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燕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张琦《宛邻书屋古诗录》的批评特色

梁 燕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张琦所编《宛邻书屋古诗录》的批评特色，在乾嘉时期出现的诸多倡导诗抒性情的古诗选本中，自成一格。以此书为中心探究张琦的诗歌理论、古诗集的选诗理念及批评特色意义重大。

张琦；《宛邻书屋古诗录》；批评特色；陈祚明

《清史稿·列传·循吏三》之《张琦传》载：“张琦，初名翊，字翰风，江苏阳湖人。……琦少工文学，与兄编修惠言齐名，舆地、医学、诗词皆深造。”［1］13054“弟兄相与为师友，致显名，称‘毗邻二张’”［2］198。兄张惠言在清代学术史上地位显著，关于其人其功学界研究颇丰。然就“毗邻二张”的张琦，学者却鲜有涉笔，其在诗歌理论批评方面的个人特色极具研究价值。

一、《宛邻书屋古诗录》（以下简称“《古诗录》”）

张琦“工选诗”［2］199，嘉庆二十年，编《古诗录》12卷。录汉迄隋之作诗凡171家，1118首，乐府歌词208首，无名氏诗36首。序一篇，汉诗二卷，魏诗二卷，晋诗二卷，宋诗二卷，梁诗二卷，陈诗一卷，北周诗一卷。

部分诗歌附有评语，以双行小字标于篇末，多以简短语言概括自己对诗歌情感的理解，多“失志之感”、“言志之作”或“以刺权要”之语，无肯定或否定性词语，鲜有字、词注释。共173篇有评，汉诗58处，魏诗48处，晋诗40处，宋、梁、陈、北周共27处。引陈祚明评语共48处，均为汉诗、魏诗、晋诗之评。

二、诗主性情的《古诗录序》

《古诗录》作为张琦诗学方面的代表作，较鲜明地反映了其品诗标准，体现出鲜明的批评特色，《古诗录序》更是他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一）诗主性情

张琦认为诗歌本质是心物相感下，诗人对内心真实情感的抒泄。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3］65张琦则说“诗者，思也。”［2］183实乃异曲同工之妙。《诗·大雅》：“思皇多士”，《正义》曰：“以意之所思，必情之所愿也。”“情动则思，思久则情益深”，思“情性”也。情发展至“咄嗟不能自已”时便借诗抒发，正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3］65与《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实是一脉相承。

（二）“兴者，情与辞比者也”［2］183

《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于“风、雅、颂”的诗教作用、伦理道德内涵有反复阐释，对“赋、比、兴”阐释则鲜，明示了《毛诗序》理论建构之重点。张琦于六义中则仅取“兴”，并从诗的艺术标准出发对其内涵做出重新阐释，对“兴”之重视溢于言表。他认为诗歌应以真实激荡的感情为支架，后以优美辞藻加以润色，以至两相融合，故能形成文质彬彬的风气。“汉氏以来，诗之工者未有不由此也。”［2］183若“情不称其辞，则靡；辞不副其情，则野。”［2］183正合“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5］60之意。“情辞既比”，文章方能“神理具焉”，然“神以浃其情，理以条其辞”，情、辞、理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3］538

张琦高度肯定了阮籍、左思、郭璞、陶潜、江淹、庾信六君子之诗歌成就，并从审美和抒情两方面称赞其“声出金石，气成虹霓，情深文明，言近旨远，上轨风雅，同符屈宋，百世之下，闻者莫不感发，诗道之尊厥由于此。”［2］184“岂若雕琢章句，揣摩音响者哉”［2］184之感慨实为心境所写。若“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为文而造情”只会使“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3］538，故张琦乃有“体制气格”递变，“建安尚矣，晋宋以降，古义渐湮”［2］184的感叹。

三、自成一格的《古诗录》评语

《古诗录》中诗歌选录和评注情况与其序文中所提出的理论和标准相契合。

（一）注重揭示诗歌情感，尤重怨情

“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6］23张琦“诗工五言，宗法魏晋”［2］197，《古诗录》所录多为五言，选魏晋诗四卷。与其他学者注重字、词、句法的分析评注不同，张琦更重揭示作者的真挚情感。其173条评语，除某些篇目是阐释文意的注解外，大多是对作者情感的揭示。如其评宋子侯《董娇娆》曰：“士不遇时多见摧抑，因花落而感兴秋，时四语言花落犹能复荣盛，年一去则欢爱永忘，意更沉痛，何时者忽不自知之辞。”［7］卷二：15士不遇之辞也。评明帝《长歌行》语：“应感母氏之屏居，故怆心孤燕不能自已。”［7］卷三：6亲情也。评《悲与亲友别》曰：“朋友有故而去，不能留之，赠子以自爱，谊也。新心有所欢，慰之也。何时复来还，伤其不复来也。”［7］卷二：8友情也。评《白马篇》则一语道出：“此言志之作也。”［7］卷三：17

