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平

论王绩诗歌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张申平

王绩诗歌价值问题是唐诗和隐逸文化研究的重点。分析了王绩诗歌的题材、抒情、风骨、音律方面的特点，认为王绩的诗歌承续了田园山水题材，敞开了情志通道，端翔风骨渐成，音韵高度律化，具有高度的文学和文学史价值。

王绩研究；隐逸诗；文学价值；文学史价值

唐代因为诗歌的成就而被称之为“诗唐”，诗国高潮是盛唐气象的一种表现。唐诗的成就离不开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所奠定的基础，而初唐则是诗国高潮到来的准备和过渡时期。有许多优秀的初唐诗人在诗歌创作和理论创造方面做了筚路蓝缕的工作，如王绩以隐逸生活为背景的田园诗创作与初唐宫廷诗歌一起，形成了初唐诗坛的复调。但对王绩诗歌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问题，多年以来学者们的看法不一。研究王绩诗歌的价值，有助于了解汉魏至隋唐期间我国的隐逸文化生态以及诗歌的变迁规律。

一、王绩诗歌创作的“环节”意义

王绩（589-644），字无功，绛州龙门人。“隋大业中应孝弟廉洁举，授扬州六合县丞。弃官还乡里，躬耕于东皋，时人号为东皋子。贞观十八年卒。”（《全唐文》卷131）《王无功文集序》记他幼时聪颖敏慧，七八岁能读《春秋左氏传》，十五岁西游长安，谒见越公杨素，当众剧谈时务、文章，“瞻对闲雅，辩论精新，一座愕然”，目为“神仙童子”。《新唐书》将他列入《隐逸传》，存诗一百余首。王绩诗歌研究原来进展不大，王绩诗文五卷本的发现，为全面深入研究王绩创作和初唐文学的变革提供了新资料，以往沉闷的研究局面被打破了。其中，吕才原序及大量未公开传世的诗文，弥补了过去研究相关材料的不足。1987年韩理洲《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问世，提供了现存最完备文献资料，奠定了王绩研究的基础。

目前学术界比较关注王绩诗歌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问题。在对于中国山水田园诗歌发展历程的研究，很多人关注到在陶渊明、谢灵运与唐代王孟诗派之间，应该有一个过渡性的环节，那么架起二者之间桥梁的自然应该是王绩。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二）》就认为，王绩诗歌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称得上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不过也有人对王绩的地位和作用不以为然，如罗宗强说，王绩诗歌“是归隐文学的一种独特现象。他的诗，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可以解释的。从唐诗的发展的史的角度考察，它似乎并不存在环节的意义。”他虽然没有绝对地否定王绩诗歌的“环节”意义，但还是认为他的诗歌对唐诗的发展影响不大，因为作为隐逸文学，王绩的诗歌任何朝代都可能出现。另外，罗先生在肯定王绩诗歌“脱尽南朝宫体铅华”的同时，还不以为然地指出：“王绩的诗究竟不多，成就也不足以振起一代。他除了少数几个好友似有共同的艺术趣味外，当时并无更大影响。”［1］这些观点，既不重视王绩诗歌产生的时代契机，也不看重王绩创作的历史影响。总之，他并不重视王绩诗歌的文学价值。然持不同看法者，早在明代就有杨慎，其《升庵诗话》称许王绩“隐节既高，诗律又盛，盖王、杨、卢、骆之滥觞，陈、杜、沈、宋之先鞭也”，充分肯定了王绩在隐逸题材、诗律等方面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评价差异如此之大，孰是孰非？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研究视角差异造成的问题。

二、王绩诗歌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关于研究视角，刘石先生认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文学的价值与文学史的价值是互有关联却不完全一致的两条价值系统。所谓文学价值，指在文学自身诸因素上作出的贡献；所谓文学史价值，指在文学发展历史阶段上所起的作用。可以这么说，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家，最终都能够对文学史的进程起到相应的影响，获得文学史的价值，但这种影响与价值未必在其当世就能够得到实现；而具有文学史价值的作家，在文学价值这条系统上，则不一定能够具有同样的地位。”［2］这番话可为我们探究王绩诗歌的“环节”意义和文学史价值指明思路。艺术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既具有统一性，也有独立性。文学艺术价值卓越的作品，一般会在当时就表现出一定的影响，诗人也许年纪轻轻就名满天下；但有些诗人活着的时候也许默默无闻，只有死去很久以后，后人才会发现他作品的价值，这种价值更多是文学史意义上的。王绩当属后者。评判王绩诗歌的价值和地位，应该从题材、情志、风骨和音韵四方面来综合考察，把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统一起来。

