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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乾嘉学人诗——以翁方纲诗为中心

2013-01-22郭康松郗韬

关键词:翁方纲学人学问

郭康松,郗韬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乾嘉时期,考据学风兴盛,学者们“竭生平之功力以赴之,虽境遇至为困苦者,亦不稍减其学问之欲,反以是为高尚。其时之显官如王昶、毕沅、朱筠、阮元诸人,又复羽翼于其间,而当时政府及社会心理亦颇知尊重学者,故经学考证风气,充满国中,实从来未有之奇迹”。考据学风,[1](439−440)已经深深影响到诗人,学问成为诗中的应有之物。袁枚虽然贬斥翁方纲、诸锦等人的学人诗,但也认为那些“一首之中,非无可传之句,而通体不称,难入作家之选”的诗篇[2](157),是由于诗人欠学力所致。

学者重视经学及与之联系较为紧密的史学、金石等,加之当时统治者喜好以文字罪人等原因,部分学者开始把与现实政治关系不大的经史学问写进诗里。这样,既可显示学问,又得以避祸。于是,就产生了以经史为内容、质实涩闷、性情欠缺的学人诗。

学人诗在清代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词,绝非是说学者写的诗就是学人诗,像钱谦益、朱彝尊虽然既是学者,又是著名诗人,但他们的诗一般不会被人看作学人诗。而史学考据成就极高的学者赵翼,他的诗在清代也不被当作学人诗。因为这些诗人较少用僻典,一般不自注诗歌,很少把考据学知识当诗歌主要内容来写。学人诗是乾嘉时期少数学者所写的、偏离诗歌言情特质、包容大量考据学问的诗。代表作者有诸锦、陆奎勋、汪师韩、钱载、翁方纲等人,除钱载外,这些诗人都是比较有名的学者。这些人当中,钱载诗歌成就最大,但学人诗在其所有诗篇里比重不大,翁方纲学人诗最多、最为有名。

诸锦(1686—1769)是较早写学人诗的学者,字襄七,号草庐。浙江秀水人,雍正进士,著有《毛诗说》、《飨礼补亡》、《夏小正注》等。作诗好征典,言近旨远,根柢深而英华自茂。其《绛跗阁诗集》里有不少堆垛物名、仿“柏梁体”的诗,“兹举五七言古近体各一例。卷一《述怀》第三首:‘蓑笠铚耨□,弓庐陶旊段。砗磲玛瑙珠,鱼菽盐豉蒜’;卷八《又赋玉瓮诗》:‘……,觚盉角洗槃盂彝’;《七虫篇》:‘鼃黾蛾螳鼠雀蝉,飞鸣跳伏阶庭前’;卷十《六和塔宋刊四十二章经》:‘沈贺钱陈董,虞洪宋李韩。隶真行狎草,长短瘠肥宽’”。[3](523−524)这些诗句不仅堆垛,而且只有学问,不见性情,是比较典型的学人诗。

陆奎勋(1663—1738),又号陆堂,浙江平湖人。奎勋年十二即能诗,未弱冠,以文字雄吴越间。早年喜读医、卜、术算、兵书,工文字,曾充《明史》纂修官,著有《陆堂易学》。能诗,《清史列传》称其“诗文自弱冠时已充箧笥,后乃以余事为之”。二人与汪师韩的诗作,都被袁枚看作学人诗,遭到了袁枚批评:“陆陆堂、诸襄七、汪韩门三太史,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2](118)

