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近年来对《理论之后》之“后”的探讨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语境问题。“理论之后”并非对经验研究的强调和对理论思辨的纠偏，而是在深层结构上呼唤政治。理论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学科，并不是要遗弃文学，而是试图找到一个外在于文学的、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着眼点来审视文学，并试图成为阿尔都塞所设想的、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科学。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似是而非的态度是摆脱知识（理论）和信仰（意识形态）二者间悖论状态的一种尝试：文学理论需要站在意识形态外面来反观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假如把意识形态比作地球，把“科学”比作杠杆，把伊格尔顿比作阿基米德，他要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依然来自于地球，这是一个悖论。伊格尔顿的尝试实为一种文本生产，中国学人要从此讨论中吸取教训，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关注文学自身的审美和文化问题。

关键词：《理论之后》；理论；文学理论；科学；意识形态；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197?07

自2004年特里·伊格尔顿的大作《理论之后》公开出版以来，中国文学界便掀起了一场绵延至今的关于“理论将走向何处”的学术大讨论。2004年的 《文艺报》、2005年的《外国文学》、2006年的《国外理论动态》都对伊格尔顿所提出的命题判断进行 过大致介绍和初步探讨；学者们在2006年曾公开《理论之后》的中文节译本①，直至2009年《理论之后》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大批重量级学者开始关注“理论之后”和“后理论”的类似提法，②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国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予以讨论。由于文学理论界对“理论之后”的思考与“文学终结”、“艺术终结”、“理论终结”之类的话题密切相关⑥，因此，反思这场学术大讨论中的基本概念与命题判断——比如，理论和文学理论、文化理论有什么关系？理论“之后”是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判断？文学理论和文学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进一步客观分析其中悖论产生的根源便成为当下最需要澄清、也最值得探讨的学术课 题。

一、语境的缺失

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后”字（after）在国内文论界引起的讨论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观点认为：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再到后理论，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 势，“后理论”将把注意力收回到文学研究的本体即 作品上来③；第二类观点认为：后理论只是一个幌子，理论之后依然是理论，总体性的理论仍然被伊格尔顿暗自期待④；第三类观点认为，“理论之后”并非一种理论观念或者理论建构，它并非直接地针对文学理论研究，是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哲学批判⑤；第四类观点认为：理论之后的理论不仅仅关于文学、文化、艺术，也牵涉到意识形态和政治⑥。我们可以发现，以上四类观点皆有其合理之处，只是都忽略了一个语境问题，“理论”尤其是法国理论、大理论始于上世纪60年代，与当时的政治事件、社会背景紧密相关。伊 格尔顿曾坦陈：“理论是那些政治事件的继续，是在这

收稿日期：2012?09?17；修回日期：2012?12?25

作者简介：阴志科（1979?），男，山西太原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文论.

些运动结束之后，让那些观点保持热度的一种方式。”“我们目前谈论理论，实际上是在谈论历史现 象。”[1]（82）那么对“理论”的探讨就应当先去关注此话题产生时的语境，1960年代对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能称之为语境的思潮就是所谓的“法国结构主义”。

所谓的结构主义其实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思考模式，⑦它不去刻意区分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不区分纯文学和广告、时装和电视剧（如罗兰·巴特），甚至不去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如列维·斯特劳斯）。因为“结构主义的前提是人类活动及其生产之物甚至思考本身都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其“意义不是来自于自然和上帝，而是任意的、人为的”[2]（225），打破这种任意性、人为性的策略是一视同仁地平等看待精英与大众文学、自然与人文社会科学等等。由于“法国结构主义理论活动遍及文、史、哲、艺、语各个领域，最突出地体现于文学理论领域”，“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成了上述各学科方法交相汇聚的中心场地”[3]（1），文学被当作社会整体的一种表象，文学研究是社会甚至人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最终，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所谓“跨学科”研究便获得了最底层的逻辑依据，这也正是“理论”（法国理论）被描述为大杂烩的由来。

出于对“理论”产生语境的忽视导致国内目前对于“理论之后”（After Theory）问题的梳理产生一些误读，如有学者认为⑧：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演变的深层机理是后现代主义。这显然不合逻辑，后现代主义追求表面化、热衷互文性、秉承怀疑论，只有结构主义才追求本质化、热衷先验性、相信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拒绝“本质”、否定“因果”，何以被视为“深层机理”？所以若要了解“理论之后”的话题产生背景，将着眼点放在“理论背后”（Behind Theory）的语境中更便于发现一些深层次的学术课题。对所谓的结构主义思维而言，“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它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4]（8?9），就“理论之后”的学术讨论来说，就事论事地偏好于理论“之前”、“之后”甚至“之中”的时序问题都容易陷入定义上的纠缠不清，但若考量理论“背后”的结构主义历史语境，考察“理论”出世的“既定情境”，便可更清晰地把握“理论”和“理论之后”之间的逻辑联系。

