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超英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流散”并不神秘。在经验的层面上，它就是移民问题——无论是被迫、被动的离散还是主动外求的迁徙，在世界各地都有漫长的历史和多样的表现。以此意涵为主轴，在学术实践中，流散研究的对象有广狭之分。最狭义是对公元前犹太-希伯来特定时期（主要是“巴比伦之囚”时期）的历史研究，依此稍微扩展的是对相关族群（如犹太人等）长期文化特点的关注。而流散概念的折中义可能是现在使用得最普遍的，是指与当代越益广泛、大量的跨国移民现象有关的体验和后果。再广义，则包括了所谓“内部移民”——一国之内的人口迁移、区域关系和社会变迁。而其最广义，则除涵括上述所有要素之外，更包括与之伴随的精神领域的流变，重点在于文化哲学、文学艺术上的理解，故有流散文化、流散文学（流散作家）、“流散美学”①，乃至国内个别学者所使用的“流散诗学”[1]诸说。

流散研究自新世纪开始以来渐受我国学界重视，但其于20世纪后期已在国外兴起。20世纪作为一个“移民的世纪”，前有二次大战制造的数以千万计的跨国移民，以及非殖民运动中诞生的不少独立国家，因其欠发达状态，导致政治独裁与社会动乱分裂之间的循环，常有疆界漂移、人民离乱的情形；后则有柏林墙倒塌、冷战格局骤变、政治地图改写导致的人口运行，以及因新兴产业出现、跨国公司崛起所加速的全球化趋势，加上后现代思潮对人的恒常归属和固有身份所作的非本质主义解构，都使流散话语逐渐走上人文学术的前台。

在当今现实生活中，流散现象的社会效应即使对普通居民而言也并非是不可感的。例如，20世纪后期以来的天空出现了一个日夜移行于各种航班的经理人阶层，以服务于跨国和跨地区的经营活动。商务的和消费的旅行、留学和跨国跨区家庭的聚散，都使得世界核心城市居住空间的发展无法再完全以常住居民的数量来预测——移民通常需要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拥有住处 （这也是他们财富分配转移的一种形式），这种需求变量，连同其他的变量（如对特色饮食、国际学校和文化设施等的需求），悄然注入并放大了相关城市地区的物价、房价波动和社会风貌的变化。这也是理解近期我国生活变动的指标，可惜的是相关的具体研究严重不足，或者是这些研究经常归属于“国民经济”的观察，而缺少结合流散研究的自觉。

而“流散”概念，较之日常用语的“移民”之更具有学术意义的生产潜力，乃是因为它便于古今经验互相参证、联结贯通为一种延展的视野，于其中，人们对今日世界的很多重要发展，如全球化问题、身份认同问题等，都增加了认知背景的纵深。又因移民问题牵动了身体与心灵、现实与理想、风险与选择、个体与族群、认同与差异、中心与边缘、西方与东方、原生与外求、偏见与包容、限制与自由、权威与抵抗、创获与代价、选择与规避、文化守成与革故通变、国家身份与文化身份等多种复杂关系的重审与思辨，因而日渐成为当代文化研究、文学艺术批评的一大论域。可以说，流散研究就是欲求把当代世界激变的人类文化生态纳入到长程历史时空和普遍性人文哲思的一种努力，也是对时代生活重大疑难的一种积极的正视和回应。

流散研究目前总体上还处在起步阶段，这一点在我国更是如此。本文基于笔者从事部分流散研究课题（主要是华人移民和华人文学）的有限体验，试对流散研究的若干观念、方法范畴提出讨论，以就教于同道。

