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明，袁 浩

(西安理工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西安 710054)

权力话语对翻译的影响
——以胡适的诗歌翻译为个案

李庆明，袁 浩

(西安理工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西安 710054)

20世纪90年代翻译的“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深化了文本的社会性与文化性的发掘。艺术与意识形态，文本与社会现实，文学与权力话语都被认为是翻译研究新的突破口。文章以权力话语为视角，以胡适诗歌翻译活动为例，探讨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权力话语对于译者翻译思想及过程的影响。

权力话语;胡适;翻译过程

美国文论家庞德曾经指出，文学的伟大时代通常都是翻译的伟大时代，翻译常常带来文学的创新。胡适是新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为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他的翻译活动在探索新文学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他对人文科学的剖析和反思是前所未有的。“他认为，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不可能有纯客观知识，它们是某个时期权力控制的产物。”［1］胡适作为五四运动的旗手，其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必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特定环境下权力话语的产物。

1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

福柯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纵览福柯的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到福柯思想始终由一根主线所贯穿，这就是他独特的权力理论。福柯对旧的权力观的批判一直把矛头对准将权力视为一种物的观念，而主张权力是一种关系。它是各种力量关系的、多形态的、流动性的场。同时，权力也是一种相互交错的网络［2］，它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深藏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支配和控制能力。

福柯认为，“权力的运作和发生是处在关系中，而研究权力的发生就必须就要研究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和所有这些决策赖以实施并迫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3］。福柯把话语看作权力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每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着其特定的话语，控制和驾驭着成员们的思维和行动。”［4］任何个体的实践活动都受到权力的制约和影响。在福柯那里，话语是一种实践活动，话语体现了复杂的权力关系。“他分析社会性制度(文化、思想、政治、语言等)同话语实践在历史中形成的关系，并强调前者对话语存在影响。”［5］因此，政治环境、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对于话语表现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是整个社会权力话语的主导者。在福柯看来，“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所有的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6］。话语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力在背后。这些话语就好像权力那样，是一张无形的网。所有的社会实践、生产生活、文艺创作都处在话语网之中，受到特定话语的限制，受不同权力话语影响。

2 权力话语与翻译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翻译的“文化转向”后，文化学派的研究者纷纷认为仅从文本和语言本身研究翻译已经远远不够，应该将翻译研究放置到更加宏观的层面。福柯的权力话语正是具有宏观视野的理论，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福柯看来，不受权力制约的人文科学是不存在的，众多人文科学本身就是权力的影子。翻译当然也受到权力话语的制约。从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翻译已不仅是简单纯粹的文本转换和意义对等。“翻译实际上是受一系列外部社会力量控制和支配的话语提纯活动，它的选择、组织、传播等过程无不受到来自社会、文化、历史、思想、意识形态等多种有形与无形的势力所左右和制约。”［7］108根据福柯的论证，在权力普遍存在的社会中，话语一经产生，就被烙上了权力的印记，即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权力因素的束缚，那么，在翻译活动中，不论作者的原作、译者的译文还是读者的欣赏都同时受到权力话语对自己一种连贯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权力话语理论与翻译研究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论是权力话语还是翻译研究，两者都具有跨学科性，从而天然地拥有多维研究的视野和相互影响的潜力。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的一大贡献在于“他使话语不再局限为话语本身，而是把话语变成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象”［8］，赋予权力话语一种历史的维度。任何文本的理解和阐释都不能超越历史的鸿沟，任何文学作品的翻译也不能脱离特殊的个人经验和社会环境。因此，我们在进行翻译研究时要注意到文本或译文中隐藏着的权力关系，这些权力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和制约作者或译者创作的重要因素。“翻译活动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一种被权力话语所操纵与控制的活动”［7］108。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翻译动机、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及方法受到权力话语的制约出现改译、误译或者不译等情况。将某些方面突出的同时，忽略其他地方，使之符合特定环境的权力关系。

3 权力话语对胡适翻译的影响

3.1 胡适的翻译思想及翻译活动

中国近代文学史和翻译史上，胡适(1891-1962)是一个谁也无法绕开的人物。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先锋。在这场启蒙运动中，胡适创作并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和戏剧。他提出的“历史的文学革命”论认为，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强调文学创作应该反映社会现实，启发民智，救国救民，推动科学与民主进步。胡适还认为，翻译标准是“信”和“达”的统一，他认为意译和直译只是不同的翻译手段，并不互相排斥。因而他明确提出“善译”，即在内容上忠实原文，在形式上追求译文的明白流畅，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契合。虽然胡适的翻译作品数量不是很多，但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他的诗歌集《尝试集》是中国现代第一部白话诗文集，开新文学运动之风气，是胡适里程碑式的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胡适的翻译反映了社会现实、国家兴亡、个人独立、妇女解放等主题，充满了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如沉船一般危机四伏的处境的清醒认识”［9］。他的译诗体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历史重要转折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是整个社会权力话语的产物，顺应了时代要求，深刻地表现了时代精神，成为激励五四运动反抗封建礼教、推动个人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

