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黔生

（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贵州遵义563000）

近些年来，遵义会议及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日益受到党史界、理论界的关注，见仁见智，出现不少关于遵义会议研究的新观点和看法，这是促进遵义会议研究的有利条件。正是受到这些观点的启发，笔者拟结合近几年就遵义会议的学习研究，谈点个人的思考与认识，供参考。

一、关于遵义会议研究的几种角度

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同长征的出路，同红军的前途，同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非同寻常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是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国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就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资料看，遵义会议研究同其他历史研究一样，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大的方面（三种角度）。

1．微观研究角度

指具体史实考据方面的研究。史实考据主要是一种微观研究，是对具体史实本身，如事件真相、时间、地点、人物、遗址、遗物等的考证，关键是弄清和确认一些最基本的史实。它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根据，非常重要。在这方面，遵义会议研究已取得了很大成绩，此不赘述。

但由于遵义会议留下来的第一手材料极其有限，目前学界对遵义会议史实考证研究上，仍有几个存有疑义的问题：比如遵义会议召开的确切时间，以及遵义会议到底是只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是先开政治局预备会议，然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疑问是中央纵队1935年1月9日进入遵义城，在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上就决定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何以要等到1月15日才开会？据有关资料称，认为在此之前有一个政治局预备会议，但由于双方势均力敌，未形成压倒多数的统一意见，于是决定扩大参会人员范围，才有了扩大会议和后来的会议结果。此说推理成分大，目前缺乏有力证据的支撑，但在学者中有较大影响。另外还有张闻天接任秦邦宪之后的职务是党的“总书记”还是“总负责人”；苟坝会议组建新三人团是3月12日还是其他时间；遵义会议的主持人到底是秦邦宪还是周恩来等[1]。还有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遵义城的时间，有同志新近提出是1月6日凌晨，而不是原来说的7日凌晨。原因是攻城部队和师部电告军委的时间差异造成的[2]。这些问题一旦有新的史料或新的重大发现，必然会对遵义会议研究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但目前没有新的重大发现，所以这些问题和疑义本质上都不影响已有的对遵义会议基本史实的认定，更不影响对遵义会议内容、性质、作用和意义等的历史评价。

2．宏观研究角度

宏观研究是指在弄清基本史实基础上，研究者就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本身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作用、影响和具有的历史地位，以某种立场、观点为指导所做的论述和评价。它是以客观史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对所述史实的性质、特点、作用、影响、意义等作定性的结论。

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作用和意义等早有结论。最具权威的就是1945年4月2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第八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个文献，及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经中央政治局审读同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下册）对遵义会议所做的结论和评价。虽然三个文本的具体措辞有所不同，但评价大体一致，概括起来有三点：在危急关头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是一次关系到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生死攸关的转折；毛泽东同志进入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是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开始；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了自己的组织领导权及人选等重大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有学者对上述具体表述有不同意见，但仍属于同一性质和同一研究角度，具体观点这里不予列举。因为个人认为以上三点，今天并没有原则上的不同意见。

3、精神文化角度的研究

对历史事件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也属宏观历史研究，不同的是它是重在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史实所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涵的深刻揭示，是研究者对历史经验及其精神文化内涵所做的理论总结。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这是最近八、九年来遵义会议研究的新现象。

开始注重从精神文化层面研究遵义会议，其标志是2002年贵州省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2002年4月，贵州省第九次党代会的报告里，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钱运录同志号召全省党员干部要弘扬“遵义会议精神”，以作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勤奋敬业、建设和振兴贵州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里第一次见到“遵义会议精神”这一提法。

