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梅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443002）

一

近年来海外华人佳作迭出，构成丰富的新移民文学景观，其中旅美华人袁劲梅的小说异军突起，广受关注。袁劲梅曾在中美等地发表大量散文﹑诗歌和小说，获得过“联合文学新人奖”、“汉新文学奖”、“纪实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中篇小说《罗坎村》的出现使她在国内名声大噪。身为美国克瑞顿大学哲学教授的袁劲梅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收获了一些惊喜，她游刃有余地穿行在中西两种文化和传统与现代两种观念中，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小说集《月过女墙》和新近的中篇《罗坎村》、《老康的哲学》都是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哲学的思辨，将中西文化冲突作为小说处理的主要题材。虽然对中西两种文化进行比较是海外华人作家常见的思路，但袁劲梅的独特性在于，她以一种“跳脱”的姿态“看”中西文化，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视角和身份认同观念。

事实上，百年来，“看”与“被看”的角度问题在中外文化比较中一直存在。20世纪初郁达夫在《沉沦》里“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的！”作为弱国子民绝望的呼声曾经振聋发聩；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等“留学生文学”中，虽然郁达夫式的苦闷和绝望已经褪色，但仍然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华人艰难融入美国社会的曲折经历和他们穿越于不同的文化身份之间的痛楚经验是最直接的阅读感受，同时，这些作品更多地是以对彼岸世界的想象来书写美国生活，虽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也有种种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但他们大多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持理想化态度，甚至无条件地认同和苦苦追求。

“事情正在起变化”。袁劲梅不是从这种观念化的视角上“看”中西文化的，她不再一味抱怨诉苦，言说海外生存的不易和苦难，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怀着新的民族和文化自信开拓新的领域。袁劲梅以一种颇为从容的眼光打量着中西两种文化，轻松自如地讲述着“鱼儿”在另一池水中的适应与不适应。袁劲梅以融入美国社会后的从容心境和偏激态度消退后相对理性的态度，深入美国日常生活的深处，讲述一些真切的体验。她对美国生活既没有强烈的爱，也没有咬牙切齿的恨：“美国梦”已不复存在。所以，尽管袁劲梅仍用中西文化比较的思维来考虑问题，但这里中西文化的冲突，不再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而是两种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矛盾。这其间的变化除了个人性格因素外，更多应源自百年来中国地位的变化，与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与文化上也更加自信了，“看”与“被看”之间的权力结构已然发生变化。这是当下新移民文学兴起并获得关注的重要背景，这一历史语境也使《罗坎村》、《老康的哲学》等文学叙事具有了当下全新的意义。饶芃子曾指出，“海外华文作家在本土以外从事汉语写作，他们是处在居住国主流文化的‘他者’，面对两种文化的接触，既有一个自身群体文化归属问题，也希冀能建立同主流文化交流的平等对话模式，但这在现实生活中的主流与非主流文化沟通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权力结构中主流文化的话语权远远超过了非主流话语权。”［1］袁劲梅却以她的小说预示了在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后新的可能。无论《老康的哲学》中的老康还是《罗坎村》中的老邵，都近乎固执地要在异域文化中移植中国生活方式，老康的等级制观念和老邵的家长制作风都是典型的传统中国观念深入人心的产物，一旦遭遇异域的平等观念和公平正义思想，便出现了小说的戏剧性。摈除了一味仰视和狂热崇拜的视角，超越了激愤和焦虑的心态，袁劲梅在轻松的调侃和揶揄中进行中西文化观照，她的叙述诙谐有趣，她的文字透着一种机智和幽默，一种轻松和俏皮，妙趣横生的叙述带来的阅读快感，让人沉浸其中。

