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梅

(浙江外国语学院中文系，杭州310012)

一

对杨广的评价历来以否定为主，尤其在各类文艺作品中，杨广无一例外地被塑造成昏庸残暴的形象，其锐意进取和英明卓识的一面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事实上，“在中国的帝王中，他决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1］杨广的才能不仅体现在政治上(尽管是以失败作结)，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不能忽视。仅就文学而言，杨广诗歌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都能独领其时之风骚。

杨广诗歌题材广泛，尤以边塞诗成就最高。清人沈德潜曾言:“隋炀帝……边塞诸作，铿然独异，剥极将复之候也。”［2］“铿然独异”的特点与杨广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杨广一生南下江都，北巡塞外，西出玉门，东至辽东，足迹遍布天下。数十年纵横南北的征战生活培养了杨广雄豪的性格与不屈的意志;意欲有所作为、成就隆盛功业的心理则促生了他非凡的胆识与气魄。杨广的边塞诗也因此体现出质朴、刚健的特色。大业三年，杨广出征辽西，途径长城时创作《饮马长城窟行》，内容充实，感情饱满，在内容、结构甚至语言上都有开创之功。本诗以及卢思道《从军行》的出现基本上结束了南朝边塞诗程式化的构思方式，标志着边塞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杨广生于朔方，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形成尚勇、尚刚的审美心理。这样的文化背景加上独特的个人经历，使杨广诗歌蕴涵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略无浮荡之气，即使是“虽蒙鞲上荣，无复凌云志”(《咏鹰诗》)的感叹之中也透露出激昂的情感。作为一位自负其能且终践帝位的王者，杨广诗中流露出的雄心与霸气进一步强化了诗歌的刚健风骨。以《望海》为例，这首诗无论在题材还是风格上都与曹操《观沧海》有相似之处，但曹诗表达的主要是对自然乃至宇宙的探寻，《望海》则是在写景之中寓含了统驭天下的豪情。

杨广诗歌不惟保存了北朝诗歌刚健、质朴的传统风格，同时能够借鉴和吸收南朝诗歌注重审美性的艺术成就。在对待南方文学的问题上，杨广的态度无疑是进步的，他既不像早期的北方文人那样仅限于单纯的模仿，也不似同时期的“正统”文人或军事贵族出身的统治者那样视南方文学为亡国之音而一味加以排斥。杨广对南方文学怀着倾慕而冷静的态度，这可以从他与南方文人的交往中得到印证。杨广与南方文人的关系同建安时期曹氏兄弟的情况比较类似，双方的交往虽然带有一定政治色彩，但文学兴趣本身显然也是影响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史书上多处记载有杨广与“王府学士”之间的文学活动。如:“帝常自东都还京师，赐天下大酺，因为五言诗，诏胄和之。其词曰:‘……帝览而善之’，因谓侍臣曰:‘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3］这一段文字内容颇为丰富，不仅提到杨广与王府学士之间频繁的文学交往，还说明这类活动的质量很高，非一般歌舞侑樽类活动可比。检索隋代诗集可以发现，在“王府学士”现存诗歌中，几乎都有与杨广来往、唱和的作品，包括杨广的赐诗。考虑隋代典籍散失严重的情况，现存作品应该只是实际数量中较小的一部分，据此可以想见当时杨广与王府学士之间的文学交往是如何密切，以及这种交往对于杨广创作的影响。杨广不仅要求王府学士们继和己作，而且还能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隋书》人物传中“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4］、“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5］之类的记载非止一处。这些资料不仅表明杨广对于南方文人的足够尊重，更显示出杨广对于南方诗人创作取向的信任与趋同。

