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铭

在台湾社会发展过程中，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家族式的经营管理模式，成为台湾商业文化的一种普遍现象。从白手起家到形成优秀的家族精神，父业子承、代代相传、贡献家族、造福乡里、服务国家,个人荣辱和家族兴衰，折射出台湾社会的发展变迁。这是一种简单的宗族血缘观念的延续，还是儒家思想与漳台地域文化长期渗透的结果？

1905年，一个叫林尔嘉的龙溪籍商人做了一件让朝廷刮目相看的事情:一次性捐出200万两银子，作为重建大清海军的经费。

这笔银子几乎是中日甲午海战前20年日本每年的海军投入。

朝廷最终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重建海军的银子最终成了颐和园的修缮款。

当王朝振兴的神话像气球一样破裂，台湾百年商族林本源的掌门人林尔嘉回到鼓浪屿“林氏府”，八角楼富丽的气息并不妨碍他遥看海那边的百年基业。

这一年，距林本源家族创始人林平侯从老家漳州府龙溪县二十九都白石堡莆山村迁居台湾淡水，已经过了一百二十余个年头。一个自始至终以龙溪为本源的商业家族的兴起，脉络清晰地折射出台湾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

同雾峰林家一样，这个家族的祖先也可以追溯到衣冠南渡时的晋安郡王林禄,他们的开基祖——龙溪县白石保吉上社的秀才林应寅到达淡水厅兴直堡，也不过比雾峰林家迟29年。此后，这两个家族成了台湾历史上著名的百年商族。

在成为今天650万人口的大都会之前，台北不过是凯达格兰人的村落。贯穿台北盆地的淡水河，主流范围从河口一直延伸到板桥，和它的整个支流合起来，长度不过150公里，却因为流量稳定，曾是台湾少数具有航运功能的河流。河岸的商业聚落因河而生。

八里坌，淡水河的入海口，在一波又一波大陆移民涌到时，这里是最初的港湾。

兴直堡，与大里杙为邻，在移民开始往盆地内陆迁徙时，取代八里坌主导盆地经济，这就是后来的新庄。因为位于淡水河与大汉溪的交界处，占尽河运之便，在雍正年间，新庄千帆林立、郊行成群。

郊商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特殊闽商群体，专营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他们组成行业性商业团体——郊行，最迟在雍正年间已经出现。他们或者以行业区分，如米郊、布郊，或者以区域划分，如泉郊、厦郊、龙江郊。在最近的三百年里，台湾岛内外航运及贸易往来，几乎同郊商有关，“一府（台南）二鹿（鹿港）三艋舺”，清朝中晚期台湾商业鼎盛格局的形成，主要依靠郊商的商业活动。从现代眼光看，郊商是两岸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最早践行者。

林平侯到达台湾不过16岁，时间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这个时期，已是“康乾盛世”的尾声，台湾平野移民涌动，社会充满张力。每年有数百艘商船往返两岸之间，为与大陆互为依存的海岛型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空间。教书先生的儿子和新庄米店的学徒林平侯用20年时间迅速完成资本积累，开米店、做盐商、当船主，不到40岁，已有身家数十万,作为著名郊商，他的船队已经是华南沿海和华北天津地区港口的常客。

一个故事曾经广为流传：东家郑谷赠千金帮助林平侯开创事业，做了粮商的林平侯为了不与老东家竞争，把营销视线转向大陆东南，却因闽浙粮荒而获厚利。一些年后，郑谷回乡养老，林平侯打算将当初赠金连本带利归还，郑谷坚辞不受，林平侯只得在台北的芎蕉脚庄置下产业，每年将租金送往郑谷老家，终其一生不曾改变。

林平侯和他的老东家仗义守信的性格特点，为当年漳州商人群体在台湾社会活动做了一个漂亮的注脚。

嘉庆八年（1803），已经39岁的林平侯，为自己捐纳了县丞的出身。嘉庆十二年（1807），又加捐同知。于是他放下手中的经营，挟着巨资，去做广西浔州通判、来宾知县、桂林同知、南宁知府、柳州知府，前后花去12年时间。每年，他又花去数万两银子，这是他成为大清清官的成本。这个精打细算的商场好手、赔上本钱的官场另类，正在践行一种什么样的人生理念，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是，贯穿他整个盛年的宦游，说明这一切并不是突发奇想。大约厌倦了官场的繁琐，或者是柳州的府衙恬淡的午后引起他的茶思，林平侯最终称病而归，仍回他的新庄。新庄，那里空气清洁，可以让那已经衰老的肺恢复活力，所以，已经51岁的林平侯，才可以重新规划他的余生。

少壮博利、盛年宦游、余生与田野相伴，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堪称完美。

林平侯有5个儿子，所以便用了“饮、水、本、思、源”5个分号，其中以“本记”和“源记”对家族影响最大，所以林家族号便成为“林本源”。以后一百多年，這个家族就像它的族号所预示的那样：不断进取，回归本源。

