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立

起意写这篇小文前，犹豫过是否讨论《巨流河》里的社会历史判断。最终决定不在此处用力，除了自知能力有限，和其他无需言明的原因外，就是读《巨流河》时发现原本还算熟悉的现代史突然“陌生”起来。书中对一些大事件(抗日)、大人物(蒋介石与张学良)和大的历史走向(巨流河之役与国共内战)的看法，会让读惯了教科书式历史叙述的人有些诧异。这本书能较快地引起反响(出版三个月即加印至两万册)，然后又在远比实体店码洋大得多的网上书店迅速地“缺货”，恐怕都与此有关。我的“陌生”感不全来自书中多处醒目的评断，更多的是为齐邦媛笔下的历史细部动容，特别是那些漂浮在大时代里的面影、话语和温情，让我从热情的论辩转向了安静的比对与倾听。

重述现代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台上走马灯一样变换的常常只是不同的扮相，角色和戏路几无变更。即便是近几年各方都讨好的“有血有肉”的影视作品，也不过是原来的正面英雄开始“骂娘”，早先的反派人物偶尔多了些好心肠。如《巨流河》中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那样的形象，实在难得一见。单从经历说，齐世英本人就处于原有对立叙述模式之外。他在东北老家原有田地四千余亩，可谓家道殷实;早年留学日本、德国，修习历史哲学，见识广远，思想新派;归国后怀抱泽被乡里的理想，参与郭松龄兵变，功亏一篑;后投身国民革命，潜回东北联络抗日武装，出生入死;抗战中在重庆办学编刊，维系文化命脉，培植青年的国家观念;随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又因反对党部提案被开除党籍;之后又参与台湾的民主政治运动，颇有功绩。无论这些经历的哪一段，都不大容易纳入现有的叙述框架。更何况时光荏苒，现在的读者听“革命”故事不免隔膜。作者齐邦媛在书中就提到有读者曾问:“您父亲是读书人，为什么会跑去搞革命?”①齐邦媛:《巨流河》，第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下文有关《巨流河》的引文，不再一一注出。答案或许很简单，但显然并非一句“时代使然”所能了得，因为并不是所有在大时代的人都有机会、有能力和有勇气如此这般。

书中对齐世英“温和洁净”的评价可谓平正，无论是他与妻子的相濡以沫，还是在抗战大局中为国家为民族尽心尽力，都与所谓“党国”官员的印象颇为不同。这也是以记忆方式存在的私人性质的叙述最有力量的地方:它们并不直接参与对历史结论的修正，而是专注于个人在大时代中的沉浮。当时代这种抽象的概念具体到个人、家庭、地域，甚至阶层的层面，就没有办法用盖棺定论的断言加以解释。一个时代的存活乃是立体的、全景式的，因其太复杂而难以定义，但它在时间(记忆)和空间(建筑)的维度都留有印记。刚性的历史事件之下还有许多柔性的欢乐、苦难、血泪、激情、信仰和迷茫，而人的记忆更侧重的往往是敏锐的感觉而非刚性的判断。

《巨流河》中有关盖家小兄弟对爸爸盖文华头颅的记忆就是这样一种让人心颤的历史“感觉”。齐邦媛在书中提到过一张全页照片上的头颅:“古城楼上，清晰的一排血淋淋的壮汉头颅，怒目龇牙，血淋淋的国恨家仇，全未放下……”但在书中写到亲眼见到这幅惨景的盖文华家人的反应时，齐邦媛并未详细记录盖家伯母的悲痛，而是将笔触停顿在盖家小兄弟的一个疑问上:“不知为什么我爸爸的头挂在城门楼上?”在《巨流河》里，“头颅”出现多次，对盖家小兄弟疑问的回答却只是一连串同样悲苦的记忆:“想起一九三六年冬天。在宁海路我家炉火前听他艰困地叙述他父亲被日本人酷刑烧死的悲励。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我的爸爸为什么常常不在家，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回北方，在死亡边缘所做的工作，也明白了为什么在北平和天津，妈妈带着我不断地随着他改姓王，姓徐，姓张……我也才真正地明白了盖家小兄弟爸爸的头颅为什么挂在城门上!”但这些又如何呈示给童蒙无知的孩子?在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女主人公绿蒂去世后，她的孩子曾问维特:“那些穿黑衣服的人为什么要把妈妈抬走?”而在这里，齐邦媛同样给读者了一个童稚的提问。与歌德要表达的死亡骤然降临时的人世无常不同，盖家小兄弟的简单的话语带出的是他们所尚不能理解的人类争斗，以及讲述者无以言表的家国之悲。

