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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球背后的人性选择与理论诉求

2012-12-06汪全先

体育学刊 2012年1期
关键词:赌球体育运动人性

汪全先

(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体育与健康教育系,广西 柳州 545004)

赌球背后的人性选择与理论诉求

汪全先8

(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体育与健康教育系,广西 柳州 545004)

从解读赌球背后的人性出发,研究赌球主体的人性选择——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物质与精神和理性与感性。探寻人性选择产生的根源——物质财富分配不公平,民众相对剥夺感普遍增强;多种文化思潮并存,文化导向偏失;过分GDP崇拜,国民幸福感偏低;制度供给不足,潜规则泛滥。研究认为通过求真可以为规避赌球行为寻找理性;通过向善可以为赌球主体确立价值;通过创美可以为体育运动发展追求和谐;通过修身可以为民众树立内省方向;通过重法可以为国民提供“实质法治”。

体育伦理学;赌球;人性选择

赌球,主要是指人们拿足球、篮球等比赛结果以及相关的事实作为输赢评判标准的一种赌博行为,本文探讨的赌球主要指足球赌博;赌球主体主要是指在赌球利益链上的相关人员,包括参与其中的教练、球员、官员、社会参赌人员等利益主体。本文从探讨赌球背后的人性选择出发,研究赌球背后的人性选择产生的根源,以哲学、伦理学视角,阐释人性,探寻赌球背后的人性弱点和现实选择,并提出人性救赎和回归的出路,试图使人们从更深层次认识赌球。

1 赌球背后的人性选择

1.1 真与假的选择

真是客观事物及其所固有的规律性,追求真就是要求人的实践合规律性;而假则是违背了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规律性,造假就是人在社会实践进行不符合事实的行为。

假球就是不真实的比赛,某些人为了自身利益,通过收买对手、收买本队、收买裁判等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参与赌球的球队必然出现假球现象,“假球”与“赌球”违背了足球运动本身的发展规律,都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是阻碍中国足球健康发展的“毒瘤”。然而在利益驱使下,一些足球圈内人士非法操纵比赛,制造假球,违法赌球,严重违背体育精神,使我国体育事业尤其是足球事业发展蒙羞。几年前,足坛就曾掀起过“打假风暴”,但由于种种原因草草收场,没能根治。此后,足坛一些丧失职业操守之人更加肆无忌惮,“假球”在绿茵场上愈加泛滥,中国足球水平逐年下滑,足球形象跌至谷底。

1.2 善与恶的取舍

“善”是对人性的维护,是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而“恶”是对人性的破坏,是对道德规范的违背。善恶的评价标准应具有人性尺度和社会尺度,只要能够维护人的生存、促进人的发展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就是道德的,也就是善的;反之,只要是不利于人的生存、阻碍人的发展和阻碍社会发展的,就是不道德的,从而也就是恶的[2]。

赌球是职业足球联赛转轨产生的,除了有其产生的自身原因和社会背景之外,还有深刻的人性根源。赌球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人性本身的双重性(善与恶)决定的,它不因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人类物质条件的改善而消除。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第一位的,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其社会活动的首要原因。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利益触动了许多人的神经,在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下,私利主义恶性膨胀,人性的弱点被激活、见利忘义、见利忘德、见利忘法,从而导致了赌球行为[3]。善恶是一切事物对于主体目的(或合目的)的效用性,对于赌球的善恶评价是依照正当或不正当即道德善恶的标准来评价的。也就是赌球主体的行为及其品德对于道德目的的效用性:符合道德目的者,便是正当,即是道德善;违背道德目的者,便是不正当,即是道德恶。赌球是人性恶的外在显现,赌球中凸显了人性的弱点,盲目扩大的金钱欲望促使一个又一个赌徒私欲膨胀,假公济私;不择手段,损人利己;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制假售假,坑蒙拐骗;精神匮乏,穷奢极欲。在职业足球联赛中,人对利益无限追求而发生行贿受贿等种种非理性的行为,最终导致了人本质向恶的转化[4]。

