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彦峰(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中文系，山西太原030032)

从《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看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理想范型的历史渊源

徐彦峰
(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中文系，山西太原030032)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历史演义小说。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其特殊性不仅在于它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的独特地位，更在于其漫长的集体累积的成书过程及由此带来的传播与影响的广泛性，更在于其文化蕴涵的丰厚性。其作者罗贯中在总结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在书中建构起凝聚着封建社会各阶层文化心理的君臣关系的理想范型。本文在前辈与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文本，将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罗贯中建构的君臣关系的理想范型及其历史渊源三者作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整体进行综合研究，由此理清这种理想范型的来龙去脉。

君臣关系;理想范型;权力架构;《三国演义》

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进程，自从有了君王和臣子，就有了复杂的君臣关系。和其他关系比起来，君臣关系始终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难以处理的问题，他是中国社会重要的政治文化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处理妥当，平步青云，其乐融融;处理不妥，丢官弃爵，甚至性命不保。君臣关系的复杂性可见一斑。作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各种文学作品也在不厌其烦甚而连篇累牍地在反映这一关系，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历朝历代的文人武士都潜移默化地有一种为官为相光宗耀祖的思想，这样，他们会竭尽所能在所处的时代看似偶然却非常必然地形成各种君臣关系。当诸多的君臣关系模式出现之后，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种微妙的关系，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包括各种演绎，这种关系是以失败居多，到底问题的症结是什么呢?在实际操作中屡屡受挫后，有识之士就怀着一腔热血开始了漫长的构想征程，他们太渴望一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模式了。

君臣关系是一种非常复杂包括范围有很广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简单地说，在上下级关系中，上级相对而言要好做的多，因为他手中会握有一定的令别人渴望已久的资源和权限，尤其在一言堂的中国封建社会，君王就是高高在上，他们是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怒哀乐为所欲为的(当然也有逼迫自己意愿服从大局的明君贤君)。而作为下级的臣子就难了，有求于人，先低人三等，当精神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迈过后，就是活生生的卑躬屈膝，还有忍气吞声地苟延残喘，就连素以死谏敢犯龙颜而留名史册的一代谏臣魏征，他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去说，但内在的卑躬屈膝又有多少人去揣摩呢。基于此，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确实难以定论。

作为臣子，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其次才是如何为官勤政。原因很简单，只有处理好了君臣关系，臣才能继续掌握和控制包括权力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而这正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基本前提。作为君王，处理君臣关系的压力似乎小一些。因为君王对臣将，本身就是上级对下级，君王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足够让很多人心甘情愿地奉献一切。但是，君王同样也不能忽视君臣关系。因为君臣关系有的时候会发生意想不到极具戏剧化的转变。今日还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君王，他日很可能就变为任人蹂躏的阶下囚了。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君臣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着丰富多样的存在方式和演变类型。文学源于生活，反映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现实中的如此等等，在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均有体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君臣关系始终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难以处理的问题。中国历代学者都在不断思索君臣关系的准则，各种文学样式也都多姿多彩地反映了君臣遇合的复杂形态。罗贯中在总结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在《三国演义》中建构起君臣关系的理想范型。其内涵既包括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遇合、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鱼水之谊”，也包括刘备与关羽、张飞之间“食则同桌，寢则同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兄弟之谊。其中包含有封建士人对圣君礼贤下士的亟待，有对贤臣兴国安邦的期盼，也有对良将图报君恩的渴求。

中国古代有句流传至今的形容君臣关系的经典名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若要追根溯源，那应该就是儒家学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表面看，君臣之间似乎是平等的关系，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其实不然，身份的确认，随之而来的便是地位的确立，尊就是尊，卑就是卑，这种依附与被依附就是一种看似自愿却又无可奈何地生硬捆绑。这样的君臣关系就是延传至无穷无代的效忠，继而就是臣对君的愚忠。刘备临终托孤对诸葛亮说道若其(刘禅)不才，君可取而代之。诸葛亮哭诉道:臣必竭心尽力相辅，效忠贞之节，死而后已。由此观之，被后人称颂为智人的诸葛亮也没有超脱中国传统的君臣关系。中国古代世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造就了君与臣的标准规范、不可逾越的定律。

在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社会时期，儒家与法家的斗争一直在延续，但占统治地位是儒家，究其原由，是由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提出的仁治思想与封闭、保守、落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吻合，而从文化渊源的角度看罗贯中所提出的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理想范型是植根于孟子有关君臣关系的经典言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落后封闭的封建社会当中，孟子能够先他人而言出的这种封建士人理想中的君臣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体现出君臣之间应基于平等意识的相互交流和情感互长的对应变化关系。孟子这句言论又和孔子所提出的“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等论断有着密切联系。相互比较，孟子构想的君臣关系有着更明确、更强烈的民主色彩，强烈地突出了作为君臣的浩然正气和优秀品格。

纵观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自秦汉以降，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治是愈演愈烈，君主的权利无限膨胀，臣忠君的论调也越来越极端。自韩愈所提出臣犯错罪当死，君王永远圣明的极端论调，到宋代理学家提出臣要绝对忠于君王的愚民政策，最后定格于朱元璋提出的只要是有识之士不愿为君王所用，一概当斩的定律。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在思想舆论层面的极端君臣关系论与现实社会当中的极端君臣关系相互滋长，渐渐走向了畸形的政体深渊。

