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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祥林嫂的希望与挣扎

2012-08-15郭其平

文教资料 2012年25期
关键词:柳妈阿毛鲁镇

郭其平

(南京化工高级技工学校,江苏 南京 210048)

“沉滞封闭”是鲁迅小说中故乡的共同特点,《祝福》中祥林嫂所生活的环境自不例外。《祝福》讲述的故事应该是民国之后的事情,但小说中却有“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的描写。由此可以看出,连鲁镇的知识分子,代表着鲁镇的思想文化状态的鲁四爷都不清楚甚至不知道外界的变化,鲁镇的闭塞可见一斑。但这绝不意味着这里的人们能够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闭塞让他们更加依赖于从外界而不是从自身那里来获得存在感,并且“只有通过高度认同这个社会、别人给予他们的东西,并附着于这些东西上面才能确认自己的价值”。于这个意义上,鲁镇的每一个人都是“祥林嫂”,只不过祥林嫂特别悲惨而已。祥林嫂的一辈子好像尽是一些倒霉的错误,就连希望和为希望做出的挣扎都变成了将她推向绝路的黑手。

祥林嫂是弱小的,没有亲人,没有姓名,童养媳的信息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她是普通劳动妇女的代表,而应该将她视作最卑贱的一类人的典型——这类人绝不是社会的大流。如果在家庭中做一个价值排序的话,毫无疑问,祥林嫂是最卑微的。在没有变故的条件下,从最好的打算来推想她的人生:逆来顺受,熬啊熬,熬成了婆。可是婆婆的精明能干和与婆婆不大的年龄差距,使她似乎连“熬成婆”的梦都做不了。她的希望在哪里呢?她能不能够改变地位,拥有金钱,有知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她不能。那么她的希望就是:能够屈服于这种价值排序,将“卑贱”内化为自我的一部分,低眉顺眼拼命干活,沦为家庭的工具,麻木地活下去。小说中写她在鲁四爷家的表现:“她整天地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这应该是她在家中表现的再现或弱化。可是谁天生就承认自己是卑贱的呢?“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这些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她的沉默。沉默在这里意味着逃避,是自我保护的方式;沉默意味着她对自己卑贱身份的认同;沉默意味着她的挣扎以失败而告终。她只是个工具,活在阴暗角落,但还有那么一点存在感。这还是能让她生存下去的——尽管是卑贱的。

丈夫的死使家庭乃至于其他人认为祥林嫂是不祥的。她被推到了前台,活在放大镜下,感受到了非善意的关注。她的举动很容易就会扯到家庭和别人的神经并生出各种责难各种目光。这让她如芒刺在背,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感到生存的力量正一点点地从她身上剥离。于是内心的挣扎来了:生存还是毁灭?在“避害”的本能面前,她“出逃”到鲁镇——一个陌生的同时也是让她感觉可以暂离威胁的地方。她认为可以通过更加卖力的劳动来重新开始生活,获得安全感。可以说很幸运,她的挣扎向有利的一面倾斜了。她被接受了,也被认可了。“她的做工却丝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地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当然她不会忘记她的新的身份标签“寡妇”,“四叔皱了皱眉”也是给了她提醒的。丈夫的死竟成了她生活的转折点,给了她重新生活的希望,而主家和别人的认可更是让她感受到“挣扎”带来的释放和满足。她“口角边渐渐地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甚至就连“寡妇”的阴影也消散了。祥林嫂的本分耐劳让她暂时免受外界的压力,却不知道这只是命运抛给她的诱饵而已。在命运的沼泽中渐行渐远,她的挣扎让她越陷越深。例如,她在获得认可的同时开始威胁到他人的存在——“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便是证据了。

后来被卖到山坳里给人做媳妇,涉及寡妇再嫁的问题。这里引用周作人的几句话:“中国过去的礼教上强调贞节,但社会上一般人家寡妇再嫁也是常有的事”;“除了礼教代表的士大夫家以外,寡妇并不禁止再嫁,问题是没有自由意志,必须由家族决定”;“这样办好的再嫁是不触犯礼法的,至于阴间的罪名那是另一个问题”。祥林嫂的婆婆是精明强干的人,把她的寡妇媳妇卖到山里去,可以多得彩礼,给她的次子娶亲以外,还可以多余一些钱。祥林嫂对于自己被卖到山里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可以从卫老婆子与四婶的谈话中看出:“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他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抬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地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啊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到底是什么让她这样拼死挣扎呢?原因有这几点:第一,对于家族的决定她是不知情的(也是不需要让她知道的),这让快要遗忘了的卑贱感再次占据了她的内心,她的潜意识里充满了怨恨和失落;第二,她觉着自己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营造的幸福一下子被人劫掠了,这让她潜意识里充满了愤怒和绝望;第三,便是对于传统节烈观无意识的顺从了,这是她“爆发”的表象。祥林嫂拼死地挣扎只不过是在表现自己对卑贱的憎恨,只不过是困兽的挣扎。她的行为是希望破灭挣扎无果而表现出来了的破罐破摔的举动,她绝望了。