还有就是齐邦媛的母亲。她原名裴毓贞，后来被留学日本的新婚丈夫改名纯一。改名并非全因关爱，而是认为原名太俗气，但没有人对她婚后十年“俗气”的生活提出过任何改变的想法:她从没有离开过夫家庄院“有形和无形的门”，丈夫因为读书和工作，和她团聚的机会不过四五次;“没有朋友，没有所谓社交，每年能会两次二十里外的娘家已感天恩浩荡了。在我的记忆中，在家乡的母亲，不是垂手站在桌边伺候父母吃饭，就是在牧草中哭着”。在牧草里哭是因为幼子死亡，但不能公开宣泄，否则会被认为“不吉祥”;最后一直抑郁到了做饭时把手伸到柴灶里都浑然不觉时，婆家才同意娘家将她们母子送到远在南京的丈夫身边。当时两家的共识是:送到南京，如果丈夫不收留，就由她父亲将其接回娘家。齐邦媛说她从小就懂得忧愁，“睡觉总不安稳。夜里有时醒来，听见隔壁爸爸轻声细语地和妈妈说话。他的声音温和安稳，我就安稳入睡”。不惟这些，她督促孩子的办法竟然是:“你们若是不好好读书，你爸爸就不要我们了。”前面说过，《巨流河》中的齐世英在妻女眼里是个和善尽责的人，但谁说这个命运从来难以自主的母亲，说出这样的话仅仅是为了吓唬孩子?在有关《巨流河》的评论中，齐邦媛的妈妈并没有被算入重要人物之列，因为这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女性，似乎和大时代没有直接关系。她除了在一生中不断随夫飘零外，似乎留给读者的印象就是给流亡中的人们做出了一餐餐温热的饭菜。这是这位柔弱的女性参与大时代唯一可能的方式。既不能影响大事件的走向，也不可能出现在历史的宏大叙述中。套用《巨流河》讨论齐世英的一句话，裴毓贞何尝不是处在大时代的“哑口海”中，尽管她晚年曾将《圣经》诵读万遍，但谁知道她生命中是否出现过自己的“巨流河”!好在有齐邦媛的如椽妙笔，裴毓贞的故事读来字字温情，齐邦媛还说她一生对文学的观念和热爱，正是来自于她对母亲那些似乎不重要也不为外人察觉的故事，并“渐渐由文学的阅读扩及全人类悲悯的起点”。在书中，齐邦媛说她曾以“疼痛与文学”为题作过讲演，书中没有写她讲演的内容是什么，但她对“疼痛”的敏感和与文学的天然关联的认识，大概也是从她母亲那里开始的吧。

然后是游行中的那些学生。齐邦媛也有过游行经历。在长沙参加抗日游行时她年仅十三岁。因为抗日的感受很强烈，非要用大鼓才能表现出来。但三十几公斤的她根本就背不动大鼓，老师就让壮一点的同学背着鼓，她在旁边敲着走在队伍前面。和这里对游行爱国自强气势的描述相比，她对后来内战中学生游行的观感大为不同。她详细描述了第二次全国性学潮的情形:“同学中政治立场鲜明的，积极组织活动，口号充满强烈的对立。游行的队伍挤塞在一九三九年大轰炸后仍未修建的残破道路上，路窄得各种旗帜都飘不起来，只听见喊至嘶哑的各种口号，‘打倒……打倒!!!万岁……!!!’自此以后，隔不了多久就有游行。只是换了打倒的对象，除了经常有的‘中华民国万岁’之外，还有别的万岁，每次换换即是。”说实在话，我对齐邦媛对这些游行中的学生大加抱怨却对镇压者的行为不作评说不满，但却不能不佩服她将这里的口号对立、行为激进以及“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沦入各种仇恨运动”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思考的历史见识。