在与南方文人的交往过程中，杨广的诗歌逐渐呈现出“南方化”的艺术倾向，风格清俊、意境优美、意象精致、注重细节。如其《夏日临江岸》一诗，语言清净，造境明澈，置诸谢眺、何逊集中也不逊色。与大多数北方诗歌相比，杨广诗歌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描状绘景，在精于刻画这一点上，杨广甚至已经超过了他所学习的对象，能够自觉地将其他种类的艺术技巧和诗歌的表现技巧结合起来，从而取得更为完美的审美效果。“平郊送晚日，高峰落远阴”(《谒方山灵岩寺》)、“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这些诗句运用了视觉艺术的表现技巧，选取典型意象，用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境界顿出，已经是非常典型的“诗中有画”了。即使是在以质朴为特色的边塞诗中仍能发现作者对于艺术形式的注重，如《白马篇》:“征兵集蓟北，轻骑出渔阳。冲冠入死地，攘臂越金汤。尘飞戏鼓急，风交征旆扬。转斗平华地，追奔扫大方。”描绘了从出征到战争结束的过程，在急促的时空变化中展示了战争的激烈和战士的风发意气，夸张的笔法为全诗染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由于艺术技巧的广泛运用，杨广的诗歌风格更加丰富多样，也使得杨广的诗歌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水平的代表。

与之前北方作家学习南方文学完全流于模仿的情况不同，杨广在接受南方文学影响的同时并未丧失自己的创作立场。前文提到过一段杨广的文学评论:“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6］显然，“气高致远”、“词清体润”与“意密理新”都是杨广推崇的好文章的标准。但需要指出的是“气高致远”实际上是当时南方文学普遍缺乏的特质，杨广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实际创作中，杨广对于南方文学采取了扬弃的态度，既学习其细腻入微、言辞婉转的表现技巧，同时又保持了北方文学格高致远、气体阔大的本色，故其诗能于秀雅中透出刚健，于妩媚中显出清新。如，“月影含冰冻，风声凄夜寒”(《冬夜诗》)、“鸟击初移树，鱼寒欲隐苔”(《悲秋诗》)、“月影疑流水，春风含夜梅”(《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此类诗句，虽经精心锻炼而不掩素朴之质。其《晚春》诗在艺术处理上借鉴了齐梁诗歌的表现技巧:描写细腻，生动传神，在内容上却保留了北朝诗歌感情真挚、深厚的特点。沈德潜称赞炀帝诗“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7］，正是基于杨广诗歌对于形式、思想内容和审美素质的整体把握而言，而不仅仅是片面地强调诗歌的形式美。

最能体现杨广诗歌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莫过于《春江花月夜》(其一)了:“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本诗虽然篇制短小，但造句精雅，表现入微，音律方面也具备了较高的艺术水准，给读者提供了巨大的审美空间，对初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一诗在意象、意境、主题、感情等方面的构思都有一定影响。这样的创作顺应了诗歌的发展潮流，初步实现了“合其两长、去其所短”的要求，已有初唐诗歌之先貌，甚至是中唐佳境了。

杨广的生活不仅有戎马倥偬的一面，也有寻芳逐胜、流连风雅的一面。与边塞题材的质朴性相比，记游类题材的作品更能体现杨广成熟的创作技巧:对偶工整、音韵和谐，尤其是善于通过刻画景物和营造意境来表现创作主体的情感，体现出清新素朴、妩媚秀雅的审美风格。如作于即位后不久的《早渡淮》，全诗对偶工整，音韵谐畅，内容张弛有度，风格清新、健雅，体现出成熟的艺术技巧。杨广在扬州度过了重要的青年时期，晚年基本上也生活在扬州。因此，这类题材的诗歌很多是描写江南风物。如“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馀秋。”(《江都宫乐歌》)，貌似平淡的语言中透出不一般的韵味，意境疏朗有致，且音律谐畅，置于唐人诗中也毫不逊色。再如“天尽宿云卷，日举长川旦。风洒林花落，逶迤风柳散。孤鹤近追群，啼莺远相唤”(《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黄梅雨细麦秋横，枫叶萧萧江水平”(《江都夏》)、“平郊送晚日，高峰远落阴。……蝉鸣秋气近，泉吐石溪深”(《谒方山灵岩寺诗》)，这样清新自然的语言、精巧空灵的意境在北朝诗歌中是难得一见的，而与唐初王绩、盛唐王维的诗风颇有相似之处。有一些表现南方风光和风俗的乐府诗，如“雨从天上落，水从桥下流。拾得娘裙带，同心结两头”(《江陵女歌》)、“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泛龙舟》，从题材构思到语言表达都体现出民歌活泼俏皮的特点。