一、内部和外部

内外之别，至今是我们理解和处理社会事务和学理问题的基本分际，也是影响许多学科划分的基准，如在文学研究中即有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界划，其他人文分科也大致如此。这一点使得那些和流散问题联系紧密的领域长期难以定位，并遭受“学科化”的困难，例如，海外华人或华文文学尽管已然规模庞大并在国际交流中日渐重要，但它时而勉强算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 （因其主要是一种汉语现象），时而则被看做外国文学（或“国外文学”）的次生现象（因其一般在境外发生），而“海外华人华文文学”之曰“海外”，意味着研究者默认它是一个天然内核的自然萌发，一个固定中心的有限延伸，这实际上多少遮蔽了它的特性；至于近年来“世界华文（或华人）文学”之名，却在行内的研究操作中默认不包括中国大陆本土的“主流”文学，从而也就无法真正“世界”起来。这种分界操作惯性其实已经很难适应研究发展的内在需求。以笔者的观察所得，有关“海外”或“世界”的研讨会，经常要面对是否收编那些论述中国城市的农民工文学艺术研究（“内部”移民问题）的研究论文的两难。

流散研究要求走出这样的困境，不仅是为了学科建设，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

从世界近代史看，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其海外经营即是同一回事，至多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西方主导孕育和发展的民族国家格局，从一开始就和其海外探险、殖民活动相互伴随并深度依赖，不必总是看做两个分属于“内部”“外部”的过程。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主导性的西方宗主国和殖民新领地在不同地理空间之间建立一种 “并行的同时性”[2]：欧洲移居者把新领地看作是家园的一种复制，哪怕它们和作为宗主国的母国发生过争取相对独立的争斗，也具有“亲戚之间的战争”的意义，所以才能在战争、独立之后迅速发展相互之间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这也是为什么新兴的西方世界充满了类似“新约克”（纽约）、“新南威尔士”这种格式的命名，在民族生成的“想象”运作中，这种“新XX”表明了新领地和母国故土之间的相互穿越和相互纳入，并改写了世界不同部分之间的内外关系。

这一点对理解我国近现代史和移民问题也是同样有启发的，因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是在和西方民族内外互动中激发的。从总体上看，郑和时代以后至现代的中国海外移民并不是如同西方那样母体文化的主动外求，反而是在西方资本势力的拖曳、胁迫和影响之下，作为资本生产营运要素被“分配”、“弃置”到海外的结果。他们多数是深受西方资本压迫、剥削的对象，是作为西方新兴地区殖民势力的统治、役使和他者化的对象而构成其海外存在的意义的。又由于他们的出走有着母国社会在西方势力进侵下传统瓦解、生计破敝、产业不振的经济压力，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说现代中国本土最终没有被单一列强完全殖民化的话，那么近现代华人移民本质上就是作为中国人被置于本土以外承受殖民化命运的历史角色。他们这种在祖国以外的、“外在”地被“内在”了的属臣处境和生活命运，正反映了中国在西方势力全球建构的权力格局中的位置。我把这种情况定义为“微缩”和“复制”机制——国家方位微缩为个人遭际，权力关系在不同范围和不同境域之间复制再现，其内容意义则是无分内外的。

正是这一深层原因，使海外华人社区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策源地。

中国民族意识在海外移民问题上的生成，也许可以追溯到近代的晚期王朝政治。明清两朝政府多番限制海外移民，以为其锁国政策的一部分，这也许不能简单解读为限制人民出境自由这样的当代意义，而是可以理解为王朝政府借华人身份权属控制向国外势力确认、彰显自己的管治权威和行政权能——恰恰是这种权威和权能的日渐衰弱使它有这样的需要。这样，华人移民就事实上成为内外两种权力竞争的象征性中介。并且王朝政府也很容易成为王赓武所说的“移民的敌人”[3]。从理论上说，这种两面为“敌”的处境使华人移民发展出一种强大的自我身份（认同）。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不仅中央王朝政府把他们视为臣民竭力加以管治，而且他们很多也选择了回归，或者虽然滞留在外仍自视为 “汉人”、“番客”并倾向于聚居和族内婚配（较多的跨文化婚恋只是一种当代现象），这使我们注意他们发展其“海外自我”所受的文化特点的强大牵制。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把海外华人看作是静态的、历史命运和处境的消极承受者。他们不仅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金矿地区发动过对白人竞争者的抗争性暴乱，而且数量众多的劳工之多番回流归国，也可视为一种对抗国际资本赋予的流散命运的生活选择。他们既不满本土王朝社会的专制、贫穷与不公，也不甘永远为海外资本所役。现代史早期的多轮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策动者、组织者都有或长或短的海外生活经历，而与海外华人世界建立了深广的联系，他们通常也把海外华人社区作为筹募革命经费的主要来源，而在其本土斗争挫折危难时每每获得了海外华人社区的庇护。其所以能够如此，除了海外社会制度提供了当时本土所缺乏的集会结社言论等相对自由的空间以外，也必须看到：海外华人在海外生活的处境和地位使他们产生了有关中国在世界地位的强烈而痛切的身份知觉，因而强烈期盼中国的现代化和强盛以便获取身份上的支撑以应对海外生活的挑战。因此孙中山有关“华侨为革命之母”的名言，并不仅仅是一种感激和表彰，也是历史的真实。

