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化媒介与“农二代”的现实境况和理想关系

2012-10-25贾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3期

贾毅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即“农:代”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有着与父辈不同的成长经历、人生理想和现实需求,但他们发现现实与梦想相差很远,于是心理失衡、行为无序。而调查发现电视、网络这些影像化媒介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些媒介不仅是“农二代”重要的娱乐工具,还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心理状态、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甚至可以说与他们的”健康”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农二代;影像化媒介;电视媒体;网络媒体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3-0105-06

前言

“农民工”是所有中国人甚至世界人都熟悉的群体。2009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人物”,该杂志认为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近年来这一群体却因为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而成为人们关注和思考的焦点。令人震惊的富士康13连跳,广东增城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人的大规模冲突……。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不是偶然发生的独立事件,而是目前整个中国当代打工者的心理写照与外在行为的缩影。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学领域,如“子女上学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讨薪问题”等。却不曾注意到,除了工厂里的机器,农民工接触最多的便是大众媒介,农民工的很多问题都与媒介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却很少有专家进行深入研究。如今媒介消费占了我们生活的相当大空间,美国典型的家庭中,一天至少让一部电视开7个小时。在中国,95.05的人会经常或几乎每天都收看电视,93.72%的观众认为看电视是闲暇时最主要的生活内容,而观众的收视时间无论平日还是周末都达到了3小时以上。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也显示,平均每天至少会看电视1个小时以上。因此,本文将深入研究农民工的媒介境况和媒介与农民工的深层次关系,并以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为实证调研对象。

一、“农二代”的登台和

城市化“梦想”

20世纪80年代,由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城市工业的迅速发展,大批农村剩余劳力来到城市打工,于是“农民工”这一名词和群体便应运代而生了,他们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很有分量的一支力量。30年中,他们在改变中国经济的同时,自身结构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改革开放之初的那批打工者已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的下一代,即“农二代”。据统计,目前我国有约1.4亿外来务工人员,而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新一代农民工达1亿人左右,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虽然与父辈一样同被称之为“农民工”,但因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成长经历与父辈的不同,产生了不同于父辈的需求和特征。

生长于改革开放后的“农二代”多数人没有土地,也不会做农活,已经完全不习惯农村的生产、生活模式。与父辈相比,他们中多数人受过较好的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有一定的人生理想。所以他们外出务工目的已不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而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因此,他们不再像父辈那样把城市作为一个人生“过好日子”的中转站。而是梦想永远居住于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人。调查显示,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然而,当他们来到城市开始真正的打工生活后,却发现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据统计农民工与城市社区居民的交往率只有2.9%。面对他们的只有繁重而又枯燥的丁作和靠打工基本无法实现的城市梦。正如很多学者分析指出的,“农一代”以家乡为参照物,“农二代”以城市为参照物。他们这一代人已经无法离开城市,却又无法真正融人城市。于是产生了心理学所称的“自我统合危机”。据调查,有91.9%的青年农民工会感到自己不如人,其中时常有这种感觉的有71.7%;有89.6%的青年农民工会在不同程度上感到别人瞧不起自己,其中时常有这种感觉的青年农民工高达74.3%。调查同时显示,青年农民工枯燥工作之外的休闲生活却是十分简单的,经常选择的也只能是看电视、会朋友、聊天、睡觉、打电话、逛街等,而对听音乐会、看话剧,去饭店、咖啡厅、酒吧,旅游等具有现代城市公共生活特征的活动则只能望洋兴叹。冉加上缺乏适龄性伴侣,社交生活简单,导致人性感情长期得不到排解、宣泄,渐渐的心理开始扭曲,人生目标开始模糊,价值观趋向空洞,甚至表现为外在行为的极端和无序。

据调查,在“农二代”简单的生活中,电视和网络这两项强势的影像化媒介占据了主导地位。84%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是他们最好的伙伴和娱乐方式。39.1%的“农二代”在最喜欢的媒体一项中,选择了电视,排在第二位的是网络占28.6%。有43.3%的受访者在使用最多的媒体中选择了电视,因为有84.6%的人可以在家里或宿舍方便看到电视。我们知道,电视和网络不仅在表现手法上是综合性的媒体,在传播内容上也很多元化,而且新媒体网络又多了互动性和自由性。因此,在业余生活简单、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境况下,电视和网络在陪伴他们的同时,也成为影响他们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最重要的元素。