汪师韩(1707—?),浙江钱塘人,行辈较翁方纲稍早,写诗好用僻典、喜自注,“尝赋《龙书》五十韵,临川李绂见之叹异,携入《八旗志》书馆,馆中见者多不知其辞所自出。李绂曰:我尚有不知者,何况君辈”。[4](344)《龙书》诗中的典故,连李绂这样博闻的学者尚且不能全知,可见其僻。汪氏部分诗注太多,让人生厌。如他的《题夏承碑拓本》,全诗十九韵二百六十六字,而他对原诗的注释详解达五百余字。汪师韩在诗里大量自注的行为,遭到了袁枚批评:“韩门先生《蚊烟诗》十二韵,注至八行,便是蚊类书,非蚊诗也。《赠友》云:‘知来匪鹊休论往,为主如鸿喜得宾。’上句注:“《淮南子》:‘干鹊知来而不知往。’”下句注:“《孔疏》:‘鸿以先至者为主,后至者为宾。’作诗何苦乃尔?”[2](119)从诗歌角度来看,注释使这些诗的意境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钱载(1708—1793),字坤一,号萚石。诗学韩愈和黄庭坚,造语盘崛,写诗主要在章句上与他人争奇,很少用僻字僻典,但因为当时学界风尚是通经好古、弃虚崇实,钱载不愿意被人们看作空疏寡陋之士,所以他的一些诗也“每使不经见语,自注出处,如《焦氏易林》《春秋元命苞》《孔丛子》等,取材古奥,非寻常词人所解征用”。由于这些诗“原本经籍,润饰诗篇,与‘同光体’所称‘学人之诗’操术相同,故大被推挹”。[3](176−177)钱载这类用僻典、加注的诗,常被人们看作学人诗。钱载学人诗数量不多,但对翁方纲学人诗创作理念的形成,却有一定影响。二人以诗文相交达十多年,“方纲与萚石相知在通籍之前,而谈艺知心于同年中为最。自己卯春,萚石自藜光桥移居宣南坊,方纲得与晨夕过从,至今十有八年,中间方纲使粤者八年,而前后共吟讽者则十年”。[5](378)钱载对翁氏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程日同认为:翁方纲在其《杜诗附记》中大量移借钱载评语,而这些评语中包含了学人诗的指导思想——肌理说的主要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肌理说是钱、翁二人共同完成的。只是二人角色不同,一为奠基者,一为极端发展和表述者。”[6](101)

除上面几位外,史学家全祖望的部分诗作也可被称为学人诗。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学者尊称为谢山先生。“其诗学山谷而不甚工,古诗音节未谐,尤多趁韵,然直抒胸臆,语皆有物。其题目小注,多关掌故,于南宋、残明事,搜寻幽佚,尤足以广见闻。”[7](957)诗里加注,且多关掌故,与翁氏相类,但直抒胸臆胜于翁氏。全祖望的诗里有较多关于考证学问的内容,也有较多自注。这些诗人,都不同程度地把诗歌当作显示学问的工具。

与钱载等诗人相比,翁方纲的学人诗数量更多、更为有名。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顺天府(今北京)大兴县人。翁氏曾说:“有诗人之诗,有才人之诗,有学人之诗。齐、梁以降,才人诗也;初、盛诸公,诗人诗也;杜,则学人诗也。然诗至于杜,又未尝不包括诗人、才人矣。”[8](154)翁方纲将那些使才用典之诗称为“才人诗”,而对人们普遍赞美的热情洋溢、具有浓郁浪漫气质的唐诗,名为“诗人诗”。他最欣赏的是兼包前两种诗风的杜甫学人诗。比翁氏稍早的学者兼诗人杭世骏也提出过学人诗名称:“三百篇中,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何谓学人?其在于商则正考父,其在于周则周公、召康公、尹吉甫,其在鲁则史克、公子奚斯。之二圣四贤者, 岂尝以诗自见哉?学裕于己,运逢其会,雍容揄扬,而雅、颂以作;经纬万端,和会邦国,如此其严且重也。”[9](296)杭世骏所言的“学人之诗”,是指《诗经》中《雅》、《颂》类的诗。他看重这些诗“经纬万端,和会邦国”的社会作用,并且指出这样的诗“严且重也”,即诗风严肃、庄重。翁方纲此处所指的学人诗显然可以把杭氏重政教的“学人之诗”包括进去,但实际上翁氏学人诗基本无关政治,只包含了大量具体学术知识。

翁方纲有诗六千余首,其弟子吴嵩梁和学者陶凫芗都将其诗分为两类。吴嵩梁分法为:“性情风格气味音节得诗人之正者为内集,考据博雅以文为诗者曰外集。”[10](484)此分法得到了翁氏认可。陶氏认为:“先生(指翁方纲)诗分两种,金石碑版之作,偏旁点画剖析入微,折衷至当;品题书画之作,宗法时代,辨订精微。”[10](484)由两种分法可以得知:翁方纲把经史、金石的考据研究写进诗中的“学人诗”,无疑是一生中写的最多的。这类诗多七言古诗,诗前有序或题注,序、注本身也是经史或金石的考据勘研文字。其诗几乎可以作为学术文章来读,往往写得佶屈聱牙,毫无诗味。翁氏这类学人诗最多、最为世人瞩目。另一类记述作者生活行踪、世态见闻或摹写山水景物之作,数量很少。