二、三个概念：理论、文化理论与

文化研究

理论究竟是什么？乔纳森·卡勒在其《文学理论：简论》中为理论的特征做出四种概说[5]，可指跨学科的话语，可指对思想的反思等等；文森特·B·利奇则整理出理论的六种含义[6]：或指后结构主义，或指当代理论运动及流派，或指后现代话语……而早在1982年，Steven Knapp和W. B. Michaels所作的《反对理论》（Against Theory）一文已将理论描述成“一种通过总体解释去支配特定文本解释的企图”[7]（723）；艾布拉姆斯认为理论“和其它人文科学整合在一起，和对人类的主体性本质思考密不可分，和涉及到的所有社会、文化现象密不可分”[8]（280）；戴维·洛奇认为理论是“一个松散的和包罗万象的术语，通常用来指受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的论述人文学科的学术话语”[9]（52）；理查德·罗蒂则把“某些文学教师的专门领域”，尤其是讨论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德里达、拉康、福柯和德·曼、利奥塔等人的专门领域称为“文学理论”[10]（93）—综上可知，Knapp、艾布拉姆斯和洛奇的“理论”、罗蒂的“文学理论”实际上就是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所提到的黄金时期的包罗万象的“文化理论”[11]（1），简称为“理论”。

在这个问题上，盛宁认为伊格尔顿的“理论”，不仅包括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高深理论”（high theory），也包括由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少数族裔主义等掺和在一起的整个“文化研究”阶段[10]（63），乔纳森·卡勒认为：“文化研究就是……我们简称为理论的那些活动的总称。……文化研究可以是对任何事物的研究”[11]（133）；陆扬认为：“理论”和“文化研究”就其极尽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而言……基本上就是难兄难弟……分别在于“理论”是理论，文化研究是实践。……文化研究是我们简言之称作“理论”的东西诉诸实践的过程[12]（24）。可见，“文化研究”和“文化理论”一样，和宏大的“理论”属于同一逻辑范畴，与传统的、经验主义的、面向具体作品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范畴相对立。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用了大量笔墨抨击当今“文化理论”的不务正业，对其远离“文学”的偏激行为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但若根据戴卫·洛 奇的看法，伊格尔顿在若干年前的《文学理论·导论》中，“曾提出用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7]（53）中国学者也发现：“伊格尔顿1983年推出的《文学理论·导论》一书，已强烈地表露出以文化研究代替传统的文学研究的意图。”[13]（133）这种前后不一的理论姿态让研究者有些无所适从，也让国内的学术争鸣各执一端。可实际原因并非“文化理论”或“理论”与“文学”之间有什么过节，而是伊格尔顿的研究重心并不在“文学”之上，“在驳斥了有关理论远离文学、损害文学的谬论之后，伊格尔顿便把注意力完全放到了文学之外，直接谈真理、道德等问题去了”。[13]（135）正是由于眼中的“理论”（文化研究）开始不讲“政治”，远离“意识形态”话题，他才用《理论之后》一书发出新的号召！

陆扬指出：“伊格尔顿的这本《理论之后》……同文学鲜有干系，倒不如被读作文化研究的一种政治反思。”[12]（25）同时，我们也不能看到伊格尔顿对“文化理论”、“理论”进行了抨击，便“据此认定伊格尔顿放弃了关于文化理论的追求”[14]（303），因为他在《理论之后》一书中，“既提出了当代西方文化理论发展的 矛盾性的事实”，也“处于这个矛盾之中”[14]（296），所以，伊格尔顿对于“理论之后”的表达是含混甚至悖论的。从这个角度思考，伊格尔顿的理论和“理论之后”确实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伊格尔顿比其它文学理论家更关心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他已经厌倦了文学理论和政治之间的纠缠不清。相反，对伊格尔顿而言，理论也好，文学也罢，终究还是政治，因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15]（196），“理论之后”并不是对基于作品的“经验研究”的强调和对抽象理论思辨的纠偏，⑨而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呼唤。伊格尔顿最担心的是：现在的文化理论，尤其是“美国化”的文化研究，并未致力于改变政治现实，“而是将政治悬置了起来，努力为自己在体制中寻找安乐窝。……文化研究的关注对象发生了改变……文化理论的产生本意是为了将马克思主义重新激进化，不想最后却完全超越甚至取代了政治本身”[16]（103）。

