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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中国“青记”学会的片段回忆

2012-10-29朱庆洽

世纪 2012年6期
关键词:范长江猫儿总会

朱庆洽

(作者为上海《解放日报》老报人)

每年的11月8日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记者节。据我所知,七十多年前的这个日子范长江、恽逸群等同志发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用以团结广大进步新闻工作者参加抗日救国。每逢记者节各地都会举办联欢晚会的。在那节日欢乐声中,触景生情,我不由会缅怀抗战期间寄住在重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宿舍里的那些往事。

“陪都”的一块热土

我是1940年初从孤岛上海搭乘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经广州湾(今广东省湛江市)、柳州、贵阳等地转往重庆的,抵重庆后由上海新闻专修班同学莫艾同志安排,以上海《大英夜报》特约记者名义寄住进了“青记”宿舍。当时我还不是“青记”会员,不久经莫艾和傅于琛(当时的“青记”总干事)两位介绍,办理了入会手续,才正式成为“青记”会员的。

重庆“青记”总会位于重庆市观云岩山坡下张家花园(路名),门牌号已记不起,只记得它邻居是重庆中华职教社,两家共用一个防空洞。“青记”总会是一个大门进去有两幢楼房的一所院落,进去左边一幢楼是学会的办公楼,傅于琛同志家也住在里边,这幢楼主要安排“青记”办公室、会议室、资料室等外,还配有厨房食堂等设施,学会工作人员和寄住宿舍的人一起在此吃饭。右边一幢楼主要是学会工作人员和寄住者的住所。在1940年秋季后,因日寇对重庆实行轮番大轰炸,市内无法工作和居住,“青记”总会临时搬到郊外化龙桥对岸猫儿石,与国际新闻社(也是范长江同志领导的)合租住房一起工作和生活。

我寄住在“青记”宿舍近三个季度,在这段日子里,各方面获益匪浅。当时我年近20岁,是这个群体中最年轻的毛头小伙子,同宿舍的人年龄都比我大,政治锻炼和生活经历也都比我丰富,这些老大哥的关心和引导,使我在这大半年时间里迅速成长。

重庆“青记”总会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内部民主进步空气十分浓厚。像范长江、陆诒等同志经常来总会,或开会,或和大家见面聊天。有时他们去外地或前线采访归来,也会想方设法抽空到总会给我们做辅导报告,介绍敌我斗争形势和前线抗敌情况。相互接触中,他们一点没大记者名记者的架势,我们完全是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情同手足,亲如兄弟。

有时也有来总会的朋友转告我们一些采访活动消息,鼓励我们一起去参加采访。记得有一次重庆市部分新闻单位发起采访冯玉祥将军,由于冯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这次机会难得,我就随同莫艾、《大公报》彭子冈、《新民报》浦熙修等大哥大姐同去采访,确实收获不薄,不仅目睹了冯将军的朴素本色,也聆听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他对蒋介石的评论,增加了我对国民党及蒋介石消极抗战的真面目的认识。又有一次重庆新闻界集体采访北碚天府煤矿,还下矿井,到地下矿区参观实际操作流程,给我们增长了不少实际生产知识和了解煤矿工人的艰苦生活景况。

另外,总会经常有外地会员来重庆联系工作,或寄住宿舍,他们也就经常给我们介绍战地情况和时局的发展趋向。至今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就有两次,一次是河南《大众报》主编“老百姓”同志(本名徐师梁,和我一样是江苏太仓人,“老百姓”是笔名,也是他当时对外的化名)来重庆也寄住在我们总会宿舍,他带着家乡口音向大家作在敌后根据地创办《大众报》的战斗情况报告。《大众报》只是张四开油印报,发行却达一千多份,是根据地党的领导和群众最爱读的一张报纸。还说有时油印机坏了,为了不影响出版,报社同志包括他自己就用手臂代胶棍印报,及时出版发行。他说在敌后根据地办报,处境艰难,生活困苦,工作紧张,但同志们斗志昂扬。我们听后无不感动。后来得知,徐师梁同志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捕失踪,而他的音容笑貌,犹存我的脑海之中。

范长江

最令人感动的一次,“青记”总会临时搬到猫儿石工作地的那个当天,国际新闻社桂林总社的高咏同志等来重庆,他们是经重庆将去太行山根据地参加抗战的。他们一到,引发的气氛就达到了沸腾的顶点。不论是原来相识的,还是初会的,大家都把他们尊为典范,学习的榜样。他们临离重庆前夕,大家为他们举办了送行晚会,虽然只是开水一杯,花生几颗,但与会的人情意热烈,会场气氛高昂,发言不断,歌声时起。当有位东北来的同志激动起立发言,他讲着讲着,突然悲伤地唱起了《松花江上》,低沉的歌声,“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使会上同志们心情不无为之沉重激愤。这时有同志为了转变气氛,就唱起了《保卫黄河》:“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歌声又把大家带回到激昂的气氛中来。又有同志喊唱《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杀!”晚会最后在高咏同志领唱了《在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欢送会在激昂的歌声中结束。夜已深沉,人还振奋,大家都难以入梦。第二天,我们在睡眼迷朦中依依惜别,据后来转来消息,高咏同志在抵太行山根据地不久,就在1942年5月的反扫荡战斗中不幸牺牲。那晚的余音尚在,他那慷慨激昂的英雄形象始终在我脑海里难以消失。

