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定秀

（巢湖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文化认同视角下的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基础与阻力

朱定秀

（巢湖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区域文化认同的建构将有利于区域合作的推进，从文化认同视角探讨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基础与阻力是对区域一体化发展进行更深层次把握的需要。安徽与长三角地区亦已具备的“归属性”、“回应性”、“功能性”文化认同是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基础，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行政区利益认同的阻碍，地域文化观念等差异的存在又是区域文化认同构建方面所面临的困境，也是泛长三角区域合作中的阻力所在。

文化认同；泛长三角；区域合作；阻力

长三角泛化已是区域发展的总体趋势，客观上，区域间地域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经济相通、要素流动频繁、优势互补等是进行“泛长三角”区域范围界定的关键因素。作为离长三角最近的省份，安徽省凭借这些优势，首当其冲拥有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身份证”,从而在业已存在的紧密经济联系与合作中形成了跨行政区划的经济区域概念，即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一市的泛长三角区域。目前国内学者就如何构建泛长三角区域合作条件与路径、分工与协作等已有一定的研究，从文化认同视角审视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基础与阻力，也是从区域合作的深处厘清合作途径的关键所在。

一

建构主义认为，认同形成的来源是有差异的，依据这种差异，区域文化认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区域内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等构成的“归属性”文化认同，有着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关系的“回应性”文化认同，与区域共同的具体事务、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功能性”文化认同等。安徽与长三角地区历史上不仅地域相连，而且文化相近、人缘相亲，加之长期以来的经济联系、资源的互补需求和国家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要等已使得这一地区具备了一定的区域文化认同建构的深层基础。这些因素也是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基础。

1、“归属性”文化认同是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粘合剂

“归属性”文化认同指的是区域内各地由于地理和历史上的原因而长期交往，在这种连续不断的交往中形成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等，它是区域内各地产生亲近感的源泉。

安徽与苏浙沪地域比邻，区划相交，气候相同，经济相通，人文相近，具有天然的“归属性”融合性。历史上这一带地区大多数时候同在一个文化区域内，即吴越文化。 作为长三角区域文明源头的吴越文化，它起源于宁镇皖南地区的点将台文化与湖熟文化，考古学上，将宁镇皖南地区划为一个区，其青铜文化按夏商周等时期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被分别命名为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和吴文化。吴文化曾随着吴国不断向北推进，到达苏皖北部。太湖至钱塘江流域的越文化，与吴文化是一致的。从吴越文化发展的盛期看，今天的沪苏浙皖所辖地区都在吴越文化的笼罩之中。如潜山薛家岗文化中有太湖流域良渚文化中常见的泥质灰陶壶，薛家岗文化遗存与宁镇地区北阴阳营下层文化遗存也有许多相似之处。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江苏吴县澄湖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黑陶罐中有个“巫”字符号，该符号也见于皖江含山玉版中。春秋后期越灭吴，占有了原吴国所有的地方，战国中期，楚人又东向发展灭掉越国，建立了泗水郡、江东郡（治吴国都）、会稽郡与九江郡，管辖今天沪苏浙皖几乎全部的地方。战国后期以安徽为中心的楚文化的东进中与吴文化相互交融、渗透，《汉书·地理志》说：“楚越数相兼并，故民俗略同。”汉魏至隋唐时期，长三角区域得到进一步开发与凝聚。汉武帝两次迁移大批越人于安徽的江淮之间，加快了江淮地区与吴越的进一步融合。东汉时期扬州刺史部所辖地区大体与古扬州接近，包括安徽淮河以南至皖南的全部地区、浙江省全部与江苏省的南部。孙吴政权以今南京为中心向南、向西发展，长期盘踞于皖南山区的山越就是此时被编入新安郡的。隋唐时开发大运河，“天下第一名镇”的扬州是漕粮的起运点，漕运把安徽各地组合在以扬州为中心长三角地区进一步连为一体。宋元后，长三角商品经济较快发展，市镇普遍兴起，安徽皖南与江北的一部分地区与苏浙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安徽宣州的粮食，徽州的木材、漆器、茶叶等地方特色产品，也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以杭州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大城市。明朝建立后，安徽与江苏同属江南省，清康熙六年才拆分为两省，政治关系更加紧密。明朝通过南直隶大行政区和强制性移民的办法，加强了安徽和江浙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明代就有“制造上松江,浆染上芜湖”的说法,即便在太平天国期间，安徽沿江城市安庆、芜湖与上海的经济联系也未中断过。

