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小雄， 邓喜英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a.组织人事处;b.护理学院，湖南 衡阳421005)

20世纪20 ～30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怀着救亡图存的良好意愿，纷纷走向农村，立足于农村，不仅创造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教育理论，而且开展了独具匠心的乡村教育实验.一时乡村办学蔚然成风，遂汇集成为一场乡村教育运动.他们关于乡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实验对当前新农村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

1 通过教育改造和发展乡村

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深感近代中国乡村经济凋敝、学校荒废、农民愚昧、精神文化破产. 认为在以农立国，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要想改造中国社会，其根本出路不在城市而在乡村，而乡村的改造又依赖于教育的发展.陶行知说:“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六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民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民下地狱”.梁漱溟也认为:农村的新生命靠乡村建设，而乡村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社会教育工夫，两者是不能分开的. 在他看来，中国一切破旧立新的建设全是教育工作.“我们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一点一滴的建设，无非是一点一滴的教育;只有从一点一滴的教育着手，才一点一滴的建设.”［1］

晏阳初同样认为惟有借助教育的力量把农民的智慧培养、发展起来，合成一股自动的力量，才能获得社会改造的成功，民族才会真正复兴. 他说:“用简单的方法来解释，破产的农村，我们应当从各方面把他建设起来，但是要谈建设，是要用教育的力量;把建设的知识、能力，乃至建设的精神，灌输给农民，而建设事业才能永久，才能真正上轨道，而达到从事乡村工作的最后的目标. 就是说，能够使农民自动的起来，自谋农村的建设. 并且我们要知道，教育是建设的基础，同时教育也就是造成建设力量的原动力.”［2］

一言以蔽之，乡村教育先驱们都认为要成功改造和发展乡村，惟有通过发展乡村教育. 这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过于夸大了教育的功能，但不可否认他们都肯定了教育对社会的能动改造作用以及强调发展乡村教育对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性. 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启迪意义.

众所周知，“三农”问题是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 如果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中国的现代化.而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又离不开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和先进实用的农业科技. 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的发展无疑是这一切的关键因素. 因此，要推动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把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之上，培养、造就能够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和生产经营管理技术的新型农民. 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农村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 “深入民间”，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

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乡村教育先驱们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结合问题.并疾呼知识分子要“到民间去”，走与“乡下佬”相结合的道路. 晏阳初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们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3］梁漱溟也认为乡村问题乃至整个中国问题的解决，“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4］在他看来，近代中国乡村问题之所以不能有解决，就在于推动中国乡村发展的中坚精英知识分子与农民基本力量这两股动力，上下不通声气，头脑与身体分而为二.“知识分子做外国的梦，农民做自己的梦，做下层的梦. 始终背道而驰，各不相谋，欲求吻合同归之一日，岂不戛戛乎难哉?使此二种动力构成一个力量，上下互通声气，头脑与身体合而为一，则中国问题之解决，亦颇容易.”［5］陶行知同样强调教育工作者须“和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对稻梁麦黍稷下功夫”，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为乡村教育和社会改造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更为难人可贵的是，他们还身体力行，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亲率大批知识分子离开繁华的都市，走向偏僻的乡村，虚心“给农民当学徒”，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从事着乡村教育工作. 乡村教育先驱们这种勇于放弃城市优越生活条件和发展空间，毅然走向农村，与“乡下佬”打成一片，献身于农村建设和乡村教育的平民精神，时至今日仍需我们大力弘扬.

当前，中国新农村建设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急缺既能够扎根农村又具备现代农业知识与技能的人才以及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科技服务体系.这客观上迫切需要教育、科技工作者甚至专家、教授、学者等大批知识分子发扬乡村教育先驱们那种献身乡村，与农民为伍的精神，关注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想农村教育改革之所难，思农村教育改革之所策，做农村教育改革的急先锋，出谋划策，为新农村建设培养一大批合格劳动者奉献自己的知识与才干.

3 通盘考虑，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乡村教育先驱们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无法摆脱社会政治经济制约的，乡村教育运动要想摆脱当时社会客观现实的束缚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纷纷突破“就教育而论教育”的传统界限，走上了一条立足农村实际生活，以教育为突破口，以科技为指导，谋求教育、政治、经济、文化、卫生、自治等全方位的整体乡村改造道路.

在梁漱溟看来，乡村教育就是乡村建设，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在社会上做一件事情，不往前做则已;要往前做，必有一种方向或路线的探求，有此探求则不容不归到乡村.为教育的往前进，天然的要转到乡村;我们正面解决社会问题的乡村建设者，由于方法的探索，也一定要归到教育.”因此，“我们为方法的探索不能不归到乡村教育，教育家为方法的探索不能不归到乡村建设，宜乎其有此合流也.”［6］为此，他在山东邹平创办村学、乡学和乡农学校，实行政治、经济、教育、自卫为一体化的“政教合一”、“以教统政”的乡农教育实验.

晏阳初也强调:教育问题“不是零零碎碎，而是整个体系”，“不是枝枝节节，而是统盘筹划”.因此，他不希望人们单纯地从教育或其他的立场看待他们从事的平民教育运动，认为平民教育只是他们事业中的一个主要环节，不是他们事业的全部. 这充分表明，他把教育看作是其所从事的一项社会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部分，突出了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叉影响.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他带领一批有志青年在定县创办了乡村平民教育试验区，创新了“四大教育、三种方式”相结合的乡村教育模式，为乡村教育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陶行知更是富有远见地认为活的乡村教育“不是教育界或任何团体单独办得成功的，我们要有一个大规模联合，才能希望成功. 那应当联合中之最应当联合的，就是教育与农业携手. 中国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都是各干各的，不相闻问. 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去了促进的媒介. ……那最应当携手的虽是教育与农业，但要求其充分有效，教育更须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7］而这些“伟大势力”包括银行、科学机关、卫生机关、道路工程机关等等. 很显然，这一深刻而精辟地论述与当前倡导的“农科教”统筹结合，实现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社会大联合的农村办学思路不谋而合，足见其科学性和前瞻性.

总之，乡村教育先驱们打破了“就教育而论教育”的传统观念，把乡村教育纳入到社会改造这个大系统之中，强调了教育要与政治、经济、文卫等社会各方面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这一思想对今天的农村教育改革仍不失启迪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搞经济的不关心教育，搞教育的不过问经济，教育、经济两分离. 农村教育尤为如此，农村学校只管关起门来搞教育，一心一意传授书本知识，千方百计追求升学率，完全不顾自己的根本目的和任务是在于为农村服务，尤其是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建设服务. 以致偏离了社会为之确立的教育目的从而远远未能充分发挥其自身的社会作用.对此，我们进行农村教育改革时应该学习乡村教育家们的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思想:①要树立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方向，建立由地方政府引导、组织，教育部门主管，企业、农业、科技产业等其他部门参与的“农科教一体化”的联合办学体制.②要逐步建立起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相互衔接、相互沟通、相互渗透的“三教统筹”教育结构，以推动农村教育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③要协调好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与农村学校的关系. 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要扮演好“裁判员”角色，加强宏观管理，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政策扶持力度，为乡村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应更多的放权于学校，让其有充分自主的发展空间;农村学校也要做好“运动员”角色，自觉遵循农村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开拓创新，积极探索农村教育发展的新路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更多应用型人才，以推动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1］马秋帆. 梁漱溟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 中国现代教育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3］宋恩荣.晏阳初文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4］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5］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6］宋恩荣. 梁漱溟教育文集［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7］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教育文选［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