然张琦尤重怨情，作诗以“宣其缠绵郁积，烦冤悱恻，咄嗟不能已之情。”［2］184古诗评语亦有体现。如评《孟冬寒气至》：“一书之后，旷邈三岁在，远者或忘之，岂知区区之心，实爱珍重如此，故曰惧君不识察，不言怨，深于怨矣。”［7］卷二：8其怨情非男女之怨情，乃是士不遇时之悲慨情怀，这与张琦“生而孤贫”［2］197，“少时有天下之志”［2］197却夙愿未行的人生经历有关。

（二）评语中的“以意逆志”

张琦评诗常比类自己的亲身经历，将诗评与怀才不遇之感相结合，故多“失志之感”、“言志之作”或“以刺权要”之语，与他对“志”的追求一脉相承。如其评辛延年《羽林郎》曰：“一奴而声势赫奕，横肆无忌若此，所以深刺权要也。”［7］卷二：14评《五游篇》引陈祚明语：“此有托而言神仙者，九州不足步，其不得志于今之天下也，审矣。”［7］卷三：11诸如此类者颇多，不作赘述。

与其兄以“比兴寄托”解词主张一致，然多有“以意逆志”之处，以己不遇之“意”去逆诗人之“志”，多以君臣关系为框架解读诗词，这也是张氏兄弟被后人诟病之处。就《古诗十九首》的13处评语，其中有9处被框在君臣关系中。如《行行重行行》，有言弃妇之辞，有言行者欲返而不得之辞，张琦则引陈祚明评语：“此逐臣之辞，谗谄蔽明，方正不容，所以不顾返也。然其不忘欲返之心，拳拳不已，虽岁月已晚，犹努力加餐，冀幸君之悟而返已。”［7］卷二：5《迢迢牵牛星》则被释为“忠臣见疏与君之辞”［7］卷二：6，不免牵强附会。张琦解诗的特点与其坎坷的仕途经历以及强烈的致世之心相关联，其结论必然出新，恰如叶嘉莹所说，“任何一个人的解释都带着自己的色彩和文化背景”。［8］169

（三）对陈祚明评语的引用和补充

《古诗录序》与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凡例》相比，二者诗论的相同点显而易见。皆有“诗言情”“诗者，思也”“诗之大旨，惟情与辞”之说，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亦称“陈祚明的《古诗选》，对入选作家依次批评，以情与辞为主，很多精到的意思。”［9］27古诗所录亦多取曹植、阮籍、谢灵运、鲍照、庾信等家。故张琦古诗之评多与陈祚明吻合，全书共有48处引用其评语亦不足为奇。

然此并不表示他对陈评完全认同，如其引陈祚明评曹植《朔风诗五章》“子好芳草”时就并不完全赞同他的品评。评语如下：“陈祚明曰此怀子恒，言我非不以身许君，但恐年命不待，早凋早忧，君不念我，或谗人间之，非其衷诚，秋兰冬桂比晚节之不渝也。琦谓秋霜悴之，即指贬削而言，此诗无年命不待之意，与君不垂眷恰一线也。”［7］卷三：17就陈祚明的评语亦有补充之处，如《炎暑惟兹夏》，评语如下：“陈曰以成功之去比运祚之移，是时禅代犹未成，然度将不免，故君去日日危之。琦案末二句冀幸万一之词。”［7］卷四：17

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对先唐古诗所作的精彩评点，曾被沈德潜《古诗源》和闻人倓《古诗笺》所吸收。其评语重在个人感受，亦多为后来的选诗家引用。但似张琦引用陈评之多，诗论之相似的并不多见。

总言之，张琦主张诗歌吟咏性情，艺术标准上提倡情辞相比，于批判清代诗坛诗歌“以学问为根柢，以考据为诗”的风气具有重要意义。张琦旨在通过古诗的选录和评注，“导其源流，备其正变，旨意幽隐，辄为条述”［2］183，将诗置于“六义”视野下，恢复“诗言志”的古风，“以明夫诗之不可苟而已也”［2］183，体现了其强烈的用世之心。将诗歌放在君臣关系的框架中阐释，借此以表达忠君爱国之情，抒发志士不遇之慨。张琦兼工诗学、词学、古文，为常州词派开创者之一，阳湖文派重要成员，研究其诗论于研究常州词派、阳湖文派意义重大。张琦《宛邻书屋古诗录》实乃一具有可研价值的古代诗歌选本，学界应予以重视。

［1］ 赵尔巽.清史稿·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张琦.宛邻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8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 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 毛诗正义［M］.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57.

［5］ 论语译注：第3版［M］.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6］ 钟嵘.诗品笺注［M］.曹旭，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7］ 张琦.宛邻书屋古诗录［M］.清同治刊本.

［8］ 叶嘉莹.清词丛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9］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I207.22

A

1671-8275（2012）01-0052-02

2011-12-11

梁燕（1988-），女，安徽合肥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批评。

张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