在“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观念的作用下,翁方纲“在诗歌创作中,也大量倾注学问,甚且每每夹以考据。如其《汉石经残字歌》、《汉建昭雁足灯款拓本,为述庵先生赋》、《未谷得宋铸铜章曰山谷诗孙,以赠仲则,诸公同赋》、《山谷诗孙印,未谷来索诗,又赋此》等等,都是以学问为诗,以考据为诗。这样的作品尽管在其他诗人那里也未尝没有出现,但他们大抵是偶尔为之,聊备一格,而在翁方纲,却连篇累牍,满眼充斥,形成了一个突出的创作特征。”[11](238)陆廷枢就认为翁诗“自诸经传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于其诗”。[12](361)翁方纲不仅把学问当作诗歌创作的基础,而且将其看作诗歌创作的内容和题材。这与许多在诗中用典的诗人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只是把典故作为手段,是为了使诗歌形式更典雅、华美,更好地表现自己的感慨、性情,而翁诗却迥然不同。下面录其诗一首,可看出翁氏诗歌一些特点。《潮州谒韩祠十韵》(括号里的为原诗注)写道:“公来八月住,地特爱东山。栽植笼葱处(公手植橡木),登临莽苍(上声)间。淳熙重建屋(郡守丁兄元),文惠昔披菅(宋咸平二年,陈文惠公倅潮始建祠于韩山)。亭已南珠换(祠旧在城南,其旁有南珠亭),人犹北斗攀。升阶循岌嶪,凿井问潺湲。神岂潮专在,文卑汉以还。起衰随地化,原道尚堂颜(韩山书院有原道堂)。峰倚青三架(一名笔架山),江空碧一湾。苏公文不朽,元祐迹谁扳?剩有重摹字,模糊绿藓斑(苏碑久不存,今庙中成化间重刻已漫漶)。”[12](374)此诗完全成了一篇游记,一篇有韵之文,而且没有多少真情实感,主要在显示自己的博学多闻。此诗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大量自注。

翁方纲推崇黄庭坚的诗作,因为黄庭坚许多诗,是在渊博的学问基础上写出来的,可以体现诗人学富五车的涵养。翁方纲曾经非常感慨地谈道:“山谷际欧、苏蔚起时,独以精力沉蓄,囊括今古,其取材非一处,而其用功非一日也。……然后知古人一字一句,皆有来处。至于千汇万状,左右逢源而无不如志者,非可幸而致也。”[5](635)翁方纲学人诗内容上以学问为主,形式上也讲求“肌理细腻骨肉匀”,即合乎绳墨规矩。

翁氏大量写作学人诗,除了前面提到的经史考据之风兴盛、文字狱现象较多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翁氏为了纠正当时其他诗学理论的流弊。王士禛标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说在失去了清初现实基础后流于空虚。沈德潜倡言的“格调”说也因为一味模仿复古,缺乏独创性和灵活性,而被人们质疑。翁方纲提出“肌理”说讲究“诗法”,正是为了以质实来补救“神韵”、“格调”说的流弊。其友人陆廷枢在《复初斋诗集序》里论述道:“自渔洋先生取严沧浪以禅喻诗,谓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于是格调流于空疏,神韵沦于寥阒矣。吾友覃溪盖纯乎以学为诗者欤!”[12](361)翁方纲博通经史,尤其擅长金石书画之学,撰有多种相关著作,如《两汉金石记》、《经义考补正》、《庙堂碑考》等。“所著《两汉金石记》,剖析毫芒,参以《说文》、《正义》,考证至精。”[13](13395)写学人诗既可显露学问,也可尽量避免因文字不慎带来的巨大灾难。

翁方纲等人的学人诗,虽然在诗歌题材和范式方面有一定的开拓,但由于此类诗多言事说理,背离了诗歌注重抒情的传统原则,所以自产生之日起,就多被批评。与翁方纲多有交往的洪亮吉就写诗道:“只觉时流好尚偏,并将考证入诗篇。美人香草都删却,长短皆摩击壤编。”[14](1246)既谈到学人诗的影响,也对此类诗缺少情韵暗含不满。在其《北江诗话》卷一里,洪亮吉直接批评翁方纲的学人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强调诗歌写真情的袁枚,更是指责翁氏等人的学人诗堆砌典故、把抄书当作写诗:“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2](146)诗歌用典本来应该是完全自然的,需要用才情驱使,要用得天衣无缝,不能把写诗当作写考据学文章。袁枚也批评诸锦等人的诗“涩闷”,多注。朱庭珍认为:“翁以考据为诗,饾饤书卷,死气满纸,了无性情,最为可厌。”[15](2364)几位诗人兼诗论家都指出了学人诗堆砌、缺少性情的缺点。

