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培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一

“民间”一词作为文学或美学概念，大约始自明代，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它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①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话语独霸文坛，直至8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界才又强调“回归民间”。汪曾祺的小说创作较具代表性，其小说题材大多取自民间，主要以早期生活的高邮为背景，反映了独特的民间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民间世界的和谐之态为“茫然失其所在”的当代人提供了一种具有实体意义的理想存在状态，即生态存在之美”，人们“诗意地栖居”于（民间的）大地上。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看，汪曾祺小说呈现出一种生态性，是较为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本文从“民间”这一特殊的场所入手，分析汪曾祺小说世界里的生态美学性。

二

汪曾祺笔下的“民间”多是以家乡高邮和昆明市井为背景构筑的世界，是他笔下具有美和健康人性的主人公们生活的地方，即“场所”。“场所”是生态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与人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的物品的位置与状况，是我们熟悉、容易识别且能够使人感到自在、惬意和温馨的地方，它的两个基本要素是“因缘整体性”与“上手”。

对“场所”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海德格尔和阿诺德·柏林特。海德格尔说：“我们把这个使用具各属其所的何所往’称为场所。”“这种场所的先行揭示是由因缘整体性参与规定的，而上手事物之来照面就是向着这个因缘整体性开放出来。”②这里点出了场所的两个基本要素“因缘整体性”与“上手”。“因缘整体性”是指人与世界构成了一种因缘性，是密不可分的整体。而“上手”是指在日常生活与劳作中，周围的物品与人发生某种因缘性关系从而成为“上手的东西”，但同时“上手”还有一个“称手”与“不称手”和“好的因缘”与“不好的因缘”这样的问题。利于人生存的环境，自然状况就是一种“称手”的情形，这种环境物品也是与人的“好的因缘”关系，是一种利于人生存的“场所”；反之，不利于人生存的环境污染、自然的破坏就是一种“不称手”的情形，而这种环境物品也是与人“不好的因缘”关系，是一种不利于人生存的“场所”。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柏林特在《环境美学》一书中对“场所”进行了界定，在“场所”与人的关联性中又特别强调了场所的情感性：“这是我们熟悉的地方，这是与我们自己有关的场所，这里的街道和建筑通过习惯的联想统一起来，他们很容易被识别，能带给人愉悦的体验，人们对它的记忆中充满了感情。我们的邻近地区获得同一性并让我们感到具有个性的温馨，它就成为了我们归属其中的场所，并让我们感到自在和惬意。”③

三

在汪曾祺的小说世界里，人们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观念自在惬意地生活于自然山水和伦理观念尚未深受现代文明冲击的“民间”——一个独特的生态“场所”。在他用优美的笔调向我们描绘的富有“异质性”的民间地域，人与世界构成因缘性的密不可分的整体，而世界万物成为人的“上手之物”，当然其中许多物品是“称手之物”，是特定场所人之须臾难离之物，人们对这样的民间“场所”和“上手之物”是充满情感的，那是“让我们感到具有个性的温馨……并让我们感到自在和惬意”的世界。

汪曾祺匠心独运地对人们特有的生活方式、生存观念和社会风俗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勾画，在其淡雅文字里的民间世界——一个独特的生态“场所”中，人与栖居的世界构成了具有因缘性的密不可分的整体，而这正是“场所”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汪曾祺构筑的那一独特的民间“场所”里，人们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观念。《受戒》中，菩提庵完全是一个世俗世界，这里的人把“当和尚”作为一种谋生的方式，“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因而即使菩提庵里二师父是有家眷的人，三师傅是打牌高手又会唱安徽情歌，各路生意人甚或偷鸡摸狗之徒常来打牌聊天，逢年过节他们杀猪吃肉，人们也都觉得在情在理。他们与所生存的特定“场所”构成了具有因缘性而密不可分的整体，在这一原生态的“场所”中，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按照自身独特的方式存在。而《大淖记事》中，汪曾祺写道：大淖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表明了一种独立于传统文化观念之外的价值观念。正因为这种不同的生存观念，人们在男女关系上只顺两个字“情愿”。汪曾祺构建的具有因缘整体性的民间“场所”，使得一切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观念具有了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汪曾祺说：“风俗，无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们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形式固定下来，并且相互交流，融为一体。”④人们对特有生活形式的肯定，使得所栖居的世界具有了别样的“因缘整体性”。《晚饭花》描绘了南方过“灯节”的情形：“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故里杂记》中，人们拜土地老爷，到土地祠赌咒，还愿仪式很隆重。这些是人们表达生活欲望的一些形式，人们秉持并传承着已约定俗成的风俗，而这种风俗所显现的独特生活方式是与人们所生活的“民间”这一特定“场所”须臾难离的，是汪曾祺小说所要传达的民间特性。