据《隋书·乐志》记载，杨广即位后即召集一大批乐工，创制新声，如《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为了配合这类新声，“炀帝大制艳篇，辞极淫绮”。杨广现存诗歌中有一些作品，如《锦石捣硫黄》、《喜春游歌》大概就是这类为了配合音乐所作的歌词。这类纯粹的应歌之辞不免脂粉气过浓而内容浅薄，如，“步缓知无力，脸曼动徐娇。锦袖淮南舞，宝袜楚宫腰。”(《喜春游歌》之二)纯粹描写歌儿舞女的娇媚可人，思想内容均乏善可陈，但与南朝宫体诗相比却较少淫靡气息，而多了一份雕琢的用心，仍然可以看出作者精致的构思。这一点当与其文化背景中固有的北方气质有关。

二

隋代统一以前，南北双方的文化交流始终没有间断。早期的文化交流规模较小，主要是通过使节或是政治逃亡者的口头传播以及少量的书籍传播。梁代的灭亡客观上加速了南北双方的文化交流，不少南方文人由梁进入西魏、东魏，加速了南方文化在北方的渗透。而对于那些由南入北的南方文人来说，生活环境的改变对其文学观念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在新的文化情境中往往能够自觉地吸收北方诗歌中的优良因子，客观上同样也加速了南北诗风的融合。

杨广之前，融合南北诗风较为成功的诗人有庾信、王褒，同时代而稍早一点的有卢思道和薛道衡等。庾、王的特点是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饱满的感情充实进南朝诗歌华美的外衣里，带有一定的反思性质;卢、薛的特点刚好相反，是在自身质朴、本色的诗歌里增加了南朝诗歌擅长的审美因素。作为同样出身于北方的诗人，杨广融合南北诗风的特点更加接近卢、薛二人。

杨广早年作品的面貌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隋书·柳(上“巧”下“言”)传》明确提到“初，王属文，为庾信体”，说明杨广早年的文学风格主要受庾信影响。庾信去世时，杨广已经十一岁，在庾信诗歌大受推崇的时候，出身贵族且年幼即好学的杨广完全有可能接触过以“庾信体”为代表的南方诗歌，并且受到过“庾信体”风格的影响。①如果说，学习“庾信体”只是杨广对于南方文风的单纯模仿，那么通过王妃萧氏，杨广则完全有可能全面了解南方文化。萧氏为后梁明帝萧岿之女，貌美性婉，才华卓越。杨广十四岁纳萧氏为妃，这时他对南方文学已经有了一定了解，在此基础上又受到“有智识，好学，解属文”［8］的萧王妃的影响，进一步提高了他对南方文学的热情。②陈亡后，杨广取代秦王俊接任扬州总管，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南方生活。扬州是江左文化中心，“扬州总管”之任为杨广提供了一个全方位接触江左文化的机会，又因为远离皇都，杨广甚至也不必再行矫饰。在此前后，杨广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南方文人为主的文人集团，史称“王府学士”。“王府学士”的共同特点是出身江左世家，学识渊博，所谓“学涉稽古，文词辨丽”［9］，入隋后境遇窘迫，在仕途失意的时候凭借文学盛名受到杨广礼遇。“王府学士”既然是凭文学才能得到赏识，那他们的文学观点、创作风格必然会对“好学，善属文”的杨广产生影响。

关于杨广的诗风，《隋书》中有两处不同的记载。《隋书·柳(上巧下言)传》:“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上巧下言)以后，文体遂变。”《隋书·文学传序》:“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两处记载同时提到杨广的文风经历过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但在变化的内容和时间上，两处记载似乎存在着抵牾之处，需要加以辨明。

《柳(上巧下言)传》记载表明，杨广早年曾受庾信体影响，倾向于恻艳、清丽的文风。柳顾言于梁亡后(587年)北入长安，见杨广约在平陈前后这段时间。大约正是这一时期杨广的诗风由“轻恻”变为“典则”。《隋书·文学传序》的记载与前一段记载在时间上有不合之处。两处记载中都有“初”字，但含义显然有别:前一个“初”已经可以明确为“庾信体”流行的时代，是在杨广成年以前。后一个“初”应该晚于前者，很有可能就是指杨广初见柳顾言的时候。此时，杨广刚刚二十多岁，在柳顾言“典则”文风的影响下，发出“非轻侧”之论是有可能的。厘清了时间上的问题，诗风变化的过程也就迎刃而解了。