三、一种诗学：文学理论是

研究意识形态的科学

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用了一半左右的篇幅讨论“真理”、“道德”、“革命”等看似非文学的意识形态主题，作为一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氏早已确信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种种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15]（21）。故而《理论之后》以一种左右为难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一方面对远离作品、天马行空、无所不包的“大理论”无情批判；另一方面自己却不由自主地忘掉作品，从文学讲到文化，讲到审美和政治。这种令人费解甚至自相矛盾的文本风格其实用结构主义式思维进行分析可渐见端倪。

结构主义文论有时被称作结构主义诗学，“是关 于文学的一般理论，……它认为零碎的批评和针对特定文本的解释不应成为研究重心，应该去研究的是‘文学性，而非现存的具体文学作品，其实诗学要找的就是文学的本质”。[2]（179）结构主义挖空心思探寻决定性的“本质”，诗学也试图把文学中的决定性因素即文学的本质找出来。在《结构主义诗学》的作者乔纳森·卡勒那里，读者拥有一种无意识的、基于惯例的运用语言和文学规则的能力，它决定着文学能否成为“文学”，如果不具备这种“文学能力”，读者便不能理解文学文本的意图，实现文学文本的意义，文学的“文学性”并非由作品决定，而是由读者无意识中的“文学能力”（如果有的话）决定的——以此反观《理论之后》一书在国内的深广影响，运用卡勒所强调的结构主义思维可发现：若此书不是伊格尔顿专讲文学理论之著作，却被大量文学研究者视为与“文学”紧密相关，恰恰说明研究者们的无意识中具备一种乔姆斯基提出的“转换”能力——大家不由自主地将讨论意识形态的哲学/美学著作理所当然地“视作”（“转换为”）文学理论著作；而如果“文学”的定义和《理论之 后》这部著作都构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伊格尔顿又“天然地”被视为“文学理论家”，那么这些判断的前提当中一定隐藏着某些权力关系，比如谁为文学命名，谁命名了文学理论，又是谁倾向于把“理论之后”理解为“文学理论之后”，等等。在笔者看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之所以被误读为预测“文学理论”之未来的著作，主要原因在于：① 伊氏本人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其最早在国内的译著《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即为文学理论著作，而在中国语境中，这种身份在研究者和权力机构看来具有天然的亲切感，这无疑会在无形中给广大研究者以莫大的阐释勇气；② 中国文学批评的形式主义传统在20世纪中后期几乎已经被来自西方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意识形态或政治批评话语所取代，如果说传统的意境论、趣味说、神韵说属于“内部研究”，那么这类话语方式在近些年来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上已经明显不及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等维度的“外部研究”，而国内语境中几乎一致反对韦勒克对于“外部研究”的排斥，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所做的“外部研究”工作自然也被划入文学理论的论域；③ 始自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和大众文化对所谓的精英文学和纯文学形成了冲击，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取向对纯文学、高雅文学作品的研究构成了打压，体系化的理论话语对零散的批评、鉴赏话语形成压倒性优势，《理论之后》对大众文化的大量探讨和对精英文学的故意嘲弄也让研究者们乐于从事这种显然更贴近日常生活而不是憋屈在象牙塔内的“大文学”研究；④ 伊氏《文学理论·导论》一书在中国和全球的巨大影响力导致部分学者会不自觉地把他的一系列高产量作品全部想当然地视为“文学理论”作品⑩；⑤ 伊格尔顿本人寓言式、断言式、隐喻式的论述方式和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本身的复杂性交织在一起，令每一位学者阐释《理论之后》时都会形成自己期待视野中的、被转译过后的概念体系，文化的宽泛性、文学的模糊性和解释的多样性之间的交织至此便描绘出一幅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大背景。

最终，当我们把研究者、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研究都放入意识形态这个大背景（深层结构）之中去考虑的时候，研究意识形态就是研究使文学产生意义的前提条件，这正是卡勒所称的“结构主义诗学”的核心任务，和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研究人类文化中隐而不显的决定性因素一样，结构主义文论试图研究的意识形态也处于某种“无意识”的状态中。

