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吉哲

(西安石油大学思政部，陕西 西安 710065)

“俭?还是奢?”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研究的主题之一，更是当代消费伦理争论的焦点，消费的“经济合理性”与“道德正当性”是问题的核心。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产生深刻变革的历史背景下，有人提出，传统节俭观抑制消费的作用客观上已不再适应需求导向型经济刺激消费、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人们对节俭和奢侈的价值判断与取舍被重新审视，传统的节俭美德受到了拷问与质疑。在现代化、市场化、消费主义化背景下如何看待传统节俭观的历史价值与现代地位，是时代赋予我们新的挑战。

一、传统节俭观的基本特征

传统节俭观围绕先秦“俭奢之争”、“义利之辨”等问题确立并发展起来，自汉以后成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价值观。长久以来，节俭不仅作为一种消费观念，规范着人们的消费活动，更是作为一种美德，滋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现拟从以下四点论述中国传统节俭思想:

(一)以义礼为躬行俭的基本原则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问题，“义”关注人对崇高道德境界的追求，“利”则代表人对物质利益的欲求。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坚持了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消费领域亦是如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对待财富，相比富贵与否，孔子更关注逐利方式是否正当。对财富无论追求还是享受，他都强调主观动机的合道德性，轻视获利多少的客观实际。因此当义利不可兼得时，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对名利的淡泊源于他对生活乐趣的独到见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他不在乎衣食是否华美，“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颜渊》)，他也不追求奢华的生活，“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即使从清贫的生活中他依然能体味到生活的乐趣。孟子也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他将人分为“大体”与“小体”，“大体”指人之德性，“小体”指人之本能。“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孟子·告子上》)，若只重物质享受而不重德性追求便会“养小失大”。以上反映出传统节俭观念自身始终秉持“用不伤义”的价值原则，即相比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人们更注重对精神境界的提高。而人们在实践节俭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另一个原则是“俭不违礼”，即“俭”并不是无原则绝对的，而是在其消费水准与地位尊卑相符的前提下尽量节俭，这实际是强调依照社会阶级地位的高下来区分不同消费者的消费品质与数量。正如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当季氏的消费标准逾越了他的等级，孔子惊呼“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另外孔子在祭祖时反对节省献祭用的羔羊，认为这是“失礼”行为;颜渊死后，反对厚葬颜渊，认为这不符合颜渊的等级身份。这些事例说明孔子既反对逾越等级、奢靡无度的消费方式又反对因过分节俭而不符合等级身份的失礼行为，这实际上是用身份等级替代对俭奢评价的客观经济标准，是种等级消费观。

(二)以克己为实践俭的价值取向

传统节俭观认为“克己”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可以通过节俭的生活方式来实现。荀子曾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荀子·荣辱》)。欲望，特别是对美食美物的贪欲乃人之本性，人皆有之。有些情欲合理，利己利人;有些不合理，害己害人。可是“理智无力;欲无眼”［1］(P518)，欲望本身并没有善恶评价标准。缺乏道德规范与价值指引、一味逐欲的活动会让人类陷入混乱。诚如老子所言:“五色使人目盲，五味使人口爽，五音使人耳聋，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所以他告诫我们“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对贪欲的恐惧催生了对贪欲的克制，为了避免纵欲引起的灾祸，我们就必须“克己”以管理自己的情欲，但“克己”之功如何实现?“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荀子认为虽然欲望不能根除，但是通过简朴节制的生活便可以实现对欲望的控制。其实先贤们很早就看到了“俭”、“奢”同欲望的关系:“侈则多欲”，“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训俭示康》)，欲壑难填，奢侈的行为会刺激人的贪欲，酿成灾祸;而“俭则寡欲”，“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同上)，节俭可以教人们克制不合理欲望，培养合理欲望，因此节俭的生活方式是人们克己制欲的应然之选。“克己之俭”高扬人在物我关系、消费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追求“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朴真生活境界;体现了对人类生存发展状态的终极关怀。