那么什么是“遵义会议精神”？这引起了遵义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遵义市党史理论界的同志们也认为，作为遵义的党史理论工作者，有义务有责任来探讨、回答这个问题。很快，2002年5月，遵义市委召开了第一次“遵义会议精神”研讨会，会后组建了遵义市委遵义会议精神课题组。2003年3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遵义市委在遵义举办“全国马克思主义与‘三个代表’学术研讨会”，遵义的同志在大会上介绍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情况，并提出了初步结果。引起来自全国各地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2004年2月和3月，遵义市委遵义会议精神课题组先后在《遵义日报》、《遵义党史党建》上发表了《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的五种精神》一文，把遵义会议精神归纳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这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此后，遵义学界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就没有间断。如《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精神》、《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的本质特征》、《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等文章，初步考察了“遵义会议精神”这一提法的由来，阐述了“遵义会议精神”这一概念的含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期间所起的关键作用；实事求是精神在遵义会议上的重要作用与表现；长征精神植根于遵义会议，有了遵义会议才有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独立自主解决了中共军事领导问题，是中共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等。2009年5月《从遵义会议看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一文提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分为酝酿准备、会议转折、延续完善三个阶段，它完整地体现了民主团结精神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会议期间所起的至关重要的制度保证的作用。所以遵义会议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由以遵义会议为核心和标志的系列会议组成，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遵义会议。2009年12月，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中共遵义市委在遵义召开“长征与遵义会议精神学术研讨会”，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到会并作了《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主题报告。会议围绕长征与遵义会议精神展开了热烈讨论，简要地说，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研讨逐步引起了国内更大范围的关注与热议。其中关于“遵义会议精神”也有不同看法：

是“遵义会议精神”还是“遵义精神”更科学？实事求是精神作为遵义会议精神是不是太一般了，没有特色？独立自主精神应不应该列为遵义会议精神？如何认识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也有学者对遵义会议精神的概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虽有不同看法，但总体上对遵义会议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理想信念、民主团结精神，是大致认可的。

第二，这几年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引导出了遵义会议研究的新情况、新成果。

应该看到，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是遵义会议研究的一个部分，是遵义会议研究的深化，两者研究角度不同，但目标、意义完全一致。几十年来，遵义会议考据型微观研究，对弄清遵义会议基本事实已做出了不少成绩；对遵义会议客观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的评价，早已有了定论，几乎和遵义会议的历史事实一样不可变更；而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视野来审视遵义会议，是对这一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的规律的探求，是对历史事件精神文化价值的深刻揭示和理论总结。事实上三种研究角度的作用和关系应该是：对史实的考据型微观研究，是展开进一步研究的依据和基础；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客观历史作用如何认识，是对其历史意义的评价；对历史事件所蕴涵的精神文化价值的研究与提炼，则主要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或规律性的探索，它的意义往往超越史实本身，对现实具有深刻的启示。这正是我们今天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所以遵义会议精神没有也不可能简单重复以往的研究和结论。恰恰相反，它深化和丰富了遵义会议的研究，打开了一扇观察遵义会议的新的视窗。

第三，遵义会议精神这一概念更具强烈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的重大影响和历史意义，已成为永恒，是不可更改的事实。70多年了，随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人们似乎不满足于只知道历史的结论，而想更多地了解历史过程和历史本身具有的精神文化的内涵。因为这些深刻的内涵超越了时空，更有比照现实的意义。比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理想信念、民主团结仍然是今天人们的不懈追求。这种精神文化的光辉超越了时空，也超越了遵义会议本身，不局限于会议的内容和作出的具体决议，而成为一种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的揭示和反映，成为一种对当时、现在和将来都具有重要指导和启迪作用的永恒的精神。历史将证明，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方向是对的，它是对党的历史深刻的文化反思，对今天社会经济发展和党的建设事业，有积极的启迪作用。

二、关于“遵义会议”的界定

其实这不是新话题，近年来随着对遵义会议学习研究的深入，这个认识越发清晰起来了。

早些年人们在谈到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时，特别是转兵进入贵州地界后，往往是各自强调所在地会议的重要性。如强调是黎平会议决定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所以没有黎平会议就没有遵义会议的召开。或强调党中央在扎西会议期间完成了博古交权这一重大史实，从组织形式上最终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地位，所以没有扎西会议，遵义会议决议就不能兑现。谈到苟坝会议，则强调毛泽东是苟坝会议进入三人小组后，才有了军事指挥的名分与实权，所以遵义会议虽然改变了军事指挥，但毛泽东获得军事指挥权，是在苟坝会议完成的，等等。当然，这些观点从逻辑关系上看也是对的。但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系列会议究竟应该是个什么关系？这就是早些时候人们关于应该如何界定遵义会议的源头。

