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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制对经济制裁有效性的影响

2012-11-23蒋姗珊

理论观察 2012年5期
关键词:经济制裁有效性

蒋姗珊

[摘 要]国际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由来已久,有学者提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对经济制裁的大规模使用出现在二十世纪以后。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制裁的手段和方式也在发展变化。在总结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厘清国际经济制裁的基本概念,应用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机制的观点和看法,结合国际关系中的具体案例,考察国际机制对国际经济制裁实施效果的影响,探讨影响和制约制裁的因素。

[关键词]经济制裁;国际机制;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D8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5 — 0040 — 03

一、国内外学者关于国际经济制裁的研究

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开始被大规模使用。在随之而来的冷战中,两大集团政治上相互斗争,军事上既相互竞争又由于核武器的存在相互忌惮,经济制裁作为一种和战争相比成本较低,和外交相比威慑力较高的政策工具更是被频繁使用。相当多的学术研究成果随之涌现。最初的主要是针对个别案例的研究,之后开始出现综合性著述。

目前国外对国际经济制裁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制裁的效果评价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学者哈夫鲍尔、斯科特和埃利奥特三位学者出版的《经济制裁的再思考:历史与当前政策》收集了1914-2006年间的共204起经济制裁案例并进行了归类和分析,探讨了制裁效果的评价标准。围绕经济制裁的效果也出现 了一系列争论,如帕普在《经济制裁为什么不起作用》一文中重新考察了哈夫鲍尔等三位学者建立的关于国际经济制裁的样本库并对经济制裁理论的逻辑提出了质疑。

此外,学术界还从法律角度对国际经济制裁的合法性以及经济角度对制裁的收益问题进行了探讨。随着经济制裁广泛使用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开始,其道义问题引发了学术界关注。为了实现更为人道和更富成效的制裁,学者们针对传统的全面制裁,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制裁(聪明制裁)以及二级制裁。

中国国内学术界对国际经济制裁研究起步较晚,著述也较少。代表著作有阮建平的《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书中分析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动机、目标、方式和发展趋势,结合典型案例对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基本规律进行了总结并探讨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应对经济制裁。此外,国内学者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万书的《试论经济制裁》,杨祥银的《迈向更为人道和富有成效的制裁——“聪明制裁”初探》等。还有相关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如世界经济研究所邵亚楼的博士论文《国际经济制裁:历史演进与理论探析》等。

二、国际经济制裁的基本概念

1.内涵

目前学术界关于国际经济制裁内涵的纠纷集中于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制裁一般指一个或多个民族国家为了对外政策的目的,对一个或多个民族国家采取的强制性经济措施。首先,这一定义把民族国家作为制裁发起国和目标国的主体,把由私人和非政府发起的经济制裁排除在外。其次,这一定义把经济制裁当作国际外交的政策工具的组成部分,排斥了为了经济贸易的目的而使用的经济制裁。但有些学者认为经济制裁的概念应该扩展,如大卫?鲍德温认为国际经济制裁是一种治国方略的经济策略,应从其所使用的方式的角度而不是从目标角度进行定义。 本文倾向于狭义的定义,即把民族国家作为经济制裁实施方和目标对象的行为主体;经济制裁是国家运用经济的手段维护和发展本国的政治安全和利益。

2.目标

早期的经济制裁往往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制裁的目标越来越多样化,人权、打击恐怖主义等都常常成为制裁原因。总的来说,经济制裁在解决国际冲突中的目标有如下四点:第一,胁迫。即促使目标国意识到如果执行现行政策失大于得,从而改变现行对外政策。第二,惩罚。制裁国把损失强加给目标国,迫使该政府为其政策行为承担负面后果,并增加其在未来再次实施该政策的决策压力。第三,发信号。通过经济制裁,制裁国得以向尽可能多的公众象征性地传达发对目标国的某项政策的信号并预示所有类似的政策都将受到同样的经济制裁。第四,威慑或防御。通过威胁强制性经济制裁的可能性,制裁国向制裁目标展示其实施一定行动所付出的可能代价,从而使该政府改变政策。

3.方式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政治手段,经济制裁的方式不胜枚举。现在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制裁手段主要集中于贸易和金融领域。经济制裁的贸易手段主要是对目标国的进出口进行限制。包括对目标国的进口和(或)出口实行有限的或是全面的禁运;对目标国实行歧视性关税政策等。金融手段包括冻结、没收或征用属于目标国的银行资产;控制或禁止与目标国的国际支付或其他资金流动等。

