果所致。目前的理论局限和未来的理论突破主要指在第一个方面。

第一，物质因素本身难以与变迁相联系。物质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假定行为体身份和利益是在社会性互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是给定因素，是不以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和话语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也是非历史的。[注]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73页。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将物质因素默认为静态的、不会发生变化的因素。各个国家的物质资源、经济力量或军事力量的变化只有一种取向，即数量上的增长或减少，因此单个国家的物质权力也就只能有增长或衰退的变化。而除此以外，物质因素很难再有其他的变化取向。一旦解决了这个理论难题，使物质因素的变化取向得以拓展，就会使物质主义范式与变迁联系起来。物质主义范式更多地与冲突范式相联系，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物质资料最早地决定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大多具有固定性以及明确的归属，特别是物质因素难以避免稀缺性和零和性。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冲突都是由于领土问题和资源问题导致的。物质主义范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更多地表现为冲突的、悲观的和循环的理论。

第二，这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科学主义以及简约化的结果。物质主义往往与理性主义相结合，即物质因素总是比观念因素更加容易衡量，因此更适合作为理性计算的标准。而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又都是物质主义决定论，排斥建构因素。因此在新现实主义那里，国家的理性就是执行与自身物质资源(即权力)相符合的外交行为。能够研究变迁的理论，要么是完全抛弃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而代之以观念主义和建构主义，要么是实现理性主义与观念主义的通约。而物质主义与变迁的联系则很少有人探究，[注]生产力理论、相互依赖理论是例外。只是近期学界才有少量的理论涉及到。

2. 物质因素与变迁的联系

尽管建构一个能将物质主义范式与变迁理论结合起来的逻辑存在很大困难，但物质主义范式，即使是纯粹的物质主义范式，仍然可能有助于为国际关系的进步提供重要解释。当然，笔者只是认为，从物质因素寻找导致国际关系变迁的原因要比观念因素更为可靠，并非认为只有物质因素才能导致变迁。而构建新理论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解释物质因素变化的维度。

与观念主义相比，物质主义范式基础上的进步式的理论更为可靠，由观念导致的国家间关系的变迁，结果既可能是进步，也可能是退步。凡是那些将变迁依赖于观念主义范式解释的理论，都刻意忽视了退步的存在。物质因素导致的变迁，基本上是与国际政治的长时段的历史相联系，其进步的性质更为可靠。观念因素可以导致国际关系的变迁，但无论结果是进步还是退步，都必须在由物质因素导致的国际变迁的具体时间段上发生，不能超越这个时间段。具体的由观念因素导致的进步或退步只能由物质因素的变迁提供基础，不可能超越这个基础。

四、以物质主义范式解释国际关系变迁的理论尝试

近十几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变迁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研究趋势，即开始逐渐由观念主义范式和社会化范式转移到物质主义范式方面。国家之间的物质因素的某些变化取向，本身就是推动国际关系进步的重要甚至根本力量。如果构建新的理论，使其能够解释变迁，关键是找到合适的解释物质因素变化的维度。目前较为重要的理论成果，有物质要素间的相互依赖性、物质要素间的相互制约性、争夺物质要素的行为的自我否定性以及各种物质要素之间的互补性等等。

但物质因素导致的国际变迁或进化又是复杂的，物质主义范式不可能直接与和谐范式结合起来，冲突范式对和谐范式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注]Shiping Tang, “Foundational Paradigms of Social Sciences”, 2011,41(2), pp.231-232.在物质因素导致变迁或进步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没有冲突。概括地说，物质主义范式方面导致的社会进化，主要体现为冲突(或竞争)与合作的交织与统一，通过冲突引向合作。下面例举几个相关研究的重要努力与尝试。

1. 相互依赖理论

相互依赖理论是从物质要素间的相互依赖性增长的维度来解释国际变迁的。相互依赖理论是第一个比较系统的从物质主义范式角度研究国际变迁的理论，尽管仍然存在缺陷。新自由主义学者将相互依赖看作是权力的替代。[注]余万里：《相互依赖研究评述》，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第52-55页。新自由主义学者论述的权力观，实际上就是将权力理解为经济权力，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和平、进步、相互依赖都是相对容易的。但这又是不完整的，一个好的以物质主义范式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变迁理论，应该包含对经济和军事要素的考虑，因此还需要完善。