2008年底笔者接受遵义市委组织部的一个任务：为省委组织部举办的组工干部培训班讲党史，内容就是遵义会议精神。听众既然是组工干部，民主集中制不是党的组织原则吗？于是考虑结合遵义会议精神中“民主团结”精神来准备。正是从这个角度深入研究遵义会议精神过程中，认识到正是在长征途中，党中央排除、摈弃了由李德专权的三人团的军事指挥后，一系列重要会议都是以党中央或中革军委的名义集体召开的，恢复了党在军事指挥上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才重新回到军事指挥岗位。这是一个运用民主战胜专制的过程，也是一个掌握真理的少数人到多数人的转变过程。它经历了酝酿准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会议转折（遵义会议）、延续完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三个阶段，完成了党的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只有把这一系列会议作为相互连贯的过程来看，才能完整准确地认识理解遵义会议的全部意义。反之，若仅仅是孤立静止地只看到遵义会议的三天时间发生的变化，有些问题是说不清楚的，也是片面的。鉴于遵义会议的特殊性，笔者认为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系列会议关系的表述应是：遵义会议是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以遵义会议为核心和伟大标志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动态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民主团结精神仅仅是遵义会议重要的精神文化内涵之一，绝不是它的全部。如何认识实事求是精神、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独立自主精神等在遵义会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容当另论。

三、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研究

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一开始就有不同看法。或认为，现在“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抗洪精神”、“雷锋精神”、“航天精神”、“老区精神”等等很多，什么事都要弄个“精神”出来，无此必要。何况贵州有了“贵州精神”，遵义曾经还有个“遵义精神”，现在又提出“遵义会议精神”，有这个必要吗？或认为，遵义会议就三天时间，遵义会议上所做的四点决议不就是遵义会议精神吗，还有什么“精神”？或认为，遵义会议提“实事求是”精神没有新意，因为“实事求是”精神现在到处都在提。或认为，遵义会议精神我们自己在那儿搞，好几年了，也没人关注，更没得到高层相关领导承认，就别再搞了等。总之，“遵义会议精神”提法不合适，研究“遵义会议精神”大可不必，等等。世界很大，人们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看法很正常。对此我想谈点自己的看法。

1．“遵义会议精神”中不能没有实事求是精神

简言之，判断历史上某种“精神”是否存在并有重要价值，其依据是史实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力与重要作用，而并不在于“精神”种类的多寡。

精神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虽不是物质形态，但它仍是一种客观存在，尤其可以通过人们的言行以及精神文化指导下的行为结果或既成事实，强烈地表现出来，使人们切实感受到精神文化对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像实事求是精神在遵义会议上大放光彩，从而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精神文化现象，是无论如何回避不了的。我们在惊叹它的气势磅礴、起死回生、绝无仅有之余，还会发现，虽然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起步晚，目前研究也不够。可一旦初展风姿，就显示出它独特的气质与不可替代的自身魅力，面对这样稀缺的宝贵历史文化资源，我们还有理由厌嫌其“多”而闲置不理，排斥于精神财富之外？真正能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的“精神”，惟恐其少，何患其多？何况，研究遵义会议精神起步晚，不等于遵义会议精神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产生的作用晚。今天认识到实事求是精神是遵义会议的实质性内容，正是在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共产党正是经历了挫折失败之后，在遵义会议期间深刻认识到了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从这时起，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占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正是从遵义会议开始。不错，实事求是精神今天到处提倡，但首次于危急关头铿锵挺立大放光辉，却正是在遵义会议之上。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离不开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精神是遵义会议最大的新意和特色，是遵义会议的本质特征之一。恐怕不能不提。

2．关于“遵义会议精神”和“遵义精神”

这是两个明显不相同的概念。它们之间当然有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或逻辑关系，若以遵义会议精神为主题，就只能是以“遵义会议精神”冠名而不是相反。简言之，因为两者逻辑关系是：“遵义会议精神”已包含了“遵义”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仅“遵义”一词，却绝难包含或代表这次“会议”，因为遵义会议主要不是属于遵义的。“遵义会议”是代表中国革命前途命运之希望的会议，其内涵与外延，远比一个只是地域符号的“遵义”大得多、重要得多了。打个比方，就是说，用“遵义精神”的框架，装不下以“遵义会议精神”为主题的内容，否则会“消化不良”。如果在“遵义会议精神”主题之外，以遵义地方历史文化为主题来研究“遵义精神”，遵义会议只是其中一个历史亮点，那就另当别论，无可厚非。