明清以来，徽商一直是长三角地区最活跃的群体之一，徽商在沪苏浙地区的商业活动，活跃了当地的市场，发展了当地的经济。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徽商虽侨居或定居沪苏浙等地的城镇，但与故居地或祖居地交往密切，他们将经商赚取的一部分资本、以及当地的各种生产生活方式带回故里。另一方面，徽商也把徽州的各种文化带到扬州、上海、杭州等地，促进了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

安徽与长三角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区域合作的宝贵财富，这种“归属性”文化认同决定着区域主义的内聚性，“归属性"文化认同越强，区域组织的内聚性越高，区域内的各地越容易产生“建设共同的区域整体”的意愿，更易产生亲近感，为地区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氛围，从而促进区域合作的发展。

2、“回应性”文化认同的形成是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助推力

紧密的资源互补需求和经济联系为 “回应性”文化认同建构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回应性”文化认同形成于区域与区域间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互相依存、密切联系的交往推动着集体身份的形成。

安徽与“长三角”同属长江中下游地区，两地山水相连，交通便捷，其中与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省份接壤线长达2000公里，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交通网络纵横交错，与长三角地区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网络体系，由于地缘上的接近性，双方历来就有多种经济关系的融合。历史上徽商是安徽与沪苏浙之间的粘合剂，如果没有长三角的繁荣,也就没有徽商的兴起；反之如果没有徽商下江南,也很难有长三角的快速发展。建国以来,安徽与“长三角”本属同一个经济区,只是由于改革开放后,相对于长三角发展来说，安徽慢了一些，但这种关系仍然是割不断的。安徽一直是“长三角”城市的重要资源如粮油、煤电等的供给地，皖煤东运、皖电东输,为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能源支持。与此同时，沪苏浙在产业、技术与工艺上给予安徽的支持也是巨大的。上世纪50年代，为了支援安徽，上海104户企业迁入合肥、芜湖、安庆、淮南和蚌埠等地，大部分企业成了当前安徽工业经济的骨干；还有大批上海的科研、技术和年轻学子从建国初期就陆续来到安徽，参与安徽的经济建设，构成了安徽发展的中坚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先后提出了 “远学粤闽、近学江浙”、“开发皖江，呼应浦东”、“一线两点”、“融入长三角”等一系列发展战略。在1984年召开的上海经济区省市长会议上，安徽更是首次作为经济区成员与会。同时安徽在能源、原材料和农副产品提供、劳动力和人才输入等方面，积极与上海及整个长三角合作。2005年安徽“东向发展”战略相继实施，并于次年将其作为六大战略之一正式纳入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一五”规划。随后，安徽从工业、农业、旅游、企业、金融五大方面与长三角实现对接,加快形成多层面的产业关联。2007年，安徽已有55%以上的省外资金来自长三角，75%的劳务输出集中在长三角，70%以上的省际物流和通讯面向长三角，一半以上省际旅游客源来自长三角。[1]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安徽 “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的要求后，泛长三角概念随后进入国家政策层面，长三角发展指导意见中也明确提出“积极推进泛长三角区域合作”。201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已经将安徽纳入规划范围。安徽更是积极融入长三角，在随后的多次高层互访的推动下,安徽与沪苏浙三省市分别签署了6个省级双边合作框架性协议、12个城市间合作协议,以及能源、旅游、农业、交通、劳务和科技等方面的16个专项合作协议。2010年初，《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获国务院批准后，安徽充分发挥了皖江城市带优势,已与长三角地区开展了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合肥、马鞍山、芜湖、滁州、宣城、黄山等城市已程度不同地与长三角融为一体。2010年12月20日，2010年 “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召开，进入国家战略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首次列入座谈会这个年会的主题，并确定2011年年会在安徽召开。 2010年12月26日，国家发改委在马鞍山主持召开的推进皖江示范区建设座谈会上，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签署共同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安徽融入长三角进入新阶段。2010年1-11月份，长三角地区企业来安徽省投资1000万元以上项目12214个，总投资额14170.1亿元，实际到位资金3147.8亿元，增长48.7%，占全省1000万元以上项目实际到位资金的57.7%。[2]

