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张晓华 李敏

保定市建筑设计院设计一所 王文惠

自2002年中国与东盟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以来，许多学者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带来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由于其采用的方法和数据不同，其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

1 贸易效应的涵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源自J.Viner(1950)的关税同盟理论，并将其分为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其静态效应包括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贸易创造是指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所带来的贸易规模的扩大；贸易转移是指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取代了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从而造成贸易方向的转移。而其动态效应则主要体现在市场扩大效应(或规模经济效应)，促进成员国之间企业的竞争，促进吸引外资等正效应；及有可能带来的新垄断效应，阻碍技术进步，拉大成员国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等负效应。

随着区域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学者们丰富和拓展了贸易效应的内涵，将一体化区域内成员国的贸易及相关特征，如贸易结构、贸易相关指标、贸易条件等的变化及最终带来的成员国福利水平的变化，都纳入到其内涵范畴。本文中讨论的贸易效益，为此广义的内涵。

2 CAFTA贸易效应的文献综述

2.1 关于CAFTA贸易流量效应的相关研究

2.1.1 基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的相关研究

许多学者使用GTAP模型对由CAFTA带来的贸易影响进行分析。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是全球贸易分析计划的英文简称，由美国学者Thomas W.Hertel 领导研发的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CGE)。

东盟—中国经济合作专家小组(2001)在GTAP5.0版数据的(以1997年为基期)的基础上，应用CGE模型分析得出结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中国出口增长55.1%、GDP增长0.3%，使东盟的出口增长48.0%、GDP增长0.9%。Chirathivat(2002)运用CGE模型进行分析，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中国GDP增长0.36%、社会福利增长2986.2亿美元，将使东盟GDP增长0.38%、社会福利增长1787.1亿美元。

李荣林、宫占奎等(2007)在使用GTAP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影响。第一，CAFTA的建立将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的GDP增长，东盟国家的增长更为显著，其中新加坡受益最大；第二，CAFTA的建立将促进中国和东盟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中国的进出口将分别增长2.97%、1.92%；第三，CAFTA的建立将不同程度的改善东盟各国的贸易条件，其中新加坡贸易条件的改善尤为明显，相对而言，中国的贸易条件改善不明显。

赖明勇、李镜池(2007)基于Chingem模型(与澳大利亚Monash大学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开发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GTAP6.0数据，依据中国与东盟达成的“早期收获计划”模拟了农产品关税减免对中国经济和产业的短期影响。其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的关税减免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导致国内价格水平的下降；将致使中国的出口增长大于进口的增长，从而导致贸易顺差的增长。

2.1.2 基于引力模型的相关研究

陈汉林、涂艳(2007)在2000～2004年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贸易创造引力模型和贸易转移引力模型，对CAFTA对中国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结论为，贸易转移效应远大于贸易创造效应，且二者之间的差额将逐年增长。

陈雯(2009)以2002～2006年期间的贸易数据为依据，运用“单国模式”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CAFTA给中国和东盟的进出口贸易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CAFTA的建立将促进中国同东盟的进出口贸易，即带来贸易创造效应。从中国的角度来看，CAFTA对中国进口的推动作用大于其对中国出口的推动作用。

庄芮(2009)基于引力模型对CAFTA带来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CAFTA给中国带来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且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

李根生、岳伟(2010)基于引力模型与2000～2007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面板数据，对CAFTA给中国带来的贸易流量效应进行了分析，并与APEC加以对比。其结果显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对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APEC的影响效果不明显。

马莉、胡超(2011)运用引力模型考察了2009年CAFTA的贸易效应。其结果显示，2009年CAFTA的贸易创造效应十分显著，贸易转移效应不明显。

2.2 关于贸易结构效应的相关研究

2.2.1 着重于贸易结构变化的研究

赖明勇、李镜池(2007)的研究显示，CAFTA将促进制造业的发展，纺织部门尤为受益，羊毛部门受纺织业的拉动导致产出增长，但是对其他的农业部门影响不大，服务业所受影响甚微。

苏振东、周玮庆(2009)利用基于产品技术附加值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法，检验了2001～2005年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变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中低技术附加值和中等偏下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占主要比重，中等偏上和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所占比重较小；且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结构正在不断恶化。

周曙东、崔奇峰(2010)基于GTAP模型考察了CAFTA的建立对不同商品进出口的影响。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商品结构呈现出规律性变化，即从初级产品出口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转化。从总体产品结构的变化来看，中国对东盟进出口的大部分产品都表现为增长态势。首先，从农产品来看，水稻、小麦、糖、蔬菜水果类的出口分别增长19.31%、4.50%、4.40%、3.29%，存在较强的发展机遇；以玉米为主的粗粮的出口、油菜籽、肉类增长百分比低于2%；而原奶出口将下降2.47%。中国在蔬菜水果、糖料作物、糖类产品、肉类产品等方面进口将增长。其次，就工业品来看，中国的煤炭、石油、化工橡胶及塑料制品的出口将受到冲击，而运输设备、纺织品、石油煤炭制品及天然气等出口将增长。

