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丹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今存署名李卓吾评点的《水浒传》版本主要有两种:一是《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杭州容与堂刊本(简称“容与堂本”);二是《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一百二十回，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杨定见、袁无涯刊本(简称“袁无涯刻本”)。明清以来关于《水浒》李贽评本真伪的争论也主要围绕此二本而展开。对于二本的所谓“李贽评语”，明清时人多持否定态度，认为是叶昼的伪托，如钱希言《戏瑕》、盛于斯《休庵影语》、陈继儒《国朝名公诗选》、周亮工《书影》等均发表过这种见解。

20世纪20年代，现代“水浒学”的奠基者胡适、鲁迅等人也都信从“容本”、“袁本”李贽评“均系伪托”的观点。30年代以后，随着更多的《水浒传》版本被发现、并被纳入研究视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日益深化，见解也日趋分化。至50、60年代，对于二本李贽评孰真孰伪的问题更是臆见纷呈，出现极限状态的四种观点:一是二本皆伪;二是二本皆真;三是“容本”为真，“袁本”为伪;四是“袁本”为真，而“容本”为伪。许多知名学者涉入这一问题的争论，如孙楷第、郑振铎、戴望舒、赵景深、何心等。尽管他们各持己见，难有共识，但他们发掘出更多的有价值文献，极大拓展了这一问题探讨的视域范围，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80年代以来，随着《水浒传》研究逐渐走出“文革”中“评水浒、批宋江”的政治泥潭，并回归到学术研究本位，学界对李贽评本问题争论的热度不断上升，探讨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得到拓展。三十多年来的争论研讨，虽然对于二本李评的真伪讫无定论，但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形成了一些共识:李贽确实批点过《水浒传》;容与堂本前附的《忠义水浒传叙》确为李贽所写;“容本”、“袁本”批语皆出李贽手笔的观点已基本无人信从;容与堂本的批语出于叶昼之手，而非李贽;“容本”与“袁本”的批语存有密切内在关系;署名许自昌撰的《樗斋漫录》真实作者是叶昼;两种所谓“李评本”无论是否出自李贽手笔，但都有很高的小说批评价值，相对而言，“容本”价值高于“袁本”，等等。这些共识的达成，为此问题的后续研讨铺垫了更为厚实的基础。

一、《水浒传》李评本辨伪的主要方法

新时期《水浒传》李评本辨伪所取得的上述进展，得益于本时期更为宽松的学术环境、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源，以及越来越密切的中外学术交流等因素。而在这些大背景之下，更为多元、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无疑是推动这一学术公案取得进展的更关键力量。

众所周知，《水浒》李评本真伪之所以聚讼纷纭、久讼不决，最根本原因是直接文献记载的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学界只好另辟蹊径，迂回进击。以两种李评本为参照坐标，调动现存一切有关文献，进行多维度的比较与旁证，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探究路径。在李评本辨伪工作中，学者们展开比较的维度主要有如下几种:

1.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与“容本”、“袁本”批语的比较。既然李《叙》的真实性得到了学界公认，因而将其内容及观点与二本批语内容进行对照，以探明后两者与前者孰“违”孰“同”，就成为辨别二者真伪的一种重要途径。如陈洪《〈水浒传〉李卓吾评本真伪一辨》［1］一文主要根据李《叙》中未提及百二十回袁本中方有的征田虎、王庆故事，据此断定后者所谓“李卓吾评”为伪托。叶朗《叶昼评点〈水浒传〉考证》［2］比较了李《叙》与“容本”批语，发现两者基本观点是矛盾的，因而得出“容本”所谓“李卓吾评”为假的结论。

2.《水浒传》李卓吾批语与李贽学术思想、政治观点的对比。朱恩彬《李贽评点的〈水浒传〉版本辨析》［3］一文认为，“容本”批语强烈的反假道学思想，以及“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的文艺观点均与李贽哲学及文艺思想相通，他据此判定李贽批点的是容与堂本。张同胜《论李贽的〈水浒传〉评点》［4］一文把“容本”的点评与《李贽文集》尤其是《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进行思想内容和行文风格的比较，认为两者都有共同点，即都着眼于朝廷国家的理治，“与圣教有益无害”，其结论也是“容本”出于李贽点评。

3.李贽与叶昼思想及文风的比较。日本学者佐藤炼太郎《关于李卓吾评〈水浒传〉》［5］一文审视容本评语中对于官僚丑态的讽刺以及对社会不公正的义愤，比起为君国尽忠来，它更重视社会正义，而这种“更重视社会正义”的取向更加契合叶昼之类落魄才子的心境，而不太符合中过举、做过官的李卓吾的思想实际。因此他断定，“容本”批语出于叶昼之手。叶朗《叶昼评点〈水浒传〉考证》［6］将“容本”中所谓李卓吾批语的署名方式与《藏书》署名方式作了对比，认为前者是“刻意模仿李贽的某种风格特点，但是却过分地膨胀了”，“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文字游戏”。从而判定是叶昼弄巧成拙，反露马脚。