由《理论之后》所引发的学术论争本身已体现出一种结构主义文论所关注的显性/隐性结构的二元对立。其中，深层次的隐性结构既包含着读者（研究者本身也是一种读者）无意识的“文学能力”，也包含着区分文学/非文学作品、文学理论/非文学理论等问题背后的意识形态。李春青曾提到：“文学理论的命名实际上乃是一种‘他律的行为而非‘自律的行为。其合理性不是文学理论本身所给出的。文学理论的命名实际上常常是身不由己的。”因为这种命名的合理性，“完全是由构成文学理论言说语境的其它系统的话语所决定”。[17]（37）探讨“文学理论”、“理论”和“理论之后”三个概念，必须先讨论其命名与话语体系，是谁把文学理论视为文学批评，是谁把文学理论视为大理论、高级理论或法国理论，是谁把文学理论视为文化理论，又是谁把理论之后归结为“后理论”……这些看似无需说明、实则最需解释的“前提条件”正是在结构主义语境中探讨《理论之后》所引出的学术话题的独特价值所在。

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乔纳森·卡勒认为较之传 统的文学理论而言，理论“更像是一种活动，一种参与或不的活动”[18]（1），这种实践性的活动究竟只是停留在“实践层面”，还是也可以归入“理论层面”，必须寻根溯源到阿尔都塞那里去，这位被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理论”当作实践，并称之为“理论实践”，它的作用就是“通过‘一般乙对‘一般甲的工作，产生出‘一般丙”[19]（157）——一般乙指“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一般甲指的是“科学所加工的理论原料”，一般丙则是“知识”——“理论”及“理论实践”的作用就是通过某种“科学”加工某种“理论原料”并产生“知识”。阿尔都塞为了将马克思主义称之为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真正的科学而造出这个“理论实践”的概念，认为科学的工作就是“加工抽象的一般”，而不是具体的一般，所以，“同经验主义或感觉论的意识形态幻想相反，科学从不把单纯的直接‘感觉和独特‘个体作为本质的存在物当作加工对象”。[19]（156）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把最初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当作具体的一般，而把关注作品的、强调作品功能的、经验主义的、英语国家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或干脆称之为文学批评）当作“抽象的一般”（一般甲），亦即被加工的“理论原料”；而“理论”（被伊格尔顿、洛奇、卡勒等人所命名的“理论”，尤其是思辨哲学指引下的法国理论）便成为一种“科学”，其任务是完成“一般乙”的加工工作，这种基于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甚至有些先验论式的工作即可视为“理论实践”——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法国理论对世界范围内思想的影响即是试图重构“关于文学的知识”（一般丙），见表1。如果我们承认结构主义思维是在比照自然科学而追求“人文科学”的科学性，那么阿尔都塞对“理论实践”的定义正是文学研究转向“科学”、转向“法国理论”的哲学依据，“法国理论”也因此而成为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科学的”范畴。

表1 阿尔都塞对“理论实践”的定义与文学理论的关系

一般甲 一般乙 一般丙

理论原料 科学（即理论实践） 知识

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与理论 抽象思辨的

文学理论 可称为“科学”的、关于文学的知识

结果，为了摆脱意识形态问题对文学研究的困扰，尤其是为了扭转将文学研究延伸到文化研究的反精英的、去政治化的、面向世俗生活的取向，伊格尔顿不得不将文学引到真理、道德、政治等抽象原则之上，强调文学理论的超越性甚至彼岸性。只是悖论之处在于：一方面伊格尔顿本人最初也是极力推动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主将之一，另一方面，将文学这种同时身为意识形态产出物和构造者的客体进行“科学分 析”时，伊格尔顿又不得不把“法国理论”在跨学科、寻找深层本质、探索无意识、证明各种文化产出物 “异质同构”的特长加以充分运用——这个类似于 “死循环”的问题在结构主义语境中方可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意识形态不会承认自己是意识形态，正如同文学不会声明自己是文学一样，文学理论也是一种隐蔽了底层秩序的“权力－话语”，所以阿尔都塞说：“一定要走到意识形态外头，即在科学知识里头，才能够说：我是处在意识形态中或我曾处在意识形态中。”[20]（192?193）