结构约束的表达建立在以下假设基础上：不同多路径馈线可以转移到同一台主变；一条多路径馈线转移路径至少有两条；一条多路径馈线的可转移路径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数学模型中；所有的多路径馈线必须在一个数据模型中。

“海外中国”因而正是以这种意义，而不是西方新大陆式的“并行”“属地”的意义，而被纳入中国的现代发展的。另一方面，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兴起，成为了海外华人文化身份现代建构的强大基础。“本土中国”也正是以这种意义，而非西方宗主国对于其海外领地的意义，而介入到海外华人的自我认知之中。非此则无以充分解释中国多个革命和建设高潮阶段海外华人活动家回归投身报国的浪潮——虽然有着某些海外社会迫害、排斥（如20世纪中期的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等具体成因；也无以充分解释我国大陆当代改革开放前期阶段海外资金（实际上是海外华资）对中国经济起飞的贡献——虽然也有着经济活动本身规律的作用。

至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移民，则也是和中国社会的内部动向息息相关。虽然历史环境和移民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相应的外部国际格局和个体经历的内部体验之间的“微缩”和“复制”机制仍然发生作用。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完全否认个体的作用——对我们来说，这种作用也在于它可以从局部对全局、从“内部”对“外部”，或从“外部”对“内部”发生深刻的影响。举例来说，严歌苓等新一代移民作家的“个人化”写作已然显著地影响了中国大陆文学的色彩、氛围和格局——人们或许永远也无法确定（无论从写作题材、题旨、个人身份还是其他），严歌苓式的艺术家及其产品究竟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笔者认为，为助成流散研究中对内外关系的动态理解，应重视全球化研究中提出的非领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概念。它是指对地理疆域限定的超越性处理。从现有资料看，这个概念最先由人类学家阿君·阿帕杜莱提出和使用[4]，但其他论家也多有借用，或发展类似概念或描述，如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评论全球化现象的时候，提到“新的政治经济权利中心的出现，对明显的文化群体中的文化多样性的肯定促使人们破除疆界四处流动，同时探讨超越民族和区域问题的各种新的全球机构的形成”的问题[5]。查尔斯·洛克则注意到，区别于“民族国家将他们的臣民囿于疆界之内，并且注重地球土地疆域的分配”，“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是地理位置意义的失落”；这位论者并且预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少数不幸者将被置于“本土化”生产者的地位，而财富和富人则享受全球化的便利 （如资金的自由流动和作为消费的旅行等），实现符合自己利益的“非定位性”[6]……要之，非领地化及其相关概念在描述全球化所凸显的流散问题方面，带来了一种有针对性和活跃开放的理解。

笔者认为，借用该概念或使用类似理解，还可以带来更多的人文研究启示。如在哲学思考方面，莱维纳斯强调自我朝他者方向的“位移”，德里达提到主体向他者（包括作为不速之客，异质、危险的他者）开放的“无境域的境域”；社会历史方面，全球化带来了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动态的特色如 “世界主义”、出国冲动等；移民文化研究方面，中国移民的文化特性和身份问题，在某些华人移民文化批评家如朱大可等的表述中，则被赋予“流氓”[7]（永远体验“获乡”与“失乡”二律背反的游走者）的概念而获得观照和分析；文学艺术与文化身份方面，当代某些精英文学代表提出了不以国家来源地为背景定义个人身份，而以美学追求、语言特性等“随身”因素来找寻“自我之乡”的意义方案……这样，“非领地化”就是当代身份思想和文化身份研究所不可忽视的一大主题。

