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存

(枣庄学院 文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

小引

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很多文体，像启、表、疏、檄、碑、制、铭、赞、颂、墓志铭等等，随着社会发展、文学演进和文体功能的衰退，已经逐渐消失了；而有一些历史悠久的文体至今还葆有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如尺牍(书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书信，在现代社会、现代文学中，仍然有它不可取代的文学价值。20世纪30年代，孔令境就曾编辑《当代文人尺牍钞》，请鲁迅先生写序，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5月出版时书名改成了较通俗的《现代作家书简》。在现代作家中，周作人、沈从文是写书信最勤的了，后者的《湘行书简》就是如水墨画般的一组美文。

而新近出版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月版，以下简称《通信集》，文中引用该书只标页码)展现了两位散文大家的尺牍艺术。称“通信集”估计是迁就当今普通中国人对这一文体的认知，其实，如果按照周作人的观点，应该称之为“尺牍”①

《通信集》是现存周作人与俞平伯往来书信的全部。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1934年之后的周作人致俞平伯信件，因俞平伯没有装订成册，及时转移，他在“文革”中受到批斗、抄家，悉被焚毁。俞平伯致周作人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时间跨度43年。《通信集》中，前半部分的笙箫合奏、渔樵问答，变成了后半部分的箫管独鸣。

周作人与俞平伯曾是师生关系，后为挚友，二人通信足以反映二、三十年代的文坛内外、文化生态、教育状况以及四十年代他们北平“苦住”时的生活，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者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但笔者认为，《通信集》更是一部现代散文精品集，是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美文，我们应该从文章学和文体的角度研读它的内容和形式，而不是仅仅把它看作是一部文献资料，从而观照尺牍作为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文体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这还得从周作人的尺牍研究和尺牍观说起。

周作人的尺牍观与尺牍文脉

在现代作家中，恐怕没有一个人在尺牍的搜集、研究与写作方面能赶得上周作人。他在一些文章中提起的尺牍专集就有《东坡尺牍》、《颜氏家藏尺牍》、《明朝瑶笺》四卷、《尺牍奇赏》十四卷、《塞鸿尺牍》、《秋水轩尺牍》二卷、《续秋水轩尺牍》一卷、《芸香阁尺一书》、《质园尺牍》二卷、《未斋尺牍》四卷、《世守拙斋尺牍》四卷、《越缦堂尺牍》等等，他读过的各类文集里面收入的尺牍就更多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近年我搜集了些尺牍书，贵重难得的终于得不到外，大约有一百二十种，随便翻阅也觉得有意思”。②他以尺牍(“书简”、“简”)为题写过不少文章：《关于尺牍》、《再谈尺牍》、《日记与尺牍》、《王湘客尺牍》、《拜环堂尺牍》、《饼斋尺牍》、《实庵尺牍》、《曲庵尺牍》、《五老小简》、《名家书简抄存》等，他的《周作人书信》一书中的《序信》，单篇发表时题目是《书与尺牍》。周作人写文章不喜欢长篇大论、高头讲章，但是，把他所写的这一类文章连缀起来看，就是一部中国尺牍文学简史。

在周作人看来，日记和信札具有私人性，自然、本色、不做作，真实天然。③而这也是乃兄鲁迅先生的意见：“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④

1933年，知堂编辑《周作人书信》出版，在《序信》中写道：“此集内容大抵可分为两部，一是书，二是信。书即是韩愈以来各文集中所录的那些东西，我说韩愈为的是要表示崇敬正宗，这种文体原是‘古已有之’，不过汉魏六朝的如司马迁杨恽陶潜等作多是情文俱至，不像后代的徒有噪音而少实意也。宋人集外别列尺牍，书之性质乃更明了，大抵书乃是古文之一种，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而尺牍乃非古文，桐城义法作古文忌用尺牍语，可以证矣。尺牍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他区分了“书”与“信”的标准：篇幅长短；事先打算发表与否；内容谈的是公共话题还是私人话题、私人生活；写作态度是做作矜持还是自然真实。前者是“书”后者是“信”，所以，他自编的《周作人书信》中的“书信”二字并不是现代汉语意义上的一个词一个意思，他表面上说这些“信”(或称短简、尺牍)是附在“书”后面的，似乎不重要，但是他又特别看重这些“信”：“虽说是附，在这里实在这信的一部分要算是顶好的了”。⑤