嘉庆二十四年（1819），这是非常吉利的年份，林平侯举家迁大嵙崁（大溪），投入巨资，造田凿圳，开发土地。道光三年（1823），又开垦桃仔园（桃园县内）。道光四年（1824），又凿通三貂岭，从此淡水和噶玛兰垦地连成一片。

在台湾历史上，垦拓是一件非常有潜力的商业活动，许多漳州人正是以这种方式，奠定百年基业，而为家族未来规划出一个广阔的空间。

淡水河流域在400年前还是荒芜之地，郑成功把这里作为罪囚的流放地。康熙三十六年（1697）的春天，当奉命入台采购硫磺的郁永河来到这里，所看到的还是林木蔽天、荆棘满地、麋鹿成群、人所不至。最迟到雍正年间，开始有大规模的开发。在林平侯到来时，依然有大片的荒地，等待一双梳理的巧手。

在林本源悉心经营下，漳州移民聚居的大溪迅速繁荣起来，林家土地也从大溪扩展到台北、新竹、桃园、宜兰，成为台湾北部一大地主，拥有土地5000公顷，年收租金40万石。仅在大溪，林家一年可以收几万石租谷。

大溪，一个怀旧情调的小镇，名字已经成为它的地理标识。在那些旧日的老街，大溪豆腐干还带着拓荒岁月的口味，满街满巷的漳州腔让人想起移民涌动的日子。

道光元年（1821），红顶商人林平侯回到莆山村，建立“林氏义庄”，赈济同宗乏族。这是当时福建最著名的慈善机构。

林氏义庄坐落在九龙江下游三叉河口北岸，主体建筑由3座一字摆开的大厝组成，前后两进。东西各有护厝。它是村里最阔气的建筑。镶嵌在过廊墙上的碑记记载：以淡水海山堡水田四十三甲八分四厘二毫充作义田。这片相当于500亩左右的土地，年收租谷一千六百石。此后，莆山村贫困村民娶亲的都能得到200两银子的补助。冬至的时候，男人能够领到一丈棉布，立春的时候，女人可以领到三斤棉纱。这规矩一直延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海路中断。

祖先的善念在家族中贯彻116年，那显赫的族号深刻地印入家族集体意识里。也许正是这种传承，使林本源家族积累起来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有在移民中的社会声望。

慈善是从林平侯开始数代相传的另一项事业。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林家似乎乐意以温和的面目示人，不需要高度，但受人尊重。因为有人饥饿，所以设了义仓；因为有河流拦路，所以有了义渡；如果义渡不够，可以再加一座桥；学子们在海东书院读书时，知道供养他们的学田是林家置的；和他们功名有关的地方——文庙、贡院、考棚，是林家出资维修的；大陆水灾时，需要捐一些资，有时是几万两；有时候他们还要帮助建一些城，比如郡月城、凤山城、淡水城……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不过是一个家长，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不一定是缘于什么高尚的动机，或者神圣使命，或者家族天生的优秀品质。他们筑的城拱护的就是他们庞大的资产，需要他们周济的不是同乡就是同族，或多或少是和他们有渊源的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仿佛是一回事。

几代人下来，数百万两支出，等同于成千上万中等人家的资产。所以，他们能够以平和的心态，融入，付出，尽职。有时，我们觉得这个家族精神的特质就像那个挂在祠堂里的白须及胸、表情悲悯的长者林平侯，唯一能够显示尊贵的那个时代的制服，不过是偶然一用的道具。

咸丰三年（1853），林家第二代主人林国华、林国芳兄弟举家迁到板桥，成为台北地区的漳州人领袖。这个家族由此称作“板桥林家”。

板桥在淡水河主流，是台北水陆要津，是漳州移民的聚集区。河边一个接一个的商业聚落，由漳州人经营，伴随着河水的变迁和族群消长，今天他们人口超过半数依然是漳州祖籍。

咸丰五年（1855），板桥城动工兴建，这是台北平野上的第一座城。林家在城里开租馆、设钱庄、创商行、办义学，渐成台北县商业、文化中心。林家花园面积5.７万平方米，占去板桥城的一半，花银50万两，是台湾首屈一指的古典园林。当最后的五落大院和闽南式的花园建成，已是光绪初年的事了。花园里亭台楼阁，掩映在一片青翠之间，小桥流水，清风和鸣，汲古书屋的朗朗书声，仿佛是商业巨族从容淡定的心态。

那时候，台湾移民聚落的市政建设也正像板桥城一样急急地进行着，并且透露出一种浓浓的闽南商业文化气息。桃园、彰化、南投、北港、嘉义、新营、凤山、恒春、花莲……一座座商业城镇的勃兴，标志着台湾早期移民已经从乡村走向城市，台湾社会已经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而充满活力的一条条市街，让人们看到了两岸之间的商业文化渊源。

