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雯霞

[摘要]李渔是清初著名的戏曲作家、戏曲理论家和小说家，学界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戏曲理论以及小说戏剧作品上，很少涉及史论这一文体。本文通过对李渔《别集》“笠翁曰”的内容进行分析，进而对李渔的史论文体的内容、价值和特色做些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笠翁曰；内容；价值；艺术特色

李渔是清初著名的戏曲作家、戏曲理论家和小说家，他的创作及理论研究涉及到诗词、文赋、小说、戏曲、诗文理论、词学理论、戏剧理论上，学界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戏曲理论以及小说戏剧作品上。而对于他的其它散文随笔，如序、书、史论等论述很少，这有碍于我们对李渔的全面认识和公允的评价。许茗车曾说：“若以词曲知笠翁，即不知笠翁者也。”因此，本文拟就李渔散文《别集》中的“笠翁曰”的内容史论文体作粗浅的探讨，进一步深入理解李渔。

中国历史典籍中的史评由来已久。早在《春秋左氏传》中，先秦史家就经常以“君子曰”的形式发表对某人某事的论断。在《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古籍中均可以找到。《史记》则在《左传》的“君子曰”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系统的史评，具有序、论、赞三种形式。之后不断影响发展，如刘知几所言“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晒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其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拱。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这种史评是用来表达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和建议，提出自己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以寓褒贬劝解之意的一种形式。

李渔散文《别集》的各“纪”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讲述历史事实和史家对它的评价，第二部分是用“笠翁日”引出自己的观点。有的第一部分省略不写仅有第二部分。李渔用“笠翁日”这一形式臧否人物，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自己的见解，实是与“太史公曰”同类，强烈地体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立场。

一、《别集》“笠翁曰”的内容

《别集》“笠翁曰”的内容是按照时间顺序，对从商朝到元朝的某些具体历史事件或某些具体人物，多是相似或相反的事件、人物做出评议，或褒或贬，或存疑或翻案，随感而发，不乏真知灼见。

对帝王的一些做法和行为，如赏罚、方针政策、任命人员等，李渔态度十分鲜明，非褒即贬。如《元纪·论元世祖之待文天祥》，李渔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吾观元世祖之待文天祥，可谓豁达大度之君，深仁厚泽之主”，赞赏之情洋溢其中。对于文天祥“执而逃，逃而复执”，“抗词倨礼义”等种种行为，元世祖均可杀他却没有杀，还厚待他。结尾再称赞“元世祖之为君，乃历代帝王之后劲也”。又如《周纪·论卫懿公使鹤乘轩》李渔鲜明陈述自己观点“卫之亡国，其失在君”，指出了卫懿公的过失。

对历史上辅助帝王的名臣谏士，他们的言语行动，李渔客观地给予褒或贬。如《西汉纪·论袁盎却坐》，李渔对袁盎不畏帝王勇于进谏这一历史事实表态：千古人臣快举。《西汉纪·论汲黯不拜大将军》李渔也高度赞扬了汲黯，称“汲黯不拜卫青，为千古儒臣培养气节，诚快举也”。而在《东汉纪·论左雄限年之法》，李渔对左雄限年的做法是否定的，认为是“叛理拂情之甚者也”，实为“误杀天下英雄”，“古今一怪事”。

而史论中更多的是对同类事件或相似人物之间的比较论述，作者的感情色彩也蕴寓其中。如《西汉纪·论汉高祖为义帝发丧、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同异》，李渔谓二者均为“欺天下”，只想取天下之心而已，后人看他们的行为均像“傀儡登场”“演习故套”。显然，作者对汉高祖和曹操这种“欺骗”行为带有讥讽意味。再如《南北朝纪·论夏禹泣罪、梁武泣囚》中，梁武帝泣囚，是“刻意模仿古人”夏禹。但夏禹之泣是“引其咎于己”，“泣世道人心之日变”；梁武帝泣囚，是想“邀其福于天”，“使无罪之人亦恃其姑息而陷于不义，是以泣误苍生”。李渔认识到二者的区别，批判了汉武帝好名之心。其它如《西晋纪·论薛莹、吾彦论吴亡》指出了两人论吴亡各有深意；《南北朝纪·论檀道纪量沙、孙膑减灶之同异》对两人的兵法异同进行分析等。这些都是李渔细读历史的体会。