在中国历史的上古和中古时期，尺牍和书都是指书信，在功能上没有严格的区分，到了宋代，尺牍与书的区分日益明显，“书”成了篇幅较长，长于议论、讲究章法的一种“载道”的文体，被视作古文中的一类，文人们自编文集时多收入；而尺牍篇幅短小、用于私人往来，叙说私人话题，灵动变化，更堪实用，多不收入文集。但苏黄尺牍已入集，当时并有专集出现：《范文正公尺牍三卷》、《山谷刀笔二十卷》。⑥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可说是最早最有名的私信尺牍，沉郁悲慨，读之令人动容。汉魏文人尺牍以抒发知交零落、“怅然伤怀”的情感为特色。晋人文章受“玄言”影响，也体现在“隽语天成的书札”(王瑶语)，王羲之的“杂帖短简，不修篇幅，而自趣味盎然”。⑦周作人认为：“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王羲之就很有代表性，他赞赏王羲之杂帖，并在文中抄录两则⑧。陶渊明的《告子俨等疏》也是尺牍名篇，平易恳切，性情恬淡。而在六朝人物中，周作人最喜欢陶渊明和颜之推，对后者的《颜氏家训》推崇备至。

宋代苏东坡、黄山谷尺牍以质优量多大放异彩，是尺牍写作的高峰。元植认为：“坡公简牍，萧然下笔，即事成韵，如天未道人，风神隽远。”⑨周作人对苏黄尺牍评价最高：“讲起尺牍第一总叫人想到苏东坡黄山谷，而以文章情思论，的确也是这两家算最好，别人都有点赶不上。明季散文很是发达，尺牍写得好的也出来了好些。”⑩他在另一篇长文中又写道：“尺牍唯苏黄二公最佳，自然大雅。孙内简便不免有小家子气，余更自郐而下矣。从王稚登吴从先下去，便自生出秋水轩一路，正是不足怪也”；然后，他像老师批阅作文，逐一抄录、评点几位明人尺牍，指出或“多修饰”或“典太多”或“油滑气”或近古文，都不是自然流露，随意书写，总之，都不入法眼。但他对袁宏道另眼相看：“明季这群人中到底要算袁中郎最好，有东坡居士之风。”袁中郎尺牍，如逸枝旁出，率性而为，风致自然。

晚明是小品兴盛的时代，也是尺牍的又一高峰，尺牍不再是“妾身不分明”，而是名正言顺收入文人个人文集里。当时文人还公开征集名流尺牍短札，出版专书《如面谈》、《写心集》等。文类的划分被打破了，这也是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文体上的体现，陈平原先生认为当时甚至到了“尺牍无所不能”的地步；公安派传承的是苏轼文风，但晚明文章比起苏轼来“略少天趣”，“故其尺牍多率直而少幽深”。

知堂还对明朝思想家李贽的尺牍评价很高：“他信里那种斗争气氛也是前人所无，后人虽有而外强中干，却很要不得了。”。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觉得与普通尺牍很有不同处。第一是这几乎都是书而非札，长篇大页的发议论，非苏黄所有，但是却又写得那么自然，别无古文气味，所以还是尺牍的一种新体。第二，那种嬉笑怒骂也是少见”；“李卓老的人与文章却有点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评价甚高。知堂对晚明另一位重要文人、同乡王思任的尺牍青眼有加。他在一篇文章中一连引了五则谑庵的尺牍后说：“材料太多太好，一抄就是五篇，只好带住，此虽是书札，实在无一非《悔谑》中逸语也。”对于另一位明人王穉登的尺牍，世人评价不低，周作人就评价不高，他认为“色味均不正，盖是秋水轩之先河”。

而到了有清一代，周作人对金圣叹、郑板桥评价较高，李渔次之，袁枚较低：“清初承明季文学的潮流也可以说是解放的时代，尺牍中不乏名家，如金圣叹，毛西河，李笠翁，以致乾隆时的袁子才，郑板桥。《板桥家书》却最为特别，自序文起便很古怪爽利，令人读了不能释卷，这也是尺牍的一种新体。这一卷书至今脍炙人口，可以知道他影响之大”。