也许，这样的打通内外之隔的“非领地化”思维，最好用一个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亚历克斯·米勒一部小说的哲学主题来概括：“边界是为了跨越而设置的。 ”[8]

二、时间与空间

时间和空间本是哲学研究的经典范畴，在流散研究中它们可以获得新的意义和活力，也有必要作出新的辩证综合。

综观目前的不少流散研究，或者较着意于梳理某一问题的历史根源及其生发演变过程 （如对某些族群史迹的研究），这是着重于时间维度的进路；或者较执着于分析不同文化间影响的化合结果 （如对某些跨文化作家特色的评论），这是着重于空间要素的集合。尽管在前一类型的研究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历史被外来影响所干预的“空间”因素，而后一类型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不同影响如何先后叠加的“时间”因素，但它们的主要模型还是或者基于过程、根源追溯的历史研究，或者是基于状态、特性、结构分析的现象评断，从而使流散研究归并于历史研究或其他已有领域的研究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历史研究和其他已有领域的研究中本来就已经包孕了流散研究的萌芽），却不易彰显流散研究的鲜明特色。流散研究的发展可能应更多地把时间和空间的扭结和混合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方法来实施。这恰巧也是目前通用的中文用词 “流”（时间过程）“散”（空间分布）所可能激发的一种学理灵感。但不仅仅是这样。对西方思想传统的后现代批判已经提示了人们需要警惕各自成对的分立范畴（二元对立）可能造成的对有意义的问题出路的遮蔽和封堵，然而目下不少研究的范式仍难摆脱这样的传统。流散研究则正可在这一方面助成某种有效的超越，反过来也会带动文化思想叙写的重构。

举例来说——假若容许作一些粗浅的设想：借用流散研究的视角来回顾，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和作家卢梭（一个日内瓦居民）一生浪迹，其旅行、移民体验，对形成他的观念和风格有什么意义，这就不仅是一个历史研究的课题，也不仅是一个跨国、跨地区的课题。再者，卢梭思想和其他重要思想家（例如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他被哈罗德·布鲁姆视作一个在莎士比亚面前的失败作家[9]）——之间的相互交涉，无论被简化为一种“跨文化影响”还是“历史传承”都不够全面。时间和空间相区分的范畴在这样的观察中固然很难不被分别使用，却尤其值得综合起来。这一点就算是对他们思想内容的研判也同样适用。可以说，在卢梭那里体现为崇拜原始、抵抗文明的自由主义“历史”观念，演变成了弗洛伊德揭示无意识和原欲、限制理性意识虚妄权能的心理 “结构”分析。而他们重自然、反文明的思想倾向则有着原则的一致和内在的深刻联系。只不过，从其学理想象的运作中，在卢梭那里展现为人和社会历程的“时间”线索，在弗洛伊德那里则呈示一种精神心理成分相互作用的“空间”分布。一种把它们扭结起来的思考方法便可以实现两者间的跨越的理解，从而有助于达成对他们意义的新的综合评价。

这种处理策略也能使更大幅面的华人移民史呈现为时间和空间的有机交汇：近代规模化的华人移民现象首先见于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港澳台）的殖民化所造成的“海外”地区，而作为大陆外沿近邻的东南亚（当时也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也很快成为世纪初华工、商贩移民的集中去向；继而是抗战和国共内战前后的移民潮奔赴于北美、澳大利亚、南非等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新兴地区；改革开放前后，则无论是港台移民还是大陆移民，主要是流向北美、日本、澳新、南非乃至欧洲等成熟、发达的西方社会。我国外沿近邻区间，特别是东南亚，已不复是移民潮的目标地。