二、“农二代”的影像化境况

(一)“农二代”的“数字鸿沟”凸显

虽然调查显示在“农二代”的生活中电视和网络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电视已是他们极易接触的媒体,但这并不等同于“农二代”拥有理想的媒介环境。目前中国大陆境内拥有到的2000多个电视频道中,各类专业频道已数不胜数,从我们熟悉的CCTV一高尔夫。网球、CCTV-风云足球、CCTV音乐等,到“赛车”、“股市”等极小众的频道,几乎应有尽有,但却没有针对1亿多农民工的电视频道。与此同时,针对农民工的电视节目也是少之又少,目前比较成熟的只有贵州卫视的《中国农民工》。调查中,当被问到“您是否认为目前您真正喜欢的电视节目太少”,44%的受访者选择“是”,343.3%的受访者感觉“说不清楚”,只有19.8%的人认为喜欢的节目并不少。当被问到“您是否认为目前服务于外来务工人员的电视节目太少”,选择“是”和“说不清楚”的受访者分别占到34%和45.5%。

“农二代”的第二媒体——网络的普及和应用状况也不尽乐观。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年发布的统计数据看,外来务工人员上网人数比例虽略有增加,但相较其他群体,还是很低,仅占到上网总人数的3.5%(见图1)。林若楠等人在福建地区对“农二代”的调查同时显示,每天使用网络的人数仅占“农二代”总人数的17.0%,周末节假日使用网络的人数为29.1%。对不使用网络的原因调查显示,56.0%的受访者表示费用太高,选择没有电脑人约占10%。与电视相同,针对农民工的专业网站和内容也可以用“稀少”来形容。这些足以说明,中国农民工或者说“农二代”有比较明显的数字鸿沟,不仅是媒介条件与城市人相比相对的匮乏,更多的是媒介内容的缺失。因此“农二代”的影像化“数字鸿沟”凸显。但即便如此,他们平均每天看电视仍在1小时以上,并且认为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工作压力大、孤独时,媒体是他们最好的伙伴。

(二)“农二代”的媒介信息失衡

目前在电视、网络中的有关农民工群体的相关新闻报道并不少,但“问题报道”和“负面信息”远远多于“正面消息”。如:《七名民工爬塔吊为讨薪》、《民工骚乱不法分子趁机火烧售楼部》、《调查称未成年刑案近九成涉“农民工二代”》等等充斥着媒介。还有一些报道虽然不是负面新闻,甚至带有正面性质,但主人公的境遇却让受众难言感受。如:《农民工割皮救女》、《打工女公交车上广告征婚记者比应征者还多》、《大运期间深圳农民工群体上访讨薪或追究刑责》等等。

其它节目类型中,农民工也成为不折不扣的信息弱势群体或者被歧视群体。我们以当前流行的婚恋节目为例。在外打工的“农二代”基本都处于需要恋爱的生理阶段,可由于身处异乡受到环境限制,寻找合适配偶已经成为他们的一大难题。但婚恋节目中鲜能看到农民工的身影。《非诚勿扰》在第45、47、49期开设了三期农民工专场,其理由是服务于“农二代”,可实则是将农民工群体与其他电视嘉宾做了明显的人群划分,切断了所谓不同群体间的交流和竞争机会。所以看似媒介功能正面发挥的背后,实则是对农民工群体的媒介排斥。这些媒介信息首先引导社会舆论将农民工群体等同于犯罪、心理变态、另类群体。同时镜像理论告诉,这种信息会使农民工对自我群体的价值和前途愈发产生怀疑,尤其是对想要留在城市的“农二代”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

(三)“农二代”的影像化“刺激”

由于目前的影视作品多是以都市文化和城市人的生活背景、文化价值和审美取向为制作基础的,因此不仅不能满足“农二代”的媒介需求,还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心理压力和刺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而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意识而独立存在。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像,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感性认识作为人与世界的直接对话,成为理性认识的来源和前提。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感性认识来源于视觉,“知觉的思维趋于可视的,而且,事实上视觉是惟一的可以在其中以足够的精确性和复杂性表现空间联系的感觉样式。……因此,思维主要的是视觉思维”。视觉也是人最重要的感官能力。据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成人从外界接受的信息有90%以上来自视觉,每只眼睛的视神经纤维达120万条之多,其数量大大超过了听觉、嗅感、味感、触觉神经纤维的总和。正因为视觉直观而形象的接受了外界的信息,从而使得外界信息对人体产生了强烈的刺激。这种刺激会给人带来种种“幻想”和“奢望”。波兹曼认为:“18和19世纪的美国公众话语,由于深深扎根于铅字的传统,因而是严肃的,其论点和表现形式是倾向理性的,具有意味深长的实质内容。”因此把这个年代看作是“阐释年代”。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其实也是一个以审美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阐释年代。而在图像引导时期,国人的社会性格却开始变得外向、奢华、浮躁、感性甚至非理性、重享受、重娱乐、讲究玩的就是心跳,其价值观念可概括为务实不务虚。更有趣的是,资料显示伴随着彩色电视和电脑长大的80、90后对图像的敏感程度要大大地超过前辈。而且影像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譬如用电脑绘画,还有数码相机和数码摄影机的普及……这些技术使得年轻人可以把“影像消费”的经验转化为他们的表达方式。