2. 防御性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主要是从物质要素间的相互制约性增长的维度来解释国际变迁的。前面说到，防御性现实主义都看到了国际关系的变迁，它解释国际变迁的方法有两种，本部分仅探讨从物质因素角度解释国际变迁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主要包括攻防平衡理论，以及对国家间物质制约机制的研究。攻防平衡理论认为，当具有防御性属性的军事力量占据优势时，进攻将变得难以发生，从而缓解安全两难。[注]参见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1978,30(2), pp.186-193；Robert Jervis, “Rational Deterrence, Theory and Evidence”, World Politics, 1989,41(2), pp.183-207.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则是从近几十年来国家间的物质制约机制的维度来探讨当代世界的变迁的。[注]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 pp.5-6, pp.105-123.在当代世界，国家间的平衡“机制”会遏止扩张行为。[注]孟维瞻：《权力·合作·平衡：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173-175页。

3. 社会生产力与国际变迁

布赞等人强调从社会生产力的维度来解释历史的进步。英国学派在解释从国际体系到国际社会再到世界社会的变迁中，主要是观念主义范式的。布赞继承了英国学派的历史主义研究传统，以社会生产力(主要是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的进步)来解释国际体系的演变，在英国学派中也是独树一帜的。他强调了生产力在国际体系形成与发展中的动力作用。[注][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08-311页。布赞用上述逻辑论证了生产力发展与国际关系发展的直接联系，尽管他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阐释导致国际变迁的动力和机制。

4. 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

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主要是从争夺物质要素的行为的自我否定性的维度来解释国际变迁的。唐世平将社会进化范式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指出国际政治已经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稳固地进化到了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是一个自我毁灭的系统，它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成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这一转变恰恰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国家行为的必然结果。[注]Ship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0,16(1), pp.31-32.唐世平的研究中，这一深刻变革背后的根本机制(“征服或被征服”导致的国家数量减少与国家规模扩大，以及征服变得困难)[注]详见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主要是以物质主义范式为出发点的，能很好地解释国际关系中的变迁与进化。

5. 体系功能理论

杨原的体系功能理论是从各种物质要素之间的互补性的维度来解释国际变迁的，是体现了将物质主义范式与国际关系变迁或进化二者相结合的较成功的研究。这个理论合理地综合了物质主义范式、观念主义范式、社会化范式、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杨原认为，国家功能理论揭示出了国际政治进化的一个内在机制，能够为从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到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进化提供很好的解释，从而完善国际政治进化的理论。他认为，国家功能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国际政治本质的全新视角：国际政治曾经可能是冲突的，但它总是在向着和谐的方向发展。[注]杨原：《体系层次的国家功能理论：基于对结构现实主义国家功能假定的批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151、151-152页。如果大多数国家都在充分发挥彼此有差异的国家功能，就会形成和谐状态。[注]杨原：《体系层次的国家功能理论：基于对结构现实主义国家功能假定的批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151、151-152页。

五、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启示

很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将中国看作是一个“现状修正国”或“侵略国”，以遏制中国作为其政策建议。例如权力制衡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动态差异理论、霸权稳定论、霸权战争论、文明冲突论、战略文化理论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等等。前面回顾的这些现有的以观念因素来解释国际关系变迁的理论，大部分也是美国的理论，这些变迁理论很难为中国所用。尽管中国的学者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也在注意对其逻辑进行批判，但我们很少能提出真正能让西方学界和政界信服的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理论。以物质主义、理性主义为特点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看不到国际关系的变迁与进步，只看到国家之间争夺利益以及权力制衡或是霸权转移，在外交政策上只能教导美国如何维护霸权和遏制中国的发展。与此本质相同，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以美国的价值观的观念因素来解释变迁的理论，实际上都是要将世界西方化或美国化，也只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才有指导作用，难以对中国有指导作用，只可能使我们落入理论陷阱。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议题，就是要与和平发展这个最重要的国家需要联系起来。一方面我们应该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寻找理论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理解和运用理论而营造和平发展的环境。与中国的和平发展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如何从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学理论的逻辑中证明，中国现有的与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不会导致中国的进攻性政策；第二，如何证明物质资源分配的增加，即权力的上升，不一定会导致一国对他国的威胁。这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未来理论研究的突破口。本文的归纳与总结，正与上述后一个方面有密切联系。

(由衷感谢俞正梁、金应忠、唐世平、杨烨、夏立平、仇华飞、钟振明等学者对笔者的重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