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研究的主题是遵义会议精神，不是遵义精神。两者的内容与主题是不相同的。

3．关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这也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笔者曾在《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一文里谈及。简言之，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选任政治局常委，本质上是标志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军事指挥思想，取代了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既不懂中国国情而又独断专制的错误思想和作风。虽然毛泽东当时并不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已进入领导核心，确立了领导地位，这是事实。从此周恩来、朱德等在军事指挥上都要征求并采纳毛的意见。当时军事就是最大的政治，遵义会议正是因为需要推选毛出来参与指挥军事斗争。由于毛泽东成为最关键的军事指挥者之一，毛泽东实事求是军事思想得到全党全军的认可，毛泽东事实上已处于思想领袖和实际指挥者的位置[3]。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密不可分的。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4．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不能半途而废

学术研究是一件没有多少人愿意做的苦差事，尤其需要一种清心寡欲、锲而不舍的精神。除非你不在这个岗位上，可以站得拢，走得开，这是你的自由。但若是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党史工作者，守土有责，需要对事业的忠诚，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不能轻易放弃，而并不在于为了谁的关注或承认。若换个角度讲，不能引起关注、不被认可正是因为自己研究得不够、工作不到位，这只能警醒我们不能泄气，只能加倍努力，拿出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遵义潜心学术研究的大有人在，遵义会议史实研究，就有遵义学术前辈甘于寂寞、不计名利、埋头钻研的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不浮躁、轻功利、重史实、求真理，为今人与后世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当年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的研究，也经历了几十年的较长时期。如井冈山精神在全国解放后不久就有人提出来了，然后井冈山精神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当初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就是为了要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研究者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研究被迫中断，文革结束后重新掀起学习研究热潮，同样也有不同的声音，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最终获得社会认可。同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相比，我们的工作还很不够。如果半途而废，将前功尽弃。

历届遵义市委领导从2002年决定开展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起，就一直非常支持、重视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已有研究成果就是在市委直接领导下取得的。原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2009年4月到遵义调研，提出要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的遵义会议精神，这是省委书记在公开场合首次正式提到由遵义市委课题组概括的遵义会议精神，是对这项工作的认可。新任省委书记栗战书、省长赵克志履新刚12天，深入贵州基层调研第一站就到了遵义，一踏上这块火热的土地，就大力提倡弘扬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和贵州精神，还对遵义会议精神提出了重要见解。省、市委领导对党史理论工作的肯定和支持，必将鼓励广大党史理论工作者在自己岗位上，做出新的成绩。

5．学术研讨要按学术规律办事

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现阶段成果来之不易，它凝聚了各级领导和党史理论界同仁的智慧。但它目前不是最后的定论，学界与坊间也还有不同看法与声音，说明深入展开研讨不透也不够，社会相关方面的关注与参与也不够。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在研讨中，只要言之有理，都是可以充分探讨的，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展开深入全面的研究和宣传，在全面掌握研究情况和综合不同意见的基础上，站在全局全面的高度，“高度把握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和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的统一”[4]，才有可能作出全面科学的归纳总结。科学的结论总是在充分深入的学术研讨之后，而绝不是在研讨展开之前。如果先定调子、划圈圈，研究不准超过圈圈范围，那还需要研究什么呢？有了正确的研究方向和目的，还需要有正确的方法与途径。否则，只会事倍功半。

研讨具有探索性、不确定性、非主流性，不足是难免的，一旦论证成立，这些成果就会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建设提供新鲜营养，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学术研讨需要实事求是、遵从规律的科学精神，尤其需要前瞻性，更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

[1]费侃如．遵义会议研究新动态[J]．遵义党史党建，2008，（2）．

[2]费侃如，王云丽．红军何时进占遵义城[J]．遵义通讯，2010，（5）．

[3]遵义会议纪念馆．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A]．遵义会议研究论文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4]习近平在2010年7月21日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0－07－22．