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节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大约十多年前，在美国汉学界，有一本书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天下。这就是时任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丹佛分校历史系教授詹启华 （Lionel M.Jensen）的 名 著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Chinese Traditions and Universal Civilization(《制作中的孔夫子学——中国的诸传统与普世文明》)[1]。这本书通过对16-17世纪西方第一批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尤其是著名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华生活期间与儒家士大夫以及与政府官员的交往活动的历史考察，再现了这批传教士400多年前如何在中国传授西方的天主教宗教、哲学和西方科学思想的同时，又在中国学习、接受、翻译和向西方传播儒家思想和经典文献，从而导致儒家思想第一次实质性地传入欧洲大陆以及欧洲的宗教、哲学、科学思想第一次实质性的传入中国本土的历史过程。但是,詹启华的这本书所以在西方引起轰动和巨大影响，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在于他的历史性考察，而是因为全书贯穿了的一个颇为激进或者说“后现代”的观点，即认为西方人一向认为来自中国的Confucianism(孔夫子学）并没有一个“原汁原味的”中国原本，它只是利玛窦处于其中的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和启蒙时代早期的西方知识分子根据自己对儒家经典和儒家思想的理解和需要，或者甚至说是根据他们所希望那样的理解，“制作”出来的一个中国人的关于“宗教、哲学、社会伦理和道德次序”[1]（P4）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经过400多年来西方学者，尤其是汉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已然融入整个西方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中国的文化意识深层，影响着西方人今天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思想的态度和行为；另一方面，这个以西方人为主体“发明”、“制作”出来的“孔夫子学”，又在中国近代100多年来的由于西方文化思想的强力冲击下而产生的巨大思想、文化、制度、社会变革中，通过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反过来作用于中国人自己关于孔子，关于儒家思想，乃至关于“中国”的现代理解。詹启华的这个说法，迎合了现今流行于学界的解释学哲学[2]和以萨伊德所描述的“东方主义”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批评的理论话语①，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这一话语在汉学研究中的一个“例证”或“见证”②，所以，获得了巨大成功。该书1997年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莅年获得美国宗教研究协会颁发的宗教史研究年度最佳著作大奖。

本文并不准备讨论詹启华全书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一方面，这对本文来说也许是一个太大的话题,另一方面,我对詹启华的基本观点实际上持某种程度赞同或同情的态度。我只是认为他的一个基本论断不甚合适或者说根本就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本文这里想重点讨论的只是詹启华用来主要支持和论证自己立场的一个主要论断或论据而不是他全书的基本立场。坦率地说，倘若没有这个论断，詹启华全书所持的基本观点并非不能成立，但它所造成的 “效应”也许不会具有如此的“爆炸性”。

那么，这个用以支持詹启华基本观点的论据或者说“论断”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知道，Confucianism (孔夫子学），这个西方400年前由利玛窦那一代学人开始流传至今的，对中国传统的“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经典译名，依据的是“Confucius”这个拉丁译名③。而出乎我们一般人意料的地方在于，詹启华据此进一步断言，不仅Confucius这个拉丁译名，甚至“孔夫子”这个中文名称，即“Confucius”这个拉丁译名所原本的，一般世人今天对儒家圣人和创始人的孔子的那个汉语称谓，在利玛窦来到之前的中国本土语言和思想文献中也几乎就是不存在的，它完全是利玛窦等西洋耶稣会传教士④“创造”和“制造”的结果，尽管在这一制造过程中，有些“原材料”是洋传教士们从几千年的流传下来的中国本土文献和民间关于孔子的述说和传说中取来的。但这些东西，都经过和西方天主教的信仰在“文化”，“神学”和“文献学问”三个方面得到过“调适”（accommondation）。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现在认为的那个千百年来我们一直称呼自己圣人的“尊贵”称谓，其实不是什么“本土货色”，而是个西洋的“舶来品”，或者用詹启华自己的话来说，“‘孔夫子’和‘Confucius’都是由这些神父们创造出来的 （were both created by the fathers）”[1]（P84）。

过去十几年来，詹启华书中的这一观点影响极为广泛⑤，尽管学界也曾有人对此多少表示过怀疑或觉得难以置信⑥，但除了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执教的蓝峰教授曾在2002年第一期 《中国学术》上用中文发表过一篇名为“孔夫子实名考”的文章⑦，再未见到有学者真正提出过实质性的反驳意见，以至于这个詹启华的历史学“断言”几乎就成了思想史上的一个“事实”。例如，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找到的最新证据大概是互联网上现今最流行的权威的 “维基百科全书”中关于“Confucius”一词的词条。这一词条这样来开始说“Confucius”：