由是观之，理论（文化理论、文化研究）不把文学当作核心研究对象，而把注意力转向政治、哲学、社会、文化、历史、经济等等学科，并不是要遗弃它，而是试图从一个外在的、纯净的、摆脱现存文学意识形态干扰的着眼点（如果存在的话）来审视文学，只有这样，文学理论才能实现结构主义所追求的“科学”的理想效果，才能成为阿尔都塞所力图构建的、反意识形态的“科学”，才能重新让自己成为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提并论的“人文科学”或人文“知识”⑩。对于文学研究而言，不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外在的（社会的、历史的、人物传记的）文学批评，还是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英美新批评，也包括大杂烩式的“理论”和“文化研究”在内，在伊格尔顿看来，都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必须站在它的外面，必须从“非文学”的角度去审视“文学”，从“文学”意识不到的（无意识中的）外部去考察文学这种“意识形态”，才能辨认出“文学”的本真面目。从这个意义上看，伊格尔顿所设想并从事的科学的“文学研究”恰恰是反思性 的，是对文学研究的再研究，是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国内学者也提出，当代文艺学应该是反思性的，是一种“实践性知识”，“表明知识生产者在建构知识时要有自觉性，在假借理论时要警惕被理论所操控，警惕将某一理论当成死教条，从而遗忘了理论的实践性品格”[21]（192），伊格尔顿或者阿尔都塞所进行的“理论实践”，其初衷正是要反思我们在文学甚至科学方面 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四、结语：一个阿基米德支点及

其经验教训

1982年，S. Knapp和W. B. Michaels在其《反对理论》一文中提到：“我们不可能通过寻找知识的方式来得到真正的信仰，也不可能通过寻找目的的方式来获取作者的意义，因为知识和真正的信仰本来就是一回事。”[5]（741?742）Knapp和Michaels在该文中始终强调目的和意义的不可分割，认为作者的意图就是文本的意义，但“理论”却总想把不可分割的事物区隔开，比如在本体论意义上将目的和意义、将语言和言语分开，在认识论意义上将知识和信仰分开。作者认为这些想法最终都会失败，因为“意义就是经过压缩的目的，而知识就是一种信仰，理论仅仅是想站在实践以外来掌控实践而已”。这些精辟的论述站在实用主义和经验哲学的角度对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给予了猛烈抨击。但是30年后的今天，在结构主义的语境中对国内关于《理论之后》一书的学术争鸣予以剖析，我们不得不惊叹伊格尔顿对“理论”和“文学”、“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关系的大胆尝试：如果把结构主义视野当中的文学理论当作关于文学的“知识”，那么“内部化的”英美新批评和“外部化的”法国理论皆属于不同的“信仰”，前者可视为重经验的实用主义，后者则归入重理性的形而上学，但双方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既受到各自意识形态的形塑，也同时建构着各自所属的意识形态，“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即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所有科学的“总问题”。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态度恰恰是要尝试摆脱知识（即理论）和信仰（即意识形态）二者之间的悖论状态：为了达到科学效果必须要建立某种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如文学）建立某种科学（如文学理论）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站在文学之外来研究文学，站在意识形态外面来反观意识形态——所以，假如把意识形态（文学）比作“地球”，把“科学”（“理论”）比作“杠杆”，把伊格尔顿比作阿基米德，他所选择的撬动地球的“支点”依然来自于地球。这，还是一个悖论。

笔者认为：这种尝试在理论思辨的层面上意义深远，但在文学实践与理论实践的层面上仅仅意味着一种“文本生产”，国内学者在进行相关探讨时不应该被伊格尔顿这种把文学理论当作文学创作的书写技巧所迷惑，他的理论体系与论证方式经常体现出明显的后现代特征，作为威廉斯的学生、曾经的阿尔都塞信徒，伊氏一直都在把文化视为意识形态，把文学看作文化的构成，科学在字面上仅是一个与意识形态、艺术、文化相对立或者相比较的概念，伊氏主要把科学当成自己进行文本生产的旗号——对比其早在197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所指出的：“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它们处理的对象不同，而是它们处理同一对象的方法不同。科学给予我们有关一种状况的概念知识；而艺术给予我们那种状况的经验，这一点与意识形态相同。艺术通过这种方法让我们‘看到那种意识形态的性质，由此逐渐使我们充分地理解意识形态，即达到科学的知识。”[22]（22）看来，伊格尔顿认为：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差异仅仅是处理对象方法上的差异，不但通过艺术也可以理解意识形态，而且文学这种“艺术”既是“对象”，又是处理对象的“方法”，那么，所谓的文学理论即使能被视为“科 学”，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也是对原有概念体系的再次反思，是对反思的再反思，这样的文学理论因此便成为一种能够无限延伸下去的能指链条，这个链条刚好就是他所构想的“文学生产”过程，他极为高产的理论作品恰恰从侧面印证了笔者的上述判断。