4.“容本”与“袁本”的比较。许多学者注意到，二本批语的思想观点、艺术主张乃至文字风格均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因而考察哪一种版本批语与李贽其人其文更为接近或趋同，将是证明孰真孰伪的有力依据。黄霖《〈水浒全传〉李贽评也属伪托》［7］一文在认定“容本”李评系叶昼伪托的基础上，对“袁本”与“容本”批语作了比对，发现“袁本”批语是参照了“容本”的，而从刊刻时间看，“容本”在前，“袁本”在后，因此得出二本李评皆系伪托的结论。

5.《水浒传》李贽批语与其他署名李贽评作品的比较。明清之际许多笔记著作中记录了明末世上风行李卓吾评点之书的情景，清初周亮工《书影》卷一云:“当温陵(李贽)《焚》、《藏》书盛行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书第一评》、《第二评》、《水浒传》、《琵琶》、《拜月》诸评，皆出文通(叶昼)手。”［8］黄霖《论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9］一文将“容本”《西厢》与“容本”《水浒》评语进行对照，再与其他容本小说戏曲评语相比较，发现它们在用词、风格、观点等方面都十分一致，因此得出结论:“容本《西厢》与容本《水浒》是出于一人之手，都是叶昼的伪托”。张天星《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评语与李贽思想的矛盾》［10］从思想印证入手，将署名李卓吾评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北西厢记》等进行横向比勘，发现其思想风格存在榫合之处，因而提出上述诸书批语均系叶昼伪托的观点。

二、《水浒传》李贽评本辨伪中存在的问题

新时期《水浒传》李评本辨伪工作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在研究方法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非常值得总结与反思:

1.主观臆测，妄下断语。李贽确曾批点过《水浒传》，这在当今学界已经成为共识，因为有充分的文献可以证明: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被收入其生前所著《焚书》;李贽《与焦弱侯书》亲口提及批点《水浒》之事;袁中道《游居柿录》记载其亲眼目睹李贽“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水浒传》)，诸字批点”;与李贽关系甚密的杨定见于《〈忠义水浒全书〉小引》中也述及李贽“批定”《水浒传》的事实。应该说，这些当时人所记录文献的真实性不能被轻易否定，这也是围绕这一学术公案进行争论的最基本材料依据。但是有些学者胸中先有“李贽从未评点过《水浒》”的成见，然后对于上述李贽评《水浒》材料的真实性统统给予否定，以达到材料为我所用的目的。不能提供任何实证材料，全凭主观臆测与推断，甚至将被收入李贽《焚书》中的《忠义水浒传叙》也视为伪托，从而从根本上否定李贽评《水浒》的事实。这种做法实际是一种标新立异之举，是学风浮躁的一种表现，无助于任何学术问题的解决。

2.比较研究中，突出对比项的共性相同一面，却忽略个性差异一面。许多关于《水浒传》李贽评本辨伪的论著，用李贽的学术思想、政治观点作为主要参照和依据，但是这种思路实际上是靠不住的。因为在晚明思想界，与李贽思想接近或相同的人大有人在，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即使在当时小说戏曲创作、批点、出版界，与李贽志同道合者也为数甚多，署名许自昌撰的《樗斋漫录》记载:“吴士人袁无涯、冯犹龙等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因此，思想观点的相同是一种带有时代特点的共性现象，不能作为判断李贽评本真伪的必然依据。相对而言，文字风格的个性化色彩更为鲜明，更有助于判明作者的归属。朱恩彬《李贽批点的〈水浒传〉版本辨析》［11］一文指出，“容本”批点尖锐、泼辣、豪爽，富有概括力，与李贽的杂文风格接近;而“袁本”批点的语言则平实、细腻，但显得琐屑，不像李贽的文风。因此他认为容本为李贽所评。叶朗《叶昼评点〈水浒传〉考证》一文对照了容本《水浒传》与《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演义》的回末总评后指出，叶昼评点的“回末总评经常用重叠感叹词作结尾”，如“此李大哥之所以不可及与!此李大哥之所以不可及与!”“俗人何足言此!俗人何足言此!”“蠢人!蠢人!”“不妄!不妄!”“的是大臣!的是大臣!”等等。黄霖《论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一文中进而指出，叶昼评本好用“佛佛”、“活佛”、“好货”、“妙人”、“是个人”、“做官的”、“忒ⅩⅩ”等表达方式，比较特殊，在一般评本中非常少见。因此，以上二文均认为“容本”批语出自叶昼手笔，其说服力相对较强。

3.执其一端，不及其余。众所周知，辨明古人作品中的疑案，除非有直接文献记载的证明，其他偶然性间接证据是难以直接推导出可靠结论的。但有些为《水浒》李评本辨伪的论著，仅以“容本”与“袁本”批语存在某些相似相近、“容本”刊刻在前而“袁本”在后等论据，就得出“容本”为真、“袁本”为假的结论，而排除了其他多种可能性，就很不严谨。再如，有的学者提出，日本无穷会藏《忠义水浒传》为真李评本，主要根据有二:一是其批语比“容本”、“袁本”都要简略;二是行文中有“订文音字”现象。［12］就不免失之草率，因为无穷会藏本所据底本是否郭武定本尚不能确定，其与袁无涯刻本及三多斋刻本的关系尚无法厘清。还有的学者仅凭“容本”刊刻时间在前、“袁本”在后这一点，就得出“容本”李评为真的结论，也是无乃太匆忙了。