“Confucius是从‘孔夫子（Kong Fuzi）’而来的拉丁化名字，而后者首先由16世纪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极有可能就是由利玛窦第一个杜撰（w as first coined）出来的”⑧。

为什么维基百科的词条这样说呢？根据何在？这一维基百科词条的注释透露出，此说法依据美国比较宗教史学家 Peter Phan 2012年的最新论文“Catholicism and Confucianism:An intercultural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天主教与儒家：一场文化间与宗教间的对话)⑨。在那里，我们读到如下的述说：

“如果耶稣会传教士们没有将（孔夫子）这一名称发明出来(w as invented)，并用以专指那个姓孔，名丘，字仲尼，那个在中国人中被知晓为孔子，而不是“孔夫子”的中国至圣先师，那么，这个中文称谓本身就不会流行起来，尽管孔子的徒子徒孙们常常用“夫子”这个尊号来称呼他”。

而我们再顺藤摸瓜地察看一下，就会发现，Peter Phan的这个说法，又直接源出于詹启华。

蓝峰在2002年发表的《孔夫子实名考》中具体梳理了汉语中从先秦汉唐宋时期的“夫子”到明清之后“孔夫子”这一汉语词及称谓的历史流变过程，这似乎是学界第一次对詹启华在“孔夫子”一词的使用史实方面错误的批评尝试。在蓝峰看来，詹启华之所以做出此断言，其主要根据在于“他声称查遍了‘传教士们读过的’儒家经典以及重要的历史书籍”，却几乎找不到“孔夫子”一词。 而詹启华错就错在“只查阅了‘传教士们读过的’儒家典籍和正史，就匆匆作出中国人不曾用过‘孔夫子’一词，因而这个词是传教士们‘制造’的这一结论”[3]。蓝峰接着指出了对詹启华 “断言”的两点反驳：第一，我们实际上根本就无法知道传教士们当时“读过”哪些儒家典籍诗书以及是否读过“所有的”的典籍；第二，传教士们当年在华时的汉语语言学习和生活经历远远超出了阅读儒家经典和正史的范围。还有更多的不属于儒家经典和正史的书籍、以及非文字的口语材料，都完全可以成为传教士们学习和实践汉语的基本资源。应当说，蓝峰的这两点反驳都是非常有见地和有力的。蓝峰还据此特别批评了詹启华由于中国古代文史知识的匮乏而在对待一条元代史料⑩时犯下的简单错误。尽管蓝峰的论文指出了的詹启华关于“孔夫子”一词断言的错误之关键所在，但遗憾的是，他并没能成功地“驳倒”詹启华，因为除了对那条元代的史料作出重新解释之外，蓝峰并未能提出更多和更为可靠的史料来从正面论证：“孔夫子”这一对儒家圣人孔子的称谓并非出自洋传教士诸如利玛窦之口，或者由他们首先“创造”、“制作”出来，而是相反，无论16-17世纪的天主教洋传教士们如何根据天主教的“先见”、“成见”来“加工”、“调适”乃至于“制作”Confucius，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种“加工”、“调适”乃至于“制作”不可能完全排除在这些传教士们来华之前，中国人早已有了专门用来指称孔子的 “孔夫子”这一名称。

实际上，远远早于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前，无论是在中国历史的史实方面还是在经典诗文的文献方面，甚至在詹启华声称查遍的儒家经典文献中，都不乏关于“孔夫子”的记载。就我初步收集和查阅的资料来看，中国古代汉语语言中最早出现 “孔夫子”一词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朝初年，这距利玛窦等洋传教士来华至少要早700年之久。这些资料足以说明詹启华关于“孔夫子”为利玛窦等洋传教士“创造”或“制造”的论断的轻率与荒谬，也由此显示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史知识的无知。

我的实物证据和典籍证据至少各有3个：

第一个实物证据是立于曲阜孔庙中的 “鲁孔夫子庙碑”。

这是曲阜孔庙13碑亭中现存最早的两座御碑之一。根据资料记载，此碑立于唐开元七年（719年）。碑高402厘米，长145厘米，厚61.2厘米。唐李邕撰文，张庭珪书，隶书。圆首，有额，篆书。正文19行，每行60字，记述孔子三十五代孙褒圣侯孔之建庙墙、立碑事。

第二个实物证据是陕西省博物馆藏 “孔子答问镜”。

根据资料，此镜于1964年西安市出土，为唐代古铜镜，直径12.9厘米，葵花形，圆钮。钮左侧一人头戴冠，左手前指，右手持杖.右侧一人戴冠著裘，左手持琴。钮上竖格有铭文“荣启奇问曰答孔夫子”九字。钮下一树。素缘。这一图案的题材出自《列子·天瑞》。说的是孔子游泰山，遇荣启期鼓琴唱歌，孔子问其何乐，答曰：使我高兴的事很多。天地之间，以人为贵，我幸而为人，一乐也。男尊女卑，我幸而为男，二乐也。有的人短命，夭折于襁褓，而我已年近九十，三乐也。故此镜又称“三乐镜”11。

