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与表现的虚实相生——论耿立历史散文的艺术特征(下)*<br/>

内涵与表现的虚实相生——论耿立历史散文的艺术特征(下)*

2012-08-15程日同

菏泽学院学报 2012年6期

程日同

(菏泽学院中文系，山东菏泽 274015)

真实内涵与表现形式的虚实相生，是指由出位之思和破体性所导致的具有虚拟性的形式，成为承载、生发真实内容的手段，也即使用虚拟性的形式，来表现真实的内容。在这里，内容与形式形成了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

耿立历史散文，具有一种明显的破体性。历史散文题材的非亲历性，势必突破一般散文主要适合表现以个人经历、体验性内容和相应审美风格的方式、方法，体现一种破体性。耿立曾说:“散文作为一种可能，我先前的想法，有一点故事，小说的，有一种精粹和境界，诗的，再就是散文自身的，三者的纠结，成为一种广义的散文文体，故我的散文有许多的虚拟。”［1］(自跋)破体在耿立散文中，主要表现为小说的故事性和诗歌的精粹，故事自有一种想象性和虚构性，诗歌有一种针对客观的主观提升，都表现为一种虚拟性。耿立这种文体的出位之思，在其历史散文中，得到继续和发展。

虚拟艺术手段是更加真实或本质地呈现和表现历史真实的必要手段。林语堂说:“事实虽然是历史上的，但传记作者则必须在叙述上有所选择，有所强调，同时凭藉头脑的想象力而重新创造，重新说明那活生生的往事。”［2］(原序)这种艺术手段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选取反映历史本质，或者与历史本质密切相关的史料;二是对这样的史料进行一番增减抑扬的艺术处理。如依据具体情境和认识，进行以呈现本质真相为目的的虚构和想象，营造有较高艺术特征的场景等，都是呈现历史真实的必要途径。第一种情况，在耿立散文中表现为择取典型事件和细节，在上文第一节已作论述。这里主要谈第二种情况，主要指采用古今小说和诗歌的手法。

(一)采用小说具体描述、营造情景的方法。许评先生评论耿立说:“他写散文，但不拘泥于散文的格式和套路，也将小说的元素信手拈来，加入到本真的叙述当中，却能收到锦上添花的效果。”［3］其中“小说的元素”指“小说中扣人心弦的情节，电影中意蕴悠长的镜头”［3］。所谓电影中镜头的印象，主要来源于突出的细节描写。这样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义士墓》，没有明显的议论、抒情，只是在叙述一个有人物、情节，有细节的故事。在形式上，可以视为一个短篇小说。《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在所表现的情理脉络上，缀以小说中常见的场面、细节描写。赵登禹喜峰口之战前遇到“一个女人的难题”，采用的就是刻画细节、营造场面的写法，一如小说。再看《不忍逼视的细节》中的场面描写:

800个战士齐呼了一声，叩了三个头过后，他们前赴后继奔赴黄河，旋涡一下把这些身影拥抱。旗手是最后跳的，他把旗帜高高的擎起，在悬崖顶上，如一块岩石。他等待着，他等待上来的鬼子，在他身后，一个个弟兄跳下了黄河，他像要为那些壮士送行。这时高亢的秦腔响起来，是《李陵碑》中杨继业的两句: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然后他把旗杆扎向上来的鬼子，滚入黄河。

这段文字，是关于“旗手”的特写。其背景是:苍天下，800名战士齐呼、叩首、奔赴黄河的身影，即将近前的鬼子。其特写是:昂立在悬崖顶上，高擎旗帜，犹如一块矗立的嶙峋岩石。旗杆扎向鬼子，滚入黄河。一段悲壮之曲，划上了一个句号。“战场沉寂了，硝烟退去”，然而又音犹未尽。这样的场面描写类似电影的特写。

一般而言，传记散文的写人记事类似小说，其虚构和想象也近于小说。但其目的与功能，却与小说不同。钱钟书先生说:“史家追述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怵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话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4］(P66)所谓“不尽同”，主要指历史散文破体的目的是以真实性(不仅仅是真实感)为依归，完美表现真相和精神。如耿立所说:“在散文文体上多些破体，在语言和结构表达上，为心灵和眼睛找到最佳的形式。”［5］在这里，散文的虚构是综合性的整合和有限的艺术想象，杜绝其他文学样式如小说脱离客观实在遵循情理一任的自由驰骋。不能对历史资料随意整合或虚构，而是立足题材、内容，以真实表现为目的，寻求表现内容的最佳方式，也即把历史真切、鲜明和生动地表现出来。