在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论述中，李渔总结经验教训，评人以劝世人，评政以规明主，阐述为君为臣之道，这相类于《史记》的史家精神。如《商纪·论尧之试舜、高宗之任傅说，同一任命相而有详略之不同》、《唐纪·论常衮、崔祜甫为相用人之道》等是阐述为君者为臣者如何用人的道理。还有对用兵之法的总结与借鉴，如《西汉纪·论韩信兵法》、《唐纪·论杜黄裳请对刘辟专任高崇文，勿置监军》、《唐纪·论王氏谈兵》、《五代纪·论郭崇韬之料梁》等等。李渔史论中有许多关于谏臣的论述，通过对他们规谏的行为进行论断，以达到规明主，做好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如《唐纪·论汉武帝之惮汲黯、唐玄宗之惮张九龄》中，这两位谏臣均为君王所忌惮，李渔认为“人臣见惮于君”与“君惮于臣”都是“危道”，不可取。而理想的应该是为臣者“处于得失相半之地，求为可敬而不可惮”；为君者“处于有得无失之地，但知其可敬，而不知其可惮”。《宋纪·论赵普之谏太祖》论述了应像赵普那样进谏，要有耐性，不用非得“以讦直强劲责之”，可以“贤妻顺子之道事其君”，这样更容易得到君王的认同。这些经验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另外，从历史事件的结果和人物的所作所为中，总结种种做人做事的道理。如《西汉纪·论二疏不以财累子孙》中疏广、疏受散财，不留财富给子孙，是出于对子孙未来的考虑。很多纨绔子弟就因为家中有钱从而骄奢淫欲，只有让他们体会了寒俭，才能奋发图强。此种为祖、为父的做法，十分值得后人参考。

二、《别集》“笠翁曰”的价值

王仕云在《笠翁别集·叙》言：“李子笠翁，博物洽闻。其于二十一史，靡不根盘节解，条入叶贯。问取其源流同异而以意断之，有翻案，有定案，不执己见，不依人墙宇，不立非非之堂，不矜察察之照，而究归于理之所然，心之所安而止。”李渔凭着自己的博闻强记，以自己的眼光看待古往今来的历史，脱于窠臼，得出自己心灵最真实的感受和看法。

李渔《别集》中最重要的价值是他的历史怀疑精神。李渔对历史先儒的定论，并不一昧地相信，很多论断都颠覆了传统的观点，以自己的思考为历史事件和人物翻案。如《周纪·论吴起杀妻求将》李渔对吴起杀妻求信于人存疑，认为吴起本是贪财好色之徒，且很少见人“肯为建功立名而杀一美妇、弃一贤妻者”，所以李渔断定吴起应该是因为“憎妇貌之不扬”或者“惑于侍妾之言”，才杀妻的。此颠覆了传统的理论，从性格心理方面分析让人信服。还如《西汉纪·论项羽不渡乌江》李渔认为项羽不渡江东是因为亭长。在逃亡之际，却有一亭长停船等候，十分让人怀疑。李渔根据项羽的性格多疑且此时英雄气短，断定他认为自己与其死于亭长之手还不如自刎死得更壮烈。此发前人所未发，实为笠翁自己独到之处。也正如陆敬安所言：“惟史论二卷，持论较胜。如谓汉文问决狱，所以重民命……此等议论，殊有见地，过《一家言》远矣。”