面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袁劲梅曾经有过“拆墙”的理想。在《月过女墙》的《自序》中袁劲梅曾坦言她“最终想做的是：拆了横在东西文化之间的墙，把那共同的人性之美当作一片红叶……”［2］她也曾创作寓言般的短篇小说《拆墙》，结尾告诉读者：“人们发现世界原本就该是这样参差多样，不能相容的不是多样的世界，只是人造的墙。”这里的“拆墙”显然是为了世界的多样共存，而不是一边压倒另一边的二元对立，所以小说中“挨千刀的”和“Honey”两种不同的爱称虽然寓意着两种不同的文化，而最后却能共生共荣，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位老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到了《罗坎村》和《老康的哲学》，这种“拆墙”的理想似乎不再是她叙述的重点，“差异”被更多地置于前台，但“差异”的呈现则可以促使更多理性的思考和在彼此尊重前提下的差异共存，这与当初的“拆墙”理想仍是一脉相承的。

二

袁劲梅的“看”不仅仅着眼中西文化比较的当下视野，她还在其中融进了中国内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看到当代中国内部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及其复杂性。事实上，海外知识分子如何观察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不是万能的，西方社会同样地面临着很多社会难题，中国全盘照搬西方文化模式更是不切实际的，会导致文化价值冲突和文化秩序的崩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中间，寻找到可以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服务的精神资源，并同时融合西方价值的可取之处，这是海外华人社会乐意看到的前景和局面。”［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袁劲梅以其丰赡的哲学思维能力与素养，深刻触及到中国自身传统与现代转换的命题。《老康的哲学》中戴博士眼中老康与戴小观的较量颇有意味。身居美国的老康固守自小在故土养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是老康曾经根深蒂固的等级制观念、好面子的陋习、僵化的教育思想在小学生戴小观面前却逐一瓦解。戴小观自小接受西式教育，常常与这个想要在他面前树立威信的“爸爸”产生冲突。正是这样的冲突逼使老康反省自身，再加上中国式离婚大战的打磨，在小说结尾恢复自由身的老康回到戴博士家里，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大变，这当然不能视为一种简单的妥协，而是在中西文化的不断冲突中寻找自身现代化的有效资源。《罗坎村》中的 “罗坎村”有明显的象征意味，传统的罗坎村固然有很多荒唐之处，但袁劲梅批判的着眼点在于“现代罗坎式”生活。作为市场经济中被改造后颇具商业意义的现代化罗坎村、洋派的罗坎二代罗洋、老康的儿子康劲草的成长历程都寄寓了作者面对中国突飞猛进的现代化改革进程的忧虑。袁劲梅用一个小小的罗坎村把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缩微其中，具有宽阔的视野和尖锐的问题意识。袁劲梅曾在《九九归原》的开头写到，我们“在人家的文化里四处看，各个角度都有人家的镜子，我们这才看清了自己……咱们学来的样子，就像哈哈镜里的人影儿，一副东施效颦的样子，也就只有逗乐子的份儿。不过，乐过之后，要是大家伙儿还能在哈哈镜里发现一些我们自己的遗传缺陷，那就真有点儿学问可做了……”［4］于轻松幽默中，袁劲梅道出了她“看”的角度和深度。

袁劲梅在批判本土的文化传统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权力结构时固然不遗余力，但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也并非全面认同。“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最高美德”，“正义是灵魂的需要和要求”——袁劲梅在《罗坎村》开头摘用罗尔斯名著《正义论》中的格言作引言，明确表示社会正义与公平是衡量理想社会的标尺，在这把标尺的衡量下，以罗坎村为代表的宗法制文化传统里，普泛的正义与公平无从落实；而在崇尚法制的“彼岸”美国，日常生活中也存在形式不一的“压迫”，比如老邵曾被爱情“挟持”接受宗教“洗脑”。也就是说，袁劲梅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哪种既有的文化类型是称心如意的“理想国”。《罗坎村》里“我“已然适应美国文化，但又并非完全认同和接受。当“我”作为陪审员以故国文化体系和价值标准为参照体系时，美国文化中的不足甚至荒诞就凸显出来。华裔移民老邵按照家乡邵坷村（与罗坎村同质）的方式以耳光管教贪玩的儿子，却反遭儿子狠揍，还被警察抓起来受审获罪，罪名竟然是“虐待儿童”罪。儿子小邵的律师拒绝了罗坎式的感性十足的伦理亲情，以确凿证据理性证实老邵有罪。老邵因为“恨铁不成钢”，采取“老子管教儿子”这种在故国天经地义的做法被判入罪，而小邵不仅荒废学业还大逆不道打了老邵却能赢得理解和支持。侨居他乡的“我”对罗坎村式的亲情始终念念不忘，她基于同情和理解为老邵仗义执言。这种立足于故土文化的叙事姿态表明“我”虽然侨居异国，其文化身份却并非完全是西式的。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的同时，袁劲梅也对以旧时罗坎村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领悟于心，作为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袁劲梅在中西两种文化体系内来回比较时，并没有绝对地表现出一边倒的态度。