《秋水轩尺牍》在清代影响最大。知堂指出：“这尺牍的势力却是不可轻视的，它或者比板桥还要有影响也未可知。它的版本有多少种我不知道，只看在尺牍里有笺注的单有《秋水轩》一种，即可以想见其流行之广了。”他认为它失之“庸熟”；“不幸成了滥调信札的祖师”。秋水轩尺牍之类，是没有功名的下层文人之作，不免有怀才不遇之感，措辞富丽，意绪缠绵，有时逞才使气，以文采雅训自负。《芸香阁尺一书》作者朱熙芝对《秋水轩尺牍》推崇备至，他的尺牍和后者是一路。周氏说：“读之知其与秋水轩有关，盖尺牍颇受许葭村影响”；也就是说，周作人认为，自袁枚之后，《秋水轩尺牍》以下等而下之，好尺牍就见不到了。这大概是受到当时盛行的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戕害的缘故。

其实，清朝特别是晚清，由于现代印刷工业的引进和发展，历代尺牍和当时尺牍的出版印刷数不胜数，造成了尺牍的虚假繁荣而大家难觅的局面。

周俞尺牍的接续与转化

周作人俞平伯二人尺牍在内容上很大程度上接续了传统士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如面谈中流露出的自然心绪、心境、兴致、情怀。他们品赏书法、互赠诗词、邀饮赴宴、刻印制笺等等，在在表现出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以及闲适雅致的士人文化的特征，是他们私人生活空间的自然书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二人都以生活的闲适为乐，表现了怡然自足的心境。俞给周信中谈到假期里赴苦雨斋夜话一事说：“以后忙里偷闲，总不如闲中之闲为妙也”(79页)。类似的还有：“春意渐深还以逍遥为宜”(99页)；“赋性疏懒，得长日赤足而卧，亦一趣也”(110页)。

二人尺牍中四时感兴的文字最是可喜，一、二句话点出春来秋往，季节轮回，在表现出对生活的爱意和大自然的生机中，使文字春意盎然，秋色浸染，满纸生香。像周致俞信：“秋色已深，正是出门看山时节，这礼拜四不容错过了。”(42页)“春雨如酥，庭中丁香大有抽芽之意矣”(56页)。俞回信说：“丁香有抽芽之讯，视之良然，然春色虽近而春风亦可厌也。再有一星期便值春假，又可偷闲旬日”(57页)。俞致周信：“丁香开后开海棠，北京之春光疾哉！”(58页)。同年春周致俞信：“公园各处春色转浓，惜不能曳杖一游，现在只能在小院柳荫下徘徊，聊以‘寄傲’而已。”(60页)又如俞致周信云：“明日拟往大觉寺，补看昔年未看之杏”(222页)。

周作人、俞平伯终生都抱持一份难舍的金石情缘。周致俞尺牍上，名章、闲章、边款等，往往同时使用，或朱文或白文，相映成趣。二人通信中谈金石印章是一个经常的话题。如：周致俞信说：“前请齐白石刻了一方印章，现已取来，觉得颇有风趣，特以呈览，不知以为何如？”(66页)；俞致周信提到“新镌一‘古槐书屋’银章”(111页)。1929年8月10日，周给俞信全篇谈刻印一事。这样的通信内容还有不少。将近30年之后，1960年8月22日，俞致周信云：“去年镌小章，附印纸尾博粲”(283页)。从俞平伯1963年3月27日致周作人的信可以得知，周作人给他写了一封信，并以一枚新镌刻的印章“周作人七十九”盖在信笺上。《通信集》中的最后一封信，1964年8月16日，俞致周信提到，他将家藏玉印的拓片寄给周作人，他深知乃师之所好也。而当时“文革”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俞平伯被打成“右派”，周作人以戴罪之身苦译希腊名著，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他们的金石雅好、传统士人的情趣又显得多么的不合时宜，也因之更显示出传统士人雅趣的那份坚守和执着。

俞平伯每有诗词新作，致周信时喜欢抄录于后，请他诲正。如：1929年4月28日，俞给周信：“这个年头儿，实在无事可为，且亦无事可观，寄呈近作小诗二张，亦白兰杯之意而已。”诗名《可惜清华园海棠花下作》，末两句“乞得馀闲刚半日，却来花下听离留”(103页)。1931年月29日夜，周致俞信写好后但还没有寄出，第二天早上又续写一段：“一月三十日晨睡梦中作一诗，云：‘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余诞生之夕，有族人见老僧入室，故相传前生为僧，然则其作是诗宜也。录呈平伯兄一笑。”(167页)。这种诗词往来一直到存世的俞致周的倒数第二封信还能体现出来。