导致杨广诗风变化的原因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平陈前后至开皇二十年对杨广而言是一个重要时期，杨广的才能逐渐得以展示，政治上春风得意，其个人野心也在酝酿之中。这一时期，杨广结交了大量文人，包括柳顾言、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瑒等江南名士。其中，柳顾言对杨广的影响最大:“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还，作《归藩赋》，命(上巧下言)为序，词甚典丽。”杨广甚至曾命匠人刻木偶以像柳，“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置之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杨广既然如此青睐柳顾言，受柳诗风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其次，杨广既有夺宗之意，那么，在夺取太子之位以前，也不得不考虑到文帝的好恶。文帝从政教的立场出发，排斥华艳文笔，杨广自然也就投其所好，文风“典则”了。再次，杨广毕竟生于朔方，骨子里蕴涵着北方文化的因子，传统的“诗教”、“乐教”理论对他仍然具有一定影响。《隋书·音乐志下》记载了时为太子的杨广曾上言:“清庙歌辞，文多浮丽，不足以述宣功德。”于是，命柳顾言、虞世基、许善心等重新创制雅乐歌辞。即使是在“一变其风”之后，杨广的部分作品依然保持着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质朴因子，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最后，从平陈之役到即位以前，杨广指挥了多次重要战役，对江南地区的治理主要也是由杨广完成。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极大地开阔了杨广的视野，丰富、充实了诗歌创作的题材和内容，对诗歌风格自然也会产生影响。以上几点是促使杨广发表“非轻侧之论”的主要原因。

不过，杨广终究是一个生活腐化、追求声色之娱的人，即帝位之后不必再行矫饰。于是，出现了“暨乎即位，一变其风”的现象。由此看来，杨广的文风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幼年时期，受“庾信体”的影响，有追求轻侧、绮艳的倾向，但未必形成了稳定的风格。成年后，受个人经历以及传统诗教观念的影响，形成了典则、雅正的诗风。即位后，对声色、物欲的过度追求又导致其诗风带有轻佻、艳冶的倾向。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杨广的诗风，并不能绝对地分为上述三个阶段。一方面，现存的诗歌已非全部，并不能反映杨诗风格的真实面貌。其次，任何一个诗人的诗歌风格都不会绝对统一。即以杜甫而言，既有沉郁顿挫的总体特色，也不妨偶尔有狂放激烈的一面。这一点上，杨广的表现可能得格外明显。在公开场合，他的诗可以典则、雅正，私底下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看到，杨广即位以后，“大制艳篇，辞极淫绮”［10］，但是，“其《与越国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所以，在看待杨广诗风发展的问题时，不能过分胶着于《隋书》的记载。

三

杨广的文学贡献首先体现在文学创作取得的成就上。杨广是隋代诗人中现存作品较多的一位，将近40首。这些诗歌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就前者而言，凡是之前出现过的题材在杨广诗歌中几乎都有涉及，尤其是边塞题材和写景题材的作品，蕴含了高度的艺术技巧和深厚的情感力量，使人读后往往产生想见其人、想见其景的艺术效果。至于风格，则既有南朝诗歌的绮丽清俊，又有北朝诗歌的质朴刚健。杨广今存诗歌除了少数“意在骄淫”的作品，大多是“并存雅体，归于典制”。在南北诗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杨广的创作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段落。