第三个证据也为唐代古铜镜，与陕西博物馆的相似。但这次是上海博物馆近年入藏的一批海外捐赠的古铜镜中的一枚，名为“三乐纹方镜”12。

根据资料说明，钮的左右各饰一人，左侧人手持龙首杖，左手手指前方，右侧人左手持琴，侧身回首。中间的铭文是：荣启奇问曰答孔夫子13。

除了实物性证据之外，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李锐教授查四库全书电子版初步得来的信息资料14，除去明末利玛窦以后的材料，在《四库全书》所收集的唐宋元明各历史时期的典籍中，“孔夫子”这一名称出现在83卷中，共有115处15。根据这一查证，中国文献中出现“孔夫子”的字样最早至少应可追溯到唐初大诗人，史称“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649-675）。查其著《王子安集》中的“乐府杂诗序”，赫然入目的就有“孔夫子何须频删其诗书，焉知来者不如今；郑康成何须浪注其经史，岂觉今之不如古”[4]。再就是《朱子语类》，这一堪称宋明理学中最重要的几部儒学典籍之一的著作，其中第119卷和137卷[5]，分别记载了朱熹在和门人交谈时提到孔子的情况。在第119卷，朱熹说到为学功夫需集中精力，目无旁骛。“为学有用精神处，有惜精神处，有合着工夫处，有枉了工夫处……惜得那精神，便将来看得这文字……上下四旁，都不管他，只见这物事在面前。任你孔夫子见身，也还我理会这个了，直须抖擞精神，莫要昏钝。如救火治病，岂可悠悠岁月！”。在《语类》第137卷，朱熹批评隋末王通为人为学，格调与孔子相差甚远。“正如梅圣俞说，‘欧阳永叔它自要做韩退之，却将我来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它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乱捉别人来为圣为贤。殊不知秦汉以下君臣人物，斤两已定，你如何能加重”！

从这些史料和资料可以明显看出，詹启华等一些现代西方汉学家关于“孔夫子”一词是由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创造”，“杜撰”出来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但另一方面，这些史实也表明，“孔夫子”的说法在中国似乎也不是儒学中的一个正式或正规的对“孔子”的称号，而更多是一个民间的用法。蓝峰的论文曾提到在汉语的文字材料中，“孔夫子”一词的大量出现是在晚明、清朝之后，尤其是在明末清初兴起白话小说，例如 《水浒》，《金瓶梅》，《牡丹亭》，《警世通言》，《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等中。在同一时期，“孔夫子”一词还出现在一些文人学者的笔记小品中。蓝峰据此推测，“孔夫子”在中国可能经历了一个从口语到书面语的过程，而利玛窦等传教士可能正是从这些民间和口头交往，而非从经典阅读中获得“孔夫子”这一名称并对之加以改造，最后“制作”出“Confucius”的拉丁概念[3]。在这些文字中，“孔夫子”往往并不像是以儒家正统典籍中所膜拜颂扬的“圣人”形象出现，相反，它往往在一些非正式的、有时也许出于词语对仗，有时出于调侃、戏弄和玩笑的情况下出现。这一现象，在我们上面引述的唐宋年间的古代资料中就已见端倪，它经过明清和民国，直到如今，仍然在现代汉语和中国人的日程生活中频频出现。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思想文化和生活中，“孔夫子”甚至作为反面的形象出现16。

由此可见，也许的确是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们“制造出”了“Confucius”这个拉丁译名，并在此基础上一并“制造出”了“Confucianism”的理解17，使之为西方人所了解和接受，并在某种程度上反过来影响中国近当代对儒家思想和对孔子的理解。但是，我们不能说“孔夫子”就是利玛窦们的“创造”和“发明”出来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利玛窦的“Confucius”与中国人所说的“孔夫子”是同一个意思，甚至不能说利玛窦所理解的以及后来在西方得到理解和传播的“Confucius”与“Confucianism”与中国人传统所讲的“孔子”与“儒家思想”是同一回事，因为无论“孔子”、“儒”、“儒家”还是“Confucius”，“Confucianism”作为一个个在历史中的“命名”，虽然其命名过程都自有一番因缘在，但其生命内涵一定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影响而发成变化影响18。如果詹启华是在这个意义上讲“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制作中的孔夫子学)，那他就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注：