三

当“看”与“被看”的角度发生了变化之后，叙事人的身份建构也在一种全新的视野中展开了。作为新移民，“我们解释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从外部、从别的故事，尤其是通过与别的人物融为一体的过程进行自我叙述。”［5］这种以“差异叙事”为前提的“自我叙述”是身份建构的重要途径。海外华人文学既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文化积淀之中共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又聚焦于华人离散的独特命运和异质文化。海外华人作为后崛起的少数族裔通过这种差异的族性叙事，在以白人为中心的权力话语结构中，以其强烈的族性文化为自己在这个多元世界中定位。陈瑞琳曾提炼出北美近20年来的海外新移民文学创作的精神轨迹：“先是由‘移植’的痛苦，演绎出‘回归’的渴望，再由‘离散’的凌绝，走向‘反思’的‘超越’……”［6］袁劲梅有着基于真实经验的细致观察与比较，在“走向‘反思’的‘超越’”中建构着自己的文化身份，在超越乡愁和反思美国梦的高度上寻找自己新的创作理想。

显然，袁劲梅小说中叙述者的立场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叙述者位置的选择，同时也是情感与思想倾向的选择。《老康的哲学》中，她大体认同戴小观所代表的美国文化，不过她又试图去理解老康，既冷静批评了中国文化的病根，也指出了美国文化的弊端，二者都非其文化归属之地，似乎戴博士的文化认同很难明确归属。那么这是否暗示袁劲梅陷入了一种身份认同的混乱而尴尬的困境呢？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说：“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7］按照这样的思路，戴博士的文化身份便是仍处于变化状态中的一种“生产”。文化身份的漂浮使得叙述人能够自如地游离于中西两种文化，在边缘处冷静审视进而寻求其文化归属，这种宽阔的视野无疑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文化张力。正如陈瑞琳所说，新移民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东西方文化传统的突破，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们对自身母文化的重新审视和清算，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从文化多元主义的语境中寻找新的文化认同，从而确立新的移民文化的特殊身份。”［8］

袁劲梅的小说在当下的意义不可小觑，正如“人民文学奖”授奖辞所言，《罗坎村》“显然不以故事取胜，其震撼力来自它的思想视野、格局和深度。袁劲梅的文思大开大阖，在跨文化冲突中生动自然地展开文化与生活的思考和争辩……这篇作品的确证明了文学在公共生活的前沿上激发思想的能力”。或许身为哲学学者的袁劲梅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她的哲学素养给小说的感性观察增加了更多有趣味的思想启示，并对中国的当下现实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袁劲梅以其丰厚的学识、深刻的思辨以及高屋建瓴的抽象能力，展示了她对置身于全球化世界中的中国问题的思考。袁劲梅跨文化叙述的意义就这样凸显出来。

［1］饶芃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03.

［2］袁劲梅.月过女墙·自序［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2.

［3］王赓武.海外华人眼中的中国变迁［M］／／许纪霖，刘擎.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座演讲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47.

［4］袁劲梅.九九归原［J］.中国作家，2007（9）：184.

［5］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

［6］陈瑞琳.“离散”后的“超越”——论北美新移民作家的文化心态［J］.华文文学，2007（5）：37.

［7］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M］／／罗刚，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8.

［8］陈瑞琳.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