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志强

毛泽东1924年春松江之行的历史考察

● 程志强

1924年春，毛泽东和罗章龙在松江第一名共产党员侯绍裘的陪同下，到松江指导国民党组织建设，推动成立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本文考证这一重要党史事件，对研究毛泽东在上海的革命活动和党在上海、松江的早期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松江；国民党；组织建设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于“1924年春，同罗章龙并邀在上海松江中学教书的侯绍裘一道，由黄浦江边码头乘小艇到松江县，指导当地国民党组织的工作。”[1]这是党的权威文献对毛泽东第一次到松江的记载，但与《松江县志》等有关文献记载毛泽东等人到松江“指导建党、建团工作”出现歧异。这就引起人们的疑惑：毛泽东的第一次松江之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解开这个“谜”，对研究毛泽东在上海的革命活动和党在上海、松江的早期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1924年春，毛泽东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

1924年1月，毛泽东以湖南省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经孙中山亲自提名，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议决定在上海、北京等5个地区各设立国民党地区执行部以代行中央职权，其中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办公。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分任各部部长。经中共中央委派，中央委员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和共青团中央书记恽代英4人参加指导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委员仅9人，毛泽东、罗章龙作为中央局成员（当时中央局仅5人，排名是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和蔡和森）分别任组织部秘书和干事，可见中共中央对国共合作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极为重视。恽代英、邵力子（时为共产党员）等分任各部秘书。其时各部主持实际工作的是秘书，因而毛泽东等实际上负责各部工作，成为执行部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到任后，针对上海国民党组织涣散、成分不纯的状况，首先帮助国民党整顿组织，开展党员登记，发展国民党组织。正如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干事的刘重民总结的那样，从1924年1月到6月，是上海执行部“播种子的时期”，由于毛泽东等的推动，“上海的一般青年、工人，甚而一般市民，对于本党的言论，因注意而讨论而认识而信仰，所以不久在各学校各工厂便先后成立了不少区分部”[2]，在区分部的基础上再成立区党部。

在此期间，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局秘书的身份与总书记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右派，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1924年6月，胡汉民、汪精卫相继离上海赴广州工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遂为叶楚伧、戴季陶等右派所把持。7月，毛泽东被迫辞去组织部秘书，专任文书科主任。在国民党右派的干扰下，上海执行部陷入无人负责、几乎停滞的状态。这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他面呈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14人联名信，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但孙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叶楚伧等人“用尽办法，把毛赶走”。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12月离开上海，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3]

这是毛泽东一生第9次，也是新中国成立前最后一次来上海，从2月到12月整整10个月，是他一生在上海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段时间，除推动国民党组织建设外，毛泽东还组织和主持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工作、负责上海地区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工作，以及作为中共中央局秘书、组织部长处理中共日常事务。这段革命斗争经历，为毛泽东开展国共合作，创建人民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二、毛泽东松江之行的目的是指导国民党组织建设

毛泽东1924年的松江之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松江党史著作和地方文献的记载基本上都认为是指导或开展中共的革命活动。《侯绍裘纪念集》和《松江县志》的记载分别是“进行宣传和建党、建团工作”[4]以及“指导建党、建团工作”[5]。《侯绍裘文集》和《中共松江县党史大事记》分别为“指导开展革命工作”[6]、“秘密进行革命活动”[7]。其中《松江县志·大事记》在“1924年5月”条记述：

5月，朱季恂奉国民党中央之命，在本县组织成立江苏省临时省党部，后迁上海。

同月，侯绍裘陪同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罗章龙等来本县指导建党、建团工作。[8]

这就完全否定毛泽东松江之行与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的成立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的成立固然是贯彻了国民党中央的指示，但是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特别是毛泽东的积极推动密不可分。当时毛泽东身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实际主持工作），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的成立，不仅需经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批准，而且其领导成员也全由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指派，这显然与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毛泽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关于毛泽东到松江指导国民党组织建设，虽然没有发现直接证据，但有3条比较有力的佐证：

其一，这一时期，毛泽东积极推动革命的青年学生加入国民党，当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国公学等几个区分部成立国民党江湾区党部时，毛泽东等莅临指导。

其二，著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天石在《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一书中引用一则蔡林蒸致毛泽东的信函，信中蔡林蒸声称已有同志9人，邀请毛泽东、罗章龙前来“指导一切”，函侧有毛泽东批注：“业已成立区分部，执行委员蔡林蒸、何量澄（？）五·卅。”[9]这封信函充分说明区分部的成立及执行委员的任命都要经过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毛泽东和干事罗章龙的指导和批准。

其三，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曾回顾这段往事：“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10]

此外，1924年上半年国民党一大后，中共全力投入国民党发展工作。毛泽东更是因为热心于国共合作，被同事笑称为“胡汉民的秘书”。因此，毛泽东1924春的松江之行，是指导国民党组织建设。

顺便说明一下，松江地区自1923年秋侯绍裘成为第一位共产党员之后，较长时间党员人数并没有增加。到1924年11月，中共上海地委派黄正庵到松江与侯绍裘联系，准备在松江建立党组织，但当时另一党员黄麟书在青浦，加上军阀在石湖荡一带混战，交通阻隔，未能如愿。直到1926年9月，中共松江支部才成立，有党员4名。至于团的建设，也直到1924年6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浙皖区兼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才在向团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准备在苏州、南通、松江等地发展组织；1925年9月，团上海地委决定向景贤女中发展组织；到1926年1月，松江有共青团员5名；同月，《中国青年》杂志主编萧楚女到松江、吴江等地进行调查，建议团中央指导景贤女中共产党员王贯三发展团组织。同年7月，景贤女中团支部被列为团上海区委所属模范支部之一。因此，1924年春松江的建党、建团工作并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

