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安近日，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国家健康报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报告认为，中国国家健康状况在2007年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并且预计到2049年一定能够全面超越美国。然而，这份相当乐观的报告并未得到很多普通民众的欢迎，一些人认为这些判断大大脱离了其直观感受。其中的一个争议点是，报告提出的2049年全面超越美国的时限，与党代会提出建国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限完全吻合，于是，这样的研究很自然被人解读为是对党与政府目标的一种刻意诠释与注解，尽管可能研究者未必是那么想。作为政府部门的最高智囊机构之一，政府决策层和普通民众都对他们抱有很高的期待。对于政府决策者而言，倘若一份报告能够提供有效的决策批评、参考或建议，肯定能够有益地修正政府的规划与各类步骤；对普通民众而言，高水准的研究报告，能够提高自身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参与能力。然而，这份报告多少有附和政府宣示之嫌，民众的直接反应肯定就是“重复建设”、“研究经费的浪费”，而对政府而言，未必也会被这些近乎拾人牙慧、逢人说项的报告激发兴奋点。更令人遗憾的是，一些重量级的智囊机构发布类似遭质疑的报告事件屡屡发生，如不久前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达到62%，和此次得出的中国在2049年超过美国的结论。其实，人们对这些乐观报告不领情，并非要完全否定其研究方法、过程和结论的科学性，而是质疑这些研究报告的独立性。现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了这一目标，智库应该提醒社会我们实现未来的发展目标过程中可能会有什么难题，应采取什么措施降低风险。而从政府角度考虑，它们也同样是在向智库咨询务实的对策建议，而非愿意花费项目资金获得一份与规划完全迎合的评价。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智库部门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一些智库自身官方或半官方的身份其实并不妨碍其研究成果得到政府和民间的双重信任，关键在于坚持观点独立与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肩负的责任不可谓不重，而其影响力也不可谓不深远。只有如此，才能对政府的科学决策起到“雪中送炭”的功效，也才能对舆论有一个正确的引导。所以，智囊机构切勿角色错位，人云亦云，否则损害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声誉，更会对政府的科学决策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些盲目乐观的评价，还是少干为好。▲（作者是对外经贸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