3.2 权力话语对胡适翻译过程的影响

翻译活动作为话语和知识的表现形式，是通过文本体现出权力关系的。在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会出现不同的权力关系和话语形式。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主体，译者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倾向、社会地位、个人经历和审美标准往往表现在他的话语中，同时也体现出他的权力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翻译动机、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方面无不受到权力话语的影响。

3.2.1 权力话语对胡适翻译动机影响

翻译“目的论”认为，任何行为都是有目的的，既然翻译是一种行为，那么翻译也有目的。胡适早期的翻译是在1908年到1910年间。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是政局混乱，政府腐败，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革命形势一触即发。胡适此时也受到多方面影响，“梁启超文字在其‘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邹容的《革命军》使他‘极受感动’，1905年“具有政治革命企图”的《时报》在上海创刊，对胡适极有启示与影响。”［10］37在这一阶段，“翻译在胡适心中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政治化倾向”［10］37。在强国保种的权力话语影响下，胡适译文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抒发自己反清救国的政治诉求和社会革命的意识。如他翻译的法国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正是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国内出现如火如荼的保国抗日的权力话语影响下，译介法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敌人的文章来达到以“笔舌报国”的目的。1917年，胡适回到祖国，任职北京大学，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开始了他翻译生涯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此时，中国虽然已经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但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之西方先进的思想随着《新青年》等刊物不断被介绍到国内，自由、反抗传统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权力话语，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从思想和文化领域大大地激发和影响了国内学者的创作。胡适此时也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他的翻译动机受到当时社会权力话语的影响，转变到建设新文学和诗体解放中。

胡适的翻译动机从早年的“笔舌报国”到学成归国寻求“文学革命”，都是权力话语变化下的结果。显然，胡适的翻译活动受到不同权力话语的影响，成为权力话语的表现形式，这与时代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3.2.2 权力话语对胡适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

纵观胡适的文学翻译，政治救亡、思想启蒙和文学改革是他文学创作和翻译的主要动机，这与整个五四前后文学翻译所追求的目标相一致。可以看到，受到不同权力关系的制约和影响，胡适的翻译动机表现出多重性。对于不同的翻译动机，他在译文文本选择中是否也同样受到权力话语的影响?

胡适早期的翻译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和革命性，文本选择多为西方先进国家能够激发民众革命性的作品。以译诗为例，1908至1910年间，胡适在《竞业白话报》上发表的主要译诗有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的《六百男儿行》、堪白尔的《军人梦》等具有强烈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的作品。此外，胡适陆续翻译了《缝衣歌》、《惊涛篇》和《晨风篇》等诗文来表达他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变革愿望，成为当时反清救国、推翻帝制强有力的声音。胡适翻译的高潮时期是他从美归来、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处在社会大变革和文化大转型阶段。留学时，胡适深受欧美进步思想的影响，自由、民主、人权都是他所关注的问题;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为他提供了好的选择。1918年，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提出“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11］57的文本选择观。胡适提出的“名作文本选择观”与当时国内新文学革命权力话语紧密相连。传统文学在当时受到非议，反映西方的、进步的、民主与科学的文学作品在国内大受欢迎。不仅是胡适，五四时期其他著名的翻译家都在文本选择上倾向西方著作。例如，未名社成员郭沫若，深受雪莱作品革命性和战斗性精神的影响，先后翻译了包括《西风颂》、《致云雀》等著名的作品;傅雷陆续选择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即《巨人三人传》，以此鼓励陷于苦闷中的国人，争取与黑暗社会抗争的勇气和信心;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在艺术和创作技巧上深受诗人哈代敢于打破传统、顺应时代潮流变化的影响，所以他钟情哈代诗歌，相继翻译了《窥镜》和《她的名字》等。

这些西方文学，无论在思想上、形式上，还是艺术表现力上，都高出传统文学很多。国内传统文学渐渐地失去了权力话语。胡适肯定西方的文学成就，在他的“名作文本选择观”下，他选择翻译了包括英国诗人拜伦的《哀希腊歌》、美国诗人爱默生《康可歌》等许多名作。正如他所说的，“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11］56。这些文学作品思想进步、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民权、寻求变革的时代精神相得益彰，从而反映了当时国内文学革命权力话语对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与制约。

3.2.3 权力话语对胡适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影响

在翻译中，到底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直译还是意译，一直是译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胡适早年基本采用归化翻译的策略，这主要与他早期的翻译目的和深受传统文学权力话语影响，诗体多采用五、七言诗体再现与传达西方“新意境”有关。胡适早期译诗并非太多重视它的文学价值与美学价值，加之他早期译诗也不是很成熟。因此，他在早期译诗时多将诗歌与自己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权力话语相联系，将译文尽量与当时国内的权力话语相靠近，能够使译文读者感同身受有所启发，在翻译中出现过不太忠实于原诗的部分内容，甚至出现偏离，在翻译方法上采用了部分改写的方法。以胡适早期翻译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六百男儿行》第二节诗为例：

原诗：Theirs not to make reply，

Theirs not to reason why，

Theirs but to do and die.