邀饮夜谈是学界文人的重要交际活动，俞平伯更是八道湾周府的常客。他的《自槐屋至苦茶庵道中杂诗》第五首，《定府大街至八道湾》中诗句云：“行尘沾客袂，几日未登堂。”1928年9月5日，周给俞信全文：“偷懒的日子只有十天了，如尊文已抄毕，何妨于燕大开学前来敝不苦雨斋夜谈乎？如先期示知，当并约疑古翁来也。”(77页)1929年12月29日，俞给周信：“侧闻高斋向有屠苏之饮，系聚二十年老友会于一堂，诚盛事也，不知许非‘二十年’之‘老友’如鄙人者陪末座乎？敬祝十八年除夕。”(124页)可以想见当时聚会的热闹，当时的苦雨斋主俨然京派精神领袖，苦雨斋成为北京学者文人聚会的重要场所，同人的精神家园。

二人信中还谈及互写书件多次。如：周致俞信：“日内想以小幅求法书，特此预约”(96页)。周作人1930年10月17日致俞平伯信内容都是给俞平伯写楹联一事，说写得不好，以后再换写，“晚间所写，恐墨太淡”，署完名后，又说用的纸不好，但裱后，“亦尚不恶”(157页)。再三交待，其情可感。周作人还在另一封信中请俞平伯给他书写室名“煆药庐”(163页)。二人还谈到给朋友写书件，知堂虽偶有怨言，其实他是对于求者不拒，乐此不疲。法书翰墨是传统文人的一种主要的交际方式，在二、三十年代的北平知识分子中依然盛行。

周俞二人对尺牍的载体笺纸倾注了很深的感情。周俞通信所用信笺，既有荣宝斋、清秘阁刻印的彩色信笺，也有曲园、苦雨斋、煆药庐等自制信笺。知堂在1931年12月18日、25日，1932年1月2日三封信中，都提到印制问候笺一事。1931年1月26日和2月5日的周致俞信，都谈到又自印制了一种信笺，要送给他。1932年1月18日，周致俞信提到自制一种落款为“苦雨斋”的信笺。文人自印带款笺纸，明代就有了，一张小小的笺纸，集绘画、书法、篆刻、印刷工艺之美于一体，代表了中国悠久的文化气韵，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周俞二人深得其中三味。

当然他们也有苦闷心境的流露。1928年8月12日，周致俞信道：“长雨殊闷人，院子里造了一个积水潭，不愁平地水高一尺了，但毕竟还是苦雨，不过是非物质的罢了。想兄亦有同感”(70页)。1930年9月21日，周致俞信中有“独酌径醉，草草不宣”句(148页)。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侵占北平。周、俞二人北平“苦住”，二、三十年代的那种悠然自适的心境再也不会有了，转而为悲调、愁苦、郁结。以下是俞致周信：“近日风急寒严，杜门不出，真所谓‘株守北平，乏善可陈’者也”(258页)；“近日甚雨殊闷，以习字为遣，而字不进反退，亦一奇也。”(260页)；“近怀殊不佳，赋诗言志而工力太差，志复不达，如何如何！”(261页)1938年9月27日，俞致周信云：“谭评美成词于‘登临故国’句下密圈，大可思量，昨晚枕上略有所会”。“谭评”指的是谭献的《词辨》谭评本。北宋词人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俞平伯曾在清华大学等高校开课讲授清真词，研究成果后结集为《清真词释》，俞平伯提到的这首词应该指的是周邦彦的《兰陵王·柳》，其中，“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是“词眼”，词中有“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等句。全词回环婉转、沉郁顿挫，抒发了久客淹留之感，伤离恨别之情。滞留北平的俞平伯吟咏这首词时应该是别有会心、别有幽怀吧？他也许以“京华倦客”自况？他品味出的不是离愁别绪，而是山河之恋、故国之思、兴亡之慨吧？

遗憾的是附逆时期周作人致俞平伯书信散佚，他的心迹无可追索了，但还是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1940年7月10日，俞致周信说：“承示《七夕》新什，寄慨遥深，雒诵辄唤奈何耳。”(266页)可以看出，周作人之前给他写了一封信，把新作《七夕》抄录寄给俞平伯，可见他自己对这篇文章是很在意很看重的。《七夕》一文收入《药堂语录》，借杂书乡谚抒发故园之思。故园犹故国也，因此，俞平伯说“寄慨遥深”。