李渔还善于细读历史，继承公安派“独抒性灵”的方式，能够看其事迹还原其心，深挖人物心灵，抓住人的性格心理进行条分缕析，做到看人所未看，发人所未发。如《东汉纪·论管宁、华歆优劣》李渔对华歆“抓而掷”的行为深入内心分析，认为“抓者天真之自露，掷者伪念之强生”。华歆是起了贪念，旁有管宁在，只能复掷。这种深入的内心分析能让我们更了解华歆的为人行事。《唐纪·论唐太宗殿庭教射》李渔认为唐太宗“悔过之不严、居心之太忍”。唐太宗是射杀了太子建成而得到天下的，是不得以而杀的。而作为人，拥有着兄弟之情，应会睹物而伤心，但唐太宗还要在殿庭教射，可见其残忍的性情和刻薄的心。这深挖了唐太宗内心，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唐太宗。张蓼匪就曾经说过：“笠翁有三别：观人有别眼，论事有别见，行文有别肠。”这些均可看出李渔的细心和独到之处。

三、《别集》“笠翁曰”的艺术特色

《别集》“笠翁曰”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或褒扬，或贬斥，或同情，或憎恶，或慨叹，或惋惜，闪烁着作者的思想火花。而且章法多变，或长或短，或议论，或说明，或夹叙夹议，不拘一格。语言简洁生动，流利准确。这些渲染着浓厚的艺术氛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别集》“笠翁曰”中最大特色是语言生动活泼、比喻新颖。如《商纪·论尧让天下于许由，汤让天下于卞随、务光》李渔把他们让天下比喻成“逢人即让，较小儿之视饼馅犹不若”，比喻十分新颖生动。在《秦纪·论（纲目）书张良博浪之击与荆轲、聂政之事一褒一贬》中，把张良要击秦的心态比喻成“渊鱼之奋跃、草木之怒生”，说明张良要击秦不是激于别人的言语或是迫于时势，只是发自性灵所为，比喻明白自然。《宋纪·论赵普之谏太祖》中把赵普谏太祖的行为比喻成“以闲妻顺子之道事其君”，让人耳目一新。冯秋水对此说法曾评道：文人之笔，实有鬼神造化厕于其间，非徒然三寸管也！再如《西汉纪·论韩信赐漂母、官少年》李渔绘声绘色地描写出韩信报仇雪耻的良法：

富贵而归故乡，使仇家已死，亲交零落，则于衣绣夜行何异？使信杀少年于当日，则此际之高牙大纛，叱咤风云，欲起九原而使之见，其可得乎？留至今日而使之见，以动其羞愧怨艾之心，是不杀之甚于杀；又从而官之，是刻刻瞻拜下风，求一羞藏之地而不可得，是又以冠裳为斧钺而揖让代征诛者矣。

把韩信的威风，少年的羞愧尴尬体现得淋漓尽致，对比描写，引人入胜。

此外，史论“笠翁日”有强烈的抒情性，手法多样，文笔多变，论断精辟准确。如《周纪·论伍员覆楚、申包胥复楚》：

一国也，覆之、复之，如反掌然，两人之能事则见矣，其如君父之播迁、生民之涂炭何！究竟伍子胥、申包胥所行之事，均非报君为国之良图、处友全交之正道。

这里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有论证，有结论。叙事简明扼要，抒情色彩强烈，议论观点明确，批评之意露于笔端，俨然一篇短小精悍的议论文。其中，叙事、议论、抒情结合在一起，使行文更富于艺术感染力。

总之，在这134篇“笠翁日”中，李渔以自己的思考去观照历史，正如他自称“凡余所为诗文杂著，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虽有自夸的意味，但其实李渔还是继承了儒家的史笔手法，即使有偏激之言，始终秉承着“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去论史。同时，李渔能够用颠覆性的眼光，深入挖掘历史事件背后的乾坤，和人物的内心活动，抒发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给以历史另类的解读，这也是李渔自己的独特之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