三、国际机制对经济制裁有效性的影响

尽管自由制度主义者也承认国际政治结构的“无政府状态”,承认追求绝对收益的理性的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活动的主体,承认权力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但他们认为国际机制是国际关系中相对独立的变量,国际合作是国家利益权衡之后的选择;一个合理高效的国际机制可以有效解决国际交往中存在的信息不畅和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而当一个机制建立并有效地运行起来之后,其良好的运行会使参与其中的行为体产生正面预期,进一步巩固机制的存在。奥兰?扬在分析以利益为思考特征的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时指出,自由制度主义学者认为机制形成是一个谈判的过程,并且预期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存在能够达成契约的区域,并且达成协议所可能获得的收益超过了与谈判进程相关的交易成本,机制就会形成。

通常来说,参与经济制裁的国家数量越多,对目标国的造成的压力和影响就越大。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被制裁国获得经济资源的替代来源不断拓展,国际合作的程度对国际经济制裁的影响更加凸显。发起多变制裁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利用经济援助威逼利诱,迫使其盟友共同对目标国实行经济制裁。另一种方式就是利用在多边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和最大投票权,通过对目标国的经济制裁决议,或阻止对目标国的贷款和其他技术援助。 与前一种方式相比,国际机制构成了国家行动的外部环境力量,使得国家的行动处于国际制度结构与框架的约束下。多边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能够畅通信息交流的渠道,制定规范,消除疑虑,从而促进成员国在国际经济制裁上的合作。

1.设置议题联系

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家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同国家间存在着利益差别。 这种利益分歧会导致国家间冲突。新自由主义承认国家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间存在着冲突,但认为各自调整政策之后,可以克服利益冲突,找到利益汇合点,实现共同利益。在多边国际经济制裁中,不同国家的目标和利益并不总是统一的,当实施制裁的国家之间共同利益减少时,国际机制的存在可以提供一个平台,促使成员国把经济制裁问题和其他政治或经济问题联系起来。主导制裁的国家通常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换取组织内其他成员在制裁问题上的支持与一致;而其他在制裁问题上没有关键利益的国家和对制裁有所保留的国家则会借机与主导制裁国进行谈判,以对制裁的支持为筹码实现在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其他问题上的利益。

莉萨·马丁在研究马岛冲突期间的国际制裁时发现,随着英国和阿根廷之间冲突的升级,尤其是双方发生实际的军事冲突之后,欧共体内的西方国家考虑到制裁成本和国内的政治压力,继续参与制裁的愿望下降,而英国急于延长多边制裁的期限。于是,作为欧共体成员的爱尔兰、比利时、法国等国家借此机会把已经存在的矛盾即英国的预算问题和农产品价格问题与制裁问题相挂钩。“虽然英国政府坚持预算与制裁是互不相关的两个问题,但欧共体的其他九个国家则坚持英国先就预算问题做出让步,然后再延长制裁的期限” 。经过反复谈判和讨价还价,最后欧共体各国达成了协议,英国同意提高农产品价格并在预算问题上接受了欧共体其他国家提出的方案,从而成功延长了多变制裁的期限。

通过这一案例可以看出,国际组织或机制有助于创建和维持经济制裁和其他议题之间可信的联系,为成员国提供一个谈判和讨价还价的平台,从而达成协议,使多边经济制裁能够维持下去。主导制裁国通过在其他相关问题上的让步获得机制内其他国家对国际经济制裁的支持,使制裁变得更加可靠,从而有助于提高制裁的有效性。此外,通过建立这种议题间的联系,还有助于解决机制内部一些长期存在的争端,化解机制困境,有利于机制的运行和维持。

2.促进沟通和了解,降低交易成本

多边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可以增进成员国之间的互动,理解他国的动机和行为。协调平衡千差万别的利益,减少分歧,从善意的角度理解他国的意图和行为,至少不要因为误判而引发不必要的争端。国际经济制裁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制裁目标的扩展,改善人权、阻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都常常成为制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对制裁意图的沟通和理解显得尤为重要。

例如1981-1982年美国针对苏联天然气管道问题实施的经济制裁就充分反映了美国与西欧、日本由于利益差别、缺乏沟通理解造成的制裁失败。首先,就东西方贸易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率而言,西欧各国远远超过美国。在它们与苏联的贸易中,能源及其相关产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次,对于苏联天然气管道建设是否会危及西方安全,西欧国家和美国的看法也存在分歧。在西欧国家看来,管道建设有助于缓解西欧对欧佩克石油能源的依赖;还能通过参与前苏联大规模的天然气开发增加相关设备的出口和就业,刺激国内经济增长。由于对对方的意图和考虑缺乏了解,无法在安全威胁和商业利益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双方的利益分歧无法调和,美国的措施既没能有效阻止西欧和日本的参与,最终也没有阻止前苏联天然气管道的建设。