杨广的另一个身份是封建帝王。在其当政前后的30多年时间里，杨广凭借这一特殊身份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影响着当时的文学发展。这是杨广除了个人创作之外对于文学的另一个特殊贡献。除了以政策、法令形式确立了重视文艺的文化发展路线之外，杨广的文学影响主要表现为为南北诗人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交往空间。杨广始终倾心于结交文采秀美之人，其执政后基本上改变了文帝时期压制山东人的政策。治国方针的根本改变有助于安抚士人心理，从而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促进文化的发展。杨广与关陇诗人也有密切交往，在杨广今存的诗歌中有一首《赐牛弘诗》，据《隋书》牛弘传记载:“炀帝之在东宫，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尝赐弘诗云云。其同被赐诗者，至于文辞赞扬，无如弘美。”牛弘今存诗歌仅一首，即为应诏诗。炀帝另有《赐史祥诗》一首。史祥，字休世，朔方人，“少有文武才干”［11］，曾跟随杨广南下平陈、北击突厥。杨广为太子时即与史祥有书信往来。在相对浓厚的文化氛围中，诗人之间的文学交往较之前一阶段稍见频繁。薛道衡、柳顾言、王胄、诸葛颍等人今存诗歌中都有不少“应诏”“应教”诗;炀帝的《临渭源诗》、《春江花月夜》以及《四时白歌二首》，薛道衡、诸葛颍、虞世基等人都有和作。这一时期的文学交往不仅只是围绕在炀帝身边，南北诗人之间的交往也较以前有所增加。杨素与薛道衡、薛道衡与许善心、许善心与牛弘之间都有诗歌往来或唱和。诗人之间的文学互动对于促进诗歌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毋庸讳言，杨广在文学创作与文艺政策领域取得积极成果的同时，其追逐声色的生活内容与偏于柔媚的审美取向对当时的诗歌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围绕在晋王身边的王府学士们来说，尽管较之以前有更多机会接触北方文化，但由于杨广本人对于江南文风的喜好，使得政治上处于依附地位的王府学士们自然失去了探索北朝诗风的理由。如果将杨广与王府学士之间的交往与曹氏兄弟与建安文人之间的交往作一个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曹氏兄弟与建安文人的文学交往基本上是在平等的层面上展开，作家的创作个性不会因为政治上的依从关系而遭到取消。而杨广与王府学士之间并没有那样一个平台，双方的交往几乎都是以杨广的兴趣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发展取向只能取决于主导者的个人兴趣。从隋代建朝开始到隋文帝大业四年的23年间，诗歌的发展没有能够延续北朝后期文学渐趋融合的态势，反而呈现出裹足不前甚至片面地趋同于南朝文风的状态。这与江左诗人一味迎合杨广之文学趣味有极大关系。在杨广的影响下，江南诗人对于北朝诗风普遍缺乏应有的敏感。随着杨素、薛道衡等北方诗人的相继辞世，南北诗风的融合几乎陷于停滞。从隋代后期一直到初唐，诗坛的创作主体基本上是以江南诗人为主，诗风少有变化。随着初唐四杰的出现，这种局面才得以初步扭转。

注释:

①庾信诗风前后判若两途，杨广学习的“庾信体”应该是庾信前期的风格。理由如下:首先，庾信前期文风由于具有的明显的“轻艳”特点而自成一体，“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庾信体”的称呼本身就是指这类风格而言。其次，当时北方文人所称赏的正是庾信前期轻艳、绮靡的文风。庾信由于“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而成为诸王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如，北周赵国公宇文招“幼聪颖，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可见，当时北方流行的庾信体就是那些以“轻艳”为特点的诗歌。

②杨广受萧氏影响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可以从下文的分析中略窥一斑:对于杨广以次废嫡取得太子之位一事，史家多谓为杨素之阴谋，其实萧王妃的作用亦不可忽视。首先，萧妃因为“颇知占候”而深得“雅好符瑞”的高祖嘉爱。隋文帝曾谓高颎曰:“晋王妃有神凭之，言王必有天下，”对萧氏的偏爱、信任于此可见一斑。其次，由于文献皇后“性尤妒忌”，不仅自己不欲文帝染指后宫，也不喜诸子宠爱姬妾。太子杨勇失宠与其内宠姬妾而招致文献皇后厌恶有直接关系。而杨广则“姬妾但备数员，唯共萧妃居处”，由此博得了文献皇后的好感。同一般的公主王妃相比，萧氏无疑是一位有识见的女子。史载“萧后初归藩邸，有辅佐君子之心”，即后位之后，对炀帝失德之处亦每有规谏。由此看来，杨广“唯共萧妃居处”并不完全是为了讨得文献皇后的欢心，主要还是由于萧王妃不仅貌美性婉，同时还颇具才华。是故，杨广虽然暴虐，但对待萧氏始终深于眷顾，“甚宠敬焉”。

［1］［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47.

［2］［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第72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3］［唐］魏征，等.隋书·王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唐］魏征，等.隋书·庾自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唐］魏征，等.隋书·柳(上巧下言)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6］［唐］魏征，等.隋书·王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清］沈德潜.古诗源·卷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6.

［8］［唐］魏征，等.隋书·后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9］［唐］魏征，等.隋书·文学传·史臣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唐］魏征，等.隋书·音乐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唐］魏征，等.隋书·史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