(三)以养德为崇尚俭的价值旨归

节俭不仅是一种消费观念，古人更是以俭为德。一方面，节俭本身即是一种美德。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朱熹也说“俭德极好，凡是俭则鲜失”(《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节俭即“节制”，节制内涵理性御己之意，因而“鲜失”。节俭也作“简约”，提倡“见素抱朴”、简约生活，以将精力用来追求更高的精神需要。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人的精神追求虽以一定的物质生活为基础，但并不限于物质生活。相反，人若一味沉溺于声色犬马，便会消磨志向，丧失精神目标。因此，于志宁总结道:“克俭节用，实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败德之本。”(《旧唐书·于志宁传》)另一方面，节俭还是培养其他美德的手段。正所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诫子书》)，“有道者皆由俭来也”。传统道德中节俭总是同勤劳、贵生等美德紧密相连。一则，我们常说“勤俭”，“勤”与“俭”分别从生产、消费两个环节对主体的经济活动提出了道德要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只有辛勤劳动方知劳动成果来之不易。勤劳教我们热爱劳动，节俭教我们珍惜劳动成果;勤劳创造财富，节俭积累财富。再则，中国传统注重养德贵生。何为“贵生”?“所谓贵生，亦即贵生贱物、重生轻物，也就是把自己分为‘生’和‘物’，而认为自己的生命贵于自己生命之外的东西，因而也就是自己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东西。”［2］(P2987)“物”乃“生”外之物，生命质量的高低与占有物资的多寡并没有必然联系。过分的贪欲反而会使人役于物、累于形、害于生，导致生理、心理严重失衡，更甚者将危及自身乃至他人的生命，酿成悲剧。所以老子告诫我们:“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人只有常怀“节俭”之心，溯本清源、祛除物敝、保持身心和谐，方能知足、知止、生命长久。“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俭乃大德、侈乃大恶，珍爱生命即要趋善避恶、“以俭德避难”(《易经》)。可见，通过节俭的生活提高德性修养，促进身心和谐乃是传统节俭观念的旨趣所在。

(四)以兴邦为弘扬俭的立论基础

“禁奢崇俭，美政也。”节俭既是美德又是“美政”。儒家很重视节俭对于裕民、富国的重要性。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并说“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他提出了通过节用而裕民，裕民而国富的美好治国愿景。荀子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节俭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荀子·富国》);他也很注重节约资源、积累财富，因此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子·天论》)。荀子还很推崇可持续消费:“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荀子·荣辱》)，节约开支是为了有备无患，保持生产生活的可持续性。但他也强调“天下尚俭而弥贫”，社会上各阶层、各领域无差别的厉行节俭只能使人民更加贫困，是不可持续的。古人也很警惕“奢侈”对于社会和谐、国家安定的巨大破坏作用。李商隐曾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奢靡的行为轻则腐蚀人心、败坏个人道德，重则破坏社会风尚、亡家亡国。“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管子·八观》中认为奢靡的行为源于“毋度”，即人对自己行为的放纵。因此应当“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同上)，通过提倡节俭来杜绝浪费现象、整肃奢靡的不良风气，此乃“国之急也”。

以上便是中国传统节俭观的基本特征。“义礼”于外，强调社会伦常对俭行的规范;“克己”于内，重视俭德对人欲望的管理。“养德”从伦理角度，阐明节俭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基础;“兴邦”从政治角度，将节俭提升到了持家治国的高度。可见传统节俭观对节俭价值的思考是立体、多元的。

二、传统节俭观的现代价值

历史上人们对“节俭”品质的深刻思考，在现代还有没有价值呢?笔者认为，传统节俭观在当下依然具有现实价值，原因有三:

(一)节俭是构建可持续消费伦理的客观需要

一般认为，传统节俭观念根源于农业社会的物质稀缺性。那么在当代，当我们重新审视“节俭”价值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当今社会到底是一个物质丰盛的社会，还是一个物质依然贫乏的社会?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生产领域自动化、电气化的完成，生产力的提高扭转了社会长久以来的物质匮乏状态，而生产的过剩却面临消费的相对贫乏，这就需要催生与之相适应的巨大买方市场才能完成资本的循环。于是通过对福特制“全民消费”模式的推广、“消费即爱国”的凯恩斯主义的宣传、加之广告等营销手段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最终释放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热情，一种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为社会组织原则，以“消费即是生活”为价值导向的新的社会形态逐步建立完善。这是资本逻辑的巨大成功，在这场角逐中对技术的崇拜被推向了神坛，自然退居幕后，人们对技术的无限可能充满信心，沉浸在“丰盛社会”到来的欢呼中。感性的狂欢与理性的反思同在。学者们指出，在现代社会消费不再局限于满足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而是人们展示个性、区分彼此的手段，人们对不同商品选择与消费的过程既是对自身独特个性的彰显，又是借以融入新的群体，满足社会认同感的手段。总之无论是寻求认同或区分，实质上都是人借助消费来相互区别和比较，这种动态比较的过程决定人对消费总是能产生新的欲望和理由。这说明我们依然处于一种稀缺状态，即“与传统社会以及工业社会相区别，当代社会的稀缺可以表述为一种结构性的稀缺。它主要表现为一种‘心理的贫困’，即由于需求与生产之间永恒张力的存在，使得稀缺变成了一种比较的结果”［3］(P19)。“心理的贫困”只有通过不段更新的商品来维持新鲜和满足，可这种维持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在人类尚未发展到足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源能源的供给问题、在人类还不能无限扩大生产能力之前，人类社会依然存在着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欲求的无限性、“生产资源的有限性与整个世界人口的无限膨胀”［4］(P19)等根本性的矛盾。这些矛盾潜伏在现代社会物质丰盛的美丽图景背后，持续发酵为一系列紧迫严峻的问题。物质生产方式低效率、高消耗;环境污染严重，动植物多样性遭到破坏;人口持续增长，粮食、淡水供应相对紧缺等种种问题迫使我们必须反思自身的消费行为，树立可持续的消费理念。而一种消费观念只有扎根于该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因此节俭观作为一种提倡节约、反对浪费的消费观念，“节俭”作为一种以克己制欲、养心寡欲为内涵的德性品质，成为帮助我们平衡自身的需求和欲望、平衡对资源的攫取与环境的保护、平衡人与人代与代之间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构建新型可持续消费伦理的最佳选择。

(二)节俭是对市场经济资本逻辑的必要补充

市场经济是种以经济增长、利润提高为根本目标的经济模式，这意味着资本在经济运行中遵循着一套严格的逻辑，即利润最大化原则。这一资本的逻辑将人看作是绝对理性的，并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行事目标。在这一假设中，人感性的一面被忽略，他人与自然作为经济体追逐利润时的一项工具而存在，他们贴着有没有用的标签被反复权衡，而应不应该的问题却无关紧要。人们互相视对方为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工具，甚至自己也像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被推销，自然不再作为超凡力量被人敬畏与崇拜，在日益庞杂的物化世界里，自然隐去了自身，淡化为技术世界无声的背景。经济生活中没有人会放弃自己获得利益的能力与权利，这种推崇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社会是缺乏道德话语约束的社会，失去道德判断的个体竭力将发展中的成本外化为全社会及自然共担的风险，错误的示范与默契的模仿却合法化了普遍的浪费与污染，这种伴随“负溢出”的经济增长显然背离了经济发展“以人为本”的目的。这表明，即使对利润的追求为经济的可持续提供了足够动机，也不能构成维持经济健康发展的全部价值动因。经济的健康运行需要相应的道德话语作为对资本逻辑的必要补充。而“节俭”虽然因其有抑制消费之嫌而饱受质疑，但其“德与利”价值辩证统一的理论品质却值得我们在探讨构建经济伦理观念过程中予以足够重视。古人有节俭与节用之分，节俭侧重生活领域，重视对消费的道德评价;节用适用生产领域，强调生产的开源节流、量入为出。首先，“节俭”是顺应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它感叹劳动过程的艰辛与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教人珍惜劳动果实、珍视物质财富，有利于人们培养正确的财富观念，合理理财，提高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感;它也强调消费过程的“重义轻利”，这种“不为物役、不为形累、不贵难得之物”的消费主张体现了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对待客观物质财富能动的主体地位，它使人不至于因过度沉迷物欲而陷于奢侈，也不至于过分珍视钱财而变得吝啬，体现了消费实践的中道。其次，“节用”是符合伦理要求的经济发展方式。它强调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即教人在生产中节约开支，以增加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规模;在生活中俭省家用，平衡个人与集体在消费中的支出比例，以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且“节用”提倡“用之有节则常足”利于社会维持一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提高经济续航能力。“节俭”重视统筹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并关注经济活动中人自律与自省的精神，它从“德与利”两方面保证了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节俭是对消费主义的有效抵制