（一）田园山水题材的承续

隐逸生活和山水田园风光是王绩诗歌的重要题材。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自魏晋时期进入谢灵运、陶渊明等名士的审美视野，成为寄寓情怀的观照对象。王绩赋予了该题材新的时代内涵，展现了初唐社会发展的无限生机。但是，在这种牧歌式的田园赞歌中，读者可隐隐约约地感受到王绩的寂寞和失落——面对这个蒸蒸日上的时代，他有着一种局外人的无奈和不甘心。就山水田园诗歌的创作而言，论家常把陶潜和谢灵运相提并论。如清代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评论说：“诗之乱头粗服而好者，千载一渊明耳……惟王无功差得其仿佛。”不过和躬耕陇亩的陶渊明那种发自内心的对田园生活的热爱相比，王绩的角色侧重于隐士而不是农夫。田园生活在王绩的眼中是牧歌式的，但他又是一个时代落伍者。因而在《野望》描写“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时候，王绩和“牧人”等“相顾无相识”，有着深深的隔膜，他的知音是千载以上伯夷、叔齐。

（二）情志通道的敞开

唐初诗坛充斥着“应制”、“和”、“赋得”之类应酬诗。难能可贵的是王绩诗歌能够坦荡地抒发情怀，自由表达对人生的观感和体验。王绩指出：“诗者，志之所之；赋者，诗之流也。”(《游北山赋》)他认为诗赋应以言志为本，故其诗作多抒情言志。就其具体内涵而言，日常生活的体悟、浅斟低酌的妙处、羁旅行役之叹惋等，都流露于笔下。如其《自撰墓志铭》《五斗先生传》《无心子传并序》等，无不是倾尽心力之真情篇章。他描绘自己，“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五斗先生传》）。他塑造的无心子，“以秽行闻于王，王黜之，无愠色，退而将游于茫荡之野”（《无心子传并序》）。这些都与他自己“若顽若愚，似骄似激”，“无思无虑”的精神状态相吻合。这些篇章倘若从抒情言志的角度来看，的确是初唐少有。王绩竭力摆脱六朝空疏文风，追慕陶渊明等人，习惯真率坦诚地表情达意。他认为“人生一世，忽同过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适，便可卒岁”。他以适意为乐，非常羡慕陶渊明那种“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心态，和“盛夏五月，跂脚北窗下，有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答冯子华处士书》）的诗意栖息状态。

杜晓勤认为王绩坚持了“以会意为功”的创作原则，如其《答处士冯子华书》明确说“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不必与夫悠悠闲人相唱和也”。所谓“以会意为功”，指的是“以表达真思想、真性情为指归，不矫揉造作、不雕饰刻缕……恰从正面积极引导了初唐诗歌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功不可没”［3］191。王绩诗作不但洞察世情、鄙弃功名，而且反视自省、坦率真纯，有时候又流露了洒脱超群、孤傲兀立的高旷之情，这显然也为后来的李白等人开了先河。许总指出：“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唐初政治家的述怀诗主要体现了基于开基立国背景上的承续儒家政教传统的内心愿望以及一统天下的阔大襟抱……而在这一时期，既发扬了抒写怀抱传统又显出如同魏晋文人那样的避世心态、隐逸趣尚的，则当以处于宫廷范围之外的王绩为代表。”［4］