这是一幅颇有意味的时空图景，标志了在中国本土和外部世界两端同步发生的，由现代初始到今日、由近而远、由浅入深的互动互变。这意味着：西方势力朝向中国本土社会内部的影响冲力越大、影响持续的时间越长，造成的社会变化越是深刻，华人移民朝向西方主要国家的倾向便越是明显，他们就越是明显地成为西方社会内部的权力空间的一部分——作为其边缘成分，与其中心统治结构（“主流社会”）紧密地相对而同在。反过来说也一样：华人移民越是走向西方主要社会，也就越是标志了其旅程另一端的母国（中国）社会被外部世界所影响、被国际政治经济及文化权力网络定位、再定位的性质及程度。我把这一模式概括为“双向运行的圈层动态”，或者说是“历史与地理的叠加效应”。

这显示，流散研究最关注的散在、散居问题，表面上是一个空间分布的问题（如上述的华人移民在世界上环绕其母国分布为一个地理上远近不同的“圈层结构”）。但它其实必须同时加以时间轴上的垂直扩展才能避免平面化的注解。这使我们看出，移民流散结构其实是中国社会史、中国和世界关系史的“年轮”式标记，它同时标记了现代以来中国社会被外部力量渗透和改变的程度。

一种超越了又结合着时空两维，以问题演变和生命格局为运转主轴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策略，乃是流散研究所可能提供的一种贡献。

三、乐观与悲感

作为一个源出古犹太人离乱经验的概念，流散一词固有浓烈的苦难色彩。然而，放在华人经验的语境中，流散究竟应是悲剧性的概括，还是应以乐观视之？如果是前者，为什么它经常附着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宏大叙事？如果是后者，则它为什么又常被充满华人文献的无奈的乡恋主题、苦难叙事和离愁别绪所浸透？

这或许不是严格的科学问题，然而却包含了从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向美学、艺术的理解跨越的桥梁。

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群体和个体经验的差异，人们不乏从不同角度作出的不同估价。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延至21世纪开端国际社会已普遍认识到中国崛起的态势，也考虑到海外华人过去多年来在经贸、文化交流中的显著作用，类似阮炜的这种宏观估价并非没有理由：

……不难从文明发展的现象中归纳出这样一个规律：散居是文明扩张的一个重要方式，甚至是文明规模扩展的一种形式、文明能量提高的一个标志，一如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文明向海外移民的规模大于先前几个世纪，而这种较大规模的移民显然又是与中华世界的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文明规模和能力的扩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0]。

然而，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把当代移民问题孤立出来，而是放在近现代历史的整体脉络下，特别是放在本文前述“双向运行的圈层动态”的理解下（即把移民看做是西方的外部影响、干涉和中国社会文化有机性、完整性流失的同步过程和结构），则可能会对华人散居的意义产生较为严峻的时空感知。当然，展望苦涩的历史之因有可能化育出未来的甘果是一回事，正视、品味、鉴评这种苦涩并给予有效的解释则是另一回事。

这里的悲剧性在于：近代以来的大部分经验中，华人移民问题是作为中国文化在与世界接触中体现的不幸命运的注解而提出的，如前所述，华人移民是在这种命运中作为中国－世界关系历史结构及其问题的承担者而出场的。

或许可以从有关“适应”的问题出发。笔者注意到，西方有关华人移民的一种基本话语是华人移民难以同化。那么华人移民之流散，是否较之其他文化背景的移民的流散确有自己的特殊之处？若有，构成这种特殊之处的历史文化、现实社会的基础如何？“刘绍铭先生在一篇随笔中感叹法国贵族格雷蒙伯爵可以心无顾忌地归化美国，并且还著书大肆张扬，不以为耻，而美籍华人却无法作到如此，因为有着文化上的‘心魔’，害怕数典忘祖。……融合与同化，常常沦于一种理论神话，一旦落实于具体的人事或时空，就显现出希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11]中国移民在海外的立足之难 （比如前所转引的刘绍铭所着意的文化心理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相信，在今日的形势下，评估华人适应国外生活的困难程度依移民个体选择和机遇的不同应有所差异，但它是否仍具有比较普遍的文化依据？或者说，对民族身份的执着，虽然也同样见于其他文化背景的国际移民，但这种执着在华人移民中间究竟有没有特别的意味？如果有，那又意味着什么？