当代中国消费伦理的发展大致呈现出一种传统消费观念去势与消费主义兴起的趋势，这一方面源于传统崇俭消费观念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源于消费主义强大的蛊惑力。消费主义推崇物质享乐，将物质消费看作人生目的。它通过将品类繁多的商品堆满商场、超市的每个角落勾勒出一幅丰盛景象，饕餮的盛宴不断向消费者发出纵欲狂欢的邀请，而商家通过精巧的包装及不断翻新的商品花样，持续诱发起人们的消费热情，人们陷入了物与欲编织起的彻夜狂欢中。历史一再表明，简约、自律的文化总是伴随文明的自强与崛起，而纵欲无度、享乐风行也总是面临文明衰败的危机。消费主义的危害正如弗洛姆所说:“它使消费者不尊重劳动和人的努力;使他忘记了在他自己的国家和比较贫穷的国家中还有人受穷。”［4］(P268)过度膨胀的物欲麻痹了人的道德责任感，进而造成了物质的严重浪费与生态破坏。更需警惕的是消费主义消解了人的崇高精神追求，它通过幸福即享受生活、享受生活即消费、消费即对物质的占有与消耗的逻辑，层层淡化了人多样化需求中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缺乏价值指向与文化内涵的消费便也失去了意义维度，它在背离生活的同时也背离了自身。为了避免这幅物质丰盛、精神空虚景象的出现，我们应当对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消费主义提高警惕。消费主义是通过对人幸福观念的扭曲、对人消费欲望的挑拨来实现的，它实质上是对现代社会鼓励消费观念的极致发挥。因此我们应当分清合理消费与消费主义的区别，我们不否定并且鼓励百姓日常合理健康的消费，因为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但我们也坚决抵制不良的消费行为和风气。这要求我们树立一种健康的消费理念，而“节俭”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内涵克己修身、精神至上、勤俭持家、重视家庭成员整体利益等价值取向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借鉴。当我们重新审视和挖掘“节俭”价值时，必须注意的是对其历史局限性的超越，节俭观所蕴含的禁欲、否定消费的成分及其阶级消费观念的虚伪本质都需要我们加以区分和扬弃，在新时代它更多的是一种消费理念与生活可能性的展示，它呈现的是:在消费行为上追求片面物质享受及感官刺激的活动被视为低级的，而通过消费满足人全面感性与理性的审美需要则成为风尚;二是在消费观念上体现消费者对所占有劳动成果的尊重，不浪费、不挥霍，不因过度消费而剥夺他人或后代子孙的合理消费需求。如果说现代社会高扬人主体性的同时也解放了人的欲望，那就需要理性对欲望的引导与合理呈现，这就是“节俭”在现代的价值所在。

三、结论

“经济合理性”与“道德正当性”是构建消费伦理的双重维度，但它们之间却总是充满价值冲突与矛盾难以兼顾，我们只能根据具体的时代要求有所侧重。也许顾此失彼的两难境地会在将来得以化解，但为此理论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二律背反即是本然，在矛盾中前进决定消费伦理将始终接受具体时代问题的挑战。消费即人的实现与人的现实，人无限可能的多样性决定其消费的多元化，因此我们无意也无力去构建一种普适的消费观念，我们只是为当前的消费伦理提供一个思路一种态度，即对“节俭”的继承与发展。继承祖先对“节俭”质朴的德性追求，将节俭视为修身养性、追求人类至善幸福的方式，将节俭视为维持人类长久生存与发展的必要品质贯彻下去;发展节俭“克己制欲”的价值取向，既鼓励群众科学合理的消费，又鲜明反对消费主义，积极引导群众改变消费陋习，发展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之消费理念。“有所为”即消费应以自我创造性的发展、环境的保护为目的，时刻倾听与反思自身的消费需求，“有所不为”即对不健康消费和需要做出必要放弃，这种放弃或许是因为消费行为超出了自己实际的经济承受能力，或许是因为消费对人生理或精神健康造成了困扰与负担。总之，如果现代社会是一片商品铺就的肥美牧场，被解放的欲望徜徉其间，那么消费伦理的任务便是对充斥其中的各种消费观念进行必要的批判与反思，而“节俭”则立足于引导和改善人的需要、弘扬人在多元消费中的主体地位，为其提供了宝贵视角。

［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2］王海明.伦理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何小青.消费伦理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4］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蒋重跃，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