《巨流河》曾记录了内战时期一个抓丁拉夫的场景:近百名年轻男子，即所谓的“新兵”，被粗麻绳连环绑在沿着全船的栏杆上，从武汉运往上海。这些人被盛夏的大太阳暴晒，脸和嘴焦黑干裂，求水不得。有人就纵身跳入正在涨水期的长江，“滚滚浊流中，一个小小的躯体哪有生路?”余下的人却连哭泣都不被允准，“再有人哭就开枪!”对此，齐邦媛写道:“在我有生之年，忘不了他们枯干的颜面，忘不了他们眼中的渴。有时在电影看到西洋古战场上，威武战将后面举着盾牌奔跑的兵，我都流泪。”与此类似的是她在书中引述的一个国民党将领的描述与检讨:“我们(抗战初起时)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满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如果僵化地理解齐邦媛的历史观，会觉得《巨流河》中对流离失所的难民、国民政府东北接收大员的贪腐、对齐世英赴台后却不能见容于权力的描述似乎构成了书中矛盾之处，但《巨流河》并没有主动消化这些矛盾，比如用某种历史框架将其解释消融，而是裸呈在书中，授给任何一个不同意《巨流河》政治历史判断的人以反面的证据。或许，相对于鲜明的现代史结论，齐邦媛更尊重的还是自己真实的个人记忆和身体感觉。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和事”。

齐邦媛在书中曾这样质问:“半世纪以来犹太人的悲痛成书近千，而中国人在八年抗战中的悲痛几乎无人详记。”记录怎会没有?只不过大多是英雄的壮烈史和发迹史，是告别旧时代走进新时代之前的光荣和功绩。这些只需要听听每次“抗战”电影或电视剧上演时，观众面对日本刽子手的“愚蠢”和中国军民的“勇敢机智”发出的阵阵快意的大笑就可以知道。日本和德国都曾认为自己在二战中“灾难最大”，德国曾被苏俄坑杀降卒二十万，而日本投降前曾遭遇原爆，齐邦媛借此追问:难道最大的灾难“不是死了数百万的犹太人吗”?对此，她又宽容地回应说:“其实，灾难是无法比较的，对每个受苦的人，他的灾难都是最大的”。话虽如此，但面对犹太人的苦难书写几乎被看成了人类原罪，而中国人除了那些没有来由的豪情，可以引起人们悲愤和铭记的地方，只剩下一些作为铺垫的镜头。其余的，就是一些干枯的数字了。数字的确巨大，而且惊人，但没有记忆和故事的数字终归是抽象的。我写作这篇小文的地方，距一九三八年国民政府为阻击日军扒开的花园口不足百里。当年的黄河一泻千里，最终夺淮入海，取得毙敌千余人的“战绩”时，足足有八十九万国人被活活淹死饿死。这算“战绩”、“牺牲”、“代价”、“失误”，还是“两害取其轻”?除了这些“说法”和这个并没有多少人记得的数字，最终能进入我们民族共同记忆的哭号又有几声?因这次大水而流离失所的千万民众，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即便如《巨流河》里张大飞那样的“飞虎队”英雄，也只有公墓里“张大飞上尉 辽宁营口人 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殉职”寥寥几字，“一个立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男子，以血肉之身殉国，二十六岁的生命就浓缩到碑上这一行字里了。是不是这一块碑、这一行字，能成为一种灵魂的皈依?”若是没有齐邦媛，谁又能告诉如今的国人，这个从东北逃难出来孩子如何地孤苦无依，差一点倒毙街头，又如何悲痛地讲述自己的父亲被日本人浇油漆烧死;也是这个人，竟然在枪林弹雨中还抱着要做军中牧师的理想，以及克制着自己对一个少女的纯洁的爱情。张大飞幸甚，因为他有齐邦媛的温情和妙笔，同样刻写在M号墓碑的其余十九人呢，M号墓碑之外的那些人们呢?整个墓碑之外连名字也没有的人们呢?作为后人，谁“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通过张大飞的故事，《巨流河》如同一枚敏感的体温计，被齐邦媛夹带进了历史深处的暗哑部分。雅斯贝斯曾说:“悲剧就像是烧尽一个时代后冒起的火焰。”《巨流河》不是这样的悲剧，它呈示的是历史的灰烬，其中不惟有悲悯，还有苍凉、感伤和温情。“一篇读罢头飞雪”，《巨流河》可堪斯言!