三、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在松江成立

1924年5月19日，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在松江景贤女中成立。松江并非江苏省政治中心，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在此成立，除了毛泽东等人的指导和推动，与松江国民党组织基础尤其是朱季恂、侯绍裘等的努力密不可分。

松江是国民党组织发展较早的地区。早在1905年、1906年，本县留日学生10余人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06年，同盟会会员夏允麐等离日回国，在松江县城创办清华女校，随后在该校成立松江同盟会支部。到1912年，会员发展到70余人。当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松江设党部。后因部分成员赴南京临时政府供职，党务活动遂停顿。

松江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国民党元老朱季恂贡献极大。朱季恂为松江县华阳桥人，1906年就学于南洋公学时加入同盟会，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13年，朱季恂任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教员时，与侯绍裘结下师生之谊。1921年夏，侯绍裘与朱季恂等接办因经费告竭而欲停办的松江私立景贤女子学校，改名为景贤女子中学，侯绍裘任教务主任兼任教员，推行教育改革，产生较大社会影响。1922年秋，经朱季恂介绍，侯绍裘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4月，经邵力子介绍，朱季恂与侯绍裘一起重新登记加入改组中的国民党，从此他们以半公开的身份在松江开展国民革命活动。这年秋天，侯绍裘在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关心下，在王荷波、邓中夏等的直接培养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松江第一名共产党员。此时，刚刚结束的中共三大把“国共合作”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提出中共应全力帮助国民党，指示各级组织都要派出最得力的干部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侯绍裘以景贤女中为主要活动地点，积极发展国民党员，培养和引导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共产党，对于推动松江及周边地区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到同年9月松江有国民党党员34人，在景贤女中成立了具有国民党县党部雏形的“三五社”（寓意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成立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打下了基础。

从1922年到1925年，景贤女中每年都举办暑期讲习会，吸收松江各校青年和各界进步人士到校听讲。景贤女中因此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松江的活动据点，被誉为“反封建的堡垒，革命者的摇篮”。

1924年1月，朱季恂、顾子杨、张暑时等作为江苏省代表参加国民党一大。朱季恂返回松江后，和侯绍裘一起宣传革命、推动国民党建党工作进一步开展。3月，国民党松江县第一区第一分部召开党员大会。4月27日，松江14个团体500余人在城内召开追悼列宁大会并追悼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侯绍裘主持大会，恽代英、沈选千、侯绍裘等相继演说。松江的国民革命运动达到新的高潮。

此外，柳亚子在苏州、吴江，顾子扬在徐州，张暑时在南京等地也开展活动，发展国民党员，组织国民党区分部和区党部，为建立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创造了条件。到1924年5月，江苏省地区建立党组织的县达10余个；有些县、市已经有了区党部组织，还准备成立县、市党部。与苏州、吴江、徐州、南京等地相比，松江不仅反革命势力相对较弱，而且有较好的组织基础，从地理位置上讲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更近，加上朱季恂、侯绍裘等人的影响力，因此经上海执行部批准，在松江景贤女中成立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就水到渠成了。

当然，由于松江僻处苏南，与全省联络不便，加上苏浙军阀开战日益逼迫，1924年7月，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机关迁至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永吉里34号，侯绍裘与柳亚子、朱季恂当选为执委常委。到1925年8月，江苏全省已有吴江、松江、铜山、金山、睢宁、宜兴、丹阳和崇明8县成立了县党部，青浦、南通和江阴3县成立了临时县党部。8月23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上海闸北景贤女中正式成立，办公地点仍设在望志路永吉里。直到1927年4月2日，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的侯绍裘率领省党部人员正式迁往南京。此时的南京黑云压城，风雨如磐，国民党右派正在酝酿着反革命政变。4月11日凌晨，侯绍裘和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市总工会等革命团体的共产党主要负责干部同时被捕，数日后惨遭杀害，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要力量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宣告结束。

顺便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年谱》称侯绍裘当时“在上海松江中学教书”，系“松江景贤女中”之误，侯绍裘当时应为景贤女中教务主任。据《侯绍裘纪念集》和《中共松江县党史大事记》，1921年夏，侯绍裘与朱季恂等接办景贤女中，自任教务主任。1924年7月，侯绍裘又创办松江中学，该校11月5日正式开学，侯任校长，景贤女中教师同时在松江中学兼课。到1925年2月，因江浙军阀混战，景贤女中被迫迁到上海，松江中学部分学生并入上海大学附中。同年夏，军阀混战暂停，景贤女中分为松、沪两部，本部在松江，分部留上海。因此，有上海景贤女中和松江景贤女中之分。《年谱》作者可能因此混淆。此外，当时松江属于江苏省管辖，并无“上海松江中学”一说。

[1]毛泽东年谱（1893-1949）[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26.

[2]吴振兴.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与上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0.

[3]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98.

[4]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侯绍裘纪念集[Z].内部资料，1987.82.

[5][8]松江县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4.

[6]侯绍裘文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284.

[7]中共松江县党史大事记（1921.7-1987.1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5.

[9]杨天石.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11.

[10]“七大”工作方针[N].人民日报，198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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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28X(2012)12-0019-03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 责任编辑：胡中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