三、《水浒传》李评本辨伪问题的前瞻

在总结成绩、反思教训的基础上，为了使《水浒传》李评本辨伪朝着揭开真相的目标不断迈进，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工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扩大《水浒传》批点者候选人范围。传统的思路一般将“容本”批点者归属于李贽或叶昼二人，而将“袁本”评者聚焦于李贽、袁无涯、冯梦龙诸人。其实，这两种《水浒传》版本作为书坊炮制的通俗文化商品，其批点者不能排除其他许多的可能，而最大的可能就是，两种李评本批语均出于多人之手。因此必须打破旧有思维惯性，深入了解二本的出品者杭州容与堂和苏州种书堂的经营状况，尤其是参与人员的身份及分工情况，这些历史迷雾的廓清，将大大有助于二本李评真伪疑团的揭开。

2.与“容本”、“袁本”《水浒》刊行相关的文士、学者、书商生平与交游情况的考证有待进一步深化。尤其对于李贽、袁宏道、袁中道、杨定见、怀林、袁无涯、冯梦龙、叶昼、陈无异等人的交游活动有待更精确的掌握。要广搜旁辑所有相关文献，剔隐抉微，反复鉴别，尽力还原这些历史人物的真实生活状貌，尤其是他们的文学活动、交游事迹。目前对于李贽、袁宏道、袁中道、冯梦龙等名家的生平研究虽已相当充分，但仍有许多盲点。而对于袁无涯、杨定见、叶昼等声名低微的书商兼文人的身世则知之甚少。但正是袁无涯这些人在晚明通俗文学出版界异常活跃，包括《水浒传》李评本在内许多通俗文学疑案的制造，他们都是最有可能的被怀疑者。因此，包括《水浒传》李评本在内的许多文学疑案的揭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这些人物生平资料的进一步发现。

3.与“容本”、“袁本”相关的各版本之间关系有待进一步考证、厘清。目前对于明末刊行的《水浒传》诸版本间关系尚不明晰，其确切刊刻年代、其传承流变系统等均有待进一步考证还原。如大涤余人序本、芥子园刊本与袁无涯刻本之关系，无穷会藏本与芥子园刊本、袁无涯刻本之关系，袁无涯刻本与三多斋刻本之关系，等等，还都笼罩着或浓或淡的历史迷雾。

4.深化两种所谓“李评本”丰富价值的研究。在缺乏直接文献支撑、二本真伪问题无法结案的情况下，应该暂时超越评者归属问题的争论，继续深入研究两种所谓“李评本”的价值。两本批语均有很高的小说批评价值①，这一点已得到学界公认，研究成果也很丰硕。但研究视野还比较狭窄，主要将“李贽评”置于中国小说批评史、理论史视野中进行观照和评估。还应该将这项研究拓展到商业出版史及通俗文学传播史等领域。仅从商业出版角度来看，李贽以声动天下的名士身份投入小说评点，为当时商业出版业注入了强大动力，现存晚明时期署名“李卓吾批评”的小说、戏曲作品不下二十种之多，实际上，“李卓吾批评”已经成为当时通俗文学出版界一面最为眩目的广告牌。在晚明通俗文学出版界，“名公批点”加书坊运作成为一种很流行的经营模式，“李卓吾批评”功不可没，但目前对这一商业出版模式的内涵及意义，还有很大的待开垦空间。

注释:

①如谭帆认为:“从小说评点史角度而言，‘容本’、‘袁本’《水浒》评本其实并不会因不是出自李卓吾之手而会贬其身价，这是万历年间出现的两部最为出色的小说评点本，也是对后世的小说评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因而视其为万历年间小说评点之双璧也实不为过。”(见谭帆《小说评点的萌兴——明万历年间小说评点述略》，载《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6期，第87－94页。)

［1］陈洪.《水浒传》李卓吾评本真伪一辨［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3).

［2］叶朗.叶昼评点《水浒传》考证［M］//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280－302.

［3］朱恩彬.李贽评点的《水浒传》版本辨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4，(1).

［4］张同胜.论李贽的《水浒传》评点［J］.济宁学院学报，2009，(4).

［5］佐藤炼太郎.关于李卓吾评《水浒传》［J］.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1，(3).

［6］叶朗.叶昼评点《水浒传》考证［M］//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280－302.

［7］黄霖.《水浒全传》李贽评也属伪托［J］.江汉论坛，1982，(1).

［8］周亮工.书影:卷一［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7.

［9］黄霖.论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10］张天星.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评语与李思想贽的矛盾［J］.江淮论坛，2007，(1).

［11］朱恩彬.李贽评点的《水浒传》版本辨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4，(1).

［12］王利器.李卓吾评郭勋本《忠义水浒传》之发现［J］.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