生于斯，感于斯。罗贯中作为一代杰出的士人代表，面对这种惨不忍睹的政治畸形格局，扼腕痛惜，深刻反思，用他敏锐的洞察力和过人的胆识，回溯中国文化发展的漫长过程，极力寻求有助于自己建构较为合理的君臣关系的思想支柱，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极准确地选择了孟子的君臣关系论断当做自己著书立说的强大思想武器，从中探寻出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原始内涵，进而吸收了历朝历代文人先哲们与极端君臣关系进行驳斥的理论武器，诸如此类都成了罗贯中建构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理论根基。他的文化价值在书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君臣关系的范型应该是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亦师亦友关系，应该是刘备与关羽之间的兄弟关系，君臣关系应该依靠互相之间的诚心和真情来维系，而决不应该是那种冷酷无情的主奴关系。无疑，基于此种情形，君臣之间就有了相对地平等意向，亦使君之臣获得了些许可贵的自主意识。正是这种蕴含着平等意识的封建君臣关系经过不断地升华变革最后蜕化成了我们在《三国演义》书中所见的那种深蕴着鱼水之谊的君臣关系理想范型。

作为一位圣明的君王，刘备尽其所能的扮演着君的角色。他不仅能够很好地发现与之相投的臣子，吸引他们，使用他们，至关重要的是，刘备还能够充分发挥臣子们的专长。通过“桃园三结义”和“三顾茅庐”，让他瞬间拥有了三国时期顶尖的武将和无人匹敌的谋臣，使他有了日后助他成鼎足之势的左膀右臂。臣子诸葛亮慧眼识英主，为报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穷其一生的精力和智力相助刘备终成帝业。良将关羽作为臣子作为兄弟不畏艰险，几经挫折，忠心护主，尽心地守卫着刘氏的半壁江山。刘备蜀国的成立，能与魏吴能成鼎足之势，好似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等成就了刘备，其实不尽然，假设没有刘备，那么诸葛孔明也极可能穷其余生躬耕垄上而无人问津，而关羽也可能还在美滋滋地盘算自己的小本买卖呢，根本未曾想过什么复兴汉室什么拯救黎民。说白了，他们的成功是相互的，能够所向披靡的争得一片立足之地就是基于他们君臣之间完美结合所形成的巨大合力。

这种令人羡慕较为成功的君臣关系摒弃了诸多弊端，呈现出非常理想的君臣模式，然而内在的一切还是以拥有无限而绝对权力的君王的喜怒哀乐为转移的。在这种模式的影响下，清廉开明的政治物丰人顺的盛世很大程度上依赖“圣君+贤臣”这个几乎微乎其微的概率，君臣关系的完美组合理想范型也就成了封建社会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的政治奢侈品。

纵观漫长的人类历史，其实封建社会缺少的不完全是圣君和贤臣的完美组合而是一种真正有效的非常合理的君臣权力架构体制。真正有效的合理的君臣权力架构体制根本不用在乎什么圣君贤臣，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可以依靠制度来规范臣子，当然君王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违反制度，这应该就是很多人提的法治，这也是法治政治的最大的优势，惟其如此，才可能跳出中国封建政治“其人亡，其政息”的历史怪圈，而这一点正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所建构的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理想范型最大的缺失，也是刘蜀集团最终以悲剧收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国演义》中，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们君仁、臣贤、将良的理想人格和完美组合。他们对这些的决意秉承在实际操作中是与历史必然性相冲突的，这就无法逃避地造成了他们与此时此地实际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症结，最终也只能以理想破灭、事业崩盘而告终。因此，刘备诸葛亮关羽君臣的悲剧，说到底也是他们看似完美极尽理想的君臣关系模式的悲剧。通观三国，那是一个群雄逐鹿、乱国纷争、尔虞我诈的动乱时代，刘备诸葛亮关羽君臣几人作为一个以人生价值追求为最终目标的集体组织，其最大的缺陷在于，面对权术与诚信、强权与仁道，他们总是把仁信放在首位，而把政权放在其次。总是把仁信强加于政权之上，这就决定了他们君臣的失败，也宣告了这种君臣关系理想范型的失败。

从一个封建文人角度来说，罗贯中构想的这种令人渴求的犹如“鱼水之谊”的君臣关系，似乎显现的是封建文人“出将入相”的从政心理，然而封建社会集权专权的长期存在，封建文人想如愿地成功地“出将入相”真比“上天揽月，下海捉鳖”还要难上几倍。通过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君臣关系理想范型的最后定型其实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沉淀的，是种相对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现实基础的理想模式。同时，这种理想的君臣关系要想起到理想的效果还应该有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当然，重中之重，还得有一群有着理想人格的君和臣。这种几乎不可能的设想，使得君臣关系理想范型的形成和存在更是微乎其微，那么，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之所以竭尽所能的构想君臣关系理想范型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呢?这是今后还需进一步探讨和分析的重要问题。

［1］朱一玄.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2］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竺洪波.纵横三国［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5］赵景深.中国小说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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