祥林嫂似乎交上了好运,幸福出人意料地来了。“母亲也胖,儿子也胖”,“男人有的是力气”,这原本是祥林嫂不敢奢想的生活,可它就在眼前。但小说不是童话,命运不是善男信女,它习惯用落差放大痛苦绝望的感觉,鲁迅则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别人。命运,或者说是作者一脚踹醒了还沉浸在幸福中的祥林嫂。贺老六得伤寒死了,儿子给狼拖走了,大伯把房子收了。一系列打击让祥林嫂“自由”了,彻底地无依无靠了。出于倾诉的需求,她对生存的希望还未泯灭。但她消耗了太多的力量,已没有什么力气去挣扎了。所以她第二次来到了鲁镇,已全然变了,变得“脸色青黄,眼睛没有神采”,“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只是直着眼睛”。反观鲁镇人的态度,开始时会“陪出许多眼泪来”,但他们脸上却分明有着“鄙薄的神气”,然后是“叹息一番,满足地去了”。很显然,这是个双方的需要:祥林嫂不断地重复阿毛的故事,甚至到了后来“她还妄想,希图从别的事,如小篮,豆,别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来”,她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用她的痛苦引来善意的注意,用别人叵测的同情来找存在感,用别人的眼泪来填补空虚感,甚至妄想从此改变自己的境遇;听众则通过听阿毛的故事,一方面满足着他们猎奇的心理,另一方面通过咀嚼别人的不幸来获得满足感,显示自己的同情心。但祥林嫂并没能改变自己不堪的处境,反而使她越陷越深。心理上的超限效应以及猎奇心理的满足使人们扯下同情的面具,露出越发狰狞的麻木冷漠。“大家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她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于是祥林嫂自己也觉得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阿毛的故事”的稻草已经承受不住这么沉重的负担了,她的希望连着挣扎又被命运的沼泽给吞噬了。

不能寄希望于人,只能寄希望于虚无。“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盯住她的眼”,这是一个干瘪的生命,一个麻木的灵魂,一个企图从更弱者身上寻找优势的人的形象。论干活,柳妈是远不如祥林嫂的;论精神匮乏,则远甚于祥林嫂的。那么她有什么优势能让她的话语直接作用于祥林嫂的心理。很简单,她自认为很“干净”,这让她具有明显的心理优势;而消耗了太多力量的祥林嫂则病急乱投医,听柳妈的话用尽积蓄虔诚地去捐了门槛。柳妈的话是善意还是恶意柳妈自己都不能分辨,但无论如何都是给了祥林嫂以希望的。捐门槛回来之后,祥林嫂“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然而马上遭受到了打击,四婶仍不许她拿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这明白无误地宣告了捐门槛并不能赎了她的罪,她的挣扎再次变成无用功,她仍是“谬种”。她的精神的又一根支柱轰然倒塌了,“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站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读到这里,我想,这样的心理状况,离死不远了吧。果然。

小说的开头,走投无路的祥林嫂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向读书人“我”询问“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对于祥林嫂而言,绝望使她对灵魂存在的不确定性做了双重可能性的假设:她希望有鬼神、有地狱,好去见她的阿毛,但她又怕有,将自己锯为两半而见不到亲人;反之,如果没有,虽可免除被锯的苦刑,却失掉了与阿毛团聚的可能。“希望其有”的愿望越强烈,“希望其无”的恐怖就越强烈,反之也一样。祥林嫂眼中的“我”无论从哪方面(地位、知识、心理)都具有无比的优势,具有阐释话语的权力,同时“我”也希望能消除或者承担她的一部分恐惧及焦虑。但是什么让我支吾其词呢?表面上是“我”对于转嫁的恐惧和焦虑的拒绝,而本质上,它显出“我”内心的焦虑,心理上的困境——“我”竟然也是祥林嫂,只是命运没有如此多舛而已。

终于,在祝福的空气中,祥林嫂消耗掉她最后一丝希望和力量,不再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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