笔者认为，很多华人移民的“怀旧”“乡恋”情结，不应该作单纯个体心智的解读，它还是某种“集体无意识”的产物。

如上所述，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华人移民在世界范围内的去向和移居圈层的扩展过程，其实也就是在西方势力扰动、进逼、干预之下中国社会历史连续性断裂、中国传统文化根脉中断的过程（这是与西方移民问题的深刻区别）。中国传统生活体系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瓦解、社会激烈转型和人文价值脱序，都使海外移民很难从一个正被破坏的传统中获得支持其身份重建的足够而有效的文化－精神资源。这一问题所涉纷繁，此文无法完整讨论，但仍可粗略地指出一个精神背景上的问题：支持近代西方移民、殖民活动的是经过文艺复兴个体精神洗礼、又被宗教改革重新后激活的基督教文化，这种文化使个人体验的海外冒险很容易获得宗教心理（如马克斯·韦伯所谓新教伦理）的超越化解释，使移民意义被神圣化，如把开拓“文明”的生活疆土看作一种神圣的召唤。从一点看，毫不奇怪，基督教传教士的全球活动成了近代殖民的先驱和重要部分。而在华人的文化配备中，对乡土、家园、祖先和宗亲的传统关切是伦理生活的深厚基础，经过发展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改造，华人精神生活的价值指标仍然具有强烈的世俗性。重要的是，假如说发展主义和民族主义无论有多少不足，仍在本土社会运动中产生了强大的群体整合作用和精神动能，那它们却并不足以为个体在本土之外的流散生存提供充分的超验价值上的安排。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是现代华人一种超验价值的代用品——其功能既不同于西式的超验价值体系（如西方宗教），也不同于为个体-家族-社群关系提供完整安顿的传统伦理。一个生活在“国外”——民族群体以外的文化成员，如要寻求一种化约其流散身世之得失的超越性意义，则很难从其所来自的背景国度的文化资源中获得深厚的滋养——西化既非易事，传统亦已破坏，民族主义除了反复提示其文化身份外，并不足为其提供更有效也即更“主流”或更“普世”的世界观。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这并非一个心智的问题，即并非中国移民的心理品质、适应性或意志力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文化错位的问题：他们的出洋从世界大历史的背景看，并非民族文化的主动外求而是现代化后发民族文化脱序、历史断裂、社会有机性流失和“精神分裂”的后果，因而无由从其所来源的文化世界中获取足够有效的精神资源去支持其移民经历。

这应是华人流散问题的内在症结，也应可以大致解释为什么华人书写有着强烈而绵长的乡恋、寻根、失根、悲苦的主题和风格。一般地说，华人移民的书写，尤其是汉语的书写，无论其具体内容和特色如何，都常常具有一种哀悼式的情态。笔者认为，它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和这样的历史主题相遇：文化的创伤。对这一深埋于近现代历史的心灵机理的开掘，不能不使我们对华人流散产生一种悲剧性的历史感悟。

然而，这样的理解，却又不能简化为这样一种推断：华人移民无法克服困难，取得生活上的成功——经济、教育、政治权利等等方面，这种推断显然和现实相矛盾。虽然他们的成功充满了重重险阻，而且也伴随重大的心理代价，如身份上的冲突，而克服或减缓这种冲突的精神文化资源却严重不足，这种不足又正是历史文化赋予的命运而非个体可以轻易克服。