In the valley of death.

译诗：军令即有失，

吾曹岂复顾?

不敢复诘责，

战死以为期。

原诗的内容是谴责英军指挥官的昏庸和士兵无谓的牺牲，但胡适在翻译时，将原诗同当时国内鼓吹革命、救亡启蒙的权力话语环境相结合，把原文中的“他们”改译为“吾曹”(我们的意思)，这一人称的转变，体现出胡适对原诗内容理解上的偏离，以及将原诗所要表达的意图转化为当时国内的政治权力话语，即激励国内民众的革命意识，唤醒沉睡的国民斗志。将原诗想要表达的对命运之无奈感归化改译为革命之士的豪情壮志，这一改译符合国内当时的革命形式，易于读者接受。归化的翻译策略受到权力话语的制约和影响。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胡适顺应时代发展，受新文学权力话语影响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中倡导使用白话文，摒弃文言文。这是新文学权力话语代替旧文学权力话语的历史必然。胡适开始试图从外国文学中吸取养分，达到改造旧文学、改造旧社会的目的。他主张“欧化”，吸取西洋语言长处来提升汉语表达，因此在翻译策略上，“胡适译诗明显经历从归化到异化的转变”［10］10;在翻译方法上也更加注重直译的使用。

《别离》是胡适译自托马斯哈代的名作。从译诗的角度讲，由于中英语言的差异，翻译很难完全做到依照原诗的韵律和形式。但是，胡适在翻译《别离》时不但在形式上接近原诗，而且连韵律也尽量与原诗保持相似，从中可见白话新诗权力话语的影响力。

原诗：In absence this good means I gain，

That I can catch her，

Where none can watcher，

In some close corner of my brains;

There I embrace and kiss her;

And so I both enjoy and miss her.

译诗：不见也有不见的好处;

我倒可以见着她，

不怕有谁监着她。

在我脑海的深窈处，

我可以抱着她，亲她的脸。

虽然不见，抵得长相见。

形式上，原诗字数只有一节、六句话，胡适的译诗也用六句话与原诗保持一致，体现出新诗权力话语打破传统五、七言律诗绝句讲究格律、字数的樊笼，符合新诗崇尚自由与自然的风格。此外，原诗二三五六句后退一个单词书写。胡适译诗上也做到与原诗一致，相对应的句子后退一个单词书写。这种分解方式不但新颖独特，同时体现了新诗学权力话语要求的做“长短不一的诗”和“追求白话的诗”。韵律方面，原诗采用abbacc的韵律，而胡适的译诗也保留原诗的韵律特点与之相一致，做到原诗与译诗都有韵律，加强了译诗与原诗的相似性，易于读者接受。整首译诗形式新颖，却又不失韵味，散文化的措辞更是突出了诗歌别离的情感，很好地表达出原诗的意义。这首诗可以说是异化策略和新诗理论的一次完美结合，较之早期译诗中误译、改译进步很多。

4 结论

“文化转向”将翻译研究带到了一个探究文本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新高度，这是从新的角度和视野来研究翻译的本质。胡适是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他在翻译过程中，包括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及文本选择方面的考量，都要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等权力话语的制约，这体现出翻译是社会中的翻译，而不是脱离社会的封闭活动。福柯的权力话语对于研究在特定环境中译者的翻译过程及思想有着特殊的指导意义，对于历史性文本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在考察译者翻译行为时，应该将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验相结合，分析权力话语对译者的作用力，从而全面分析译者的翻译活动。

［1］ 张瑜.权力话语制约下的翻译活动［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5)：70.

［2］ 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68.

［3］ 包亚明.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9.

［4］ 秦文华.翻译——一种双重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再创造活动［J］.外语学刊，2001(3)：75.

［5］ 朱安博.译介学中的新历史主义权力话语［J］.外语学刊，2006 (3)：105.

［6］ 李霞.权力话语、意识形态与翻译［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2)：67.

［7］ 吕俊.翻译研究：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1).

［8］ Charles C Lemert，Garth Gillan.Michel Foucault：social theory as transgression［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38.

［9］ 潘艳慧.《新青年》翻译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M］.济南：齐鲁书社，2008：204.

［10］ 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1］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M］∥欧阳哲生.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柳 克

The Influence of Power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A Case Study on Hu Shi’s Poem Translation

LI Qing-ming，YUAN Hao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710054，Shaanxi)

After the“cultural turn”of translation studies since 1990s，the sociality and cultural property of the text have been emphasized in translation research.Art and ideology，text and social reality，as well as literature and power discourse all have been regarded as the new breakthrough in translation field.This pap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discourse and taking Hu Shi’s poem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s the example，discusses the influences of power discourse on the translator’s thought and his translation process under a certain special circumstance.

power discourse;Hu Shi;translation process

H315.9

A

1009-3907(2012)09-1076-04

2012-03-29

李庆明(1963-)，男，湖北黄冈人，教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