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萍

变形母题的文学阐释
——以《变形记》与《生死疲劳》比较为例

冯 萍

《变形记》与 《生死疲劳》是 “变形”母题特征很明显的两部小说。其呈现变形母题的方式很相似，作品中主人公都异化成动物，变形形象都具有人性与动物性相交织的特征，且在结构方式上都呈现出整体变形与细节真实的特征。但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中西文化的差异，两部作品在主题阐释、风格面貌上更多的是呈现出差异性的一面。

变形母题；求同；辩异；文学阐释

母题与人物形象一直以来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这许多人物类型象征的母题中，一提到“变形母题”，大家一定会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虽然《变形记》不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最早的唯一的变形作品，但因其深刻性、复杂性、真实性而成为大家心目中象征“变形”母题最经典的著作。而我国新时期作家莫言的《生死疲劳》也是一部以“变形母题”为明显特征的长篇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西门闹”，因为地主身份在土改时被强行枪毙，但他认为自己很冤屈，在阴间即使受尽刀山火海的煎熬依然喊冤不已。最终获得阎王同意，开始了六世的轮回转世，一世为驴、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最后回到畸形“大头儿”的人的过程。所以本文采用比较文学的视角，对这两部作品的“变形母题”从求同和辩异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变形记》和 《生死疲劳》的变形母题的相似性

《变形记》和《生死疲劳》的变形母题的呈现有着相似的一面，即都是通过主人公异化成动物来实现的。二者的的相似性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异化人物特征：人性与动物性的交织

两部作品都将主人公变形为动物，他们身上交织着人性与动物性的特征。（这里的动物性的讨论不包括人的自然属性，主要指动物的外形特征与生活习性特征）。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从此，他有着虫性和人性的两方面特征。他的动物性表现在甲虫的外形和甲虫的生活习性两方面。同时他人性的一面表现在他具有人的思想情感，充满对亲情，对理解交流的渴望，对美好事物的向往。《生死疲劳》中主人公西门闹无论是转世成西门驴、西门牛、西门猪、西门狗还是西门猴，有一点都是相同的，就是具有人的情感心理和动物的外形、习性。比如第一个轮回中投胎成驴，西门闹与西门驴就合二为一了。一方面，他有驴的外形，驴的审美。比如，西门驴对母驴花花的爱慕，驴的饮食习惯，驴的爱好，像啃大杏树粗糙的树皮等等。另一方面西门驴有着人的伦理道德，维护着人才有的尊严，对发妻白氏的痛惜，对小老婆改嫁的恼怒，对一双亲生儿女的疼爱，对仇人的愤恨等等，这些情感都是人才有的。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尽管我不甘为驴，但无法摆脱驴的躯体。西门闹冤屈的灵魂，像炽热的岩浆，在驴的躯壳内奔突；驴的习性和爱好，也难以压抑地蓬勃生长；我在驴和人之间摇摆，驴的意识和人的记忆混杂在一起，时时想分裂，但分裂的意图导致的总是更亲密地融合。为了人的记忆而痛苦，又为了驴的生活而欢乐。”可谓非常幽默巧妙地描述了这种人性与动物性的交织。

（二）结构方式：大框架变形与小细节真实

从结构方式上看，卡夫卡的《变形记》与莫言的《生死疲劳》都表现出大框架上的变形与细节的真实相结合的特征。在两篇小说中，其中心事件或基础事件都是变形，可以说都是荒诞的，像人变成甲虫，人变成驴、牛、猪、狗、猴，但在具体细节描写中都是真实的，主要表现为心理刻画与社会历史、日常生活细节的真实。《变形记》中对格里高尔及其家人的心理活动，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描述都是典型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例如在写了人变成甲虫之后，作者又用了很多笔墨描写了变形之初格里高尔的焦虑心态和之后被遗弃的境遇、悲哀凄苦的心灵世界，这种灾难感和孤寂感的真实性，反映了人的全面异化的世界的普遍情绪。

《生死疲劳》中细节的真实主要体现在心理、情感描写与乡村历史风云展示的真实。西门闹死不瞑目，火急攻心般地不停转世投胎，不屈不挠找寻重新为人复仇的机会，虽然事与愿违不能投胎成人，但在六世轮回中不管是为驴、为牛、为狗、为猪还是为猴，他都有着为“人”的那份心肠，即使饱含冤屈，但伦理的情感始终让他与人世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这份情感的执着与真实，让每个读者都为之感动。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莫言“变形”的笔下，始终不离历史与生活的真实。小说书写历史，是从1950年镇压反革命开始到2000年年底，是共和国成立后50年的风风雨雨。例如小说一开始地主西门闹就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中被枪毙了，原因就是他的地主身份，尽管他在人世间30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经不清楚土改是怎么一回事了，那段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历史也从没有给我讲清楚过。然而少量的资料在历史的风云中珍贵地保存下来。张中晓是一个“文革”初期已经死去的年轻思想者，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他在五六十年代写的《无梦楼随笔》，他曾于1951年在绍兴乡下给胡风写信，说到当地土改的情况。从里面的材料可以看出，小说中对西门闹之死的描写还是非常真实的。莫言拉开西门闹之死的真实性的序幕，这还只是小说的一个开始，接下来的合作社、“四清”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都是在“极写”外衣下书写历史生活的真实。其中很多都颠覆了我们思想中的固有观念。显而易见，莫言是有意抛却了社会学的有色眼镜，而从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来阐释人物，使之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莫言无意于标新立异式地反叛历史，他只是掀开历史的一角，从另一个向度上为我们拉开了政治革命的帷幕，让我们尽可能地抹去那些碍眼的灰尘，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以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变形记》与 《生死疲劳》在变形母题表现上的差异性