同时，上述理解更不应导致另一种推断，华人流散与英雄主义无缘。尽管生活在我国大陆的人们不必认同于华人移民的所有选择，但认识到他们在海外如何勇敢地面对诸多世界性和历史性的疑难，如何展开种种现实的和精神的搏斗，哪怕是绝望的搏斗，哪怕其中有着多少错逆、谬误、捉襟见肘的尴尬和灰飞烟灭的徒劳，我们仍值得借用史景迁对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奋斗的描述，来感应他们的流散体验——

这些人从整体上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在面对时代危机时是多么灵活、多么勇敢、多么敏锐。……在我考察的这些中国人身上，可以反复看到，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返顾，明知没有希望结果却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12]。

于是，就本节所提出的乐观与悲感的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华人流散的扩展与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不幸境遇深度关联，这种关联提供一种严峻的、具有悲剧意味的观察方式和研究路向 （把华人流散研究和我国的人文精神重建问题结合起来），这种关联同时也解释了华人流散书写中悲剧风格的历史文化意蕴。另一方面，我们不应把有关华人流散的悲情主题、苦难书写完全等同于现实状况，它经常是一种植根于历史文化疑难的感知程式、书写策略和美学风格而已（相应地，乡恋、寻根也未必是一种现实选择的指向，而更多是一种精神心理冲突的虚拟解决）。这就必须看到，华人流散同时带来了华人在世界广泛国家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的显著成就，他们在经济、教育、政治参与和其他方面的进展累积，正将推助中华文化在与其他文化互动中的更新、衍变和对外对内影响的扩散。对我们来说，华人的流散经验，他们在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上冒险犯难的奋斗精神，提供了乐观主义的历史展望和英雄主义的精神教益。

而且，笔者进一步认为，这种乐观与悲情相杂的感悟，相较于逻辑分割的静态学理研判，更应是流散研究可能带给后现代的文化哲学和文艺美学的新启迪。

四、结 语

以上三题牵连甚广，完整细密的梳理非本文篇幅和笔者才具所可胜任，却也仅是流散研究的局部。其他如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多元文化与普世价值、甚至流散与“反流散（反离散）”[13]等关系，更联动于当代人文研究和后现代哲学的大量命题。本文的探讨尝试强调：流散研究如欲把当代人类经验的重大变化带进学术思维的世界并引发必要的变化，必须形成属于自己的理论方法的特色，而这种特色又要求在各种固有领域的边缘积极游走，并自觉地实施概念之间、命题之间、文本之间和话语之间疆界的超越。正是通过对各种分际的跨界综合和灵活处置，流散研究将开辟自己的、又是其他多学科都能共享前行的通衢大道。

注：

①Hall,S.‘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in I.Rutherford(ed.) Identity,community,culture,difference,London,Law rence and W ishart,1990,pp,222-37.中译：斯图亚特·霍尔《族裔散居与文化身份》（陈永国译），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221－222页，附注：该译文之“族裔散居”即为diaspora，现已通译为流散；其将diaspora aesthetic译作“移民社群美学”，也可作流散美学、移民美感或流散审美观。

② 参拙著《“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当西方以历史的名义定义了‘进步’的前景时，对历史发展‘时间之维’的确认，便很容易转变为人身寄属的‘空间之维’的漂移：‘西方’于是在地理上体现为‘许诺之地’，正如它在第三世界发展的时间进度表上体现为‘历史的终点’一样。”

[1]生安锋.后殖民主义“流散诗学”与知识分子[J].思想文综，2005，（9）：153-154.

[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79－180.

[3][澳]王赓武.移民及其敌人[A].王赓武自选集[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59－187.

[4][美]欧阳桢.传统未来的来临：全球化的想象[A].童建挺译.王宁，薛晓源.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56－57.

[5][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A].王宁译.见王宁，薛晓源.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

[6][英]查尔斯·洛克.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A].徐燕红译.王宁，薛晓源.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45.

[7]朱大可.流氓的盛宴[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8][澳]艾力克斯·米勒.祖先游戏[M].欧阳昱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

[9][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江宁康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291-309.

[10]阮炜.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82.

[11]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J].国外文学季刊，1997，（1）：27.

[12][美]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M].尹庆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5.

[13][美]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J].华文文学，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