根据卡西尔的说法，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学作为语言符号的构成物，必然也拥有符号自身之外的其他意义指向，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理论和文学一样必然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能否将理论称之为科学或者用科学来规范理论显然是从罗兰·巴特以来的结构主义式权力—话语，科学解决不了情感问题，理论也解决不了体验问题，文学并不因理论的有无或强弱而失掉自身的光晕。因此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我们应当从《理论之后》学术争鸣中吸取以下教训：第一，伊格尔顿所“痛斥”的文化理论在中国并没有长足的发展，追逐全球化的理论前沿并不代表忽视中国的特殊理论语境；第二，包括文化理论在内的、各式各样的理论中体现出的文学性，和各种文化产物（产品）所体现出的文学性，仍然值得广大研究者继续深挖；第三，中国的文学理论还是应当在关注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反思自身，而不是轻易地被互联网和大众传媒瞬间扩散的全球化理论所裹胁，把精力过多地集中到理论体系的移植、建构甚至解构之上，从而冷落了文学自身的审美与文化价值。

注释：

① 有三篇文章节译原著，其一：《理论之后》，王晓群译，载《国外理论动态》 2006年第11期；其二：《文化研究与政治失忆症?<理论之后>第一章》，冯文坤译，载《中外文化与文论》2006年第1期；其三：《理论之沉浮?<理论之后>第二章》，邹涛、冯文坤译，载《中外文化与文论》2006年第1期。

② 国内最早关于“后理论”（post theoretical） 时期的提法来自希利斯·米勒，其《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王逢振译）和《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载《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1期，郭英剑译）是同一篇文章。而在《理论之后》一书出版后，王宁在其《“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中最先把“理论之后”指向“后理论”。但实际上后理论（post theory）和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之间差异巨大，另文论述。

③ 此类观点详见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以及姚文放：《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④ 此类观点详见阎嘉：《“理论之后”的理论与文学理论》，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和金惠敏：《理论没有“之后”》，载《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以及陆扬：《理论是普通平常的》，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9期。

⑤ 此类观点详见段吉方：《文学研究走向“后理论时代”了吗》，载《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9期。

⑥ 此类观点详见张玉勤：《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理论言说》，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9年第1期；以及汤拥华：《理论如何反思》，载《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

⑦ 结构主义作为哲学和作为文学批评是两个范畴，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和结构主义是两回事。参见迪迪埃·埃里蓬：《今昔纵横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传》，袁文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⑧ 如姚文放《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一文即采用此观点。

⑨ 有学者指出，伊格尔顿本人是反经验主义或者抵制经验主义的，参见贾洁：《批评家的任务——论特里·伊格尔顿》，载《文学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2期。

⑩ 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已成为文学理论界的出版奇迹，有关情况参考萧莎：《伊格尔顿<文学理论>过时了吗？》，载《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传记中承认，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总有一天会达到真正的科学地位，但由于观察者和观察对象无法分离，他所做的工作只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小步。参见[法]迪迪埃·埃里蓬：《今昔纵横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传》，袁文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其实，这种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于自然科学中，“科学”将永远处于一种面向未来的进行时态当中。

王元骧认为：文学研究的模式可分为规范型、描述型和反思型三种。反思所直接面对的不是经验事实，而是现实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反思型文学研究既有理论预设，又从经验出发，既是一种判断力批判，也是一种实践。参见王元骧：《对于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功能的思考》，载《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这种“文学理论”恰恰就是孔帕尼翁所说的“文论”（literary theory），而非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因为前者必须批判文学常识，追寻意义和价值产生的条件，而不是意义和价值本身。文论因而必然是反本质主义的。参见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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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Find the Archimedean Point：

Rethinking of Science and Ideology in discussion for

After Theory

YIN Zhike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 Institut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Imbedding After theory topic into structuralism context will grasp the logic contact between theory and after theory more explicitly. After theory wont correct speculativism and stress empiricism， but call the politics and ideology. Paying attention to other disciplines wont abandon literature but survey it with an ideology-free standpoint， and this would achieve the scientific effect. Eagleton shows some specious attitude for throwing off the entangled state between knowledge and belief in his book After theory. If ideology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earth， science as a lever， and Eagleton as Archimedes， the Archimedean Point still comes from the earth， so this is a paradox.

Key Words： after theory； theory；science；literary theory； structuralism； ideology

[编辑：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