1.3 美与丑的取向

体育运动的美在于形体美、动作美,也在精神美与戏剧美。体育赛事更是因为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和戏剧性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但是正因为体育比赛有偶然性与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给一些赌球主体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操纵比赛,让外人看来天衣无缝。事实上,在中国足球界、篮球界、武术界普遍存在着未赛已知结果的现象,这就把体育运动推向了丑的一面,在这个过程中裁判员、运动员、官员等表演得很“精彩”,而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利益链。一场精彩的球赛,往往从观众狂热的呐喊声中开始,在欢呼的浪潮里结束。球员们精湛的技艺与巧妙的配合给观众留下深深的印象,人们在兴奋之余获得了美的享受[5]。观赏体育比赛,本是一种愉悦身心的审美活动,赌球丑化了比赛,令观者心情不舒服,知道真相后更不舒服,长此以往球迷市场也将得不到发展。当体育运动中出现“假球”、“赌球”、“黑哨”等现象时,体育运动美就大打折扣,给人们表现为丑的一面,然而这是中国诸多赛事的现实。

1.4 物质与精神的倾斜

赌球体现了部分人群在面对物质诱惑时,对物质享受过分追求,而引发以侥幸心理获得更多物质享受资源的非常态心理。富人、平民、球员、经理、裁判、体育官员参与赌球,更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富人想要更富,平民想要一夜暴富,球员、体育官员想要分得一杯羹。当代物欲、物质享受在与精神追求的博弈中占了上风,因而当代人们呼吁人性回归是必要的。当然对物质生活的适当追求是恰当的,人合理的物质需求是必须得到满足的,同时是在与时俱进的,但我们也必须注重精神生活,专注于对精神的追求,对真善美的探索,会使人的精神生活走向崇高的境界。另外,物质享受和精神追求根本不同是任何物质享受都有饱和点,超过了这一点非但不是享受反而成累赘;精神享受却不存在饱和点。但是赌球主体在赌的刺激与物质诱惑面前选择了追逐物质享受,许多人越陷越深,直至倾家荡产,负债累累。

1.5 理性与感性的选择

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性认识而上升到理性认识。而理性认识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够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提高。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轻视理性认识的重要,就会陷入狭隘的经验主义错误。

赌球主体在参与赌球的过程中,往往是在无法预知球队胜负的情况下投注,很多球迷更是以个人喜好选择某支球队的胜负,但是体育比赛存在偶然性,被操纵的比赛更是使胜负变得错综复杂,大多数赌球主体对待赌球以感性认识为主,虽然都知道赌球是违法犯罪的,并且最终大部分人是受害者,但仍存在侥幸心理去参与。熟知内幕的人都知道,赌球只有 3%的人可以赚钱,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庄家,利用赌球去赚钱就是天方夜谭。如果由于经济条件和发财翻本心切,往往越赌越穷,最后倾家荡产。但是当他们醒悟的时候往往已经为时已晚,已经给自己的家庭和事业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因此极易出现因庄家无力赔付,或庄家携款潜逃,给参与赌球的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6]。面对赌球的诱惑需要理性,及时判断回头以减少物质与精神上的损失,面对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赌球行为不能盲目跟从,任由感性认识导向,而要保持理性,根据实情,通过判断推理走出误区。

2 赌球背后人性选择的根源

2.1 物质财富分配不公平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崛起,目前GDP已经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位,空前的财富累积过程中,由于城乡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的不断分化,致使严重的物质财富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当人们在进行比较时,心理上就产生了相对剥夺感,这样的人群不仅出现在弱势群体,也出现在高收入人群,从而造成了社会整体的心理失衡。人的“经济性”、“竞争性”促使人们寻求出路,摆脱相对剥夺感,而通过赌球可能迅速获得可观的物质财富,这就为赌球行为的孕育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在迅速造富的今天,平民有危机感,富人同样也有危机感,当前的现状,造就了平民与富人均有参与赌球的现象,反映出现代社会中国普遍的价值观不稳定。尽管人们的收入整体在增加,但是民众相对剥夺感仍在持续增强。

2.2 文化导向偏失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不断受到新的冲击,有思想上的,有文化上的,也有制度上的,而更多的是在精神上的。因中国的发展机遇多,不同阶层的人群流动快,一方面提升了人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一夜暴富”等思潮在民众中间抬头。在国民逐渐富有的进程中,“实干主义”人群也普遍存在,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和新生文化交织在一起,多种文化思潮并存。西方体育的进入,很快为国人喜欢,但是赌球行为也开始在国内蔓延。赌球是一种新型的赌博方式,由于赌博的胜负是不规则的,带有极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迎合了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取较多的财富,甚至诱发人们不劳而获的投机与侥幸取胜心理。赌球可以使人们追求刺激的欲望得到满足,它给人带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刺激,这种金钱上和心理上的满足会强化赌球主体的赌博行为。在人们拥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大背景下,侥幸心、娱乐心、好奇心驱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赌球,赌球主体在好胜心驱使下赢了还想赢,输了想“翻本”,欲罢不能,赌球主体很快被这种文化心理所同化,发展到嗜赌如命的程度,这是文化导向偏失的恶果。