再者是朱光潜。齐邦媛第一次见到的朱光潜，是一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儿’，也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但接下来的一番劝慰却是发自肺腑。朱光潜认为学校哲学系并没有好的师资，而齐邦媛也无钻研哲学的慧根，应该转入外文系，并主动提出可以当她的导师。在大学者之外，朱光潜当时的另一身份是武大的教务长。书中并未交待为什么如此垂青这样一个大一的学生，即使齐邦媛本人也想不明白，“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学生呢?”原因只是书中交待的朱光潜从国文老师处看到齐邦媛的作文吧。这种师生缘分恐怕是会让如今的很多大学生艳羡。但接下来她在朱光潜课上受教的情形更会让今天的读者心向往之:在讲解《玛格丽特的悲苦》时，朱光潜情有所动，“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齐邦媛将自己记得的这次课堂上的“意外”，归结成是尚在崇拜偶像的学生“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而感荣幸。其实远不止于此。在外敌入侵的大背景下，学生能得遇这样的名师，在课堂上又有这样至情至性的言传身教，体会到人性的柔弱和生命的尊严，说得上直抵文学教育的本质。特别是，当齐邦媛说她在朱光潜课上感悟到诗意是她“六十年来疗伤止痛最好的良药之一”时，以及读到她后半生为文学和教育的奔波、争取和成绩时，谁还会愿意逼迫每个人必须在“弦歌不辍”的课堂和须臾生死的战场之间分出高下?

我曾在本文开头提到，《巨流河》有一些会让一部分人看来有些“刺眼”的说法(三联版已经是“删节版”)，而且那些说法也不是没有展开会商的空间，甚至我妄加揣测，齐邦媛在写这本书时的期待读者就是大陆人。不过，提出些“正确”的批评似乎有些太过轻易，此时多容纳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恐怕更重要。要讲出一个时代，就必须允许出现不同的故事，以及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讲法。无论人们对《巨流河》历史观作何评价，但这些经由它呈示出的具体可感的大时代的表情、呼吸和体温，会让那些究竟是“剿匪”还是“解放”的论争黯然失色。历史叙述不能在不同的标签之间做二元选择。比如一九五○-一九七○年代阶级论中的“地主”，今天看已经大有问题，但有人转而将他们改名为维系乡村斯文的“乡绅”，似乎整个乡土中国的秩序都动摇不得，恐怕也属整体之论。在一篇《巨流河》的评论中，老作家王鼎均曾引用一句很好的格言提醒国人:“只读一本书是可怕的”。①王鼎均:《1949三棱镜》，张曼娟主编:《九十八年散文选》，台北，九歌文库，2010。或可稍稍引申一下:只听一个故事是可怕的;同样，只让人们听一个故事的时代也同样是可怕的。对于经历过大时代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眼光可能有大不同，或是革新者、或以遗民自居、或是大事件的旁观者，他们能记住的可能都只是时代的局部。用心理学中“闪光灯现象”来解释，即境遇不同的人们对同一时代“记忆的闪亮程度、清晰度和深刻度”有差异，“即使他们的闪光灯并不全然可靠，但只要叙述出来，记录下来，流通到公共信息的交流中去，就都会成为有用的历史证据”。②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第10-11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