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令岩 辽宁科技大学

FDI作为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一揽子要素的综合体，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的影响。如何更好的利用外资，优化外资利用方式和结构，畅通FDI技术溢出渠道，改善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进而提升FDI技术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阐述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四种表现方式，分析了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而为提升FDI溢出技术效应、推动国内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对策。

一中国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主要表现

（一）竞争与示范效应

在FDI企业的冲击下，国内企业会加快技术模仿和创新，并体现为国内企业的有效竞争推动FDI企业技术溢出和扩散的过程。实践表明，国内许多行业都经历了“受外企冲击—多渠道吸收技术溢出—竞争力提升—外资加快技术创新—内外资企业在竞争中加快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以家电行业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口家电对国内企业的冲击很大，抢占了50%以上国内市场份额；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企业加强技术引进，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上升到60%以上，并形成较大规模出口。20世纪90年中期，索尼、三星和飞利浦等日韩国际家电业巨头大举进入，利用其固有的品牌优势、技术和管理优势，销量取得显著增长，市场份额再次超过50%，面对外资进入带来的巨大压力，国内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和企业重组的步伐，长虹、创维、海尔、TCL等一批企业发展成为全球著名大制造商。近十年中，家电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技术进步日趋加快，本土家电企业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明显提升，内外资品牌的国内市场份额交替变化。类似的过程不仅在食品饮料、汽车、化工、制药等传统加工制造行业中发生，而且在金融保险、电信服务、批发零售业等领域也已经存在或者正在发生，服务业中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效应也表现得比较显著。

（二）合作效应

合作效应具体通过建立合资、合作企业和中外联合技术研发来实现。合资、合作企业中，中方通过干中学的方式将新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模式消化改造并嫁接到企业保留的自有品牌生产经营中去，进而实现技术的“企业内溢出”。中国汽车工业在合资发展过程中，夏利、奔腾、红旗、荣威、神龙、风神等国内企业自主品牌的地位和竞争力得到了巩固和提升，而合资企业自主品牌“理念”、“启辰”、“宝骏、“开利”的面世和投产,更进一步凸显了中外合作的溢出效应。

中外合作技术研发则是国内企业、研发机构和高校与外资企业的联合技术创新行为，有利于学习跨国公司的先进研究方法和管理经验，缩小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在当前欧美通信巨头兼并重组之时，华为、中兴则通过吸收外国智力，建立国际研发合作机构而快速崛起，成长为全球通信产业巨头。2011年中兴通讯国际专利申请量以2826件超越日本松下跃居第一位，华为以1831件位居第三引起行业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也为中外合作研发的溢出作用提供了很好的证据。

近年来，中兴通讯在瑞典、美国、法国以及中国的深圳、上海等地共设立了18个研发机构，与德累斯顿等国际著名大学合作设立研发中心，2011年与英国电信、沃达丰（Vodafone）等欧美主流运营商携手建立全球10大国际联合创新中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全球研发体系，加快了技术创新步伐。截止2011年，中兴通讯专利授权数超过1.1万件，全面覆盖3G、4G核心技术，成为全球通讯产业主要专利持有者，也意味着中国数字通讯行业从跟随地位逐步向领跑地位转变。

（三）产业关联效应

产业关联效应是指外资企业的进入推动了上下游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相关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从前向关联来看，现代物流、会计审计和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FDI的进入，使国内加工制造业获得了高质量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国际竞争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从后向关联来看，跨国公司为国内配套企业提供新的产品质量标准或者帮助配套企业开发新技术，进而实现了直接的技术溢出。

就汽车制造行业来说，随着日本、欧美跨国公司的进入，国内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发展迅速。2010年，国内企业从业人数占比75%，产值占行业总产值的60%以上，一些企业成为全球先进汽车零部件供货商。当然，国内配套企业发展还存在关键技术缺失，产品技术含量低、高能耗能问题，而外资配套企业的核心技术优势则相对明显。

（四）人力资本培训与流动效应

跨国公司为谋求中国市场业务的长远发展，致力于客户市场的服务和专业人才的培养，成为技术溢出直接和有效的途径。微软、IBM等跨国公司的教育培训行为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教育部—微软（中国）“携手助学”项目、“微软信息技术教师培训计划”提供一流的技术课程和全方位服务，提升教师和学生实践中IT技能、2009年启动的“微软IT学院计划”推动了我国教育技术创新和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为全国5000多家软件企业提供了人才储备。而微软MCM、MSB等认证考试作为IT业高级技术人才认证，得到全球90多个国家的认可，通过国内16省的27家授权机构的专业考试培训提升了国内信息技术人才的竞争力，为IT产业发展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源保障。