今天生活在城市的人被影像所包围,除了电视、电脑外,更有户外LED,公交移动电视,楼宇电视等等,因此,影像画面也成了“农二代”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了解在同一城市空间中人们生活的重要窗。著名文化与传播学者乌尔夫,汉内兹认为,媒介化的可视性与互动性,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同代人”。他所谓的同代人意指:“我们所意识到的同时生活的人们,我们想象的人们,我们以某种方式施加影响的人们,尽管我们从来就没有亲自见过面”。这种影响本可以看作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部分,但当看到的“影像”与现实的“自我”相差太大时,便会首先产生心理失落,进而可能渐渐地产生畸形心态。调查中,当问到“您是否觉得电视机里的生活(洋房、跑车、大餐)离您相距很远”,55%的“农二代”选择“是”,25%选择“说不清楚”,仅20%选择“不是”,阈下原理告诉我们,在人们知觉之下的这些影像画面刺激物,并没有被人们在意识范围内意识到,但它已经潜移默化地深入了人们的心理。

四、影像化媒介与“农二代”的理想关系

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每一个新的传播媒介都以独特的方式操纵着时空,每一种媒介都以它自己的方式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的知觉和社会结构。电子媒介,尤其电视活化感觉通道,就像那些在面对面的“部落”社会中有特色的交流方式一样。他承认全世界的人,通过电子传播技术的突破将广泛共享的人类情感和经验联系并统一在了一起。影像时代的电子技术和数码技术为人类提供了具备感情、亲情和友情的媒介条件和环境,为人类提供了感受体验的最佳传播方式。而电视与网络又是“农二代”最喜欢、最信任、使用率最高的媒体,因此,若能合理发挥其传播优势,提供对称的媒介信息,会从精神世界到现实行为等各方面对“农二代”产生积极的作用。

(一)影像化媒介与“农二代”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有秩序的观念,是一整套通过技术化的媒介和人际交流而表达的价值观念、方法论和假设。但是,这个术语更常用于指大范围的政治经济语境下的系统的观念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所以,意识形态根本上是一个大范围的、“宏观”层次的概念。社会权力拥有者对公共信息和形象进行处理,构成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一种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帮助其创造者维持自身的物质文化利益。在中国人民本身就是社会权利的拥有者,因此应当创造出支撑自身精神世界的文化利益。

任何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都是部分地由语言表征,通过语言阐释,同时,也由其他一些更高级精致的符号与模式进行表征,如视觉形式和音乐,然后,再由大众在日常交际中阐释和应用。电视、网络不仅仅是这一表征过程最理想的传输通道,更是信息的解释体,信息的活跃体,甚至信息的责任体。作为观念的一个系统,意识形态只有在可以被表达和交流传播时才有说服力。那么,自然地,大众媒介在意识形态的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极大地影响人们理解社会以及其最基本的特征。主导意识形态的传播对人的意识产生深刻影响,乃至社会权力机构可以通过传播渗透人的思想,影响人的行动。所以,通过媒介对“农二代”意识形态的驾驭,将直接驾驭这一群体的思维、心理和行为。

菲利浦,艾略特在他对利用与满足理论比较中肯的批判中指出:主动的受众从本质上说,还是一个受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的社会角色,但需要指出,他将这些行为引向外部世界,而不是内部的心理状态,这样人们有意识地参与“外部的”社会活动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例如,当人们试图满足他们对于爱情、社会接受或归属感的需求时,他们不断接受如何满足这些内部需要的建议。因此,在自我的内部不安与外部世界的组织之间,存在着一个动态的关系:“日常生活中人们倾向于什么,他们感觉到的是什么都是值得讨论的,他们的希望、害怕、梦想、焦虑、犯罪感、担忧等,以及他们身居其中的社会关系和机构的结构特性,则是他们试图处理的”。然而恰好就是这种可争夺的情感空间被一些信息代理机构,如广告商利用来施加影响,它们通过利用“不幸……恐惧,焦虑和个人愿望不满足所受损伤的方式”。接着就出现了广告的解决办法。以需求为基础的人类活动朝着满足和其他后果发展。对于任何个人而言,这个过程的发展方向,因其与一种文化的重要主题关联受到影响,而这些主题由社会化与文明的主要载体——大众媒介固定下来。如果影像媒介能够利用其视听优势满足填补这个情感空间,填补“农二代”空虚的情感空间和生活空间,他们将顺利走进大众媒介固定下来的轨道模式,大众媒介也将顺利的驾驭他们,引导他们的意识形态。