作为学人诗代表作者的翁方纲,其学人诗在弟子辈以及后来的部分学者那里得到了较多推崇。韩国学者金正喜(1786—1856)在《阮堂诗话》里就高度评价翁方纲的诗作:“覃集果难读,经艺文章金石书画打成一团,非浅人所得易解。然细心读过,线路脉络,灿然具见。特世人不以用心,外舐没味,不知谏果之回甘,蔗境之转佳耳。以鄙见闻,乾隆以来,诸名家项背相连,未有如钱萚石与覃溪者。”[16](316)此论明显溢美过甚。翁诗是脉络比较清晰,内容多涉学问,但诗歌成就无疑与当时赵翼、袁枚等人有较大差距。金正喜此论,大概是因为曾得翁氏赏识。金正喜,于嘉庆十四年(1809)到北京拜访过翁方纲,受到翁氏的赏识,书“经术文章,海东第一”赠之。金正喜回国后,经常以书信向翁氏请教。张维屏说:“《复初斋集》中诗,几于言言征实,使阅者如入宝山,心摇目眩。盖必有先生之学,然后有先生之诗,世有空疏白腹之人,于先生之学曾未窥及涯涘,而轻诋先生之诗,是则妄矣。”[17](621)此论看重的是翁氏诗歌的知识性,避而不谈诗歌抒情功能,大概也是因为知遇之故。陶凫芗称赞“其学问既博,而才力又足以副之,故能洋溢纵横,别开生面,不可谓非当代一大家也”[10](484),亦是溢美失实。翁方纲可算学者,但诗才并不很高。徐世昌从实际出发,既同意洪亮吉等人对翁诗的批评“持之良非无故”,又指出“覃溪以学为诗,所谓瓴甓木石,一一从平地筑起,与华严楼阁弹指即现者,固自不同”的特点,即其诗歌有实在内容。并认为:“‘兴观群怨’之外,‘多识’亦关诗教,且其深厚之作,魄力既充,韵味亦隽,非尽以斗靡夸多为能事。遗山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珷玞。’读覃溪诗,亦作如是观耳。”[10](484)徐世昌认为翁氏学人诗可以使人“多识”,但“多识”只应是诗歌吟咏情性后的副产品,故徐氏此论当与其时乾嘉学风还有较大影响有关。至于翁方纲韵味隽永的诗,是有一些,如:“客路旬经雨,林峦翠倚空。不知秋暑气,直与岱淮通。旧梦千涡沫,思寻百步洪。大河西落日,穿漏一山红。”[12](370)此诗写景真切,闲适、怅惘之情弥漫其间。但数量太少,难以代表其诗风。

学人诗的影响,除了“以学为诗”的鲜明特质外,很大程度是由于翁方纲广泛的交往、能宏奖风流的做派造成,而不是因为学人诗作者们诗论高明、诗篇高妙。翁方纲“所结交者派别不同,风格各异,如钱大昕、王昶、法式善等人主格调,蒋士铨、赵翼、洪亮吉等人主性灵,此外还有钱载、程晋芳、吴锡麟、张埙、黄仲则等人”。[18](43)这些人中,赵翼、洪亮吉等诗坛大家、名家肯定不会去效仿翁氏的诗,就连与翁氏长期论诗的钱载,诗作和翁氏相类的也只是少数,其最为后人称道的还是那些有真挚感情、语言较质朴的诗作,如《到家作四首》其二:“久失东墙绿萼梅,西墙双桂一风摧。儿时我母教儿地,母若知儿望母来。三十四年何限罪?百千万念不如灰!曝檐破袄犹藏箧,明日焚黄只益哀。”此诗语言通俗质朴,比喻形象生动,对母亲的哀悼出自肺腑,真挚感人。翁氏堆砌学问的学人诗,创作相对比较容易,钱钟书曾云:“以萚石之学,为学人则不足,而以为学人之诗,则绰有余裕。”[3](177)翁方纲的影响,主要在弟子及后学中。“翁方纲讲诗学,大家、名家不屑听,不屑与之讨论。他的肌理说只能讲给虚心的小诗人、应试的学子们。”[19](86)仿效、学习翁方纲学人诗的,也多是弟子辈。陈衍就曾谈道:“覃溪自命深于杜学,其实所知者山谷之学杜处耳,只可以傲门下谢蕴山、冯鱼山辈。”[20](979)