《变形记》与《生死疲劳》在变形母题的表现上有着相似的一面，但由于卡夫卡与莫言两位作家的生活背景、生活经历相离甚远，其作品也有着可辨识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题阐释的差异

卡夫卡《变形记》中变形母题的表达更多是对资本主义人情冷漠的批判，对人异化悲剧的痛惜，对人荒诞存在的思考。小说中人物的变形，不是异想天开的想象，而是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在现实生活中，人自然不会有甲虫的外壳，甲虫自然也不会有人的心态。作者透过格里高尔的变形折射出了西方现代人在另一个层面上的生存状态，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由这种隔膜造成的孤独，这是人与人之间互相视为异类的异化状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一旦丧失了谋生的能力，就无异于变成一只甲虫。《变形记》用这样变形、夸张甚至怪诞的艺术手法，揭示出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异化成甲虫、人非人的悲剧。

莫言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农村人，对1950—2000年这50年来的乡村变化可谓有着亲身的体验。《生死疲劳》中的变形更多是做为一种艺术手法，用来对历史荒谬与人性丑陋的批判以及对生命力的赞扬。比如“文革”这个让8亿人疯狂的“红色革命”，在西门屯是以闹剧和别样幽默的形式上演。政治学意义上的严肃的批判运动，在人类的物欲面前轰然倒塌。莫言在此批判了这种荒诞的历史，似乎也表明一切脱离物质生存状态的社会运动，都会因其意义的空泛而遭到生活的不断篡改，最终背离它的初衷。又如，西门金龙在“文革”中可谓飞扬跋扈，没有人性，为了消除单干户的黑点，实现全屯的合作社，进而得到上级的赞扬提拔，竟然将红油漆泼向自己的养父蓝脸，差点致使其眼睛瞎掉，可谓丧失人性。但自从和黄互助谈恋爱之后，性情大变，将革命批判大会改为现代京剧演唱会，一时间革命的指挥中心蜕变成了一个文艺俱乐部。足以说明“光荣的政治”往往在不经意间受到凡夫俗子的生活内容的篡改而意义全改。

小说中最让人痛心的莫过于西门牛之死，它是在西门闹的亲生儿子西门金龙的折磨中死去的。在这里人性丑陋、残忍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不仅是牛的死，每一次轮回中动物们的不同的死亡方式，都对应地表征着时代历史包含的血腥与荒诞本质。驴被饥饿的乡人残忍砍死分食，牛被西门金龙百般折磨活活烧死，猪在复仇之际为了救孩子而淹死，狗在看尽浮华之后断念自绝而死，猴被蓝开放一枪毙死，生灵们在历史的荒唐与人类凶残的本性中被玩弄致死。这些动物们以世间弱者的身份和透明世事的智慧，烛照着在无数轮回中顽固不化、缺少反省的人类世界。悲剧中的动物对生命意义的折射以及对人性宽恕、怜悯等问题的关怀，在暴戾历史与唯美艺术具象的揭示中引出发人深思的内容。当然小说中对生命力的赞扬，特别是对那些来自乡村底层的、充盈着野性的原始生命力的赞扬也是不遗余力的。

（二）异化的悲剧性与喜剧性表达

《变形记》与《生死疲劳》的语言风格造成的文本阅读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同样是对人的异化的表现，前者是一种悲剧性、压抑性的；后者却是带有浓烈调侃、黑色幽默意味的。比如西门驴与母驴花花的恋爱心理描写就让人忍俊不禁，“我让我的母驴喝水。亲爱的润润喉咙吧，慢点喝，别呛着，不要多喝，别受了凉。我的母驴啃着我的屁股，眼睛里盈满泪水。它说：好弟弟，我爱你，如果不是你来解救，我已经葬身狼腹。好姐姐，亲亲的驴姐，我救你，也是救我自己，自从我脱生为驴后，一直心中郁闷，见到你后，才知道，哪怕是卑贱如驴，但只要有了爱情，生活也会幸福无比。”这种将驴的心理拟人化的描述，让人读来趣味横生，捧腹大笑。相形之下，卡夫卡笔下人异化的悲剧，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格里高尔死了，它的死那样的悄无声息，那样的卑微，仿佛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又仿佛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只不过是他家人的一场噩梦，梦醒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包括格里高尔这个人。

这种悲、喜差异，一方面源于卡夫卡和莫言性格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源于中西悲剧精神的内涵不同。西方有着悠久的悲剧传统，在文学的初期阶段就得到很好的发展，并逐渐演化成一种悲剧精神，而且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不断将悲剧内涵丰富、扩大。卡夫卡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很深的，所以他的主人公都染上了悲剧色彩。但中国却不同，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凡事都讲究一个适度。中国的悲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家“温柔敦厚”传统的制约，并没有发展成西方那种纯粹的悲剧或喜剧，往往是悲喜交加、悲中有喜。这种悲剧意识自然影响到莫言的创作，在喜剧、幽默化的表达中，达到揭示与批判的目的。

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将卡夫卡《变形记》与莫言的《生死疲劳》进行比较分析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沟通与借鉴。在求同的基础上，为文学的交流奠定基石。对差异的追寻更能为彼此文学的发展提供多样化的参照、启迪和发展。

[1]（奥）卡夫卡.卡夫卡短篇小说全集[M].叶廷芳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8.

[2]莫言.生死疲劳[M].作家出版社，2006.1.

[3]邱文龙，杨刚华.变形母题的文学阐释[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5.2.

[4]李运抟.新时期小说的变形艺术[J].文学评论，1996.4.

责任编辑：何 岩

I106

B

1671-6531（2012）05-0012-02

冯萍/西南大学文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重庆北碚 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