2.2.2 着重于对贸易结构具体影响的研究

张娜、李立民(2008)基于1995～2005年的数据计算了18类商品采用HS编码的分类标准，武器类、杂项制品类、其他类以及艺术品类除外(的产业内贸易指数)Grubel-Lloyd指数，旨在分析中国和东盟产业内贸易的结构特征。其研究表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偏低，多属于产业间贸易；资本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而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的模式结构为以异质中间产品交换的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很小。

张彬、汪占熬(2011)运用内生化处理方法及倍差法分行业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结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其检验了19类商品(根据《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HS92的22类商品划分，排除了其第19、21、22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结构指数，结果显示其中14类贸易结构效应指数为负值，说明CAFTA的建立大体上降低了相互产业内贸易水平，促进了产业间贸易的兴盛，各成员国的福利增长主要通过自身要素禀赋优势深化国际分工获得。

2.3 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的相关研究

2.3.1 贸易互补性的相关研究

潘青友(2004)、候铁珊、宋岩(2005)分别测算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得出一致结论，中国出口与东盟进口的贸易互补性会逐渐减弱，而中国的进口与东盟的出口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在不断增强。

王娟、曾普胜(2008)从进出口贸易、贸易模式和出口贸易结构三个角度测算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互补性，认为中国与新加坡的互补性最高，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共存。

张复宏，张吉国(2009)通过产业内贸易指数，贸易竞争指数，出口相似性指数，测算了中国和东盟水果类产品的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认为中国和东盟的水果产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张军(2010)基于基尼系数分析了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不平衡性，进而分析了中国温带农产品与东盟的热带农产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的西南地区应依托地理优势，促进农产品的出口。

2.3.2 贸易竞争性的相关研究

史智宇(2003)通过计算出口相似度指数，表明中国与东盟的出口结构日益趋同，从而中国与东盟在出口上长期具有强竞争性。

潘青友(2004)测算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制造业的行业相对竞争指数，结果显示中国和东盟在制造品出口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同时中国农产品出口亦受到冲击。

赖明勇、王 羽等(2007)，运用中国—东盟历年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基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产品对东盟的出口竞争力进行了动态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将提高中国大部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但石化等部分产品的竞争力将下降。

耿晔强、马志敏(2010)运用出口渗透率、局域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相似性指数三个指标，对中国和东盟水产品在日本市场上的竞争力的进行比较，认为中国与东盟的水产品出口相似度指数较高。

3 相关研究的内容与方法述评

3.1 研究内容综述

关于CAFTA的贸易流量效应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效应分析、对相关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GDP及福利的影响，多数研究属于定量分析研究，主要基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和引力模型。

关于CFATA的贸易结果效应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注重考察贸易结构中不同种类商品进出口的变化，一般采用基于产品技术附加值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法和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二是注重考察CAFTA对成员国贸易结构的具体影响，以探究成员间的产业间贸易得到加强还是产业内贸易更为兴盛。

对于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的研究主要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指数、贸易竞争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贸易特化系数等测度指标，依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或协调制度分类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从进出口、从贸易模式、考虑第三方市场竞争三个角度验证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互补性。

3.2 研究方法多为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

对于CAFTA的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多运用相关指数或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而不管是巴拉萨模型、一般均衡模型还是引力模型，均有严格的假设前提，每个模型中都存在与现实不符的假设条件，影响了研究结果对经济现实的真实描述。因此研究方法多属于静态分析和事后检验，结论仅是在假设前提限制下的特定研究结论。

3.3 研究内容向动态效应分析拓展，研究范围向服务贸易延伸

最初关于CFATA贸易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流量的实证分析，而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进程，研究内容呈现出向贸易竞争、投资效应分析等动态研究领域拓展的倾向；且研究范围也不在局限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针对CAFTA范围内服务贸易的研究亦逐渐增多。

[1]赖明勇,李镜池.减免东盟农产品进口关税对中国宏观经济和产业影响的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J].当代财经,2007(04).

[2]赖明勇,王 羽,祝金树.中国产品对东盟出口竞争力的预测研究——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04).

[3]陈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引力模型“单国模式”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9(01).

[4]周曙东,崔奇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GTAP模型的模拟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0(03).

[5]张彬,汪占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1995-2008年HS92商品分类面板数据[J].世界经济研究,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