《通信集》中也有不少内容反映了北京二、三十年代学者、文人的新式生活，现代大学教育和现代文化建设工作：教书、写作、编杂志、出书等。这是和传统尺牍的一个显著不同，即收寄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的现代性。其中也有时代风云动荡的折射：1928年6月4日、7日，周给俞信，写到军阀混战，奉系战败退出北京。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俞致周信中提到打算编《杂拌儿之二》，其中说到，“日来风波险恶，乃作此闲事，奈何！”(184页)从周的回信中能看出他对“九一八”日军侵占东北三省的态度：“国难来临，唯有默以待之，盖符咒仪式悉非所愿参与，而又未能真真荷戈出塞，只好静坐修补《四六丛话》罢了。”(185页)。他还对北平高校师生集会、游行语带讥讽(187页)，为以后投敌附逆埋下心理伏笔。

现存俞致周四十年代最后一封信是1943年12月30日，接着的是1954年2月28日，相距十多年，沧海桑田，山河变色。

1964年6月20日，俞致周信说：“生于上月廿一日去霸县，半月始归，昕夕黾勉，犹偷闲觅句，另笺录呈。绮语之微而劫火烧之不尽，梨耶种子坚固奈尔。雒诵来书尤增怅惘矣。”(286页)这是一个心灵敏感、命运多舛的文人历经沧桑乱世、无常人生后的生命磋叹，三言两语有着故人旧梦、人生飘零的悲慨，而那份吟诗填词的诗人人生的坚守，虽是“绮语之微”，体现的是博大深邃的文艺心灵，这是度过艰难时世的精神力量和情感慰藉。

周作人和俞平伯都是文章高手，二人尺牍随意挥洒，自由不羁，“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率性而为，见情见性，体现了他们独到的文体美、文字美，读之有种惬意的审美愉悦。周作人在平淡自然中追求一种韵味，有时也喜欢庄谐杂出，闲适幽默；俞平伯的尺牍语言有与知堂相似处，俞曾致周信：“近续写《梦寻》，颇有学作文抄公之意”(233页)，透露出为文取法业师之意；而他又有偏重于清词丽句、典雅风姿处。他们有意识地接续了苏黄尺牍和晚明尺牍的文脉、文风。

俞平伯曾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赞叹周作人借给他看的晚明王思任著《文饭小品》：“殊喜其文笔峭拔，如在峡云栈雨间数千里无一息平夷也”；“行文非绝无毛病，然中绝无一俗笔；此明人风姿卓越处。”(22页)表达钦慕之意；而周给俞信赞他所作《重刊〈陶庵梦忆〉跋》“大有陶庵气”(34页)。周作人认为：“平伯所写的文章，自具有一种独特的风致。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表现在语言上，也就是他所说的“亦文亦白，不文不白”的“一种夹杂的语文”。。也可以说是半新半旧、亦新亦旧，形成一种“涩味与简单味”交织、调和的文风，一种“雅致”的格调。在他看来，“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此处仅举《通信集》中一例：“明知秀才做事照例不成，而半日清言足洗十年尘土，不亦快乎。”(234页)妙语无华，清新隽永，大有明人韵致，令人想到晚明小品大家陈继儒《〈茶董〉小序》中的词句：“摘露芽，煮云腴，一洗百年尘土胃”。

因是私人书札交流，通信对象又是自己的尊师、腹笥便便的知堂，俞平伯尺牍“涩味”成分加重，“简单味”弱化，更古雅，甚至晦涩了，有种竟陵派的遗韵。既然是短笺，八行书，而又要达到言短意长的语言效果，就得倚重雅训的古文，多用典故。关于用典，俞平伯认为：“有些境界可用白描的手法，有些则非词藻不为工。典故往往是一种复合，拿来表现意思，在恰当的时候，最为经济、最为得力，而且最为醒豁。”这是夫子自道的经验之谈，他学过也写过骈文，又是诗词曲专家，还擅唱昆曲，文风也受到六朝骈俪的影响，难免绮丽藻饰，讲究韵味和音律。这一点在他的尺牍中表现得更明显。如：1938年6月30日，俞致周信全文：“嘉惠稠叠，先后抵受，不异子敬之分囷，原思之得粟也。既忻涸辙之泽，弥忆江湖之欢。造次申悃，拙辞为愧。何日有暇，再侍清谈。”(260页)放入六朝尺牍中足以乱真。“子敬之分囷”典出《三国志》，指的是周瑜在江东起兵，鲁肃资助他大量军粮一事；“原思之得粟”典出《论语》，原思是孔子的弟子，在孔子家做总管时，孔子给他最高的俸禄。俞平伯借典表达对恩师教诲、提携他的感激之情。顺便说一句，如果能把《通信集》中周俞用过的所有旧典新典考释出来，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知道，周作人1932年在辅仁大学作系列讲演，当年将文字整理稿出版就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他凿通了一条“古河”，指出新文学的源流是晚明文学，是它的“复兴”。其实，早在1925年5月5日，周作人给俞平伯的信中就提到：“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全是一路，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它有一种新气而已。”(23页)可以说，他三十年代的想法在此时已经处于酝酿中，并且在二人往来尺牍中正践行着这一理论了。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周俞尺牍早期用白话，俞平伯晚期尺牍反而纯用文言了，新文化新文学之后的二十年代，使用白话文是一种时代新风尚，而周俞二人作为新文学潮流浪尖上的人物，身体力行自不待言；而在红色革命语言战斗语言铺天盖地的六十年代，俞平伯反其道而行之，回归不合时宜的文言，也许意在通过对语言、文风的坚守来坚守住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吧。