(二)影像化媒介与“农二代”的文化融合

“农二代”之所以感觉融人城市如此之难,除了经济因素外,文化差异与隔阂是很重要的原因。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各种形态的文化是能够相互对话,相互渗透的。也就是说,“农二代”所自由的带有乡村气息的城市文化是可以与固有的城市文化相互融合的。英国传播理论家梅罗维茨则指出:电视独特的权力是“打破了此与彼、现场的与转播的、个人的与公共的区别”。因此,“农二代”青睐的电视媒体,不仅本身就是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体,同样也是可以融合多种文化的传播体。它可以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与“时尚文化”、“正统文化”与“亚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有机融合。

我们有过不少文化融合的节目,如:《正大综艺》、《唐人街>>、《千年沧桑》,近几年杰出的作品有《外来媳妇本地郎》,该片展示了中外文化、南北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教育人们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可以融洽相处的。但引导农民工的乡村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融合的优秀电视作品应该说还在等待之中。只有文化的最终融合才能实现真正的身体融人和情感融合。

(三)影像化媒介与“农二代”的再教育

“农二代”受教育水平虽然明显高于其父辈,但从最新统计数据来看,仍与市场需求有一定差距。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显示,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更为凸显的矛盾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调查还发现,63%的农民工愿意接受培训。与此同时,据浙江省的一项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调查显示,“农二代”以“出来挣钱”为打工主要目的仅占30%左右,而选择“希望获得自我发展”的高达60%以上,所以他们在寻找工作时,本身也很看重是能否学到技能。

由此可见,由于时代的变化,市场不再是需要简单的“劳动力”而是需要有技能的劳动者,只挣钱也不再是“农二代”的惟一目标,他们更愿意学习知识,希望通过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提高,获得一张永久的“城市居住证”。可是,由于时间、精力和费用的限制,真正能再次以回到学校的形式学习的“农二代”少之又少。社会提供给青年农民工的有针对性的免费培训、教育又非常之少。电视、电脑的音视频形象表现及互动特征和“农二代”的媒介习惯使影像化媒介成为他们再教育的理想途径。然而目前我们的媒体还在一味地追逐高额的广告利润,无暇提供针对非广告黄金人群的教育节目。

(四)影像化媒介与“农二代”的心灵交流

近20年前,深圳电台胡晓梅主持的《夜空不寂寞》成为无数一代农民工在寂寞夜晚最好的陪伴,胡晓梅成为他们最知心的朋友。美国的收音机听众也曾在20世纪40年代利用收听测验节目和肥皂剧,以获得解决个人难题的建议和学会扮演社会角色。20世纪50年代对波士顿东段意大利人口的研究中,记载着家庭对于电视节目的讨论如何帮助人们确定和强化性别角色、解决日常难题以及责难社会机构。由此可以看出,媒介交流是一种快乐的交流方式,受众可以在媒介愉悦的同时获得情感交流,因此一档优秀的电视节目不仅可以成为人们工作之余的放松催化剂,也是交流的对象,获取帮助与支持的对象。

著名传播理论家里夫斯和纳斯曾指出,在日常生活的非常广阔的范围之中,人们在心理、认知、情感方面与电视、电脑以及新型媒介互动,似乎这些媒介与“真实”的没经调节的社会交流一样真实。霍顿与沃尔则说:这种倾向许多年以前已经理论化为“超社会互动”——有调节的人际互动感觉恰似无调节互动。比如,如果一个人感到很孤独,想与人交往,但却在社交场合中感到很害羞和压抑,他或她就会转向媒介寻求一种替代性的交流与需求的满足。显然电视是一种选择。很多主持人每周会收到来自观众的无数信件,这位足以证明观众想与主持人、与电视节目、与他人交流互动的意愿。这其实是一种试图用超社会的交流来满足社会归属的愿望、需求的表现。如果利用大众媒介来达到这一目的,则是对媒介的一种有效“利用”。但遗憾的是,今天“农二代”使用最多的电视和网络都没能成为他们理想的交流场所。

五、结语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农二代”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教育、文化等各种原因无法真正融人城市生活,而他们最好的生活伴侣“电视、网络”提供给他们的对称信息则非常有限,甚至带给他们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心理刺激,并引起心态失衡。所以现实社会与影像化世界其实正在共同挟持着当代“农二代”走向心理的矛盾和行为的无序。而这种混乱又会导致媒介对它们更多的负面报道,使城市人与他们的界线越发明显,更难融合。正如郭庆光所说,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形成的信息环境,越来越制约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来对客观环境产生影响。因此,这一链条如果长时间的循环往复,会成为和谐社会中不和谐的危险链条,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以,政府和媒介管理者必须考虑如何保证农民工的媒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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