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炜光

财税问题正在成为两会代表的热议话题和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重要内容之一，而就在几年前，这样的情景还难以想象。这说明我们国家确实在进步，公民社会正在一步步成熟，不管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

本质上，财税是一种国家基本政治权力的来源和配属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的工具，这是财税问题的“根本”。弄懂了其中的奥妙，长期困扰我们的许多谜团都会迎刃而解。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不少专家还是对追求枝节微末很卖力，根本问题反而被遗忘了。中国长期奉行的财政理论——国家分配论，其实是一种帝国性质的理论，它的产权非常明确，是国家——其实就是政府本身。在中国，国家与政府两者始终没有分开——分开的理由和事实都未曾出现过，以至于很多人至今还弄不清它们是否应该分开，应当创造税收新思维的学界也没有认真地进行理论澄清。税收也远不止是一件可用的工具，税收里有正义，有人性，有光明，有善，还有爱，这些恰恰也是以往的税收教科书所拒绝的内容。

比起传统国家来说，当代社会拥有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国家的威慑镇压力量壮大到极致，财政征敛和消耗的能力亦随之无边际地膨胀，并不断以张扬的气势进行外部展示，所谓“国之利器不可示人”（《道德经》）的说法早就被统治者们抛弃掉了。相对而言，民间经济、纳税的人们维护自身财产权利的能力不是更强，而是更弱了。生活中常见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任意侵犯纳税人利益、肆意损耗侵吞国家财政资源的恶劣事件发生，说明给国家征税和用税的权力划界的必要性更加迫切，也更加艰难了。

其实在中国，论公共财政、税收法定主义、预算公开，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清末就曾经大力推动这些改革，资政院曾大幅度削减清政府1911年预算，即使拿到现在来看也是了不起的进步之举。问题在于，既如此，清王朝为什么还是一步步地陷入了绝境？这样的问题，就不是今天那些以“出谋划策”为己任的学者所能回答的了。前些日子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与同行交流时，大家的一个共同感觉是，公共财政在中国虽然已推进了13年之久，却变得“越来越不像了”，意思是我们与公共财政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的确，中国的宪政民主改革的难度，怕是比一百年前小不了多少。表面看，政治权力的绝对权威已逐步被淡化，再也难以独步天下，似乎大家都是改革的支持者，但一到实践层面，分歧立马就表现出来。中国改革已然失速，面临的仍是200年前龚自珍就指出的老问题：执政者在涉及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间如何决策时总是进退失据，最终迈不过“自改革”这一关。社会痼疾的根源其实发生在它自己身上，却视而不见，总觉得阻力来自他人。问题在于，不改革体制，你深宫大院里的皇上怎么可能知道外面街上粮贱多少？肉贵几何？手下的人是真心为民办事，还是胡乱花纳税人的血汗钱？

伏尔泰当年在评论英国的制度时曾说，这个国家的掌权者有足够的权力去增进公益，而当他企图作恶时，马上就会被别人束缚住。这就是宪政民主，这就是“自改革”的含义。那种政党和行政体制混合不分的体制，与社会主义无关，与人民利益无关，如果跟这样的体制总是藕断丝连，旧体制便永远如附骨之疽难以彻底去除。中国最需要的是与权力社会彻底决裂，而不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它。

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进步，“百姓时代”正在退场，“公民时代”正在到来。这样的社会以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为价值背景，无数“小人物”组成的纳税人群体，日益显示出独立的立场和力量，使得国家权力的运用不能再那么随意，使得掌权者们发现自己置身于无数双眼睛的监督之下，越轨行为难以逃逸其外，也使得中国人开始懂得，不能再轻视他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是我们国家近年来最大的变化，更加难得的是，这变化发生的动因来自于民间，是自下而不是自上。这样一种社会整体价值观的转换，才是我们社会发展进步的真正原因。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