作为伴随着台湾开发而发展壮大的家族范例，林本源的发展过程充满变数，每一次迁徙都是一个拐点。不断推进、不断壮大，仿佛是台湾移民社会的一种普遍规律。

林本源的事业在第三代林维源时期达到巅峰。光绪十一年（1886），中法战争刚刚结束，台湾从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开发区，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份，刘铭传出任巡抚。这个眼光独到的军人下船伊始就实行一系列改革，设防、练兵、抚番、清赋，迅速兴办近代工业和商贸业。这种以商求富的强国理念正是当年许多中国人的心声。

光绪十二年（1887），林维源应邀主持全台垦务，抚垦局就设在大嵙崁。行馆则在大稻埕六馆仔。在那儿，林维源拓地利、理贸易、办学校、练隘勇，开垦荒地17万亩。光绪十三年（1888），林维源主持台北清赋，为刘铭传广辟财源。光绪十六年（1891），又任蚕桑局总办，种桑于观音山。林维源参与建台北城，带人筑基隆港，以总办身份修筑从基隆到新竹的铁路——这是我国第一条自筹资金、享有主权的铁路……台湾盐、矿、农、工、商、交通各项事业为之一振。在封建王朝走向没落的时候，这个新生的省份却吹进一股清新之气，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林家事业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而达到巅峰，田园数量居全台湾第一，板桥林家从此被称作“台湾第一家”。

今天，台北故城门还在那儿，来往的车辆必须绕过它，唯有曾经的历史无法绕过。

1860年，淡水成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台湾北部再度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环。

淡水河把一个个商业聚落紧紧联系在一起，使它们走向未来台北的雏形。盆地盛产的稻米、大汉溪中游的樟脑以及盆地边缘的茶叶，带着那个地方的味道，被细心打包，让等候在河口的商船，运往日本、英国、美国以及中国大陆。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也汇集到河口，然后，沿河流上溯，散往盆地。

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时，淡水河流域已经取得在全台湾经济中的霸主地位，满载商品的戎克船，往返于河口与大洋。台北盆地所遇到的锦绣前景，或许连它自己也未能料及。

刘铭传把对外贸易又推进一步。他规划的外商区，似乎有今天经济开发区的影子。在那儿，林维源和另一个叫李春生的泉州富商选择在淡水河东岸鸭仔寮一带，营造出千秋和建昌两个街市，成了台湾房地产业的滥觞。经营樟脑、茶叶的商人们，租住在那儿，使它拥有了世界经济的氛围。借着海外贸易勃兴的势头，他的“建洋”商号成了台湾最大的茶商；他的货轮——“驾时”和“斯美”不仅装运自己庄上的樟脑、茶叶和稻米，也装运别人的，在大洋上穿梭。

在板桥林家走向全盛的时候，台湾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台湾首富林维源的資产几乎等同于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

台湾——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份，因为地理的优越，因为富饶，造就板桥林家，也吸引各国的强权。在近4个世纪的时间，因为需要分一杯羹，经历无数次交手、搏杀，几度荣耀与耻辱，已经拥有别人所没有的变数，海防几度示警，使得军备成为全民的事情。

光绪二年（1876），林维源捐银50万两资助海防；光绪五年（1880），又捐60万两；光绪九年（1884），海防再度吃紧，饷械两乏，林维源又捐20万两，认募水陆团勇一营；光绪十年（1885），中法战争爆发，孤拔舰队进迫台湾，林维源集合五百族人参战，又捐银20万两；光绪十一年（1886）九月，中法战争结束，林维源再捐50万两善后。林维源从三品衔的候补道、侍郎衔的太仆寺卿、内阁中书到内阁侍读，每次升迁，除了尽责尽守，还有投入钱财。“乐善好施”是朝廷给予的褒奖。

甲午战争后，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林维源举家内渡。此前他捐银100万两资助抗日军民，稍后他又打算捐银400万两作为赎回台湾的资金。

在鼓浪屿“小板桥”寓所度过了一段寂寞的时光后，林维源于光绪三十一年（1906）逝世，归葬莆山社故里。

“林本源”由林维源的儿子林尔嘉继续执掌。

在经历了捐银事件后，林尔嘉淡出仕途。鼓浪屿的风声涛声、海峡两边的家事国事，道不尽百年沧桑事。只有八角楼那些灵动的白鸽在林家儿女们的欢笑中展翅欲飞的样子，才是生活中最温暖的情节。

宣统三年（1911）“林本源”分家，书写了130余年家春秋的商业巨族进入另一个阶段。

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在秋风落叶中谢幕。

林尔嘉在鼓浪屿海边修建菽庄花园，过起吟风咏月的日子。那种浸润西风却不放弃精神本源的人文情怀，有时让人想起那个也曾住过鼓浪屿的廖家女婿、一样是龙溪人的文学大师林语堂。

台湾光复后，林尔嘉再返板桥重振家业，直至1951年病逝。他所留下的许多传说，和那巴洛克式的八角楼，以及那座美丽的海滨花园，供人记忆。

让我们聚焦一张照片，1915年，似乎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大清王朝的离任侍郎林尔嘉一身洋装独自伫立庭院，嘴角轻抿，那悠远的眼神，仿佛浓缩了林本源家族百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