①“东方主义”一词原出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W.Said）教授1978年出版的名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78）。萨伊德在书中企图借助当代法国哲学家福柯关于知识权力和霸权的理论，说明西方关于东方的理论，实际上是西方这个“主体”企图征服东方这个“客体”的产物。如此说来，西方对东方无论是在学术著作的研究还是文艺作品中的描述，都对其研究、描述的对象依据着自己的需要和想象进行扭曲。 而这种在知识权力和霸权下产生的扭曲反过来又同时影响着东方人对自己的现代观念和理解。萨伊德将西方对东方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西方对东方在学术和文艺著作中的有意识扭曲，以及西方在东方的殖民活动三者联系在一起，叫做“东方主义”。

②严格说来，詹关于“孔夫子学”的说法尽管从方法学的意义上与“东方主义”相似，甚至“异曲同工”，但在内涵上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借助于思想史家李天纲的说法，前者属于“人文主义的东方”概念，而后者则属于“殖民主义的东方”概念。具体参见李天纲，“人文主义”还是“殖民主义：17、18世纪中西方的知识交流”。载于《现代性、传统变迁与汉语神学》（全三册），李秋零、杨熙楠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③ 关于这段历史的详情，还可参见Thierry Meynard（梅谦立），“《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

④按照詹启华的考证，“孔夫子”这个中文词以及它的拉丁文译名“Confucius”最早实际可能出于最早介绍利玛窦来中国并同时与利玛窦在中国南方传教的耶稣会神父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1543-1607）之手。罗明坚，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1543年生于意大利。罗明坚于1579年7月到达澳门，他在澳门建立了一座传道所，并开始用中文为澳门的中国人宣教，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用汉语来传教的机构；也是晚明时期中国第一所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学校。罗明坚成为晚明时天主教进入中国内地长期居住的第一人，1581年期间他曾三次同利玛窦进入广州，并于1583年9月进入肇庆，居住在肇庆天宁寺，开始传教，并着手建立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传教根据地。在中国期间，罗明坚先后到过浙江、广西传教，为天主教在中国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广东肇庆时，与利玛窦一起编写了第一部汉语—外语字典—《葡华辞典》以帮助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而且，他还在肇庆写出了第一部欧洲人以汉语所写的著作——《天主实录》，使天主教本地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1588年罗明坚为请罗马教宗“正式遣使于北京”，返回欧洲。由于种种原因，使命未果。在欧期间罗明坚把中国典籍《四书》中的《大学》的部分内容译成拉丁文在罗马公开发表。罗后来生病，退居家乡意大利的萨莱诺城，1607年5月11日病故。

⑤詹书在西方汉学中的影响还可以见于当年著名的《大西洋月刊》的一篇书评。书评称詹书为代表当今儒学发展的两个新潮流之一。参见 Charlotte A llen,Confucius and the Scholars,The Atlantic Monthly,April 1999,Digital edition.

⑥ 在一篇1997年发表的关于詹书的书评中，Mark Oppenheimer曾经提到时任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系主任的Haun Saussy教授就对此表示过怀疑，他说：“我们不能确知那些耶稣会士就是第一批在儒学文献中使用 ‘孔夫子’的人士”。参见Mark Oppenheimer,“Dazed and Confucius”, in Lingua Franca,1997.A llen也说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和哈佛燕京学社主任的当代新儒家代表杜维明先生评价詹书的论断过分夸张。

⑦应当指出，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汉学教授Nicolas Standaert（钟鸣旦）在1999年发表的书评文章中已经对詹启华的论断段提出质疑。参见N.Standaert， “The Jesuits did notmanufacture‘Confucianism’”（耶稣会教士并没有制作‘孔夫子学’），载于EASTM 16（1999），pp.115-132。感谢T.Meynard (梅谦立)教授在近期和作者的谈话与通信中提及这篇论文并传来文稿复印件，也感谢梅教授对本文终稿提出修改意见。

⑧ 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fucius。黑体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⑨此论文收入由James L.Left编辑，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 Catholicism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天主教与宗教间对话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一书中。黑体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⑩詹自己在书中提到，上世纪60年代台湾出版的《中文大字典》中的一个词条记载了元朝的一个碑文中曾出现孔夫子的字样。但詹以这个称谓不是出于汉人之口而对之加以否定。蓝认为这是误读。

[1]Lionel M.Jensen/（詹启华）.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Chinese Traditions and Universal Civilization[M].New York: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

[2]Hans-George Gadamer，Truth and Method,2nd rev.ed., translation revised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Marshall[M].New York:Continuum,1994.

[3]蓝峰.孔夫子实名考[J].中国学术，2002，（1）.

[4]（唐）王勃.王子安集注[M].（清）蒋清翎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