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国英

（西华大学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历史化和逻辑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理论”教学中的重要因素

范国英

（西华大学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文学理论》与由童庆炳主编已做了多次修订的《文学理论教程》相比，更加突出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理论”，论文提出，历史化和逻辑化是有效完成“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理论”教学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理论；历史化；逻辑化

目前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文学理论》正逐渐取代由童庆炳主编的已做了多次修订的《文学理论教程》。教材的变动，使文学概论这门课程的教学重点，教学难点等方面的内容发生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必然要求我们在教学方式上作出相应地调整。

《文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教程》相比，更加突出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理论”，这部分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内容被安排在第一章和第二章，这对初次接触理论的学生来讲，要有效地掌握这部分的内容，是有一定难度的。并且本部分的内容最容易流于空泛的是列宁的文学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那么我们的教学应该做怎样的调整，才能使这些容易流于空泛的内容变得鲜活和生动呢？

列宁的文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如何为的问题，也就是文学的人民性问题和党性问题。列宁在1905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第一次提出文学事业“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口号。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讲，由于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已是耳熟能详，这反而使文学事业“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所具有的意义表面化和浅层化。那么，怎样才能使这一口号具有的意义深刻和丰富呢？在我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让学生明白这一口号是怎样提出的，这就需要将这一口号的提出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研究，也就是必须将其历史化。要让学生清楚，这一口号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学对封建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学的反驳，于是就要给学生讲清楚：封建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学是为什么人的文学，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大多数宫廷诗的作者虽然出生于下层阶级，却采取了他们恩主的意识与情趣”[1]。也就是说，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文学主要是为少数贵族阶级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学成了赚钱的工具，“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2]。也既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学主要是以获取经济资本为目的的。在此基础上，学生才会明确文学事业“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所具有的先进性，这一思想也才会变得鲜活和生动。

弄清楚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之后，接下来就是一个怎么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而怎么为人民服务，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学应该体现怎样的意识形态功能，培养怎样的审美趣味。正如布迪厄所言，趣味不是天生成的，而是后天养成的。那么为文学活动指明方向也就是必须的了，因而在列宁的文学思想中必然就会强调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与此相应，文学事业对无产阶级事业就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样一来，学生才能更好地体会列宁所说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年代，文学创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两个方面，大体上主要涉及的也是这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二是文学的党性问题。毛泽东文艺思想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首先提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在明确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后，毫无疑问，需要解决的依然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或者说，是如何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样一来，必然引申出一系列的问题：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问题，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文学的审美属性的关系问题，等等。而在不同的时期，因为面临不同的历史语境，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在不同的时期就有不同的侧重。因而我们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必须将具体问题历史化，使其呈现出新鲜的活泼的样态，而不是仅仅限于书本。

毛泽东在谈到文艺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时讲到，文艺工作者首先要树立无产阶级立场、世界观，应当把自己的立足点和思想感情转移到工农群众上，才能真正体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在教学中一要在逻辑上明确，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理论向我们表明，传统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二元对立是虚假的，“社会行动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主体（或意识）与一个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建构的知觉与评判原则（即惯习）于决定惯习的世界之间的‘本体论契合’——或如布迪厄指出的所谓相互‘占有’”[3]。通过这样的分析，学生就会明确，毛泽东文艺思想所说的“树立无产阶级立场、世界观”，就不是空洞的了，不过是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了某种深刻的道理，同时学生也就清楚了，树立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还要将具体的观点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分析，这就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紧密相关，在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分析中，要明确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历史的必然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让学生意识到，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本身也是知识分子主动的介入。

当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之后，并不意味着就能写出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作品，毕竟属于知识分子的文艺工作者的生活阅历、生活圈子与人民群众的生活阅历和生活圈子是存在一定的隔膜的，比如鲁迅曾打算写表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作品，最终因为自己与表现对象的隔膜，而放弃了这一想法。因而实现了世界观改造的文艺工作者，还必须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与他们感同身受，这样才可能写出表现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作品。这样一来，学生就能比较容易地把握毛泽东关于文艺与社会生活的系列思想。

那么，当文艺工作者具有了表现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可能之后，他们该如何来表现呢？这就是在解决了写什么之后必然遇到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怎么写的问题。怎么写的问题必然涉及到对接受者的研究，接受者的文化水平是影响怎么写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使受教育成为少数贵族阶层的特有的权力，因而对占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来说，其接受能力必然是相当有限的，这样一来，学生就不难理解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艺大众化运动，而毛泽东提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明确回答：只有在与广大人民群众接受能力大体一致的“普及”基础上，才可能实现“提高”，最终实现“普及”与“提高”的统一。

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为的问题之后，其关于文艺本质的系列观点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既然文艺应该以正确的方式来为人民服务，那么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关于文艺本质的论述必然是：文艺是具有社会作用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4]。这样一来，必然会引申出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文艺与社会、文艺与政治、文艺与革命事业的关系。而学生一但弄清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大致就可推衍出毛泽东会怎样来问答这一系列问题。这就取到了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当学生弄清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之后，必然明白，毛泽东关于文艺本身的基本观点必然是与“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是有明确的界限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是我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的教学，必须将其放在新时期特有的历史语境下来理解，那么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的讲述的出发点就在于：让学生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是建立在对文革时期过“左”的文艺思想的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习中，学生知道，“文革”时期对文艺的惟一诉求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甚至是为具体的政策服务。伴随着新时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必然是对被牢牢捆绑在政治这辆战车上的文艺的松绑，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反思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文革时期政治被不断窄化，文艺的阶级属性被不断强化，新时期以来阶级划分的方式被社会分工方式所取代，人民这一术语的外延不断扩大，文艺为人民服务逐渐取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另一方面，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文艺的根本属性。因而，新时期以来对捆绑在政治战车上的文艺进行松绑时，并没有否定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这样一来，学生就能很好地理解“二为”方向——“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具有深刻的意义了。

弄清楚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本质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文学本质的问题。毫无疑问，文艺意识形态功能的规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讲述这一点时，一定要让学生明白，所谓的“自由”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正如德国著名的文学社会学家菲舍尔所言：“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5]当学生意识到对文艺进行意识形态规范是必须的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规范的问题。这一问题必然涉及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党如何对文艺工作进行领导的问题。因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党对文艺的领导就是必须的。另一方面由于新时期文艺思想是对文革时期文艺思想的反驳，那么改变的就是党对文艺领导的方式，这种改变的出发点必然是从文革时期的微观管理变为宏观调控，因而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指出，文艺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文艺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解决。二是必然要提倡某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主旋律”与“多样化”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问题。

[1]（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P104.

[2]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M].人民出版社，1995，P666.

[3]（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P22.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3卷）·新民主主义论[M].人民出版社，1991，P663.

[5]（德）菲舍尔·科勒克.文学社会学[M].张英进，于沛.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M].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P38.

范国英（1970-），女，四川西昌人，文学博士，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2011-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