3.增加可信性

有效的奖励和惩罚机制不仅是机制威信和执行力的体现,更有助于提高对其成员的威慑力。无论奖励或是惩罚,在他国眼中,实施方的可信性都是十分关键的。在决策时,一国会考虑若自己不遵从,威胁中的惩罚是否真的会出现;相反,若是自己让步,许诺的好处是否真的能获得。莉萨?马丁认为:考虑到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结构,可信性问题在国际政治中比在国内政治中更加重要。 而多边国际组织或机制可以缓解国际经济制裁中由可信性问题造成的困境。行为学家塞缪尔?巴拉克拉和爱德华?劳勒认为“组织越是正式,其威胁的可信性越高”。

在马岛冲突的案例中,由英国发起的多边经济制裁将使某些参与制裁国造成较大的损失。在1980年,欧共体与阿根廷的贸易总额达到四十亿美元,出超四亿六千万美元,参与制裁意味着失去阿根廷这一市场;尤其是意大利和爱尔兰,禁止从阿根廷进口皮革对他们的制鞋业将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尤其在冲突升级为军事冲突之后,对许多国家来说,参与制裁对本国经济有害无益,但他们仍选择参与多边制裁。如果没有欧共体这一国际机制的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虽然爱尔兰等国家并没有遭到迫使其参与制裁的强制力量,但欧共体这一机制本身使国家在决策过程中有所顾忌和畏惧,担心单边退出机制成员共同参加的制裁会将自己置于孤立的境地,使自己在机制内的利益受损,在其他政治和经济问题上被另眼相待,蒙受损失。例如对欧共体内部的成员来说,单边退出对阿根廷的制裁很可能在农业补贴和进入英国市场的优惠税率问题上受到打击。一位西德官员在当时曾评价道“我们现在所做的将无法为我们自己国家带来任何收益,完全是为了欧共体组织。”

相反,如果没有国际组织或机制的正式支持,即使多边制裁被成功发起,临时形成的制裁联盟也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瓦解。例如1979年的对苏粮食禁运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起初,阿根廷、澳大利亚和西欧都承诺参与制裁,但后来又纷纷毁约,因为它们都认为其他国家也会毁约。 经济制裁的实施形成的市场空缺为第三方提供了机遇,这诱使盟友背叛制裁联盟,逃避合作。参与制裁的国家数目越多,这种背叛的动机就会越强烈。

4. 改变国家的行为预期

按照建构主义对国际机制的看法,与权力、利益等物质力量相比,知识、观念、价值观以及规范等这些主观因素对国际机制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更根本性的影响。而国际机制在运作的过程中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成员国的观念认知以及决策逻辑,这将逐渐改变国家的行为预期,从而在根本上影响国家的行为逻辑和方式。 “在政策决策时,保持(欧共体)团结这一愿望本身成为使爱尔兰选择与欧共体保持一致的一个因素”。

当前,国际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比军事打击成本更小,比外交手段更为强有力的政策工具在国际关系中被日益频繁地使用。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要想提高经济制裁的效率,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它可以对目标国形成更大的压力和影响,限制目标国寻求替代资源的能力。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机制能够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使相关问题规范化,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多边制裁的形成和维持。此外,由于破坏机制将面对机制内其他国家的反对,并使自己的国际信誉受损,影响自己的长远利益,所以机制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可信性的保证,减少背叛行为的发生。因此,未来的国际经济制裁应注重考虑利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提高制裁效率。

〔参 考 文 献〕

〔1〕Lisa L. Martin, Credibility, Costs, and Institutions: Cooperation on Economic Sanc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3(Apr., 1993), p.416.

〔2〕Samuel B. Bacharach and Edward J. Lawler, Power and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s (San Francisco: Josey-Bass,1980), p.197.

〔3〕Reuters North European Service, April 5, 1982. 转引自Lisa L. Martin, Institutions and Cooperation: Sanctions during the Falkland Islands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4 (Spring, 1992), p. 155.

〔4〕John Wyles, Community May Owe Debt to Argentina, Financial Times, April 27, 1982, p.2.

〔5〕邵亚楼.国际经济制裁:历史演进与理论探析〔D〕.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论文.

〔6〕Dennis Kennedy, 欧共体 Solidarity a Factor in Determining Irelands Stance, Irish Times, May 3, 1982, p.8. 转引自Lisa L. Martin, Institutions and Cooperation: Sanctions during the Falkland Islands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4 (Spring, 1992), p.162.

注释:

1.David A. Baldwin, Evaluating Economic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2(Fall 1998), p.191.

2.张曙光:《经济制裁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10页。

3.奥兰?扬:《世界事务中的治理》,陈玉刚、薄燕译,上海:上海世纪集团出版社,2007年,第183页。

4.阮建平:《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8-89页。

5.Lisa L. Martin, Institutions and Cooperation: Sanctions during the Falkland Islands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4 (Spring, 1992), p.169.

6.阮建平:《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5-126页。

〔责任编辑:冯延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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