建构主义区分了客观相互依存和主观相互依存，认为客观相互依存是形成主观集体认同的基础，这种长期以来的经济联系形成了安徽对长三角经济上的自觉归属和长三角对安徽资源的互补需求和相互依存，这也是集体身份在互相依存、共同命运、自我约束等变量作用下的逐渐形成，它构成了“回应性”文化认同建构的条件。有了这种初步的集体身份，会促进彼此的沟通、理解，会有助于降低磨合的成本，从而也推动着区域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3、“功能性”文化认同的形成是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驱动器

“功能性”文化认同来源于区域内各地社会经济等功能领域的发展态势和相互关系，以及在此背景下相互达成的对地区重要性和地区命运的认同和形成的相关机制，它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器。

长三角地区是我们国家人口最稠密、经济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我国乃至全球经济格局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凭借良好的综合优势，迅速崛起为我国第一大经济圈和世界第六大都市圈，成为中国经济直接接轨世界的平台。面对国际产业转移所带来资金和技术的转移浪潮，“长三角”要充分体现其优势，要加快产业升级以提高其在新一轮国家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及竞争力。这就要求长三角地区不断拓展发展空间，扩大长三角的区域范围、加强区域内部的分工与合作、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发展能力，为产业转移、区域合作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

以“长三角”中心城市群为核心区建立“泛长三角”经济区，这对“长三角”及周边城市，都是一次历史性机遇和战略性跨越。目前，长三角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比较严重，成本持续上升，且对社会经济的约束日益突出。面对国内和国外激烈的竞争，只有展开新一轮的产业结构升级，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丰富的资源，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当前长三角迫切需要在中部地区开辟新的发展腹地。中部地区的安徽省虽然各类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与东部长三角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近几年也有较大的发展，区域内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基础，安徽具有无缝对接的区位、交通、资源、产业、市场、科教等综合优势，且安徽的生产要素成本低，尤其在资源、劳动力等诸多方面的优势能够弥补长三角地区存在的不足。共建“泛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实现长三角与安徽的无缝对接和优势互补，对该区域合作各方均会产生“共赢”的结果。

从国家战略规划和区域统筹发展的需求来看，推进长三角区域的统筹发展意义深远：有利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更好地支持中西部地区，促进全国区域共同发展；有利于发挥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极和发动机的作用，带动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的发展；有利于提升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因此，国家区域战略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需求直接促成泛长三角区域功能性文化认同的形成。“区域范围内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加速流动促使区域国家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交流、合作和政策协调不断扩大，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区域各国间的贸易、投资和信贷关系日益紧密，国家逐渐意识到本国利益已与本区域其他国家的利益不可分割且日趋紧密，区域内国家的普遍繁荣使国家意识到本区域是本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可替代的依托和后盾，因而产生了对区域重要性的认同”。[3]显然，功能性地区认同是与地区具体问题、具体事务联系在一起的，它决定着地区主义的实用性，即地区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对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地区制度的需求。这种“功能性”文化认同越强，区域内各地具体问题，具体事务合作越多，也就越容易就某一类问题达成协议，最终形成成熟的合作机制。以这样的认同感为基础，是进一步推进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必要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将区域文化认同分为三种是必要的，但这三种地区认同并不是各自独立的，每一种认同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其他认同，每一种认同的增强都有助于其他认同水平的提高。推动泛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既是对历史的传承，又是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区域内各省市应在现有的“归属性”、“回应性”、“功能性”文化认同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新形势下有利于区域合作的文化认同，切实推进区域的发展。

二

由于行政区划的不同归属和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意识等因素影响，使得安徽与长三角地区的文化认同的差异性还是存在的，即区域文化认同构建方面所面临的困境，这种差异性也是泛长三角区域合作中的阻力所在。

1、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由于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也导致安徽与长三角地区针对同一个问题，各地基于自身的经济条件、现实的发展等因素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对于同一个问题期望从中得到的利益不同，所以心态也不一样。这无疑是给区域文化认同的进一步构建增加了困难。