2.3 国民幸福感偏低

二战后,多数国家以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首要目标,我国长期以来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当前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这也造成了“GDP崇拜”在我国大小城市、广大农村的流行。GDP基础与人们物质追求的欲望给赌球提供了舒适的生存空间,富有的人希望更富有,平民则希望一夜暴富,但是赌球输赢并不是仅仅靠运气,更多的情况下大盘是被庄家操纵的,大部分赌球主体总体来讲有输无赢,长期赌球,只会越陷越深,倾家荡产。国民幸福感是指国民对社会提供的物质与精神条件满足自身需要的程度所表达出来的心理感受与主观评价,它是反映国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参考。据2011年初调查显示我国主要城市居民幸福感普遍偏低,人们对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安全感,这也造成人们急功近利的思想,赌球让“不劳而获”成为可能,赌球主体希望搏一把,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从而获得心理优越感与安全感。由于我国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物质分配不公已经造成了人们主观与心理上的不幸福,而群体的不幸福则上升为国民整体幸福感偏低。我国近几年国民幸福感明显滞后于GDP发展,幸福感在与GDP发展不对称时,就容易产生不和谐的声音。在我国赌球不合法,这就使得地下赌球,网络赌球泛滥,也造成了国内大量资金外流,无形中损失了大量财富。每一个赌球主体背后相关的都有几个家庭,参与赌球的不良后果将降低赌球主体亲戚朋友的幸福感,结果造成集体幸福感的缺失。

2.4 主体理性的缺失,人性沦落

近些年,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并且问题一环套一环。赌球之所以近些年在中国风生水起,与人们不断增长的物欲引起的主体理性缺失密切相关,许多人在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下,不惜犯罪参与赌球活动。赌博集团通常为了达到不法目的与黑恶势力紧密勾结,打击报复不与之合作者,并朝着有组织犯罪的势头发展,近年来,因赌球而引发的盗窃、抢劫、绑架勒索、拘禁、故意伤害、杀人、贪污、受贿等各种刑事案件呈现不断增加态势,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7]。赌球集团的破获,体育官员的频繁落马,球员的假球行为不断曝光,赌球个体的妻离子散,无不诠释着当代社会人性的沦落。赌球主体在赌球中难以自拔,同时也引发系列性的犯罪,为社会带来危害。

2.5 制度供给不足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状态,经济发展、文化变迁从未停止。正是因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物质财富才会如此快的累积,伴随这个过程,随之而来的是很多问题,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今天提出减少贫富差距的拉大,从追求GDP,到重视国民幸福感,许多问题的发生,还没有来得及解决,新的问题已经出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充足的制度供给尤为重要,然而我国的新制度出台的周期往往很长。199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后,体育领域的法律制度、职业联赛相关的纪律规则等明显供给滞后。以足球运动为例,中国足球的假赌黑有目共睹,但是面对明显的制度不健全,当局并没有及时有效制定相关的规则,来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谢亚龙等人相继落网,从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潜规则泛滥,权力腐败横行,在利益选择的过程中官员、经理、教练、球员等粉墨登场,上演一幕幕丑剧。而根源恰在于显规则不给力,严密、规范、具有约束力和震慑力的制度短缺,使得赌球背后的利益团体有机可乘,遏制赌球蔓延必须具有强大的制度体系作为保障。当代社会的制度供给短缺已经成为中国持续发展的短板,而体育制度建设实质上早就诟病颇多,亟待解决。制度供给不足、潜规则泛滥促使熟人社会的过度发育,使得我们的社会成了“关系社会”、“人情社会”,赌球的链条上串起了熟人之间的“情谊”,却严重腐蚀了中国的体育经济市场,祸害了亟待发展的体育事业。2009年11月王珀因参与赌球、打假球被批捕,2010年1月,南勇、杨一民被刑拘,侧面反映了我国制度的缺失,以及潜规则的泛滥。也正是制度供给不足,法治实践不力,才使地下赌球、网络赌球屡禁不止,促使人们存在过多的侥幸心理参与赌球。