弟子辈诗人中,谢启昆受翁氏学人诗影响较大,部分诗作可以被称为学人诗。谢启昆(1737—1802),字蕴山,著名学者、方志学家。其《咏史》诗较为人看重。王昶曾这样评论谢诗:“蕴山为覃溪少卿入室弟子,笃信师说。故宦辙所至,留心著撰,在京口邗江遇古迹题咏而表章之。……为诗不名一家,而详于咏史,足资后来考证。”[21](87)谢启昆以诗记史的做法,符合翁方纲学人诗重学观点。弟子辈中其他一些诗人,后来虽然与翁氏学人诗面目大为不同,但或多或少受到翁诗影响。如“岭南四子”之一的冯敏昌(1747—1806),字伯求,号鱼山,“弱冠时,受知于翁覃溪,覃溪既殁,语及辄唏嘘……尝遍游五岳,周历边塞,广搜金石,故其诗瑰奇怪特,盘郁崒嵂,岿然为岭南大宗。”[22](8)再如翁方纲称为诗坛大敌的张维屏诗,被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二评为“清新婉丽,体物浏亮,如海底木难,斑驳眩目”。又如被王昶赞为“诗如天风海涛,苍苍浪浪,足以推倒一世豪杰”的吴嵩梁,“诗笔纵横,排戛议论,藻采足以佐之。自编诗集,以诗代序,历述同时袁子才、王梦楼、洪稚存、黄仲则,交相推许,次及西江唐、宋以来诸诗人,瓣香所在,惟属心余”,[22](229−230)这些诗人取法广泛,看重的是诗人诗法,而不是学者诗法,所以才诗名颇盛。但这些诗人的诗歌,也还依稀有学人诗的影子,如冯敏昌诗歌的“瑰奇怪特”, 张维屏诗的“如海底木难,斑驳眩目”, 吴嵩梁的“藻采”,都有学问显露诗中。诗人梁章钜(1775—1849),字茝中,号茝邻,陈寿祺在《藤花吟馆诗钞跋》中认为虽然梁诗只是“间效其体”,总体上则与翁方纲诗不类:“茝邻之诗,自嘉庆癸酉入都以后,从覃溪游,间效其体云耳,其才力之雄,固自足深造古人之堂室,恶在其为墨守覃溪也?”[23](80)但是,“间效其体”,也足以说明翁氏学人诗在当时具有一定地位。翁方纲在赞扬梁章钜“最后至而手腕境界迥异时流,不名一家而奄有诸家之美”时,也提到自己“门下诗弟子百十辈”。[22](276)这众多弟子不管对学人诗效仿了多少,都无疑扩大了此类诗的影响。

学人诗在引起较大反响的同时,因为脱离了诗歌抒情言志的本质,形象性和含蓄性不够,侧重理性思维,所以在大诗人那里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此类诗重视学问的做法,被不少学者认可,在稍后诗人那里也有回应。汪辟疆就说:“近代诗家,承乾嘉学术鼎盛之后,流风未泯,师承所在,学贵专门,偶出绪余,从事吟咏,莫不熔铸经史,贯穿百家。”[24](287)当代学者黄霖等也认为:“道、咸年间的程恩泽、郑珍、何绍基和清末沈曾植等,所产生的学人之诗和宋诗运动,都由肌理说推动而来。”[25](383)程恩泽等人在信服翁氏肌理说的同时,也无疑会在具体写法上向翁方纲等前辈的学人诗学习、借鉴。近代著名诗论家陈衍这样谈论学人诗和“诗人之诗”的差异:“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所谓学人之诗也。而诗中带著写景言情,则又诗人之诗矣。”[20](382)他认为虽然“诗人之诗”较“学人之诗”为易,是写诗基础,但如果忽略此过程,就只能是“学人”,不能达到诗歌最高境界“不先为诗人之诗,而径为学人之诗,往往终于学人,不到真诗人境界,盖学问有余性情不足也”。[20](197)陈衍此论是看到了翁方纲等学人诗的弊病后作出的改良,但对诗歌而言,学问并不等于诗歌。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歌最重要的还是要以情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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