安徽相对于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落差，是由宏观政策和禀赋条件促成的长期循环累积过程。历史上安徽的“江淮通衢”，便被长三角河运枢纽和近代海运体系整合为附属网络。明清时徽商富甲天下，但因人出徽州，商与市皆在金陵、淮扬与苏、杭，更加强化了长三角城市的区域垄断地位。解放后由于地缘区位关联、宏观政策调控引导，安徽和长三角地区形成了基于市场链接和宏观统筹的不对称错位发展的格局。安徽成为长三角地区的能源、矿产资源、人力资源、初级产品加工供应配套区和商品销售市场。

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长三角区域迅速发育成国家的主要经济增长极之一,社会经济得到了跨越发展,而安徽因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稀缺,宏观体制支持力弱化,社会经济成长不足,处于低位发展平台，这更进一步极化了与长三角区域的落差。

区域合作是一种双赢博弈，表现为合作的所有参与者都能获得正收益。但在现实的合作中，强势地区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资源支配权，在合作机制的制定过程中必然会占据主导地位,其利益的取向与分配也会倾向于它。作为认同内容之一的合作机制能否得到其他地区认同也成为构建区域文化认同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2、行政区利益认同的阻碍

亚力山大·温特指出，当“更高一级的群体威胁原来群体自身需求的实现,原来的群体就会反对更高一级群体的形成”[4]。泛长三角区域文化认同的建构与各地现有的行政区认同之间是会有矛盾存在的。如何处理行政区认同和大区域认同之间的关系,将是泛长三角区域认同建构进程中的重大问题。

行政区认同也即行政区利益的认同，在我国，各级行政区由于特殊的历史与体制背景，经济功能十分突出，在地方政府强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下，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十分严重，地方保护主义与本位主义盛行，从而使区域经济运行带有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色彩。从国内一些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实践看，由于行政体制分割，各自为政，行政性区际关系削弱甚至替代了市场性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行政屏障和利益冲突，将直接导致各省市之间的“独立意识”过强，各自为政，缺乏整体协调意识，区际经济传递的规模与范围十分有限。

由于行政区经济和经济区经济经常处在不一致的状态，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地区之间的协调难度大，经济合作中地方性利益关系不能正确处理，从而阻碍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一些区域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干预地区经济发展，往往表现出了较强的功利性、排他性和行政导向性，行政分割导致各自为政，行为扭曲导致过度竞争，区域合作“貌合神离”。区域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存在着短期化的特征，即在地方区域关系中形形色色的地方主义、过度竞争、市场壁垒、“块块结构”、“块块封锁”等现象大量存在，区域经济合作分散化和碎片化。

从一般意义上讲，“区域合作作为区域主体总的目标行为，它来源于既定条件下局部利益主体最大化目标的有机组合”。[5]因此，促进共同利益最大化，就成为推进区域合作的重要杠杆。泛长三角行政隶属关系较复杂，受行政区划体制的束缚，泛长三角区域所属省区若不能建立有效的利益均衡导向，打破行政区经济的阻碍，这一区域的整合势必也难逃短期行为的发展终局，区域整体的认同也将无法构建。

3、地域文化观念的差异

在一特定的范畴内，人们生存和活动所依赖的自然地理特征、气候特征、风俗民情，以及在这一自然环境中所形成的自然经济形态、生活习俗等，铸就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地域观念。地域观念的外延界限一般与省级行政区划范围是基本一致的，这也就形成了相当稳固的、具有一定自然地域范畴特征和行政区划界限范围的统一性。由于地域观念的影响，在制定有关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和规划时，总是带有突出的地方文化烙痕。因此，地域文化观念是历史和区位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文化本身而言，没有优劣之分。但就一定时期一定区域的文化与经济的匹配来说，地域文化观念所起的作用不同。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文化因子，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化由于在人们头脑中的粘滞性，其发展经常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要求人们必须不断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并适时进行改进那些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的文化因子。

安徽与“泛长三角”各省市虽然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但在长期省籍建制下所形成的地域观念的制约和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成熟程度的高低，文化意识等方面会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由此也引发了一定的阻滞因素的存在。