3 赌球背后的的理论诉求

市场经济条件下,欲望和金钱充斥着赌球主体的大脑,人类那种趋利避害、自保自爱的本性越发变本加厉,不惜采取一切方法和手段来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赌球作为当今世界上暴利的黑金行业,它距登天入地只有一步之遥,诱使庄家铤而走险、前仆后继,赌徒消沉堕落,欲罢不能[8]。要探寻赌球中的人性出路,需要通过求真,为规避赌球行为寻找理性;通过向善,为赌球主体确立价值准则;通过创美为体育运动发展追求和谐;通过修身为民众树立内省方向;通过重法为国民提供“实质法治”。

3.1 求真:为规避赌球行为寻找理性

求真是为规避赌球行为寻找理性,体育运动发展必须遵循真的尺度,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体育运动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对真的认识、掌握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过程。体育运动中求真是指体育运动发展的客观真实性,即体育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客观条件、客观结果等。人们对体育运动发展的规律性以及体育运动发展的普遍本质、体育运动发展的客观条件等所作的准确的理性判断就属于发展认识中的真理。理性就是人类以唯物的态度对事物进行观察和研究,从而发展成科学或形成了逻辑,这种科学和逻辑就是理性。体育运动中人的理性作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认识与把握自我的能力、认识与把握自然的能力以及制定并遵守社会规范的能力。人性的最高表现是理性,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他有理性,而不是只凭感觉、情绪和本能来观察和处理问题[9]。

体育运动中的赌球行为就是抬高非理性的地位、夸大非理性的作用,把人趋利避害的本能作为原始的内在驱动力而置于人的理性之上,使人成为欲望和感情的奴隶。要规避赌球行为,实现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统一,就必须增强人的自我意识,不断消除理性极端化的“理性人”现象和走向非人的极端非理性行为,构建和谐人性,提升人的素质。首先,完善《彩票法》,大力拓展体育彩票市场,开发彩票品种,加大政府对彩票市场的监管力度,引导彩民走向健康的博彩道路。其次,对教练、裁判,球员等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培养其法律意识,提高其自我约束能力和防腐能力。最后,对社会和体育竞赛产生重大危害的行为,应依据《刑法》和《体育法》对参赌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刑法中没有规定体育类犯罪行为,应在刑法中补充有关惩治体育腐败内容,建议补充“体育虚假比赛罪”、“妨碍公平竞赛罪”或“体育竞赛贿赂罪”等罪名[10]。

3.2 向善:为赌球主体确立价值准则

向善是为赌球主体确立价值,体育运动发展必须遵循善的尺度,属于价值论的范畴。体育运动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对善的追逐、拥有不断提升和增强的过程。体育运动发展中向善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体育运动主体(运动员、教练、裁判员、足球俱乐部、体育观众等)得到满足的实际价值,即发展价值;二是体育运动开展的现实制约性,这里仅指职业体育比赛在道德上要合乎规范(没有“假赌黑”现象),即发展道德。发展价值这个范畴实际上反映的是体育运动发展的意义和目的问题。体育运动是人的运动,人是体育运动的主体,在人和体育运动的关系上,始终应把人作为体育运动的本体基础,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是对体育运动发展的人本性价值原则的实现。而所谓发展道德,是指体育运动的主体在从事相关实践的进程中,在思想和行为上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是社会道德在体育领域中的具体表现[11]。

参与职业体育联赛中的各个利益主体都在尽力关切着自身的利益,特别是随着商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更是刺激着人的求利欲望,当道德规范、管理制度或法律效力不再进行有效约束时,就有部分人置国家和他人利益于不顾,违背伦理道德和触犯法律,利用非理性手段来满足自己趋利的本性。趋利是人的本性,是人们普遍的追求,但趋利的同时也要有义,不要损害他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只有体现人为之德,遵循正义原则,才能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体育运动中对善的追逐,可以从伦理道德方面确立发展价值。首先,通过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和学校教育等手段,使全民特别是青少年分清赌球和博彩的区别。其次,通过开学习班、讲座等形式,对裁判员、教练员和球员进行思想道德、价值理念、行为准则方面的教育。再次,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对俱乐部、赞助商等利益主体进行舆论监督,使其不仅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最后,对参赌的人员进行道德教育,并依靠家庭和社会进行监督。