(二)借用古代短篇小说和戏剧的叙事体制，以引发史料的意义。源于“说话”艺术的宋元话本小说，特别是明清拟话本(包括不少戏剧)在叙述主要事件(正话)之前，通常有“入话”(解释诗词等的话)和“头回”(和“正话”内容相类或相反的小故事)，它们与“正话”在内容上有程度不同的联系:“入话”“与话本有密切的联系……它凭借和正话有着某一点联系，因而导入本事，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6］(P138)“头回”则“基本上是故事性的，正面或反面映衬正话，以甲事引出乙事，作为对照。它虽然在情节上和正话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但它对正话却有启发和映带作用。”［6］(P140)“入话”和“头回”主要是为了阐发“正话”的意义。

耿立的历史散文也有类似的情况。在《三姓家奴》中，作者在叙述石友三之前，简述了三国时吕布的故事，前后相映，针砭了少廉寡耻者。首段说:“说石友三是三姓家奴是比照吕布。在《三国演义》里，有这样的话品藻吕布:马中赤兔，人中吕布。但还有一句话说到了吕布的骨头:三姓家奴。”过渡段说:“历史，在某些时段，在某些人的身上，常常是醒着的，这惊人的相似，使我们保持着对历史的惊奇。如果说吕布活在二十世纪人们是会嗤之以鼻的，是玩笑太大，但他的基因复制给某些人，这确乎令你不得不瞠目以对。”接着叙述石友三在私利面前失足的旧事。在《汪精卫:龙种抑或跳蚤》中，在正式叙述之前，用整整一节的篇幅，述论了《史记》、《庄子》、《古史考》中伯夷、叔齐和《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中冯道的故事。“冯道让后人在史书上诟病不已的是他的政治节操。……短短的数十年间，冯道接力一样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契丹五个朝代及十个皇帝……的政府中出任中枢高官。……于是欧阳修在撰《新五代史》时以朱笔点评:‘其可谓无廉耻者矣。’”然后，写汪精卫的事迹等。两篇文章以吕布、冯道的品性定下了石友三、汪精卫的评价基调和文章主旨。这种古代小说(或戏剧)的叙述体制，在耿立历史散文中是常见的。

(三)借助古代诗文用典的手法，引发感情和意义。虽然耿立对杨朔把散文当做诗歌来写的做法不满，也反对“美文”化解悲剧的“诗意”做法，但是，并非一般的杜绝诗歌因素进入散文，相反，耿立的散文有时诗歌色彩浓厚。上文已经涉及诗歌入文以抒情的情况，此处主要从引发精神的表现角度予以论述。耿立散文频繁使用古代诗文“用典”的方法。用典也称用事，凡诗文中引用过去有关人、地、事、物之史实或语言文字的，即称“用典”。其基本功能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或比况，委婉表意;或为例证，以使立论有据。用典是文学创作的传统手法之一，无论是对文学作品本身的鉴赏，还是对古代诗、词、文理论的探讨都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把古代诗文用典之法，引入现代散文，亦属破体。

《还我头来》、《铭骨苦难》引用了韩瀚写张志新的诗，《斯人也斯疾》引用了《论语·雍也》的句子。《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作者引述具有日本民族精神象征意义的菊与刀，以及“昭和之烈女”等，来比对、反衬以赵登禹为典型的、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表现出来的铁血与柔情;《无法湮灭的悲怆》，引述唐代张远在安史之乱中孤守睢阳之战，类比抗战中的方先觉将军所领导的著名的衡阳保卫战，以期清除一直以来对方先觉等人的误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等等，都是引用典故表情达意的例子。

《还我头来》是一篇写实性极强的作品。文中直接引用了审讯资料、采访记录、回忆录、碑文、鉴定报告等。其中连续抄录的四份骨检报告之一云:

一份鉴定报告出来了:从头颅的特征看，此头颅为男性，死亡年龄在二十八岁至四十岁。从颅骨的颜色、石化程度、风化程度等综合特征观察，其死亡和埋藏时间，估计有几十年历史。在左眼眶下部和左颧骨内侧有硬伤，为死者生前受伤并经几年自我修复所致。在左眼下部、鼻骨左侧，也有一处数毫米直径的近圆形痕迹，可能亦为生前受伤所致。

引文给人以冰冷的感觉，属自然主义描述。读到这样的文字，人们难免要问，较多引用史料，文章的实录性自然增强了，但是作为散文的文学性是否相应受到了损害?然而事实是，在文章的叙事脉络中，典故的运用，使这种客观冰冷反而别具情怀。作者通过《三国演义》中关羽有关头颅之“古典”来热化读者心间的冰冷感觉。关羽身死而豪气犹存。嗣后，作者又将这种历史的感知引向现实(近于陈寅恪之“今典”:当代史事或当前故事等)，进行热化。“2007年10月16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称，‘精美的圆明园失散文物马头铜像将在下月索思比拍卖行秋季拍卖会上被拍卖，预计成交价将达五百万英磅’。”作者说，这犹如赵尚志狱中受过的一种刑法:“披麻戴孝”，在“一下一下撕扯着一个民族的肌体”，烈士的不屈、抗争精神被引申为延续不绝的民族精神，具有了现实的意义。这样，用典缩短了读者与英雄的心理距离，从冰冷的史料中，引发出了关于道义的激情。主观性的引发源自恰当的形式。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遵循着相反相成的规则。

总之，历史题材引发了形式的虚拟，使形式更加“形式”，而形式的虚拟，升华出更加丰富的主观内容。这样，内容与形式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反相成、虚实相生的关系。

历史细节和人文精神之间、形式和内容之间，呈现着一种融通与生发的关系，是耿立历史散文的基本特征。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这种结合形态，就理论而言，接近文学的理想状态;就现当代散文创作史，尤其是目前散文创作状况而言，又有其个性。

首先，在理论上，耿立历史散文诸因素形成的对立统一关系，接近文学的理想状态。童庆炳说:“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文体升华三者之间保持张力和平衡，应该是文学的精神价值的理想。”［7］其中三个方面在耿立散文中各有对应。“历史理性”源自历史(细节)的历史本质，在文中体现为文学真实，属于客观范畴。人文关怀表现为立足于人道主义的批判性和抒情性。“文体升华”是指“文学作品形式层面的审美价值追求”［8］(P174)，表现为破体性形式对内容的理想表现。而“张力和平衡”，则指互为对立而又互为依存、促成的关系，在耿立散文中，表现为历史细节、人文情怀和破体形式之间虚实相生的关系。耿立历史散文诸因素这种关系形态，体现了文学价值的基本理想。

其次，耿立的历史散文，具备五四时期小品文和五六十年代诗化散文的积极因素，又兼及以余秋雨、南帆等为典型的文化历史散文的特征，并能自成面目。

耿立历史散文，侧重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发掘民族大义和文化精神等，类于“诗化”散文“大我”的凸显，又注重对历史的深刻体察和感悟，主观性和人文性显著，近于“五四”散文“表现个性”的“人学”精神。［9］(P43－44)同时，在历史、理性和真实感悟的基础上，又秉持二者的诗意和自由精神。

将耿立历史散文置于余秋雨、南帆历史、文化散文之中，也能呈现其个性。余秋雨、南帆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散文有开拓的代表性作家。［10］耿立散文有余氏散文智性与诗性的交融，也有类似南帆经营细节关注其背后精神的特点。但其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如果说，余秋雨的散文象一首诗，南帆的散文象一篇论文，那么耿立的散文，则更似《史记》中的一篇传记文章。

第一，余秋雨散文文化感慨的载体多属物像，如苏州、西湖、江南小镇、天一阁、敦煌、柳侯祠、废墟、笔墨、夜航船和景物等。诚如所言:“其中《道士塔》《阳关雪》等，是通过一个个古老的物像，描述了大漠荒荒的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深邃苍凉之感见于笔端。”［11］内容提要这是一种近于意象创造的古诗结构。形成对照的是，耿立散文主要是以历史人物为主要载体。在境界上，前者文人气较浓，后者文人气中又多出英雄气。