培育记者的摇篮

“青记”的宗旨是团结广大青年新闻工作者共同参加抗敌救国斗争,是一个不分政治信仰,不论政治背景的群体,欢迎各方人士参加。国民党也会利用这个空子,让“青记”总会和宿舍涌起一些波浪。记得大概在1940年夏秋之间,国民党安排了一个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的毕业生(姓名已忘)来总会,要求寄住宿舍。总会同志明其不怀好意,又不能拒绝。此人来后,果然不出所料,不是打听总会活动情况,就是在宿舍内搞拉拢挑拨,妄想把总会一池清水搅浑。我们自然不会为其所动,更不会被利用,大家采取敬鬼神而避之的办法对付他,此人在不受欢迎的情势下,也就趁重庆大轰炸和总会搬猫儿石之际,灰溜溜地撤走了。

“青记”总会是一个培养新闻人才的基地。尤以我个人体会最深。当年除范长江、陆诒同志常来总会外,我记得的还有于毅夫、于友、任重等不少同志也来总会指导。而在总会宿舍居住的还有莫艾、杨西光、李凤展等已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同志。他们在总会除开会约谈工作和交流情况外,还特别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他们都比我年长,社会经历也都比我丰富,经常从思想、工作和生活各方面给予我引导和关怀。其中莫艾同志既是我上海新闻专修班的同学,又是我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第一个引路人。可惜我到重庆后不久,他去了延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是范长江同志引领着我继续走上新闻工作道路。

我和长江同志是在“青记”总会宿舍寄住期间,经莫艾同志引荐相识的。他看到我是群体中最年轻幼稚的一个,益加关怀,谈话中鼓励我加紧锻炼。他要我参加总会的资料剪贴工作,借以整理资料学习写作,并嘱我把写好的稿件送到西路口国际新闻社,由国新社同志帮助修改后作为通讯资料发给各地报刊选用。记得我曾根据东南亚报纸(如《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的报道,编写了一篇有关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敌的通讯,以“金叶”笔名由国新社印发各地。很侥幸此稿为当时重庆《新华日报》所选用,刊载在该报国际新闻版上。由此我还认识了徐迈进同志(当时《新华日报》的编辑)。范长江同志知道这件事后很为我高兴,并加鼓励,嘱我继续好好干。其实我的原稿只着重动态报道,《新华日报》刊用时,在最后加了一段展望的内容,使稿子首尾相应,这篇通讯就比较完整了。从这里,也使我明白了写好通讯的要求和方法。

范长江同志在生活上对我也是很关怀的。最让我难忘的是,在重庆“青记”总会搬到猫儿石后不久,我突然患副伤寒病,病了一个多月,不见好转,白天不能入睡,晚上躺在被子里尽出汗也睡不着,虚汗不断。同宿舍的人束手无策,恰巧长江同志来猫儿石,看到我的病况,他就想方设法找到了一位医生朋友(后来知道是一位国民党要人的私人医生),专程从市区来猫儿石为我治疗。这位医生不但义务出诊,还免费打针送药,使我的病逐渐治愈。范长江同志对后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令我终生难忘!

成为新闻战线一名新兵

由于总会和国新社搬猫儿石后,每天出访要从郊外徒步走到市区,开展工作比较困难,加上我病后体力更差,难以奔波。正巧国新社桂林总社高咏同志等去太行山后,桂林那边人手不够,尤以行政工作无人处理,需要加强力量。长江同志决定让我去桂林总社工作。他怕我不愿离开重庆,谈话中就循循善诱的给我讲,“哪里工作都一样,只要工作需要”。又说,我们圈子里搞文字工作的人很多,就缺少搞业务管理人才,你原来学过商科,懂得经营财务等知识,今后革命胜利了,报纸要大发展,更需要这方面人才,现在必须培养一批我们自己的人来适应将来工作的需要。我当时没有思想准备,有点畏难情绪,但觉得长江同志说的也很有道理,最后也就接受了长江同志调我去桂林的决定。

于是我从猫儿石重回市区,寄住在沈衡老(即沈钧儒老前辈)住所,候车去桂林。可有一天长江同志又找我讲,原去桂林的决定改变了,要我留重庆。原来是萨空了同志刚从新疆脱险归来,准备去《新蜀报》担任总经理,他需要助手。于是经他们商量后,决定让我随萨空了参加《新蜀报》工作。长江同志还对我说,萨公对报业管理很有一套,要我好好向萨公学习,以为日后发展创造条件。

老大哥的安排,我当然惟命是从。1940年的九、十月份,我就又从国际新闻社调去《新蜀报》工作,也从此开始,我从见习记者转变为学习经营管理业务的见习生。

在《新蜀报》工作近一年后,重庆白色恐怖加剧,范长江、萨空了先后潜离重庆去香港。范长江抵港后支持《华商报》,萨空了抵港后筹办《光明报》(民盟机关报)。又经他们商量,把我调到了香港参加《光明报》工作。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又经组织从澳门穿越日寇两道封锁线,经肇庆、梧州等地到桂林,再与范长江、萨空了相会。经两位老大哥安排,让我留在桂林准备参与萨空了主办的《力报》工作。我和长江同志从此分手多年,直至1949年5 月上海解放,我们才在上海相见,并由他安排参加了上海《解放日报》工作。长江同志去京工作后,我们未再会面,直至十年动乱,他被迫害含冤去世。当噩耗传来,我悲不能止,痛失故人,痛失一位引我、带我、扶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前辈。

附记:《世纪》2012年1月号内拙作《1941年在香港〈光明报〉的工作》(第17页33行)“黎溯”两字应系“黎澍”,应予更正,特此告知,并向广大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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