值得一提的是，《通信集》中彩色影印了50余幅周俞手札，令我们一窥他们的书法之美，周作人书法质朴古拙有隶意，结体松散，点化自由舒展，一以贯之，写在精美的笺纸上面很受看；俞平伯书法则变化不拘，楷、行、草三体不拘一格，行草有二王遗风，特别是晚年，人书俱老，书风潇洒俊逸、骨格清秀。

结语

周作人在写于四十年代《国语文的三类》一文中认为，在古文十余种的分类中“现在我们能够写的”，只有“序跋”、“书牍”、“杂记”等三类“篇幅不长，内容也不甚严正”的“小品”。周作人作为“文章家”，至少在三种文体的接续与传承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杂记”，他的大量的小品文，其中一本自编集就叫《苦竹杂记》，这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已有公论；再者，他的“序跋”，也引起了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而他的“尺牍”(“书牍”)，研究者重视不够。其实他在1933年和1934年编辑出版《知堂文集》、《苦雨斋序跋文》、《周作人书信》，就有总结意味同时明确以后的作文方向，其后他写文章一直在这三个向度掘进，他的志向、志趣十余年没有变化，不过实践在前，明确的说法在后罢了。

尺牍是了解人物生平事迹、思想情感的第一手材料，也因此，当今的研究者对作家书札、尺牍的资料价值和文献价值的关注远远超出对其审美价值的关注，或者说，没有把尺牍作为一种文类来看，没有从文学性角度把它当作散文小品的一个种类。对于周作人的尺牍，从文章学的、文体的角度看，研究者重视还不够。

周作人评李卓吾尺牍和《板桥家书》都用了“尺牍的一种新体”这样的说法。其实，周俞尺牍接续了苏黄尺牍、晚明尺牍的传统源流，在传承之中又作了现代的转化和创造，又何尝不是一种“尺牍的一种新体”？《通信集》就是这种新式尺牍的集成，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它独特的价值。正可谓：六朝烟雨晚明风，尺牍绝唱悠悠情。

数十年间，历经劫难，散佚的周作人、俞平伯尺牍太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整理成书殊为不易，这些“历史的碎片”得以幸存有着历史的偶然性。而我们分明在其中感受到书写者的那份手泽余温、孤寂心境和文化芬芳。也正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得周作人所倡导的尺牍写作有了坚实的硕果，也使笔者敷衍小文成为可能。

我们有必要留意文学史中的潜流和暗河，比如作家书札、日记、谈话、回忆录等。我想，以周作人的尺牍标准，从文体的角度开展现代作家尺牍、书札研究，以周氏兄弟为中心，旁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张爱玲、沈从文、俞平伯、废名、叶圣陶、孙犁等等作家，也许不失为一条研究路径吧。

注释

①周作人1930年2月13日在给俞平伯的信中写道：“不佞不远亦拟整理兄及疑古老爹之尺牍付诸装池”，《通信集》第129页.

②周作人：《谈笔记》，周作人自编集《秉烛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③周作人：《日记与尺牍》，周作人自编集《雨天的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④《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9页.

⑤周作人：《序信》，周作人自编集《周作人书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

⑥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⑦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⑧同③第13页.

⑨转引自郑逸梅：《尺牍丛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⑩周作人：《关于尺牍》，周作人自编集《瓜豆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