IBM全球专业技术培训认证在全球有较高的权威性和认可度，1996年开始与大连理工、吉林大学等高校合作开展认证项目，实施认证奖励与推广计划，目前约10万名中国大学生接受认证资助，为我国IT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奠定人力资源基础，IBM共享大学研究(SUR)项目，10年中资助了20多所高校的80多个联合研究项目，强化了中外科研人员的技术合作与交流。

人力资本在内外资企业间流进流出的过程也是技术扩散的一个重要渠道，伴随着内资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内外资企业间的人才争夺逐步升级，2011年吉利公司从奔驰、福特、菲亚特等合资企业中挖掘大量高级技术管理人才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二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分析

（一）FDI企业自身因素

FDI来源国、进入方式、产业投向以及企业的R&D情况等都对溢出效果产生影响。从FDI来源国特征来看，亚洲国家的外商投资更多是看中我国廉价的土地资源、劳动力和优惠的政策，但研发活动少，溢出效应比较有限，而欧美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或者说技术溢出效应更强；从FDI企业研发机构的特点来看，中外联合研发更有利于技术的扩散，而外商独资研发则不利于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从利用FDI的方式，合资、合作的经营方式更有利于示范-学习-模仿过程的实现。

2010年，在华跨国公司数量为15586家，有研发机构的跨国公司数量达到3524家，独立法人研发机构超过1200家，其中一些研究机构已经成为公司大中华区、亚洲区乃至全球研发基地。FDI工业企业R&D人员为482760人，R&D经费支出达到1115.81亿元。这一系列数据表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的增长和逐步升级，从而为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提供有利条件。但欧美组FDI企业少、独资经营方式比重大以及外资研发机构的独资化倾向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果。

（二）FDI技术溢出的渠道

FDI技术溢出渠道包括行业内溢出和行业间溢出。行业内技术溢出是通过内外资企业间充分的竞争来实现的。充分的竞争迫使企业加大对国内市场的新技术投放力度，激发创新动力，为内资企业模仿创新提供了好的市场环境。行业间技术溢出是通过FDI企业与上下游的供应商、销售商之间的互动来实现的。外资企业为国内客户提供技术支持，进而实现外资技术的直接溢出。

微软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20年中实施了“培养市场”的长线营销战略，在中国客户市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免费技术支持，为众多客户提供了很多关键性解决方案，帮助客户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了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另外，人力资本的流动是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人力资本能否实现自由流动以及国内企业能否创造人才回流的机制和条件，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影响非常直接和显著。

（三）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

R&D投入与人力资本水平直接决定了内资企业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对FDI技术溢出产生了重要影响。华为、中兴通讯的创新能力和快速发展就是以持续的高额研发投入与庞大的科研队伍作为支撑。华为研发投入占年销售收入的10%以上，即使在全球经济较为低迷的背景下，依然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2010年其研发费用高达165.56亿元，同比增加24.1%，2011年超过200亿元，2012年，华为在斯德哥尔摩、达拉斯、硅谷、班加罗尔以及中国的武汉、北京、深圳等地员工达14万，研发人员占比约46%。目前，投资总额超50亿元的华为武汉研发中心正式开工建设，并定位于企业的核心研发基地，研发人员规模预计达到1.5万人。同样，中兴通讯的成功也源于35000多名研发人员的创造力和专业能力以及每年近百亿元的科研投入。

（四）金融支持与技术溢出效应

良好的金融支持通过降低FDI配套厂商和竞争者的技术模仿和创新成本，为FDI技术溢出提供渠道。融资成本过高，就只能止于模仿而谈不上对新技术的吸收和改造，从而无法实现FDI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同时，在FDI企业就业的具有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可能会在强大的金融支持下实现自主创业，从而推动FDI企业技术的直接溢出。联想、方正、华为、中兴、海尔等一大批拥有核心技术骨干企业的成长已经证实了金融支持对科技企业成长壮大的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正致力于科技创新金融环境的改善，各级科技部门纷纷扩大创新基金规模，探索创新科技融资担保方式，银行部门科技贷款数量逐年增长，截至2010年科技贷款金额近2700亿元，科技创新融资环境正在不断得到优化。

三提升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策略探讨

（一）调整引资策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优化项目结构，落实对高质量外资的产业优惠和地区优惠政策，以关键技术项目推动整个产业的优化升级。中国核电产业的快速跳跃式发展归功于对国外先进核电项目的引进、消化、吸收改进，最终实现自主化。目前二代核电技术完全实现自主研发，三代核电项目在引进美国AP1000技术基础上基本实现自主设计和关键设备国产化的目标，标志我国核电产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2011年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实现重大突破，石岛湾第四代核电站示范工程也在筹建中，一旦具备商运能力，中国将成为世界核电产业领先者。