安徽传统文化特点中有很多积极的成分，如天人合一、经世致用、好学尚贤、理性求真、以人为本等，这对构建当代人文精神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不足，“官本位”、“权力至上”、“重官轻商” 观念和 “小富即安”、讲关系、重人情、轻制度、轻规则、开拓精神不足等现象仍在安徽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流行。同时由于缺乏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制约了社会成员和企业的创新，个人主义低落和企业家精神缺乏，社会整体信任水平不高等也是普遍现象。

区域文化的认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方面我们要加紧对区域优秀文化的保护与弘扬，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坚决摈弃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部分，虚心接受外来的先进文化，不断整合调适以建立更新、更高、更强的文化认同。实践证明,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全球化的今天，哪个区域积极对外开放，并且文化的兼容性强，哪个区域就能通过与世界先进文化的融合，形成自己的新文化基因，并促进本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不断提高。“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具活力的地区，沪苏浙三地文化发展表明，基于开放包容、务实创新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融汇中西，善于扬弃，乐于标新以及乐于接受新生事物，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上海文化[6]；“艰苦创业、勇于创新、争先创优的”江苏精神[7]；“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8]等无不显示着这一地区创新文化的丰富内涵。但也由于行政体制和历史发展的局限，长三角内各地的创新活动是各成体系的，知识分享和区域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协同效应。在国家全面实施创新战略的关键时期，如何才能承担起国家创新战略重点区域的历史责任，全面推进泛长三角区域性合作创新文化体系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为此，安徽在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合作中必须按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对区域文化的因子进行分析、甄别，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政府要积极制定相应政策，培育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努力营造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增强进取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在思想观念上缩小与长三角地区的差异。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承接与自主创新相融合，构建企业主体、市场导向、政府推动、产学研用结合的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

泛长三角地区要在合作协同的基础上，要积极发起、倡导和确立为泛长三角区域各城市高度认同的“合作创新、共谋发展”的崭新理念，强化合作创新的主流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认同和认知程度，在精神理念、体制机制、环境氛围等方面大力推进创新文化建设。

温特指出,“在向集体身份进化的过程中处处存在阻力。”[9]基于泛长三角地区文化、实力等差异的存在,由小范围的文化认同走向更大范围内的文化认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根据文化认同具有的融合性、可培育性特征，以及已经具备的基础性的集体认同，我们是能够构建新形势下有利于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文化认同的。除了强化已有的集体认同外，加强有利于区域合作的主流文化的构建，认同于具有未来发展前途的、能够给区域合作带来福祉的新文化，即包括利益平衡、公平与效率并重、合作与创新等价值观的共建等，都是新的区域文化认同构建的内涵所在，也是泛长三角区域合作能够获得凝聚力的必要保证。

[1]吕连生.泛长三角的形成与安徽城市群的东向发展[J].江淮论坛,2009(1).

[2]安徽省发改委门户网站http://www.ahpc.gov.cn/.

[3]刘杏玲.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文化认同研究综述[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1).

[4](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52.

[5]陶希东.跨界区域协调：内容、机制与政策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0,(1).

[6]吕国辉.区域文化在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J]兰州学刊,2009,(3).

[7]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J].中国报道,2006,(3).

[8]孙志军.论新时期江苏精神[J].江海学刊,2007,(1).

[9](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52.

THE FOUNDATION AND RESISTANCE OF THE PAN-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COOPERATION FROM THE CULTURAL IDENTITY PERSPECTIVE

ZHU Ding-xiu
（Chaohu College,Chaohu Anhui 238000）

The regional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cooperation，discussing the foundation and resistance of the Pan-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cooperation from the cultural identity perspective is the need of carrying on the regio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a deeper level."The ownership","the responsive","the functionality"culture identity between Anhui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Pan-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cooperation,although long-term imbala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administrative benefit identity obstacle,regional culture differences are also the difficult positions which the region cultur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spect faces，which also been the resistance in the Pan-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cooperation.

Cultural Identity;Regional Cooperation;Pan-Yangtze River Delta;Resistance

G127

A

1672－2868（2012）01－0003－06

2011－11－28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AHSKF09－10D7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0YJAZH142）；巢湖学院2009年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朱定秀（1964－），女，安徽无为人。巢湖学院历史旅游文化系，教授，硕士。

责任编辑：松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