（三）端翔风骨渐成

在唐初几十年间，诗歌领域仍然为“梁陈宫掖之风”笼罩。王绩诗歌的最大特点，是能摆脱唐初绮艳柔靡、雕琢藻饰诗风的束缚。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指出：“王无功以真率疏浅之格，入初唐诸家中，如鸾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其诗风平淡疏野、质朴率真，“意境高古”、“气格遒健”（《四库总目提要》），风骨凛然，在文化渊源上承接阮籍、嵇康、陶渊明，同时又对初唐四杰、陈子昂、张九龄等初盛唐诗人的诗文革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陈子昂“主张诗要骨端气翔，而不要彩丽竞繁；推崇汉魏，而菲薄晋宋齐梁。这显然是继承王绩的。”［5］闻一多认为“陶渊明死后他那种诗歌风格几乎断绝，到了王绩才算有了适当的继承人”。吴功正认为：“宫廷诗风和隐逸诗韵共时并生，反映了初唐同时存在的美学趣味性现象……它反映了初唐诗坛不是一种旋律、声腔和审美色调，也反映了隐逸文化、文学、美学在唐初的复苏。王绩的诗体现了审美的朴野之趣，自然、质实，带有原生态的丰调。”［6］吴先生指出了初唐诗坛的“复调”现象，肯定主流的宫廷文化之外尚有王绩山野隐逸的文化现象和文学创作，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肯定了王绩诗歌的时代意义。王绩诗歌艺术精神中，具有“融建安风骨、正始之音于一炉的诗歌艺术追求”。他将人生际遇、宦海沉浮、时代感伤、社会思考、生命体验等融汇在诗作之中，形成了既慷慨激越又玄远高古的独特诗境。“他的咏怀、言志诗实际上是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的融合……另外，正由于王绩诗歌不仅仅是慨叹功名，而且融进了理性思辨和批判精神，也直接影响到初唐四杰、陈子昂、张九龄乃至于盛唐诗人，使他们的作品也因增加了哲理思考，诗境更为深沉、蕴藉，堂庑阔大。 ”［3］190

（四）音韵高度律化

王绩精通音乐，“雅善鼓琴，加减旧弄作 《山水操》，为知音所赏”(《东皋子集序》)。他的主要作品，“能涤初唐排偶板滞之习，置于开元、天宝弗能别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写并非溢美之辞，因为其诗歌讲求音律、平仄和对偶，格律上已经暗合唐风。闻一多曾说《野望》是“唐初的第一首好诗”，此诗得陶诗之神，是唐代五律的开新之作。杜晓勤注意到，“很久以来，学术界在评价王绩诗歌艺术成就时，都只注重他在诗歌内容上的拓展，多称叹其对古诗风骨之复振所作的贡献，很少有人提及他在新体诗声律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就，更未有人探寻其诗歌律化的艺术渊源。”他对《王无功集》（五卷本）进行统计，发现王绩诗歌 “入律程度也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宫廷诗人们”，“王绩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唐初律化意识最强的诗人”。杜晓勤还认为，由于时代的诗歌创作风尚所决定，“自西魏、北周到隋唐之际，庾信一直是人们公认的新体诗创作的最杰出代表，庾信和‘庾信体’也一直是北方诗人景仰、仿效的对象”，加上“王绩后来的田园生活与庾信颇为相似，使得王绩在创作其山水、田园乃至言志、述怀诗时，均直接取法于庾诗。而王绩在酷爱、模仿庾诗的同时，也将庾诗的声律技巧移植到自己的诗中来了”。在经过对句式、联式、声律等详细研究后，他认为，“王绩是唐初律化成就最为卓著的一位新体诗人。或许，正是因为王绩诗歌的高度律化，才使得王、杨、沈、宋有更多更直接的律化经验可以凭借。”［7］

综上所述，王绩作为一个隐逸诗人在初唐的出现可谓“生不逢时”，也具有偶然性，因为在一个充满向上精神的时代，他是一个落伍者。然就其诗歌创作而言，依然取得了很大的艺术成就，犹如一朵朴素的山野之花，散发着淡雅的清香。从隐逸文学、山水田园诗歌创作以及作品艺术特色等多角度来看，王绩诗歌都具有历史价值。所以说，如果能够把王绩诗歌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诸方面全面权衡，就能够给他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做一个综合的客观评量。

[1]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1-52.

[2]刘石.有高楼杂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19.

[3]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 [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4]许总.王绩诗歌的时代类型特征新议[J].齐鲁学刊，1994（3）.

[5]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412.

[6]吴功正.唐代美学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89.

[7]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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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3-1999（2012）03-0114-03

张申平（1969-），男，河南南阳人，硕士，重庆科技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

2011-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