在优化引资项目的同时，推动现有外资企业就地转型升级，确定政策期限，实行转型升级认定，对于通过认定的企业，在项目建设用地上优先供应，在税收、行政收费等方面给予适当的减免，在设备投资的贷款上享受贴息，并视其对地方经济的贡献程度给予奖励。

（二）完善产业链条，畅通FD I技术溢出渠道

积极开展针对性招商，抓大项目和龙头企业的引进，以核心跨国公司带动配套厂商的跟进及相关配套产业的完善，逐步形成“引一个进一批”的良好局面。通过制度约束、政策激励等措施促进FDI企业加强外部采购，提高产品本土化水平，采取税收优惠或者贷款支持等措施激励内资企业进入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体系和上下游配套产业，择优扶持本地配套商的技术升级，在外资集中区周围建设配套产业园区，对进入园区的企业给予用水用电和租金减免等优惠政策措施，鼓励配套企业繁殖与衍生，以外资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三）推动市场竞争，创造FDI企业技术溢出空间

具体做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切实贯彻“非禁即入”的政策，提升外资管理透明度，在电信、银行、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市场准入方面作出进一步的探索和尝试。可以考虑在中西部地区做出试点，放宽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行业外资股比的限制，允许外资股比超过50%；银行业外商投资单个外资机构的股比不超过20%，投资多个机构的累计股比不超过25%的限制，也可以予以适度的放松，但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加强监管，密切关注政策实施的效果并注意总结试点工作经验；二是引导国有资本的合理流动，探索企业兼并重组的有效途径，积极组建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以钢铁企业为例，可以推动武钢、马钢、太钢等与省内外企业跨区域重组，努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钢铁企业集团。三是落实非公企业的国民待遇，营造公平市场环境，消除民营经济投融资的种种障碍，培育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四是消除地方保护和恶性竞争，实现生产要素在地域间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地区间公平竞争。

（四）营造良好的人才流动和成长环境，实现人才的回流和集聚

人力资本的流动是推动技术溢出的最直接途径，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必须充分挖掘和巩固自身的优势，比方说稳定的雇佣关系、健全的福利保障、特有的企业文化和规范的人才培训等，为中高级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空间。而民营企业要利用自身机制灵活、潜力较大、劳动力进出壁垒较小等优势，将利润分成、效益提成、技术入股和全员持股等方式作为一种现实和预期的激励，健全切合企业自身实际的引人和用人机制。在人才流动方面，建立统一开放的人才公共服务平台，鼓励人才跨区域跨部门流动。打破国有、非国有、政府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界限，对非公企业的人才培养与引进同等列入政府的人才发展规划，使非公企业平等享受人才、资金、项目和优惠政策等公共服务资源。

（五）加强金融支持，为内资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保障

完善金融服务，强化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对银行和政府来说是责无旁贷的。对于银行来说，重点在于提高服务能力和效率，对科技企业的贷款需求认真梳理和细分，有针对性地推出信贷新产品并确保其适用性，积极扩大可以作为抵押质押物的产品范围，创新担保产品和担保形式，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订单贷款和高新技术企业股权质押贷款，尝试建立企业群保联贷模式，提高金融服务精细化水平。对小微企业要加强引导，帮助其了解信贷产品、贷款流程、质押抵押等相关知识，建立银企间的固定联系，提升其借贷和承贷能力。而政府必须有效调动各方资源，拓展服务科技企业的融资渠道，在加大创业创新基金投入规模的同时，以减征免征所得税、营业税、允许亏损转移等方式加强风险投资基金和天使投资人的培育和引进，加强科技（分）支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组建工作，建设一批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小微贷款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等特色金融机构。

通过市场运作模式建立一批具备咨询评估、法律服务和培训等多功能的科技金融服务中介机构，建立由政府部门主导、担保公司、投资机构、科技专家和企业共同组成的信贷咨询评审服务平台，弥补金融机构科技专业知识的不足，降低信贷项目审查筛选成本。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示范作用，以政府科技金融专项基金引导银行、证券业、风险投资基金、咨询评估公司等多方共建担保机构，助推金融资源和科技资源的结合。

建立由政府、银行、担保机构三方共建的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假定三方按2∶4∶4的出资比例，银行10倍授信，则政府出资200万即可撬动1个亿的信贷资金，加上乘数效应，可以达到3-5亿的资金规模，很好地发挥了政府创新基金的杠杆和放大作用。在政府的政策和资金引导下，通过市场化运作，逐步完成融资平台、服务平台、担保平台的建设，完善“信息共享、多方参与、风险共担”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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