3.3 创美:为体育发展追求和谐

创美是为体育发展追求和谐,体育发展必须遵循美的尺度,属于审美观的范畴。体育发展的过程是对美的创造、审美情趣不断丰富和累积的过程。体育的创美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体育发展现象,它是球员或教练等主体通过创造性的身体实践活动,把人的具有真和善的品质或其它正面价值,在现实的体育比赛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出来,从而使体育成为一种能够引起人们爱慕和喜悦的感情观赏形象。体育本质上是人的身体实践活动,是人的全面实现和证明自我的一种方式和途径。体育创美过程,表现为客体状态时,是体育局、足协、足球俱乐部、裁判、体育观众等的各层面关系的和谐统一;而表现为主体状态时,则是作为运动主体的运动员所展现出的身体美、技术美、战术美、比赛过程的悬念美、比赛结果的戏剧美等。

美的尺度,作为体育运动的基本尺度,渗透于体育比赛的各个环节和阶段之中,使体育运动具有无限魅力,给人以美的享受和陶冶。坚持体育运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仅求发展理性之真、发展价值之善,更是求发展和谐之美。首先,情感美和理性美的辩证统一。体育运动发展也要提倡以人为本,强调球员的主体地位,强调比赛给观众带来的精神价值。提高体育运动的整体形象,增强国家体育队伍的凝聚力,体现出一种博大的爱国主义情怀。依照体育运动发展规律,坚决治理中国体育领域出现的“假、赌、黑”等违规违纪行为,切实加强对体育从业人员的管理教育,积极促进中国体育的健康发展。其次,健康美和观赏美的辩证统一。体育运动是人类健身活动的延续,对提高参与者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弹跳等身体素质有重要作用,能够促进身体健康。另外,在观看体育比赛时,快速多变的战术、紧张激烈的争夺、熟练默契的配合更是高潮迭起,精彩纷呈,使人们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及美的享受。再次,形式美和内容美的辩证统一。体育运动要在商业运作、学校教育、大众娱乐、强身健体等形式方面,体现出一种全面、协调、祥和、美好的态势。体育运动不仅要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下,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比赛,还要追求一种自由的美,一种显示人类伟大力量的美。

3.4 修身:为民众树立内省方向

“修身”是指个人对自己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进行主动、自觉的锻炼和修正,按照社会道德标准的要求,不断地消除、克制自己内心的各种非道德的欲望,努力将自己的品德修养提高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其实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着人性的弱点,如贪婪、自私、妒嫉等。赌球人群正是在面对诱惑时,不能克服人性弱点,而越陷越深。赌球的危害当前已为政府与社会广泛认可,近几年政府积极推进司法介入,正在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健康的体育发展环境。“地下赌球不仅仅为赌博行为本身带来的危害,还会诱发各种刑事犯罪的发生。比如盗窃、抢劫、贪污、挪用公款等等。在赌球活动中,绝大多数的赌球者处于亏损状态。一些嗜赌如命的赌徒为了能够维持长久的赌博活动,在倾家荡产之后就出去盗窃、抢劫,参赌者抢劫庄家的案件也时有发生”[12]。社会上也有很多人因为赌球而身负重债,妻离子散。缘何赌球如此让人着迷,让人步入非理性的生活方式,这是因为它宣扬“不劳而获”的观念,严重地腐蚀着参予赌球主体的心灵,让许多人沉溺于赌球,难以自拔,更为可怕的是大量的青少年也参与赌球,其毒害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呼吁人性回归,通过修身唤回扭曲的价值观、致富观、生活观。

修身养性不仅是人生成长过程的需要,也是一个人的人格修炼的需要;是求学、做人、为事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点。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机遇与挑战同在,民众个体要修身养性,不断健全自我,这样对家庭、社会、朋友、事业都有帮助。当代社会物欲横流,大量人群的价值观扭曲,投机侥幸心理普遍存在,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也在淡化,面对赌球所带来的经济与心理诱惑,我们需要通过“反省内求”的方法,使个人的行为利于社会、利于家庭。正所谓修身齐家平天下,只有国民个体通过内省修身,克服物欲诱惑,才能摆脱“不劳而获”的思想与扭曲的价值观,进而通过勤劳致富,促进社会和谐平稳发展。同时也要求社会能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和谐的外在环境,人们通过内省修身远离各种非道德的欲望,努力将自身的品德修养提高到较高的境界,最终远离赌球,让赌球行为失去生存的土壤。

