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健

在外奔波20多年，始终不敢忘怀故土肥东的哺育之恩，人到中年却因为研究散文诗走进了故乡的文坛。最近从全国各地文友口中得知安徽肥东、肥西都活跃着一批散文诗作家，这其中先是认识了赵宏兴（红杏），接着认识了张道发，他们两人的散文诗作享有“实力派”的美誉，应不过分。今年夏天认识了许泽夫先生，人高马大，干练成熟的县府公务员，与我一样放牛娃出身，他如今已是县城有点小权，可以喝点小酒，坐部小车的人物了。可是他自命为一介书生，视文学如红尘知己，职场疲惫之余，回家以文字耕耘一方净土，坐拥书城，物我两忘，乐此不疲，写作出书之余，在肥东县城的医院里办报纸，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办小报，在县城办《分水岭文学》，策划大型文学征文大赛。最近，许泽夫散文诗集《牧人吟》脱颖而出，作者说：“我决意要写一部关于牛的书，并且用我熟悉的散文诗。散文诗就像四月随地生长的不拘小节的绿草，喂养着勤勤恳恳的牛。”

我要写它们，其实它们内心有阴云也有阳光，有喜怒也有哀乐。它们不会表述，更不会宣泄，我就做他们的代言人吧，写一部很厚很沉的关于牛的散文诗集。

在这里，作者认为一首一首的散文诗犹如江淮丘陵上四月间的青青绿草，不择地而生长，无拘无束而生命澎湃，用散文诗这种带有“元诗”性质的文体来表现野性的牛善良的牛，则文与牛相得无间，诗与人相得无间。

散文诗自波德莱尔创始，流播演化于世界文坛，用学术语言来说，它产生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文类变体”。五四时代的散文诗与当代中国散文诗已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同时当代中国散文诗也因为中国版图之大，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城乡文化、新旧文化、男女文化、阶级文化等的参差错落而产生了不同的语言风格、不同的审美诉求。我在《中外散文诗对比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现代中国散文诗的“七种现代性诉求”，其中就有一种叫做“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诉求”，以怀乡怀古的姿态审视、控诉现代物质文明，从而对气焰嚣张的现代物质文明发生有效的校正、平衡作用，这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诉求”，使得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因为情感的直觉警示而更加理性地迈步向前，许泽夫的含泪之吟为什么能够得到都市里的读者的情感认同，原因就在这里。

正如许泽夫所说的，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我们不能忘本。第一是不能忘却“农民”这两个字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包括乡土文化之本；第二是不能忘记“牧牛”这两个字所承载的人类情感（原真情感）之本。许泽夫以丘陵大地上一牧童的“根情”（白居易语）作为他散文诗集《牧人吟》的语言依据和形式依据，长出了“苗言、华声、实义”，整本书分则各自独立，合则成为丘陵大地上的一个特殊时代的备忘录，一首长诗，一部长篇小说。即使从散文诗的艺术技巧上来看，这部散文诗集也具有可堪点评的特立独卓之处，如刚柔并济的抒情格调、诗语节奏的讲究、意象语象的自然凝炼、地域方言的巧妙入用、比拟手法的逼真贴切等。当然，散文诗是一种缘情体物的文体，要言之有物，有具体的场景、故事和情节，一旦离开场景说话，以散文诗来解释“关于牛的成语”，则很难奏效。

这篇小文，不成评论，感谢《牧人吟》给我带来的不一样的阅读深度和写作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