在汪曾祺以家乡高邮为背景所描绘的民间“场所”中，称手”与“好的因缘”使得人们多呈现为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情形，那里的山山水水、那里的地域人情是一种有利于人生存的状态，而这也正是“场所”的另一要素“上手”。

汪曾祺在小说《大淖记事》中，突出表现了在特定的民间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巧云被奸污的态度：巧云的残废爹当时就知道了，他拿着刘号长留下的十块钱，“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邻居们知道了，姑娘媳妇并未多议论，只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而巧云也“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这恰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大淖人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这样的道德理念（周围物品）与人发生了某种因缘性关系从而成为“称手的东西”，而这样的生存环境（道德理念）又是与人的“好的因缘”相关联，是在未受都市浸染的特定民间“场所”中产生的，有利于人生存的精神理念，这正是特定场所中人之须臾难离的“称手之物”。《受戒》中当地人把“出家”叫“当和尚”，而“当和尚”是像“当箍桶的”、“当弹棉花的”、“当画匠的”成为一种谋生的方式。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明海当和尚是为了寻一条生路，“当和尚”这样一种谋生方式成为人们解决生活困境的“称手之物”，是一种“好的因缘”。而这样的“称手”与“好的因缘”使汪曾祺所倾心的民间世界熠熠生辉，呈现出一种“存在之美”。

汪曾祺所沉浸的文学世界多是对回忆的追溯，在那样的追溯中，饱含着对于以往生活场所的怀念和热爱，“这是我们熟悉的地方，这是与我们自己有关的场所，这里的街道和建筑通过习惯的联想统一起来，他们很容易被识别，能带给人愉悦的体验，人们对它的记忆中充满了感情”。⑤这正是“场所”的另一特性即在与人的关联之中富有情感性。

《戴车匠》中写道：“草巷口一边是一个旱烟店，另一边是戴车匠店。你看要是有个捏小面人的来了，吹糖人的来了……我们飞奔着去看，你要是说‘草巷口’，那多急人，你一说‘戴车匠家’，就多省事明白。大家就一直去，不需东张西望。‘戴车匠’，‘戴车匠’，这在我们不是三个字，是相连不可分，成为一体的符号。戴车匠是一点，集聚许多东西，是一个中心，一个底子。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格，一区，一个本土和一个异国，我们的岁月的一个见证。”

人们对自己所居住的 “民间”饱含着真挚而自然的情感，他们能够从生活中的一草一木、街道建筑看到关于自身所居的民间“场所”对于人类岁月的刻录和“场所”中尘封的能够引起人们特殊情感的记忆。

汪曾祺笔下的“民间”，具备了“场所”特有的“因缘整体性”、“上手”和与人之关联的情感性特征，因而，“民间”在这里成为我们从生态美学视角对汪曾祺小说进行剖析的着眼点。汪曾祺向我们呈现的“民间”，是按照他自己的构图方式，即在一方特定的水土、人类的本源性和自然性充分显现，人们能够自在惬意地生存于其中。与此同时汪曾祺还融进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观念和价值取向，通过他所描绘的记忆中的诗意民间世界，为处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找到一片可以“诗意栖居”的土地。

注释：

①参见陈思和.民间的浮沉［J］.上海文学，1994，(01)：72.

②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一版）［M］.上海：三联书店，1987：121.

③柏林特.环境美学（第一版）［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66.

④汪曾祺.汪曾祺全集·散文卷（三）（第一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50.

⑤柏林特.环境美学（第一版）［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66.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一版）［M］.上海：三联书店，1987.

［2］柏林特.环境美学（第一版）［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

［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散文卷（三）（第一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第一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