第二，南帆历史散文与耿立的最大不同，是较少历史具体场景的营造，抒情性不强。它也以人物作为思考的对象，如《辛亥年的枪声》中的林觉民和陈意映，并重视以细节作为去蔽、还原历史的手段，如言:“对细节的在意和警觉，以及关注细节背后那意味深长的思想玄机，这是南帆散文的另一个显著特点。”［12］这些都与耿立散文相近，但南帆刻意“冷峻和理性”［13］，通常不作高强度的抒情和诗意的渲染。南帆关注的是被既成话语所遮蔽的历史，及其背面潜藏的价值。他“总是通过假设和追问，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疑难和不安。”［12］“从细节上颠覆历史的宏大话语”［14］，看出历史转折的偶然性，或者还原被遮蔽的历史。南帆的历史散文，似多将历史细节作为一个权力话语的反证的例子，由此达到解构的目的。其艺术性只是表现在，感性的细节和由与权力话语“辩论”取胜或去蔽的快感。耿立历史散文的情理交融，除类似南帆的“审智”外，更多的是采用诸多破体手法，营造当时情景，悬置成见或话语，力图全身心地进入历史现场，体察本质，引发感情，不仅审智，更是审情。

第三，耿立将《史记》作为学习的典范，“历史”因素凸显，有回归传统体式的倾向，这是其历史散文本色的表现。因为所谓本色，就文学体裁而言，是文体固有的特征或本来的面目。耿立对《史记》情有独钟，他说:“我私下里一直认为《史记》是散文不可逾越的标尺。”(《谁的风月》)［15］(P17)又:“《史记》是历史，也是散文，自己越来越觉得司马迁那样的散文才是散文的正宗”。［16］(自序)耿立认为，《史记》有不可逾越的高度，是散文的正宗，体现了散文的本色。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耿立散文的创作。耿立的历史散文与《史记》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历史、精神和表现等因素的凸显，以及其间所形成的相互独立与生发的关系，可谓是得《史记》之神理。

宋人吴缜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17］(序)在吴缜看来，史书在文体上，主要包括实录、评价和表述三个要素。《史记》作为史书，自然也包括这三个方面，不同的是，在评价和表述上有其特别之处:评价具有显著的批判性，且带有强烈的情感;表述形式上，除如实表现事实外，还有生发事实、以求更加真实表现的功能等。“不虚美，不隐恶”［18］(P1932)、“是非颇谬于圣人”［18］(P1932)和“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19］(P12)等分别认定《史记》的实录性、批判性和情感性。而且，《史记》的表述方式，又使事实和精神等内容，得以更加接近历史本质地、完美而理想地呈现。清人熊士鹏评论《史记》说:“余每读其列传，观其传一人，写一事，自公卿大夫，以及儒侠医卜佞幸之类，其美恶谲正喜怒笑哭爱恶之情，跃跃楮墨间，如化工因物付物，而无不曲肖。……各因其人之行事而添颊上三毫也。故刘向、杨雄称之为实录。”［20］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描述人物形象生动，能够准确地把握人物的神态、性格;这种表现之法被看作“实录”的一个内容，也即表现目的不是生动本身，而是历史真实。耿立历史散文在这三个方面均相应表现，只是与《史记》褒贬思想范畴广泛不同的是，耿立散文作为现代文学，其思想感情更多属于人文关怀范畴。

耿立历史散文表现出散文的本色特征，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散文。因为作为历史散文，其基本形态、格调等理应是历史的，诗歌或论文等特征终非本色。因此，就文体意义而言，耿立历史散文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总之，耿立历史散文在当今文坛具有鲜明个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耿立.散文的一种可能［M］//蟋蟀入我床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2］林语堂.武则天正传［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

［3］许评.耿立散文论［J］.文艺鉴赏，2009，(1).

［4］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耿立.答客问［EB/OL］.耿立博客，http://blog.sina.com.cn/shigengli，［2012 －05 －01］.

［6］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童庆炳.历史——人文之间的张力［N］.文艺报，1999－07－15.

［8］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9］吴周文.20世纪散文观念与名家论［M］.远方出版社，2003.

［10］孙绍振.建构当代散文理论体系的观念和方法问题——在大连“散文理论创新研讨会”上的发言［J］.当代作家评论，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