3.5 重法:为国民提供“实质法治”

我国法律制度正在逐渐完善,但针对赌球行为的处理仍显得制度供给不足,“形式法治”还需健全,更为遗憾的是,在我国“熟人社会”的大背景下,“实质法治”尤显不足。“形式法治”是以追求法的安定和"法律统治"为目标的法治,它是法律实证主义思想反映的“法的统治”的法治,它最大限度地信奉法律的权威和作用,而不是以君王权威、道德教化或神的旨意为政治统治为圭臬。形式法治强调“依法而治”,对法治的工具性使用非常重视,认为法治就是指法律的普通性、稳定性和逻辑一致性等形式要件,对于法律的精神价值并不关心,甚至排斥道德和伦理等考虑;实质法治强调的是“法的统治”,把法治作为一种价值,其所反对的是“人治”[13]。

随着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实施,体育领域逐渐进入形式法治建设阶段,但在解决体育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时,我国的体育相关法律制度仍显薄弱,针对这种现状我国逐渐出台了补充性的法律制度与准则,但是往往处于被动与滞后状态,如中国足协2009年3月21日公布了《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理办法》,2010年2月21日,对其进行修改,原因在于在处理成都谢菲联俱乐部、广州医药俱乐部和青岛海利丰俱乐部等3家涉嫌踢假球的行为进行处罚时遇到困难。同样是涉假球队,但是现行的《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试行)》中,根本就没有特别适合处罚广药和成都谢菲联两支队伍的条款[14]。所以对这 3支球队的处罚差异很大:青岛海利丰俱乐部被罚款 20万元并取消注册资格,广州医药俱乐部、成都谢菲联俱乐部则受到降级的处罚,这也是因为《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理办法》不健全而不能给予合适的处罚,也反映了我国体育法制建设滞后,主动进行制度建设能动性不足。当代熟人社会当道,法治下隐藏着“人治”,要实现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加快“形式法治”建设,同时努力为民众提供“实质法治”。

赌球已经给中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蒙上了阴影,政府与社会尝试通过市场化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当下的国家体制与现实国情,显得苍白无力。诉诸法治,面对人治;诉诸理性,面对感性;诉诸人性真善美,面对假丑恶。但是笔者通过分析、梳理赌球背后的人性选择及人性选择产生的根源,直面人性的弱点,希图从哲学、伦理学与社会学的视角寻找出路,期盼从人的内省修身与外部约束两方面化育人性,通过求真、向善、创美、修身和重法来淡化人性弱点。纵观历史,市场化与法制健全践行是经济领域的不二法则,赌球问题可以用经济领域的实践积累来解决部分问题,而对于赌球背后的人性选择问题则需要多领域的经验与实践来分析解决。我国目前要解决赌球问题首要的是市场化问题以及熟人社会问题,其次是制度供给与践行问题,解决好这两方面问题,赌球背后的人性选择问题将自然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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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肖良志. 最重罚单?压倒性意见:太轻![N]. 体坛周报,2010-02-22.

Human choices and rational needs behind ballgame gambling

WANG Quan-xia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Liuzhou Teachers College,Liuzhou 545004,China)

Starting with interpreting humanity behind ballgame gambling, the author studied the human choices of the subject of ballgame gambling–truth and falseness, goodness and evil, beauty and ugliness, material and spirit, as well as rationality and perception, probed into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occurrence of human choices–unfair material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the universal increase of the public’s 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cultural ideologies, the missing of cultural guidance, overly GDP worshipping, the low sense of happiness of nationals, insufficient system supplies, and the flooding of unseen rules. Via his study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pursuing truth can seek for rationality for preventing ballgame gambling behaviors; promoting goodness can establish values for the subject of ballgame gambling; creating beauties can pursuing harmony for sports development; individual accomplishment can set the orientation of introspection for the public; law enforcement can provide nationals with “the essential rule of law”.

sport ethics;ballgame gambling;human choice

G803

A

1006-7116(2012)01-0054-06

2011-07-04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510SS10064);广西教育厅科研立项项目(201106LX688)。

汪全先(1979-),男,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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